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腹膜透析（peritoneal dialysis，PD）治疗终末期肾病合并肝硬化（liver cirrhosis，LC）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收集2013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PD中心接受规律治疗且随访时间≥6个月、年龄≥18岁PD患者的临床资料。依据患者是否合并LC分为LC-PD组和非LC-PD组，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法进行1∶4匹配，比较两组患者基线临床资料、透析充分性、腹膜炎发生率和临床转归等方面的差异。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和Log-rank检验比较两组患者生存率和技术生存率的差异。结果:共241例PD患者入选本研究，倾向性评分匹配后纳入LC-PD组13例，非LC-PD组52例。与非LC-PD组比较，LC-PD组患者基线尿量较少（ Z=-3.546， P<0.001）、基线血清白蛋白较低（ Z=-2.609， P=0.009）。随访3、6、12、24个月时，LC-PD组患者血清总蛋白（ t=-3.319， P=0.002）、血清白蛋白（ t=-4.019， P<0.001）、三酰甘油（ Z=-2.263， P=0.024）和血磷（ Z=-2.173， P=0.030）水平均低于非LC-PD组。至随访第2年，LC-PD组患者血清白蛋白较基线值显著升高（ χ2=16.901， P=0.001），两组血清白蛋白水平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155， P=0.694）。LC-PD组患者残肾尿素清除指数（Kt/V）下降速率慢于非LC-PD组（ χ2=44.589， P<0.001）。LC-PD组患者PD相关性腹膜炎发生率显著高于非LC-PD组（0.59/患者年比0.20/患者年， Z=-2.135， P=0.033）。两组患者病原菌构成均以革兰阳性菌为主（10/25例次比11/30例次），LC-PD组链球菌占比高于非LC-PD组（4/10比0/11， P=0.035），首次腹膜炎大肠埃希菌感染比例高于非LC-PD组（4/9比1/22， P=0.017）。Kaplan-Meier生存曲线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的生存率（Log-rank χ2=0.491， P=0.484）及技术生存率（Log-rank χ2=0.408， P=0.523）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PD治疗终末期肾病合并LC安全、有效，LC-PD患者生存率和技术生存率与非LC-PD患者相当。本透析中心LC-PD患者腹膜炎发生率较非LC-PD患者高，以革兰阳性菌感染为主，提示应注意加强患者的管理与培训。

目的:了解儿童重症监护病房(pediatric intensive care unit，PICU)内不同基础性疾病并发脓毒性休克(septic shock，SS)患儿的临床特征和预后。方法: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北京儿童医院PICU收治的SS患儿病历资料，按照有无基础疾病、基础疾病种类进行分组，总结不同基础疾病条件下SS的临床特征、预后及病原分布情况。结果:研究期间共收治218例SS患儿，总病死率为21.6%(47/218)；合并基础疾病者141例[64.7%(141/218)]，病死率24.1%(34/141)；处于化疗骨髓抑制期的恶性血液病和肿瘤患儿病死率最高(17/45，37.5%)，无基础性疾病者病死率最低(13/77，16.9%)。合并基础性疾病的SS患儿以革兰阴性菌感染为主(63.1%，41/65)，恶性血液病及肿瘤化疗后骨髓抑制期患儿革兰阴性菌感染最高(80.0%，20/25)。革兰阳性菌感染在无基础疾病组最高(52.1%，25/48)。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MODS)在恶性血液病及肿瘤化疗后骨髓抑制期者的发生率最高(95.6%，43/45)，无基础疾病组最低(59.7%，46/77)。结论:伴发基础疾病，尤其是血液肿瘤的患儿化疗后发生SS时病原体以革兰阴性菌最常见，病死率和MODS发生率高；无基础疾病者以革兰阳性菌最常见，病死率和MODS发生率相对较低。

