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食管癌根治术后病原菌分布情况及发生肺部感染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2021年1月至2022年12月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收治的555例行食管癌根治术患者的临床资料；男344例，女211例；年龄为（64±8）岁。观察指标：（1）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及病原菌分布情况。（2）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影响因素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单因素分析根据资料类型采用对应的统计学检验方法。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逐步回归模型前进法。 结果:（1）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及病原菌分布情况。555例患者中，91例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发生率为16.40%（91/555）。91例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患者中，共分离培养细菌59株，其中革兰氏阴性菌53株，革兰氏阳性菌 3株，真菌3株，包括多重耐药菌20株。53株革兰氏阴性菌中，鲍曼不动杆菌18株（12株多重耐药），肺炎克雷伯菌18株（3株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6株（2株多重耐药），大肠埃希菌、阴沟肠杆菌、流感嗜血杆菌各2株（2株大肠埃希菌和1株阴沟肠杆菌多重耐药），粘质沙雷菌、克氏柠檬酸杆菌、纹状棒杆菌、奇异变形菌、产酸克雷伯菌各1株。3株革兰氏阳性菌中，金黄色葡萄球菌2株，肺炎链球菌1株。3株真菌均为白色假丝酵母菌。18株鲍曼不动杆菌中，对亚胺培南、头孢曲松、头孢他啶、头孢哌酮或舒巴坦、环丙沙星、阿米卡星、左氧氟沙星的耐药情况分别为12、12、11、9、8、6、5株；18株肺炎克雷伯菌的上述指标分别为0、1、1、1、2、0、2株。（2）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影响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肿瘤病理学分期为Ⅱ期和Ⅲ期、术前住院时间≥6 d、手术时间≥240 min、手术方式为开胸手术、围手术期抗菌药物使用种类≥3种、术后抗菌药物使用时间≥5 d是患者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 结论:食管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病原菌主要为鲍曼不动杆菌和肺炎克雷伯菌。肿瘤病理学分期为Ⅱ期和Ⅲ期、术前住院时间≥6 d、手术时间≥240 min、手术方式为开胸手术、围手术期抗菌药物使用种类≥3种、术后抗菌药物使用时间≥5 d是患者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严重创伤患者可并发呼吸功能衰竭甚至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病死率高，救治难度大 [1]。肥胖尤其重度肥胖，是创伤后ARDS的危险因素之一，会延长患者的机械通气时间、重症监护时间、总住院时间，肥胖患者并发创伤后ARDS给临床救治带来了更大挑战 [2]。静脉-静脉体外膜肺氧合（venous–venous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VV-ECMO）能够暂时性替代肺脏功能，新近的研究表明，其治疗创伤后ARDS是安全可行的 [1]。感染是ECMO应用期间常见的并发症 [3]，其中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是最多发的感染，多数由革兰氏阴性耐药菌导致，包括肠杆菌科、铜绿假单胞菌和鲍曼不动杆菌 [4]。有研究提示ECMO期间耐药菌感染发生和患者预后直接关连 [4]。因此，病原体早期识别，准确的覆盖耐药菌是抗感染治疗中的挑战之一。近年来，宏基因组新一代测序技术（metagenomics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mNGS）在急危重症和疑难感染诊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已逐步用于疑难、少见感染的诊断，但其耐药基因检测优化临床抗生素使用的报道甚少 [5,6]。现将本院收治的一名重度肥胖严重创伤并发ARDS患者，在ECMO联合mNGS优化耐药菌抗感染方案下获得成功救治的病例（伦理审批号：YJ2023015，已获得患方知情同意。）进行总结及分析，现报道如下。

