成功完成该项活动后，参与者应能够判断转移性分化型甲状腺癌(DTC)患者的预后；根据肿瘤特点和患者一般情况确定恰当的治疗方案；了解放射性碘治疗、酪氨酸激酶治疗和转移性DTC再分化治疗的基础知识。

目的:探讨转移性儿童及青少年分化型甲状腺癌（caDTC）基因与临床特征的关系。方法:横断面研究，纳入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就诊于北京协和医院存在淋巴结或远处转移性的caDTC患者，根据纳排标准共入组67例患者。比较不同基因组间临床病理特征及摄碘差异，并以12岁为界行亚组分析。结果:67例caDTC中，确诊年龄［ M（ Q1， Q3）］为13.2（9.7，16.9）岁，男23例，女44例。68.7%（46/67）的患者存在远处转移（M1期）。68.7%（46/67）检测出致病性或可能致病性基因突变，RET或NTRK融合（简称RET/NTRK）最多［43.3%（29/67）］，BRAF V600E突变次之［19.4%（13/67）］，仅1例为NRAS Q61R突变。将患者分为RET/NTRK融合组（ n=29）、BRAF突变组（ n=12）、其他突变组（ n=4）及无突变组（ n=21）（1例患者因合并NRAS Q61R突变和BRAF V600E突变未纳入基因突变亚型分组比较）。基因特征分组比较显示，相较于BRAF突变组，RET/NTRK融合组的中位确诊年龄较小［12.6（9.3，15.9）比17.2（15.5，18.1）岁， P<0.001］，突变负荷≥2的比例更高（10.4%比8.3%， P=0.02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46例M1期患者中，71.7%（33/46）初始摄碘，30.4%（14/46）发展为碘难治性（RAIR）。年龄分组比较中，相较≥12岁组，<12岁组男性比例更高（51.9%比22.5%， P=0.013）和BRAF V600E突变发生率更低（0比32.5%， P<0.001）。 结论:RET/NTRK在转移性caDTC中发生率最高，并呈现低龄化和高远处转移率的特征，尽管转移性病灶多数初始摄碘，但易发生RAIR。应重视RET/NTRK融合在低龄caDTC侵袭性及碘抵抗发生中的潜在作用。

本文报道1例病理证实为侧颈淋巴结转移而甲状腺无恶性病变的隐匿性甲状腺乳头状癌病例。患者25岁女性，因发现右侧颈部肿物1年，2周前肿物细针穿刺活检见乳头状结构入院，初步诊断为颈部淋巴结转移癌，进一步影像学检查未发现甲状腺恶性征象，全身未查见原发灶，于全身麻醉下行颈部右侧淋巴结取检术，病理回报为淋巴结转移性甲状腺乳头状癌，遂行甲状腺癌根治术。术后病理报告为甲状腺双叶结节性甲状腺肿伴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最终诊断为隐匿性甲状腺乳头状癌，随访观察7个月无复发。

尽管分化型甲状腺癌(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 DTC)保留了部分滤泡细胞的特征，使得放射性碘(radioactive iodine, RAI)成为术后一线治疗手段，但高达2/3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DTC在初始或治疗中逐渐呈现RAI难治性(RAI－refractory, RAIR)状态。RAIR－DTC治疗手段相对有限，患者的10年生存率仅10%，是甲状腺癌死亡病因最主要占比人群 [1]。相对明确的RAIR－DTC概念于2012年被提出，从病灶的核医学分子影像学特征可以将RAIR分成4种情形：(1)病灶在清除残留甲状腺组织(简称清甲)成功后，首次RAI治疗即不摄碘；(2)起初摄碘，逐渐不摄碘；(3)部分病灶摄碘，部分病灶不摄碘；(4)病灶虽然摄碘但仍呈现临床进展 [2]。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DTC病灶的失分化倾向，但4种情形背后的分子生物学背景及机制可能各不相同，因此有必要对RAIR－DTC患者进行个体化诊断治疗。2015年美国甲状腺学会(American Thyroid Association, ATA)指南沿用了RAIR－DTC最初的界定，针对这类患者不推荐后续 131I治疗，并建议在促甲状腺激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TSH)抑制治疗下主动监测随访。针对随访中出现进展或伴有局部症状的RAIR－DTC患者，探索新的治疗手段以阻止病情进展、改善生存是目前临床诊疗管理的重中之重。