有关脓毒症患者抗凝药物的使用和时机以及肝素用量的研究较少，且目前关于肝素的使用是否能提高脓毒症患者的存活率尚不清楚。深圳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吴明教授团队联合解放军总医院姚咏明教授团队在《Burns & Trauma》杂志发文《Early prophylactic anticoagulation with heparin alleviates mortality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with sepsi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from the MIMIC?Ⅳ database》，利用重症临床科研数据库MIMIC?Ⅳ对脓毒症患者的资料进行回顾性队列研究。该研究共纳入6 646例成年脓毒症患者，并将患者分为早期预防性使用肝素的肝素组（3 211例）和非肝素组（3 435例）。肝素组患者的住院病死率显著低于非肝素组(配对前病死率分别为14.7%、20.0%，风险比为0.77，95%置信区间为0.68~0.87，P<0.001；配对后病死率分别为14.9%、18.3%，风险比为0.78，95%置信区间为0.68~0.89，P<0.001)。肝素组和非肝素组患者60 d病死率和住ICU时间有明显差异(P<0.01)。在调整不同协变量的情况下，早期预防性使用肝素与脓毒症患者的院内病死率相关（风险比为0.71~0.78，P<0.001），并且在倾向性评分匹配后，仅给予5剂肝素与院内病死率降低相关（风险比为0.70，95% 置信区间为0.56~0.87，P<0.001）。亚组分析显示，肝素使用与脓毒症导致的凝血功能障碍、脓毒症休克、序贯器官衰竭评价评分≥10分、急性肾损伤、机械通气、革兰阳性菌感染和革兰阴性菌感染患者的院内病死率降低显著相关（风险比分别为0.74、0.70、0.58、0.74、0.73、0.64、0.72，P<0.001）。E值分析表明，考虑未控制的混杂因素，结果依然稳定。该研究证实脓毒症患者早期预防性使用肝素与风险调整后的病死率降低存在关联，后续可设计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以进一步评估该研究的结论。

目的:探讨2型糖尿病合并败血症患者的病原菌种类及其对抗菌药物的敏感性。方法:回顾性分析仪陇县人民医院2017年7月至2020年7月收治的2型糖尿病合并败血症患者139例的临床资料，总结其病原菌分布及其药物敏感性。结果:139例患者中共检测到139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阴性菌105株［75.5% （105/139）］，革兰阳性34株［24.5%（34/139）］，真菌0株［0.0%（0/139）］。革兰阴性菌以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为主；革兰阳性菌以葡萄球菌属为主，其中以金黄色葡萄球菌、肠球菌、人葡萄球菌亚种多见。医院感染和社区感染常见病原菌均为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常见革兰阴性病原菌对头孢唑林、氨苄西林、头孢他啶、头孢曲松、妥布霉素、复方磺胺甲噁唑的耐药性较高；常见革兰阳性菌对青霉素、红霉素、克拉霉素的耐药性较高。结论:2型糖尿病合并败血症患者病死率较高，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是最常见的病原菌。同时应重视原发感染部位对2型糖尿病合并败血症的影响。

目的:分析维持性血液透析（MHD）患者非住院期间发生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CRBSI）的病原菌分布特征及影响预后的危险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对照研究，选择2020年1月至2023年5月在甘肃省人民医院肾病科因非住院期间发生CRBSI收治的34例以半永久导管为通路进行MHD的病例为研究对象。分析MHD患者非住院期间发生CRBSI的病原菌分布特点；所有患者入院后积极给予抗感染治疗，通过电子病历系统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实验室检查指标及住院期间预后情况。根据住院期间的治疗结果将患者分为预后不良组（14例）和预后良好组（20例），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评估其对预后的预测价值。结果:34例患者中共分离出28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阳性菌25株，葡萄球菌属为最多见病原菌，占总数的82.15%，金黄色葡萄球菌16株（57.15%），包括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6株（21.43%），表皮葡萄球菌7株（25.00%），包括耐甲氧西林表皮葡萄球菌（MRSE）3株（10.71%）；革兰阴性菌3株，铜绿假单胞菌、大肠埃希菌、鲍曼不动杆菌各1株。单因素分析显示，MHD合并CRBSI患者预后不良组发热时间比预后良好组明显延长〔d：8.50（3.75，45.00）比2.50（1.00，4.75）， P<0.01〕，血清红细胞沉降率（ESR）、C-反应蛋白（CRP）、随机血糖（GLU）均明显高于预后良好组〔ESR（mm/1 h）：82.36±24.98比56.95±35.65，CRP（mg/L）：123.45±74.10比67.35±55.22，GLU（mmol/L）：8.74±3.66比6.42±1.95，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血清CRP为MHD合并CRBSI患者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 OR）＝1.020，95%可信区间（95% CI）为1.002～1.038， P＝0.025〕。ROC曲线分析显示，血清CRP预测MHD合并CRBSI患者预后不良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711；最佳截断值为104.65 mg/L时，敏感度64.3%，特异度为85.0%，说明其具有较好的预测价值。 结论:MHD患者非住院期间发生CRBSI时，主要以革兰阳性菌感染为主；且其预后不良主要与较高的血清CRP水平有关；血清CRP水平能有效筛选MHD合并CRBSI患者预后不良的高危人群。