目的:探讨肺移植术后肺部感染的病原学特点及供肺来源的微生物与移植预后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完成肺移植手术的88例受者的临床资料及肺部感染病原学资料，对气道内病原微生物的种类、检出比例和耐药性变迁进行分析。根据是否检出耐药菌，将受者分为耐药菌阳性组(71例)和耐药菌阴性组(17例)，对比分析术后3年存活率，并用Log-rank法进行统计学分析。前瞻性分析2020年4月11日至2020年9月5日完成的14例肺移植供肺气道菌群和受者预后，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Pearson卡方检验，对供肺和受者的气道菌群多样性、受者术后1年间的血常规和生化指标及肺功能指标等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回顾性分析的88例肺移植受者，5年间共检出992株菌，包括细菌796株，其中革兰氏阴性菌占88.4%(704/796)；真菌196株。2019年革兰氏阳性球菌、肺炎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嗜麦芽窄食单胞菌和念珠菌属的检出比例均高于2015年(8.2%比5.3%，13.6%比13.2%，33.2%比17.5%，6.5%比5.3%，26.6%比20.2%)。革兰氏阴性菌对亚胺培南耐药情况分析结果显示，肺炎克雷伯菌在2019年耐药率最高，为68.18%，同年鲍曼不动杆菌的耐药率为98.44%。耐药菌阳性组与耐药菌阴性组术后3年存活率分别为46.3%和35.3%，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410)。前瞻性分析的14例肺移植受者的供肺气道分泌物经二代测序均检出细菌。其中5例受者在移植后1个月内在气道分泌物中检测出与供肺相同的细菌，随访1年，死亡2例；余9例未检出与供肺相同的细菌，随访1年，死亡2例。Pearson卡方检验显示，气道菌群多样性Shannon指数与肺移植后1年的预后情况无明显相关。 结论:移植术后肺部感染的病原体仍然是革兰氏阴性菌占主导，并且耐药比例始终居于高位，供肺病原微生物对肺移植受者的短期预后无明显影响。

目的:监测2018年中国院内革兰阴性杆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敏感性。方法:前瞻性收集2018年1至12月全国13家教学医院革兰阴性杆菌。采用琼脂稀释法及微量肉汤稀释法测定美罗培南等抗菌药物的最低抑菌浓度（MICs）。采用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CLSI）2019年M100S（第29版）标准进行药敏结果判断。数据分析采用WHONET-5.6软件。结果:共收集1 214株非重复革兰阴性杆菌，血和无菌体液标本来源占96.7%（1 174/1 214）。主要抗菌药物对871株肠杆菌科细菌的敏感率依次为阿米卡星（93.2%，812/871）、美罗培南（92.0%，801/871）、厄他培南（88.9%，774/871）、亚胺培南（88.4%，770/871）、哌拉西林/他唑巴坦（84.0%，732/871）、头孢哌酮/舒巴坦（83.1%，724/871）、头孢吡肟（71.4%，622/871）、米诺环素（68.9%，600/871）、头孢他啶（66.9%，583/871）及左氧氟沙星（54.4%，474/871）。大肠埃希菌对三代头孢菌素的耐药率分别为61.5%（155/252）（头孢曲松）和60.7%（153/252）（头孢噻肟）。肺炎克雷伯菌对三代头孢菌素的耐药率分别为56.3%（125/222）（头孢曲松）和57.7%（128/222）（头孢噻肟）。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s）检测阳性率分别为50.4%（127/252）和18.0%（40/222），且全部ESBLs阳性菌株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的敏感率均>95%。碳青霉烯耐药的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的发生率分别为2.8%（7/252）和20.3%（45/222）。