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目标导向护理模式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含顺铂化疗方案所致恶心呕吐发生率及疲乏的影响。方法:选取2018年3月至2021年11月期间宁德市闽东医院肿瘤内科收治的102例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用随机数字表随机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51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基于对照组的干预基础上加予目标导向护理干预。记录两组干预后的恶心、呕吐发生情况，比较两组干预前后的癌因性疲乏程度〔Piper疲乏量表(PFS)〕、希望水平〔Herth希望量表(HHI)〕以及生活质量〔健康状况调查问卷(SF-36)〕变化。结果:干预后，观察组的恶心、呕吐的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均 P<0.05)；干预3个月后，两组PFS量表关于行为疲乏、情感疲乏、感觉疲乏、认知疲乏共4个维度评分和总分均显著低于干预前(均 P<0.05)，两组HHI量表中关于面对现实与未来的积极态度、采取积极行动及与他人保持亲密关系共3个维度评分均显著高于干预前(均 P<0.05)，两组SF-36量表中关于生理功能、情感职能、社会功能、躯体疼痛、活力、精神健康共6个维度评分及总分均显著高于干预前(均 P<0.05)，其中观察组的变化幅度显著大于对照组( P<0.05)。 结论:目标导向护理模式应用于肺癌干预中，能明显降低因含铂类药物化疗所致恶心呕吐发生率，改善患者化疗期间的癌因性疲乏感，并有效提高其希望水平，促进其生活质量提高。

目的:探讨早期三阴性乳腺癌(TNBC)含铂方案辅助化疗与DNA损伤修复(DDR)缺陷的相关性。方法:采用二代测序(NGS)方法对2009年6月至2015月10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早期TNBC术后标本进行基因检测，分析DDR基因突变与含铂方案辅助化疗疗效的相关性。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和Log rank检验，影响因素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结果:149例患者成功获得NGS检测结果(其中TCb组74例，EC-T组75例)，全组患者中DDR基因突变率达97.3%(145/149)，中位基因突变数为4个。DDR基因突变与DDR基因野生型患者的5年无病生存(DFS)率分别为85.4%和75.0%( P＝0.825)。同源重组修复(HRR)通路突变人群中，TCb组与EC-T组患者的5年DFS率分别为84.6%和84.9%( P＝0.554)；TCb组中HRR通路存在基因突变与无突变患者的5年DFS率分别为84.9%和85.0%( P＝0.751)。存在突变的DDR通路数量以及DDR基因突变数与预后无关(均 P>0.05)。TCb组PIK3CA突变患者较野生型患者预后更差(5年DFS率分别为71.4%和88.1%， P＝0.037)，EC-T组中KMT2D突变较野生型患者的预后更差(5年DFS率分别为76.9%和86.8%， P＝0.039)。 结论:DDR基因突变在TNBC中普遍存在，DDR突变是否能成为指导铂类药物治疗的有效生物标志物尚需更多临床研究加以论证。

化疗耐药是卵巢上皮性癌（卵巢癌）治疗中尚未解决的主要障碍，卵巢癌化疗耐药患者迫切需要探索新的药物或治疗策略。DNA甲基化是最早发现并且研究最多的表观遗传学修饰，越来越多的临床试验显示，去甲基化药物可以恢复卵巢癌化疗耐药患者对铂类药物的敏感性，改善预后。本文就预测卵巢癌化疗敏感性的甲基化标志物、DNA甲基化和去甲基化药物调控卵巢癌化疗耐药的可能机制、去甲基化药物治疗卵巢癌化疗耐药的临床研究等进行综述。

目的:评估吉西他滨联合奈达铂(GN方案)治疗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阴性晚期乳腺癌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选择既往接受过蒽环类和(或)紫杉类药物辅助或新辅助治疗的HER-2阴性复发转移性乳腺癌患者45例，2014年1月至2019年2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接受GN方案治疗。根据实体瘤的疗效评价标准(RECIST)1.1进行疗效评价，根据通用不良事件评价标准(CTCAE)进行不良反应的评估和监测。随访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时间(PFS)和总生存时间(OS)，分析预后影响因素。结果:45例患者接受中位4个周期的治疗，其中1例完全缓解，21例部分缓解，客观缓解率为48.9%(95% CI: 33.7%～64.1%)。10例(22.2%)患者出现3～4级白细胞减少，13例(28.9%)出现3～4级中性粒细胞减少，8例(17.8%)出现3～4级血小板减少。3～4级非血液学不良反应主要为恶心呕吐，发生率为4.4%(2/45)。45例患者中，34例死亡，中位PFS为5.1个月(95% CI: 3.9～6.1个月)，中位OS为17.6个月(95% CI: 13.1～20.9个月)。 结论:对于既往接受过蒽环类和(或)紫杉类药物治疗的HER-2阴性复发转移性晚期乳腺癌患者，GN方案是一种有效且耐受性较好的化疗方案。