目的:探讨骨科创伤患者院内创面多重耐药菌（MDRO）感染的相关危险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分析2020年1月至2020年12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收治的95例骨科院内创面感染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71例，女24例；年龄14～70岁［（42.6 ± 13.8）岁］。发生MDRO感染38例（MDRO组），未发生MDRO感染57例（非MDRO组）。观察创面感染的病原学特征。采用单因素分析比较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性别、年龄、住院时间、慢性合并症）、受伤诊治情况（是否外院转入、是否急诊入院、受伤至首次处理时间、是否开放性损伤、是否合并骨折、创面是否污染、创面深度、是否入住ICU、手术次数、累计手术时间、切口类型、确诊感染前住院时间、使用抗生素种类、是否使用激素/免疫抑制剂、入院时血红蛋白、入院时血清白蛋白、入院时血糖）。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MDRO感染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创面共检出119株致病菌，其中革兰阳性球菌21株（18%），革兰阴性杆菌91株（76%），其他7株（6%）；菌株类型前五位依次为鲍曼不动杆菌、阴沟肠杆菌、大肠埃希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铜绿假单胞菌。单因素分析显示，两组间住院时间、创面是否污染、是否入住ICU、确认感染前住院时间、使用抗生素种类、入院时血红蛋白、入院时血清白蛋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性别、年龄、高血压、糖尿病、是否外院转入、是否急诊入院等因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住院时间长（ OR = 1.033， 95%CI 1.005～1.061， P < 0.05）、受伤至首次处理时间 > 6 h（ OR = 4.282， 95%CI 1.174～15.616， P < 0.05）、使用抗生素种类 ≥ 3种（ OR = 7.486， 95%CI 2.451～22. 863， P < 0.05）、入院时低血红蛋白值（ OR =0.973， 95%CI 0.962～0.985， P < 0.05）与MDRO感染显著相关。 结论:住院时间、受伤至首次处理时间、使用抗生素种类、入院时血红蛋白值均为骨科创伤患者院内创面MDRO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提示对于骨科创伤患者，控制住院时间、尽量缩短首次伤口处理时间、个体化合理使用抗生素并及时纠正贫血是防治创面MDRO感染的重要措施。

患儿女，11岁，因双小腿及双足红肿疼痛3个月、溃疡1周，于2021年2月26日至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就诊。患儿2020年12月赤脚玩雪后出现小腿远端及双足烧灼样疼痛，伴皮肤红肿、皮温升高，阵发性发作，夜间明显，浸泡冷水后疼痛缓解；2021年2月20日起双小腿远端及双足逐渐出现深在性溃疡（图1A）。实验室检查：血常规白细胞计数11.3 × 10 9/L（参考值4 × 10 9 ~ 10 × 10 9/L，下同），中性粒细胞计数7.3 × 10 9/L（1.8 × 10 9 ~ 6.3 × 10 9/L）；红细胞沉降率46.0 mm/1 h（< 20 mm/1 h）；C反应蛋白14 mg/L（0.8 ~ 8 mg/L）。尿粪便常规、凝血常规及相关项目、肌钙蛋白、糖化血红蛋白等检测均正常。足背创口处样本直接涂片镜检：少量革兰阴性杆菌，PAS染色阴性；分泌物培养：吉格氏不动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无乳链球菌阳性。二代基因测序：患儿存在SCN9A基因c.2567G>A杂合突变，导致对应甘氨酸变为天冬氨酸（p.G856D），见图2，患儿父母及弟弟未发现基因突变。

目的 探讨慢性肾脏病(CKD)患者血液透析期间肺部感染(PI)的病原菌分布特点与相关危险因素.方法 研究对象选自于2018年5月—2022年11月在江南大学附属医院接受治疗的CKD患者,共纳入106例,并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所选患者血液透析期间是否发生PI将其分为感染组(27例)和未感染组(79例);统计感染组患者病原菌分布特点,比较两组临床资料,CKD患者血液透析期间PI的危险因素予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法进行分析.结果 感染组27例患者共检出病原菌13株,检出率为48.15％,革兰阳性菌2株,革兰阴性菌7株,真菌4株;感染组心功能分级为Ⅳ级、合并糖尿病、心衰的患者占比分别为44.44％、48.15％、51.85％,均高于未感染组的22.78％、26.58％、30.38％(P＜0.05);感染组外周血血红蛋白水平＜110 g/L的患者占比为62.96％,均高于未感染组的40.51％;外周血白细胞水平及红细胞分布宽度高于未感染组,血清磷水平低于未感染组(P＜0.05);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法分析结果显示,CKD患者血液透析期间PI的危险因素包括合并糖尿病、合并心衰(OR=3.658、2.680,P＜0.05).结论 CKD患者血液透析期间PI的危险因素包括合并糖尿病、合并心衰,且感染病原菌中革兰阴性菌占比较高,主要为肺炎克雷伯菌,临床可据此给予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及抗菌治疗.