对阴沟肠杆菌、产气克雷伯菌和弗劳地柠檬酸杆菌，抗菌活性最高的药物依次为替加环素（96.3%~100%）、阿米卡星（94.9%~97.1%）、美罗培南（89.8%~96.6%）及亚胺培南（89.8%~94.9%）。奇异变形杆菌、摩根摩根菌和黏质沙雷菌对美罗培南、阿米卡星的敏感率均大于90%。对67株碳青霉烯耐药的肠杆菌科细菌（CRE）进行改良碳青霉烯灭活试验（mCIM）显示，45株为丝氨酸型碳青霉烯酶，20株为金属酶。铜绿假单胞菌对美罗培南和亚胺培南的敏感率分别为73.2%（112/153）和66.0%（101/153）。鲍曼不动杆菌对黏菌素的敏感率最高（100%，163/163），其次是替加环素（87.1%，142/163）。血标本与其他感染来源的标本相比较，肺炎克雷伯菌[17.6%（27/153）比21.7%（15/69）]和鲍曼不动杆菌[68.3%（71/104）比71.2%（42/59）]碳青霉烯耐药比例低，而大肠埃希菌[2.5%（4/198）比0%（0/54）]和铜绿假单胞菌[37.0%（33/89）比18.8%（12/64）]碳青霉烯耐药比例高。结论:碳青霉烯类对肠杆菌科细菌仍保持较高的抗菌活性，尤其是仅产ESBLs的菌株。碳青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应引起足够重视。产碳青霉烯酶是当前我国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科细菌最重要的耐药机制。

目的:通过研究血液感染的病原菌分布及对其耐药性监测，准确掌握我国细菌耐药状况。方法:收集全国血流感染细菌耐药监测联盟(BRICS)成员单位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所有按操作规程分离自血培养的感染病原菌，按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研究所(CLSI)推荐的琼脂稀释法或肉汤稀释法进行抗菌药物药敏性测定。采用WHONET 5.6进行统计分析。结果: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共收集33家成员单位8 154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阳性菌为2 325株(28.5%)，革兰阴性菌5 829株(71.5%)。最常见的前10位病原菌为大肠埃希菌2 831株(34.7%)、肺炎克雷伯菌1 289株(15.8%)、金黄色葡萄球菌922株(11.3%)、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605株(7.4%)、鲍曼不动杆菌372株(4.6%)、铜绿假单胞菌315株(3.9%)、屎肠球菌312株(3.8%)、链球菌属237株(2.9%)、阴沟肠杆菌220株(2.7%)和粪肠球菌205株(2.5%)。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和耐甲氧西林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MRCNS)检出率分别为34.2%(315/922)和77.7%(470/605)，未检测到对万古霉素耐药的葡萄球菌。屎肠球菌对万古霉素的耐药率为0.6%(2/312)，未检测到耐万古霉素的粪肠球菌。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s)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变形杆菌属分别为55.7%(1 576/2 831)、29.9%(386/1 289)、38.5%(15/39)；耐碳青霉烯类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分别为1.2%(33/2 831)、17.5%(226/1 289)。鲍曼不动杆菌对多黏菌素B和替加环素的耐药率分别为14.8%(55/372)和5.9%(22/372)；铜绿假单胞菌对多黏菌素B和碳青霉烯类的耐药率分别为1.3%(4/315)和18.7%(59/315)。结论:我国血流感染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大肠埃希菌为最常见的病原菌；MRSA的检出率较国内同期其他监测低；耐碳青霉烯大肠埃希菌处于较低水平，耐碳青霉烯肺炎克雷伯菌呈上升趋势。

