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儿 男，5小时龄，因“胎龄35 +2周早产、全身水肿5 h”于2021年6月入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患儿出生后表现为全身水肿、窒息，体重和头围均大于 P97，存在低血糖、呼吸衰竭、心功能不全、持续性肺动脉高压和隐睾等。住院期间患儿临床症状呈进行性加重，入院第4天应用极速家系全基因组测序流程，用时23.5 h检测到HRAS基因1个新发杂合致病变异：c.35G>A，p.Gly12Asp，确诊Costello综合征，及时调整了治疗决策。

涎腺导管内癌（intraductal carcinoma，IDC）是一种主要发生在腮腺，在导管内或囊内生长为主的罕见肿瘤，但也可伴浸润性生长，生物学行为相对惰性。具有独特的形态学、免疫表型及分子遗传学特征。主要包括4种亚型：闰管型、顶浆分泌型、闰管-顶浆分泌混合型和嗜酸型。闰管型多数存在NCOA4-RET融合，个别存在STRN-ALK融合；混合型存在TRIM27-RET融合，顶浆分泌型具有PIK3CA和HRAS突变或TP53缺失；嗜酸型具有TRIM33-RET融合或BRAF V600E突变。目前多数观点认为与涎腺导管癌不同，即使存在浸润，仍具有良好的预后，罕见复发和淋巴结转移，无远处转移。因此精准诊断对于临床治疗的选择极其重要。

目的:探讨分化型甲状腺癌（DTC）HRAS（IVS1-82del gctgggcctggg）基因突变（简称HRAS突变）与颈部淋巴结转移的相关性及肿瘤组织的超声特征。方法:回顾分析2014年1月至2019年2月北京友谊医院行DTC根治治疗、经术后病理检查证实的162例患者（DTC组）的临床资料，其中甲状腺乳头状癌（PTC）患者139例（PTC组），甲状腺滤泡癌（FTC）患者23例（FTC组）。PTC组中，经典亚型34例，滤泡亚型36例，高细胞亚型69例。以同期在北京友谊医院体检中心195例健康体检正常者（健康对照组）的血液基因型为DTC组的对照；行甲状腺腺瘤切除术的19例滤泡腺瘤患者（FA组）作为FTC组的对照。采用χ2检验分析DTC组患者肿瘤组织HRAS突变频率与颈部淋巴结转移的相关性，HRAS突变肿瘤组织的超声声像图特征。结果:①HRAS突变：DTC组60例（37.0%），健康对照组51例（26.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4.538， P=0.03）；FTC组与FA组分别为9例（39.1%）和5例（5/1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 =0.769， P=0.38）。②DTC组淋巴结转移者75例，其中HRAS突变者颈部淋巴结转移率53.3%（32/60），无突变（野生型）者颈部淋巴结转移率42.2%（43/10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898， P=0.16）；PTC组HRAS突变者51例，其中经典亚型、滤泡亚型、高细胞亚型HRAS突变者颈部淋巴结转移比例分别为7/12、8/14、48.0%（12/25），野生型转移率分别为50.0%（11/22）、40.9%（9/22）、43.1%（19/44），不同亚型HRAS突变者间颈部淋巴结转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009， P=0.98）；FTC组HRAS突变者9例，突变与野生型者的颈部淋巴结转移分别为5/9、4/1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38）。③PTC组HRAS突变者超声声像为结节边界清晰者66.7%（34/51）、野生型为42.0%（37/88），结节远离被膜分别为84.3%（43/51）、65.9%（58/88），两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7.833， P<0.01；χ2=5.506， P=0.02）。 结论:DTC患者更易发生HRAS突变，基因突变型结节具有边界清晰、不靠近被膜生长的超声特征。

目的:探讨原发性肺上皮-肌上皮癌（pulmonary epithelial-myoepithelial carcinoma，P-EMC）临床病理及分子遗传学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4例P-EMC临床病理资料并复习文献。结果:4例P-EMC男性2例，女性2例，年龄41~71岁，中位年龄64岁。肿瘤位于中央气管支气管，3例为腔内息肉型，1例为管壁全层浸润型，最大径13~48 mm。肿瘤由导管上皮及肌上皮2类细胞构成，组织学特征为外层胞质透亮或梭形的肌上皮细胞围绕内层导管上皮细胞排列成双层管状结构，2类细胞均可不同程度增生。免疫组织化学结果：导管上皮成分表达广谱细胞角蛋白（CKpan）、细胞角蛋白（CK）7、CK19等；肌上皮成分表达平滑肌肌动蛋白（SMA）、Calponin、p63等。二代测序检测发现3例有HRAS和PIK3CA基因突变。随访5~19个月均未发现局部复发或远处转移。结论:P-EMC大体多为腔内息肉型，双层管状结构是其特征性组织学特点，联合应用SMA、Calponin、p63肌上皮标志物有助于显示双层结构，HRAS基因突变对诊断及鉴别诊断有一定价值。

