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联合应用两种商用及一种自行开发的基于加速器轨迹日志(LFB)的三维剂量重建系统验证肺癌VMAT计划。方法:编程实现读取TrueBeam轨迹日志中误差并导入计划系统生成重建剂量。选18例肺癌双弧VMAT计划，用ArcCheck测量并利用3DVH重建，同时使用LFB和Compass计算模式重建。其中5例4 h内由ArcCheck测2次，检测加速器重复性。将18例计划移植到建成5 cm、背散4 cm、中心放置有FC65-G电离室的固体水模上计算电离室平均剂量并与实测及3种重建系统重建点剂量比对。结果:加速器重复性稳定。LFB、3DVH、Compass及FC-65 G实测与计划点剂量偏差≤2%。ArcCheck曲面二维，3DVH、Compass整体及LBF所有器官三维γ通过率在所有比对标准下均>90%，3DVH及Compass个别器官γ通过率低。重建剂量与原计划相比，LBF差异最小，除肺之外器官Compass差异居中、3DVH最大。结论:LBF、3DVH、Compass 3种系统能从不同方面反映肺癌VMAT剂量验证结果，联合应用三者进行剂量验证能更直观的展现出验证结果，便于后续分析。

肝移植是治疗不可切除结直肠癌肝转移的有效方式之一，最大肿瘤直径>5.5 cm，距原发肿瘤手术时间<2年，CEA水平>80 μg/L，肝移植时疾病进展状态是影响生存的危险因素。移植总体预后优于单纯姑息性化疗，低风险患者可达到比肩符合米兰标准的肝细胞癌肝移植效果，但无病生存期较短。肝移植后肿瘤复发多仅累及肺部。可尝试使用边缘供体或左外叶移植物。移植术后化疗安全性较好，可能给患者带来生存获益。

目的:探讨Mindin基因巨噬细胞特异性敲除小鼠的构建，及其在肺缺血再灌注损伤(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IRI)中的作用机制。方法:通过Cre-Lop系统构建Mindin基因巨噬细胞内特异性敲除小鼠，将小鼠分为C57/B6野生型小鼠假手术组(Sham组，10只)、C57/B6小鼠手术组(Surgery组，10只)、C57/B6小鼠手术组+Mindin重组蛋白干预组[Surgery(WT)+Mindin组，10只]和Mindin-/-巨噬细胞特异性敲除小鼠手术组[Surgery(Mindin-/-)组，10只]。通过夹闭肺门法构建肺IRI模型，观察该基因敲除及重组蛋白干预后，对肺IRI诱导的急性肺损伤(acute lung injury，ALI)、相关炎症因子IL1β、IL-18、TNF-α、高迁移速率蛋白B1(HMGB1)及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样受体蛋白3(NLRP3)、Gasdermin-D蛋白(GSDMD)、整合素β4(Integrin β4)的影响。同时，对小鼠巨噬细胞J774A细胞系进行干预，检测不同缺氧复氧分组(缺氧复氧组、缺氧复氧+Mindin重组蛋白组和缺氧复氧+Mindin siRNA组)中NLRP3、GSDMD及Integrin β4蛋白的表达，及不同Mindin重组蛋白分组(重组蛋白组、Mindin重组蛋白+Vehicle组和Mindin重组蛋白+Integrin β4敲除组)中NLRP3、GSDMD蛋白的表达。使用独立样本 t检验以及单因素方差对研究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本研究成功构建Mindin基因在巨噬细胞内特异性敲除小鼠。Surgery(Mindin-/-)组与Surgery组相比，小鼠肺水肿减轻；炎症因子IL1β、IL-18、TNF-α、HMGB1的释放均减少(2.73±0.19比5.81±0.61，6.52±0.63比11.03±0.34，2.18±0.14比4.76±0.20，14.57±0.33比8.76±0.87)，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NLRP3、GSDMD、Integrin β4分泌均下调(2.07±0.27比4.91±0.22，2.78±0.37比5.78±0.29，3.04±0.75比7.71±0.34)，组间比较，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Surgery(WT)+Mindin重组蛋白组与Surgery组比较，上述相关指标结果均出现上调，组间比较，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小鼠巨噬细胞J774A细胞系缺氧复氧组、缺氧复氧+Mindin siRNA组和缺氧复氧+Mindin重组蛋白组NLRP3、GSDMD及Integrin β4蛋白分别为1.00±0.36比0.41±0.06比4.13±0.23、1.00±0.17比0.34±0.16比6.32±0.46和1.00±0.11比0.28±0.07比3.53±0.17。与缺氧复氧组比较，缺氧复氧+Mindin重组蛋白组上述参数均上调，而缺氧复氧+Mindin siRNA组均下调，且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Mindin重组蛋白组、Mindin重组蛋白+Vehicle组、Mindin重组蛋白+Integrin β4敲除组中NLRP3和GSDMD蛋白分别为1.00±0.07比1.13±0.11比0.51±0.14和1.00±0.09比0.87±0.16比0.37±0.12。Mindin重组蛋白+Integrin β4敲除组上述参数较Mindin重组蛋白组及Mindin重组蛋白+Vehicle组均下调，且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 结论:在肺IRI过程中Mindin敲除能够减轻IRI，Mindin基因可能通过激活整合素Integrin β4，进而促进相关炎症因子、NLRP3、GSDMD焦亡蛋白的表达，加重细胞焦亡从而促进肺IRI的发生发展。