目的:探讨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并发脑积水的临床特点，分析化脓性脑膜炎并发脑积水的高危因素。方法:选取2002年1月至2021年8月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新生儿科所收治的化脓性脑膜炎并发脑积水患儿，作为病例组；另外，在同期病原菌培养阳性但无脑积水的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患儿中，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选取对照组，与病例组按2 ∶1的比例。比较分析两组的病原菌分布特点、颅脑影像学检查和治疗转归等，并预测发生脑积水的高危因素。统计学方法采用 χ2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病例组33例，对照组66例。33例病例组患儿中，27例有明确病原学结果，其中革兰阴性菌20例(74.1%)，革兰阳性菌7例(25.9%)。33例病例组患儿确诊脑积水的时间为起病后13.0(5.5，28.5) d，其中非手术治疗26例，手术治疗7例。病例组的治愈率为42.4%(14/33)，低于对照组的72.7%(48/6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8.63， P＝0.003)。单因素分析发现，病例组的脑脊液蛋白质>3 g/L、脑脊液葡萄糖<2 mmol/L、惊厥、中枢性呼吸衰竭、颅内出血、脑软化发生率分别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9.72、12.04、19.04、5.73、11.85、17.48，均 P<0.050)。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惊厥[比值比(odds ratio， OR)＝4.476，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 1.091~18.363, P＝0.037]、颅内出血( OR＝8.031, 95% CI 1.894~34.059, P＝0.005)、脑软化( OR＝35.189, 95% CI 2.954~419.150, P＝0.005)是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并发脑积水的危险因素。 结论: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并发脑积水的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常见，合并惊厥、颅内出血、脑软化是化脓性脑膜炎患儿并发脑积水的重要预测因素。

目的:监测2018年中国院内革兰阴性杆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敏感性。方法:前瞻性收集2018年1至12月全国13家教学医院革兰阴性杆菌。采用琼脂稀释法及微量肉汤稀释法测定美罗培南等抗菌药物的最低抑菌浓度（MICs）。采用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CLSI）2019年M100S（第29版）标准进行药敏结果判断。数据分析采用WHONET-5.6软件。结果:共收集1 214株非重复革兰阴性杆菌，血和无菌体液标本来源占96.7%（1 174/1 214）。主要抗菌药物对871株肠杆菌科细菌的敏感率依次为阿米卡星（93.2%，812/871）、美罗培南（92.0%，801/871）、厄他培南（88.9%，774/871）、亚胺培南（88.4%，770/871）、哌拉西林/他唑巴坦（84.0%，732/871）、头孢哌酮/舒巴坦（83.1%，724/871）、头孢吡肟（71.4%，622/871）、米诺环素（68.9%，600/871）、头孢他啶（66.9%，583/871）及左氧氟沙星（54.4%，474/871）。大肠埃希菌对三代头孢菌素的耐药率分别为61.5%（155/252）（头孢曲松）和60.7%（153/252）（头孢噻肟）。肺炎克雷伯菌对三代头孢菌素的耐药率分别为56.3%（125/222）（头孢曲松）和57.7%（128/222）（头孢噻肟）。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s）检测阳性率分别为50.4%（127/252）和18.0%（40/222），且全部ESBLs阳性菌株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的敏感率均>95%。碳青霉烯耐药的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的发生率分别为2.8%（7/252）和20.3%（45/222）。对阴沟肠杆菌、产气克雷伯菌和弗劳地柠檬酸杆菌，抗菌活性最高的药物依次为替加环素（96.3%~100%）、阿米卡星（94.9%~97.1%）、美罗培南（89.8%~96.6%）及亚胺培南（89.8%~94.9%）。奇异变形杆菌、摩根摩根菌和黏质沙雷菌对美罗培南、阿米卡星的敏感率均大于90%。对67株碳青霉烯耐药的肠杆菌科细菌（CRE）进行改良碳青霉烯灭活试验（mCIM）显示，45株为丝氨酸型碳青霉烯酶，20株为金属酶。铜绿假单胞菌对美罗培南和亚胺培南的敏感率分别为73.2%（112/153）和66.0%（101/153）。鲍曼不动杆菌对黏菌素的敏感率最高（100%，163/163），其次是替加环素（87.1%，142/163）。血标本与其他感染来源的标本相比较，肺炎克雷伯菌[17.6%（27/153）比21.7%（15/69）]和鲍曼不动杆菌[68.3%（71/104）比71.2%（42/59）]碳青霉烯耐药比例低，而大肠埃希菌[2.5%（4/198）比0%（0/54）]和铜绿假单胞菌[37.0%（33/89）比18.8%（12/64）]碳青霉烯耐药比例高。结论:碳青霉烯类对肠杆菌科细菌仍保持较高的抗菌活性，尤其是仅产ESBLs的菌株。碳青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应引起足够重视。产碳青霉烯酶是当前我国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科细菌最重要的耐药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