近年来门静脉高压的病因发生了许多变化。除了需关注病毒性、酒精性肝病，肥胖、高脂与糖尿病人群外，各种药物尤其是铂类药物化疗后、骨髓增殖性疾病、自身免疫性肝病患者等都需要列入高危筛查人群。病因的改变带来复杂的病理生理学状态，我们需要通过全面评估，了解既往病史，完善门脉血管CT、肝脏弹性成像、胃镜等检查，明确病因，为患者选择个体化治疗方案。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内镜治疗疗效，结合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多组学等新理念，获得更准确的门静脉压力与临床特征预测，细化风险分层，为临床的诊疗做出更精准的个体化决策。

DNA损伤修复(DDR)基因突变在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mCRPC)患者中的发生率可达8%~16%，DDR基因突变与不良预后明显相关。DDR基因突变，尤其是BRCA1/2突变患者，对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抑制剂(PARRi)及铂类治疗有较高敏感性。

目的:评估真实世界中新辅助化疗联合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抗体治疗对局部晚期可切除、边界或潜在可切除食管鳞状细胞癌(简称鳞癌)的有效率和安全性。方法:2020年4月至2021年3月在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行化疗联合PD-1抗体新辅助治疗的局部晚期可切除、边界或潜在可切除食管鳞癌患者28例，根据美国癌症联合会第8版临床TNM分期标准，Ⅱ期、Ⅲ期、ⅣA期、ⅣB期和分期不明者分别有1、15、10、1和1例。治疗方案为紫杉类药物与铂类药物或氟尿嘧啶的双药化疗联合PD-1抗体治疗。2个周期后对患者进行疗效评估，并对适合手术者行手术治疗。结果:28例患者中，分别有1、21、5和1例患者完成了1、2、3、4个周期化疗联合PD-1抗体治疗。客观缓解率为71.4%(20/28)，疾病控制率为100%(28/28)。3级以上不良反应发生率为21.4%(6/28)，其中中性粒细胞减少3例，白细胞减少1例，血小板减少1例，免疫性肝炎1例。无治疗相关死亡。23例患者完成了手术治疗，R0切除率为87.0%(20/23)，其中13例患者术后病理分期降至Ⅰ期，病理完全缓解率为17.3%(4/23)，原发灶病理完全缓解率为21.7%(5/23)。4例在完成新辅助治疗后行根治性放化疗，1例达到部分缓解后拒绝后续治疗。结论:对于局部晚期可切除、边界或潜在可切除食管鳞癌患者，新辅助化疗联合PD-1抗体治疗有效率高，安全性良好，是一种有潜力的治疗方式。

目的:探讨在乳腺癌细胞中高表达的N-乙酰转移酶10(NAT10)引起对铂类抗肿瘤药的耐药效应，并揭示其潜在机制。方法:实验分为野生型组(MCF-7野生型细胞未经任何处理)、NAT10过表达组(h-NAT10质粒转染至MCF-7细胞)和NAT10敲低组(sh-NAT10质粒转染至MCF-7细胞)。采用Transwell实验检测各组细胞的侵袭能力，采用免疫共沉淀实验检测NAT10与多聚ADP核糖转移酶1(PARP1)的相互作用，并检测过表达或敲低NAT10的表达对PARP1乙酰化水平和半衰期的影响，通过免疫组化染色和免疫沉淀实验检测乙酰化的PARP1招募相关DNA损伤修复相关蛋白的情况，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情况。结果:Transwell实验显示，NAT10过表达组细胞侵袭数为(483.00±46.90)个，NAT10敲低组细胞侵袭数为(469.00±40.50)个，与MCF-7野生型细胞[(445.00±35.50)个]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在10 μmol/L奥沙利铂作用下，NAT10过表达组细胞侵袭数为(502.00±45.60)个，NAT10敲低组细胞侵袭数为(105.00±20.50)个，与野生型细胞[(219.00±31.50)个]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在10 μmol/L奥沙利铂作用下，与野生型细胞比较，NAT10过表达可以增强PARP1与NAT10的结合，而使用NAT10抑制剂Remodelin则抑制了二者的相互结合。高表达NAT10诱导PARP1乙酰化后，PARP1与X射线修复交叉互补蛋白1(XRCC1)的结合增加，敲低NAT10的表达后，降低了PARP1和XRCC1的结合。高表达NAT10增强了PARP1与DNA连接酶3(LIG3)的结合，而敲低NAT10的表达则会降低PARP1与LIG3的结合。在10 μmol/L奥沙利铂处理后的细胞中，NAT10过表达细胞中γH2AX表达水平为0.38±0.02, NAT10敲低细胞中γH2AX表达水平为1.36±0.15，与野生型细胞(1.00±0.00)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在10 μmol/L奥沙利铂处理后的细胞中，NAT10过表达组细胞凋亡率为(6.54±0.68)%，NAT10敲低组细胞凋亡率为(12.98±2.54)%，与野生型细胞[(9.67±0.37)%]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NAT10高表达增强了NAT10与PARP1的结合，并促进PARP1的乙酰化，进而延长了PARP1的半衰期，从而增强PARP1招募DNA损伤修复相关蛋白到损伤位点，促进DNA损伤修复，最终使乳腺癌细胞存活。