目的:评价冷缺血期氢气膨肺对大鼠移植肺NOD样受体蛋白3(NLRP3)炎症小体活性的影响。方法:清洁级健康雄性Wistar大鼠56只，8～10周龄，体重250～300 g，其中24只大鼠作为供体。取32只大鼠为受体，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4组( n＝8)：假手术组(Sham组)行侧开胸手术，但不进行肺移植术；肺移植组(LT组)供肺冷缺血期不膨肺，进行肺移植术；氧气组(O组)和氢气组(H组)供肺冷缺血期分别以5 ml/kg的40%氧气-60%氮气和3%氢气-40%氧气-57%氮气膨肺，每20 min置换1次，持续120 min后行肺移植术。于移植前、再灌注3、60和120 min(T 0～T 3)时行动脉血气分析，计算氧合指数(OI)，记录pH值和碱剩余(BE)。T 3时取血结束后，放血法处死大鼠，光镜下观察移植肺组织病理学结果，并行肺组织损伤评分(LIS)，Western blot法测定移植肺NLRP3、凋亡相关微粒蛋白(ASC)和含半胱氨酸的天冬氨酸蛋白水解酶(caspase)-1 p20表达。 结果:与Sham组比较，LT组T 1～3时OI、T 2，3时pH值和BE降低，LIS升高，NLRP3、ASC和caspase-1 p20表达上调( P<0.05)；与LT组比较，O组和H组T 2，3时OI和BE升高，O组T 3时和H组T 2，3时的pH值升高，LIS降低，H组NLRP3、ASC和caspase-1 p20表达下调( P<0.05)，O组NLRP3、ASC和caspase-1 p20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O组比较，H组T 2，3时BE升高，LIS降低，NLRP3、ASC和caspase-1 p20表达下调( P<0.05)，OI和pH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冷缺血期氢气膨肺减轻大鼠移植肺损伤的机制可能与抑制NLRP3炎症小体活性有关。

本文总结武汉科技大学附属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2020年4月收治的1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康复期因终末期缺血性心肌病(ICM)心力衰竭行心脏移植的受者资料，通过该病例诊疗经验为临床医师提供参考。

1例73岁男性患者肺移植术后长期给予他克莫司2.5 mg口服、2次/d，联合泼尼松5 mg、1次/d抗排斥反应。因患者肺部烟曲霉感染，给予伏立康唑400 mg口服、2次/d，次日调整为200 mg、2次/d，期间患者继续抗排斥反应治疗。应用伏立康唑3 d后患者出现尿量减少、乏力，血肌酐196 μmol/L，他克莫司血药谷浓度49.0 μg/L。考虑为他克莫司中毒导致的急性肾损伤。在监测血药浓度情况下，间断停用他克莫司3 d，而后他克莫司减量至0.5 mg、1次/d，伏立康唑减量至150 mg、2次/d。17 d后，患者24 h尿量950 ml，血肌酐154 μmol/L，他克莫司血药谷浓度7.7 μg/L。22 d后，患者血肌酐下降至142 μmol/L。考虑患者他克莫司血药谷浓度异常升高与联用伏立康唑后抑制其药物代谢有关。