目的:探讨结直肠癌腹腔镜术后感染患者的病原菌特征情况，分析感染对患者辅助性T细胞(T helper，Th)1、Th2类炎症因子、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1，MCP-1)以及可溶性髓样细胞触发受体-1(soluble triggering receptor expresses on myeloid cells ，sTREM-1)表达的影响。方法:纳入2017年9月至2020年9月期间沐阳县中医院收治的126例行腹腔镜手术治疗的结直肠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术后患者是否感染分为感染组(49例)和非感染组(77例)。观察感染患者病原菌分布特征情况，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dsorption test ，ELISA)检测并分析两组患者Th1、Th2类炎性因子及MCP-1和sTREM-1表达水平。结果:126例结直肠癌腹腔镜手术患者中有49例患者出现术后感染。其中浅部切口感染38例，占77.55%；其次为深部切口感染10例，占20.41%；器官感染1例，占比最低为2.04%。术后感染患者共分离出63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阳性菌12株，包括表皮葡萄球菌(7.94%)、金黄色葡萄球菌(4.76%)、屎肠球菌(3.17%)以及粪肠杆菌(3.17%)，共占19.05%；革兰阴性菌51株，包括大肠埃希菌(53.97%)、铜绿假单胞菌(11.76%)、肺炎克雷伯菌(7.84%)、产气肠杆菌(5.88%)、奇异变形菌(5.88%)以及鲍氏不动杆菌(1.96%)，共占80.95%，革兰阴性菌比例明显高于革兰阳性菌( χ2＝76.63， P<0.05)；所有病原菌中以大肠埃希菌感染为主，明显高于其他病原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53.81， P<0.05)。感染组患者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2、γ-干扰素(interferon-γ，IFN-γ)表达水平低于非感染组[(1.39±0.26)μg/L比(1.64±0.28μg/L，(14.32±2.84)μg/L比(21.56±2.92)μg/L， t值分别为5.02和13.71， P值均<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IL-6、IL-10、IL-13、MCP-1以及sTREM-1表达水平明显高于非感染组[(2.84±0.36)μg/L比(2.12±0.25)μg/L，(18.92±2.87) μg/L比(10.68±2.15)μg/L ，(34.76±3.38) μg/L比(21.43±2.82)μg/L ，(24.52±3.06) μg/L比(13.67±2.24)μg/L，(252.46±23.52) μg/L比(149.71±16.16)μg/L ，(，64.18±12.54) μg/L比(34.62±8.16)μg/L， t值分别为13.24，18.38，23.92，21.57，29.07，16.04， P值均<0.05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革兰阴性菌是结直肠癌腹腔镜手术后感染的主要致病菌，其中以大肠埃希菌为主。术后感染患者Th1、Th2类炎症因子以及MCP-1、sTREM-1表达水平对结直肠癌腹腔镜手术后感染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探讨儿童重症监护病房（PICU）血液病/恶性肿瘤合并脓毒症患儿病原分布特点及耐药情况。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3年8月中国医科大学深圳市儿童医院PICU住院有明确病原的血液病/恶性肿瘤合并脓毒症患儿的病历资料。根据脓毒症28 d结局分为存活组及死亡组。结果:纳入176例患儿，发生脓毒症202次，血流感染144例次（71.3%），肺部感染59例次（29.2%），腹部感染21例次（10.4%），软组织感染9例次（4.5%），神经系统感染9例次（4.5%），泌尿系统感染3例次（1.5%）。共确定病原菌244株，革兰阳性菌74株（30.3%）：前3位分别是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21株）、金黄色葡萄球菌（19株）、肺炎链球菌（13株）；革兰阴性菌122株（50.0%）：前3位分别是肺炎克雷伯菌（33株）、大肠埃希菌（25株）、铜绿假单胞菌（23株）；真菌48株（19.7%）：前3位分别是热带念珠菌（14株）、白色念珠菌（10株）、曲霉菌属及耶氏肺孢子菌（均为7株）。