甲状腺癌作为内分泌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其基础和临床研究备受关注。基础研究领域对甲状腺癌发病的分子机制探索不断深化，基因层面的研究发现，BRAF及RET等基因突变在甲状腺癌的发生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且不同的突变类型与肿瘤的侵袭性和预后密切相关。对肿瘤微环境的研究揭示了免疫细胞、细胞因子等与癌细胞的相互作用，为免疫治疗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临床研究方面，液体活检及人工智能算法结合蛋白质组学特征等诊断技术的应用提高了早期诊断的准确性。手术是甲状腺癌的最主要治疗手段，但手术方式仍在不断优化，应尽可能在治疗甲状腺疾病的同时尽可能保障甲状腺周围组织器官及甲状腺本身功能完整；药物治疗方面，靶向药物的出现为晚期或转移性甲状腺癌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但药物的耐药性问题仍是挑战。

甲状腺癌很少转移至心脏。本文报道1例46岁女性甲状腺低分化癌转移至肺及心脏的病例，总结患者临床表现、影像资料及病理学特征，探讨其临床病理特点、诊断、鉴别诊断、治疗及预后。

局部晚期或转移性甲状腺癌是甲状腺癌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近年来不断涌现的靶向药物为晚期甲状腺癌的治疗提供了更多治疗选择，显示出良好的治疗效果，也是提高患者生存时间及质量的重要手段。目前被批准用于晚期甲状腺癌的靶向药物不断增多，同时不断涌现新的靶向药物临床试验数据已有积极的临床疗效，对靶向药物的规范性应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下，由中国抗癌协会甲状腺癌专业委员会、中国抗癌协会头颈肿瘤专业委员会以及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甲状腺肿瘤专业委员会在结合国内外临床研究数据、国内专家的实践经验基础上，推出中国版晚期甲状腺癌靶向药物应用专家共识，旨在普及并规范靶向药物在晚期甲状腺癌中的应用，提高广大临床医师对晚期甲状腺癌靶向药物治疗的认识与管理，为我国晚期甲状腺癌患者提供有效的临床获益。

分化型甲状腺癌（DTC）已成为最常见的头颈部肿瘤，大多数DTC患者经治疗后预后良好，但仍有部分转移性及失分化患者缺乏有效的诊断及治疗手段。放射性核素标记的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PSMA）药物已被应用于前列腺癌患者的显像和治疗中，而其在DTC中应用的研究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笔者对DTC靶向PSMA显像及治疗的应用现状及前景进行综述，并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目的:探讨安罗替尼治疗远处转移性放射性碘难治性分化型甲状腺癌(RAIR－DTC)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0月至2023年2月间就诊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的远处转移性RAIR－DTC患者17例(男6例、女11例，年龄57.0(45.5，63.0)岁，其中安罗替尼一线治疗组13例，安罗替尼二线治疗组4例。分析安罗替尼治疗期间血清甲状腺球蛋白(Tg)及末次随访靶病灶最大径变化情况、影像学疗效、治疗相关不良反应；比较安罗替尼一线和二线治疗组血清学及影像学疗效。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分析组间差异。结果:17例患者接受安罗替尼治疗后随访时间为17.3(9.5，21.4)个月，客观缓解率(ORR)、疾病控制率(DCR)分别为7/17、16/17。安罗替尼一线与二线治疗组间ORR(6/13和1/4; P＝0.603)、DCR(13/13和3/4； P＝0.23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7例患者治疗后3、6周及末次随访血清Tg变化率分别为－30.2%(－61.2%，－15.5%)、－64.8%(－90.6%，－32.3%)、－85.8%(－96.1%，－50.7%)；末次随访靶病灶最大径变化率为－20.0%(－45.0%，－5.2%)。治疗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4/17，2例(2/17)患者发生3级及以上不良反应。 结论:安罗替尼在远处转移性RAIR－DTC一线治疗中具有明显的有效性及良好的安全性，有望在索拉非尼治疗失败后发挥重要的补救作用。

分化型甲状腺癌(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 DTC)的治疗经过十几年的实践，临床上以手术切除+ 131I治疗+促甲状腺激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TSH)抑制治疗的方案，取得了显著的疗效。随着临床实践的不断深入，治疗方案也不断更新和完善 [1,2,3,4,5,6]。但对于部分进展性、转移性DTC，肿瘤细胞会逐渐失分化，丧失摄碘功能，最终发展为碘难治性DTC(radioactive iodine－refractory DTC, RAIR－DTC)，这类患者的治疗正在被临床关注。近年来，靶向药物的临床研究和应用为这类患者提供了重要的辅助手段之一，其在DTC的治疗中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5,7]。为进一步规范靶向药物在临床上的应用，本期3篇国内近期研究成果 [8,9,10]和1篇与靶向药物治疗新进展有关的综述性文章 [11]，从不同侧面展示了靶向药物治疗DTC的现状和对其未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