目的:探讨肺移植术后早期康复治疗对患者心肺功能的影响。方法:选取我院2017年6月至2017年12月肺移植术后患者40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20例，2组患者术后生命体征稳定即接受康复宣教、药物治疗、营养支持、心理疏导等常规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由物理治疗师监督行系统性早期肺康复治疗，包括体位转移、有氧训练、抗阻训练、呼吸训练等，3～5次/周，共训练4周；对照组由康复治疗师告知其有氧训练、呼吸训练、气道廓清等训练的方法，由患者自行康复治疗。分别于肺移植术前评估时及治疗4周后，采用床边肺功能仪评估2组患者的1秒用力呼气量占预计值比(FEV1%)、用力肺活量占预计值比(FVC%)、1秒用力呼气量/用力肺活量(FEV1/FVC)，采用六分钟步行试验测定2组患者的六分钟步行距离(6MWD)，采用改良Barthel指数(MBI)评定2组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结果:治疗前，2组患者的FEV1%、FVC%、FEV1/FVC、6MWD、MBI评分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4周后，2组患者的上述指标较组内治疗前均有显著提高( P<0.05)，且观察组治疗后各项指标[FEV1%(64.58±13.71)%、FVC% (71.38±7.05)%、FEV1/FVC(85.19±8.98)%、6MWD(394.25±95.14)m和MBI评分(83.55±6.12)分]显著优于对照组[FEV1% (52.21±15.22)%、FVC% (58.80±16.61)%、FEV1/FVC(72.77±16.02)%、6MWD(303.00±52.80)m和MBI评分(74.50±7.19)分]，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肺移植术后早期康复治疗有利于提高患者心肺功能，改善生活质量。

目的:探讨宏基因组高通量测序技术（mNGS）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感染患者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4月至2020年11月于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进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出现局部或全身感染症状的83例患者，并进行mNGS检测。标本包括外周血、脑脊液、肺泡灌洗液、脓腔穿刺液等，同时分析同期细菌/真菌培养、病毒PCR检测结果，将mNGS结果和常规检测结果进行比对。结果:83例患者112份样本进行了mNGS检测，共确定病原微生物34种。其中细菌11种，共17例次，最常见为大肠埃希菌（4/17）。真菌7种，共10例次，白色念珠菌（2/10）。病毒16种，共129例次，细环病毒30.2%（39/129）、CMV 25.6%（33/129）、EBV 14.0%（18/129）。以常规检测手段为金标准，mNGS敏感性为86.5%，特异性为45.0%。单一病原体感染的样本，mNGS与常规检测手段结果一致的共82.9%（29/35）；共感染样本中，mNGS与常规检测结果一致的占16/17。结论:mNGS有助于确定感染病原体，可作为常见手段的补充诊断方式。

目的:探讨肾移植术后肺部感染病原学特点和宏基因组二代测序技术(mNGS)的诊断价值。方法:选取2018年1月至2021年1月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移植科确诊的40例肺部感染受者，并通过常规病原体检测方法和mNGS明确病原体。常规病原体检测方法包括：血培养、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和痰培养及涂片染色、肺部组织病理、抗原检测和PCR等，mNGS则进行BALF检测寻找病原体。通过比较两种检测方法的结果，给予精准抗感染治疗，并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最终36例受者治愈出院，4例死亡。40例肺部感染受者，BALF的mNGS病原体检测呈阳性者37例，阴性3例，其检测敏感性92.5%，其中单一型肺部感染15例，混合型肺部感染22例，包括8例以细菌感染为主，9例病毒感染为主和20例真菌感染为主，耶氏肺孢子菌(20/40，50%)和人巨细胞病毒(10/40，25%)是最为常见的病原体。相比之下，通过常规病原体检测方法阳性者12例，检出率仅为30%，两种检测方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32.92， P<0.05)；对于混合型肺部感染两种检测方法诊断率分别为55%和10%，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18.46， P<0.05)，而单一型肺部感染诊断率分别为30%和20%，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2.99， P>0.05)。 结论:与常规病原体检测方法相比，mNGS在病原体种类和分布、检测时效、敏感性、混合型感染诊断率及受益等方面更具优势，利用mNGS可更加高效寻找肾移植术后肺部感染的病原体，采取精准化治疗，减少费用，提高治愈率，值得广泛推广应用。

本文将总结清除供者特异性抗体(DSA)的策略，并对抗体介导的免疫排斥反应(AMR)的治疗策略展开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