死亡组患儿的鲍曼不动杆菌、嗜麦芽窄食假单胞菌及铜绿假单胞菌检出比例均高于存活组[9.0%（6/67）比2.3%（4/177）， χ2＝3.971 ，P＝0.046；9.0%（6/67）比1.1%（2/177）， χ2＝7.080 ，P＝0.008；16.4%（11/67）比6.8%（12/177）， χ2＝5.288 ，P＝0.021]。57例患儿标本同时送检培养及宏基因组学二代测序（mNGS）技术测定：25例培养和mNGS均检测出病原；30例mNGS检测阳性但培养阴性；2例培养阳性但mNGS检测阴性。多重耐药菌感染79株（46.8%）：革兰阳性菌27株（34.2%）、革兰阴性菌52株（65.8%）。174例次（86.1%）脓毒症患儿在发热24 h内接受了经验性抗感染药物治疗。124例次（61.4%）初始经验性抗生素治疗正确覆盖了感染病原菌种类，40例次（19.8%）未覆盖，10例次（5.0%）覆盖不全。22例次（10.9%）尽管覆盖了病原菌种类，但药敏显示对初始抗生素耐药。51例患儿死亡。 结论:入住PICU的血液病/恶性肿瘤合并脓毒症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其次为革兰阳性菌和真菌。多重耐药菌感染比例高。早期识别并结合本地区的病原学分布及耐药情况，经验性选择合理抗感染治疗策略，有助于提高救治成功率。

目的:探讨上下尿路梗阻患者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情况，并分析影响患者病原菌感染的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16年5月至2019年4月在本院收治的200例上下尿路梗阻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统计患者临床资料，并检测是否出现病原菌感染，分析病原菌分布、耐药菌情况，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上下尿路梗阻患者病原菌感染影响因素。结果:共79例患者出现感染，其中革兰氏阴性菌感染患者61例，革兰氏阳性菌感染16例，真菌感染2例；大肠埃希菌对头孢吡肟、氨苄西林、阿米卡星、氨曲南及哌拉西林的耐药率不低于50%，奇异变形杆菌对环丙沙星及甲氧苄氨嘧啶的耐药率不低于50%，肺炎克雷伯菌对氨苄西林、环丙沙星及甲氧苄氨嘧啶的耐药率不低于50%；粪肠球菌对四环素、青霉素、左氧氟沙星、红霉素及环丙沙星的耐药率不低于50%，表皮葡萄球菌对四环素、红霉素、环丙沙星、氨苄西林、青霉素、苯唑西林及甲氧苄氨嘧啶的耐药率不低于50%，屎肠球菌对四环素、左氧氟沙星、红霉素、环丙沙星、利福平、氨苄西林及青霉素的耐药率不低于50%；年龄、住院时间、糖尿病、泌尿科器械检查、留置尿管、膀胱冲洗及膀胱输尿管逆流均是影响上下尿路梗阻患者出现病原菌感染的独立性影响因素( P<0.05)。 结论:上下尿路梗阻患者年龄、住院时间、糖尿病、尿潴留、留置尿管、膀胱冲洗及膀胱输尿管逆流均是影响患者出现病原菌感染的独立性影响因素，其中革兰氏阴性菌是导致上下尿路梗阻患者主要的病原菌感染类型并具有较强的耐药性。

"Balneatrix alpica"菌名翻译为"阿尔卑斯浴者菌"，亦有翻译为"高山浴者菌"，存在于环境水源中，属于机会致病菌。1987年曾导致法国阿尔卑斯山脉温泉水疗者大规模爆发肺炎和脑膜炎而得名 [1]。现将本院收治的一名重症肺炎患者，血及胸腔积液中均培养出不知名革兰氏阴性杆菌，经最终菌种DNA鉴定，明确诊断为阿尔卑斯浴者菌。我国目前尚无该菌报告病例，现将该患者诊疗过程进行总结分析。

目的:探讨经急诊处置后离院的菌血症患儿有无共同的临床表现，并随访其临床结局。方法:对2011年1月～2019年12月沙米尔医疗中心急诊科1月龄以上血培养阳性的患儿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共纳入250例患儿，其中68例患儿在急诊首次评估后离院。肺炎链球菌是最常见的感染源，金氏杆菌及其他革兰氏阴性菌感染较少。经急诊首次评估后离院患儿的C反应蛋白值低于直接收入院的患儿[(50.5 ± 62.8) mg/L vs (121.7 ± 113.2) mg/L, P<0.001]，且呼吸困难及病容者比例较少(分别为6.7% vs 35.1%， P<0.001；3.0% vs 22.2%， P<0.001)。本机构住院的所有患儿中，经急诊处置离院后再次入院患儿的住院时间显著低于首诊即收入院的患儿[(6.3 ± 4.3)d vs (9.0 ± 7.4)d, P＝.002]。所有离院患儿均未再入住儿科重症监护室。 结论:血培养阳性结果未明确之前离院的菌血症患儿，与急诊首次评估后直接收入院的患儿相比，C反应蛋白值低，预后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