目的:探讨奥拉帕利与含铂类药物方案治疗的对铂类药物敏感的BRCA突变卵巢癌复发患者肿瘤特异性生长因子、细胞免疫功能及疗效的差异。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回顾性选取2017年9月至2020年3月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100例对铂类药物敏感的BRCA突变卵巢癌复发患者，分析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治疗方案分为奥拉帕利组（以奥拉帕利片治疗）和含铂方案组（紫杉类药物+铂类药物治疗6个周期后服用奥拉帕利片维持治疗），各50例。比较两组临床疗效及治疗前、治疗2、4、6个周期后肿瘤特异性生长因子[糖类抗原（CA）125、CA199、人附睾蛋白4（HE4）]水平、细胞免疫功能相关指标[T细胞亚群（CD3 +细胞、CD4 +细胞比例）、CD4 +细胞与CD8 +细胞比值（CD4 +/CD8 +）]、生命质量评分及安全性。获得随访3年的数据，采用Kaplan-Meier法分析两组患者无进展生存（PFS）情况，组间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 结果:奥拉帕利组和含铂方案组患者年龄分别为（53±7）岁、（56±7）岁。两组间年龄、体质量指数及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体能状态评分、原发肿瘤位置、病灶大小、病理分期、病理类型、胚系BRCA突变、既往化疗反应患者构成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治疗结束后，奥拉帕利组客观缓解率（ORR）[58.0%（29/50）比38.0%（19/50）]、疾病控制率（DCR）[80.0%（40/50）比56.0%（28/50）]均高于含铂方案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治疗前、治疗2、4、6个周期血清CA125、CA199及HE4水平均逐渐降低（均 P<0.05），且治疗2、4、6个周期后奥拉帕利组这3个指标水平均低于含铂方案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奥拉帕利组治疗前、治疗2、4、6个周期CD3 +细胞比例、CD4 +细胞比例及CD4 +/CD8 +均逐渐升高（均 P<0.05），而含铂方案组均逐渐降低（均 P<0.05）；治疗2、4、6个周期后奥拉帕利组这3个指标均高于含铂方案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治疗前、治疗2、4、6个周期后生命质量评分均逐渐升高（均 P<0.05），且治疗2、4、6个周期后奥拉帕利组生命质量评分均高于含铂方案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奥拉帕利组各级恶心、疲劳和乏力、呕吐、贫血、腹泻发生率均低于含铂方案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随访3年，奥拉帕利组与含铂方案组PF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奥拉帕利治疗对铂类药物敏感的BRCA突变卵巢癌复发患者效果优于含铂方案，且其提高患者T细胞水平、抑制肿瘤特异性生长因子表达效果更强，提高生命质量，对提高治疗安全性具有积极作用。

目的:探讨子宫内膜浆液性上皮内癌（SEIC）的临床特点及诊治要点。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22年2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收治的术后病理诊断为SEIC的6例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及随访结果。结果:6例SEIC患者的中位年龄为61.5岁（范围：55~73岁），均因绝经后阴道流血初次就诊。6例患者术前均行子宫内膜活检病理检查，其中4例行宫腔镜手术、2例行分段诊刮术，均提示SEIC，其中3例合并子宫内膜息肉。6例患者均行子宫内膜癌分期手术，手术范围包括筋膜外子宫全切除+双侧附件切除+盆腔淋巴结切除+腹主动脉旁淋巴结切除+大网膜切除+肉眼可见病灶剔除术，其中1例术中见右侧卵巢表面、右侧髂窝表面腹膜、子宫直肠陷凹表面腹膜及直肠表面均有转移灶。术后病理检查：6例患者中，4例仅见SEIC，其中3例病灶存在于息肉内（包括1例出现子宫外转移）；2例为子宫内膜浆液性癌合并SEIC，且均存在子宫内膜息肉背景，其中1例出现子宫外转移。免疫组化法检测：6例患者p53均呈不同程度的阳性表达，其中3例呈强阳性表达。术后3例患者辅助铂类药物+紫杉醇方案化疗4~6个疗程。6例患者均随访，中位随访时间44个月（范围：13~94个月），其中1例患者于术后9个月出现复发，复发后持续中药治疗，目前带瘤生存；其余5例随访期内定期复查均无复发征象。结论:SEIC临床多表现为绝经后阴道流血，诊断依赖于手术病理检查，治疗方案推荐全面分期手术+术后辅助化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