目的:使用计算机工具和公开数据库挖掘与皮肤鳞状细胞癌(cSCC)相关的基因和信号通路，并通过深度学习模型探索治疗cSCC的靶点及药物。方法:通过文本挖掘和GeneCodis找出与cSCC高度相关的基因；使用STRING和Cytoscape进行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分析；通过DGIdb数据库基于药物-基因相互作用分析，得到候选药物；利用药物-靶点相互作用深度学习模型DeepPurpose，采用深度学习算法，在药靶相关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药物-靶点亲和力进行预测，并给出与目标靶点亲和力较高的部分药物推荐。结果:通过文本挖掘识别出与cSCC相关的121个基因；基因富集分析中产生了与10个信号通路有关的11个基因和54个靶向药物。其中，主要通路包括"pathways in cancer"(癌症相关信号通路)、"MAPK signaling pathway"(MAPK信号通路)、"ErbB signaling pathway"(ErbB信号通路)；主要基因包括TP53、MDM2、CCND1、CDKN2A、HRAS、EGFR、MYC、ERBB2、AKT1、STAT3和SRC。通过DeepPurpose得到34个最终药物，包括11个化疗药物、17个酪氨酸激酶抑制剂、4个PI3K/AKT/mTOR抑制剂、1个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抑制剂和维生素A酸。结论:使用计算机工具和深度学习模型有望成为一种新的探索靶向cSCC基因药物的有效方法。

10月龄男婴，因生长发育迟缓伴肌张力障碍收入院，伴有特殊面容。经过二代测序及家系一代验证，在HRAS基因发现一个已知杂合突变c.34G>T（p.G12C），确诊为Costello综合征（CS），未在父母外周血中检测到该突变。

采用ARMS技术对28例甲状腺乳头状癌（PTC）患者56个手术标本进行BRAF V600E 基因突变检测，同时结合NGS技术对BRAF V600E基因未见突变的样本进行验证。结果表明，28例PTC患者共56例样本进行BRAF V600E检测，突变率为88%，其中男性突变率为81%，女性突变率为90%。同一个患者双侧都存在BRAF V600E基因突变为22例，发生率为79%；5例患者双侧BRAF V600E基因突变不一致，发生率为18%，经NGS技术验证，男性1例样本为HRAS基因突变，女性1例为TERT基因启动子区突变，1例为HRAS基因突变，2例为RET融合基因突变。另1例PTC患者两侧未存在BRAF V600E基因突变，经NGS技术验证，双侧都为RET基因融合突变。大部分双侧患病PTC患者双侧同时存在BRAF V600E基因突变，但也存在着一部分比例的双侧PTC患者不是同时存在BRAF V600E基因突变。

目的:通过生物信息学方法挖掘与卵巢上皮性癌（卵巢癌）耐药相关的可作为竞争性内源RNA（ceRNA）的长链非编码RNA（lncRNA），并进行临床验证。方法:（1）挖掘与卵巢癌相关的lncRNA并构建ceRNA调控网络：综合应用文本挖掘、数据预测和网络构建等生物信息学方法，建立与卵巢癌耐药相关的潜在ceRNA调控网络，即lncRNA-微小RNA（miRNA）-mRNA调控网络。（2）临床验证：收集2008年6月至2016年10月在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行肿瘤细胞减灭术的卵巢癌患者共95例，其中铂类药物耐药患者54例（耐药组），铂类药物敏感患者41例（敏感组），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技术检测两组卵巢癌组织中lncRNA的表达，分析lncRNA表达对卵巢癌患者预后的影响，并分析lncRNA表达对卵巢癌耐药的诊断效能。结果:（1）文本挖掘初步筛选出25个与卵巢癌发生、发展相关的差异表达lncRNA；亚细胞定位分析发现，有8个lncRNA存在于细胞质中；通过进一步数据挖掘、共线文献分析，预测其中的两个lncRNA分子［即生长阻滞特异性转录因子5（GAS5）和HOXC基因座转录因子（HOTAIR）］可作为关键ceRNA分子；构建ceRNA调控网络，GAS5与miRNA（即miR139-5p、miR-24-3p）及mRNA［即乳腺癌易感基因1（BRCA1）、肿瘤蛋白p53（TP53）、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B细胞淋巴瘤2基因（BCL-2）、细胞癌基因（FOS）、H-Ras蛋白（HRAS）］组成ceRNA调控网络，HOTAIR与miRNA（即miR-30a-5p）及mRNA［即磷酸肌醇3激酶调控亚基2（PIK3R2）、TP53、丝蛋白（VIM）］组成ceRNA调控网络。（2）实时荧光定量PCR技术检测显示，与敏感组（设为1.0）比较，耐药组卵巢癌组织中GAS5的表达水平为2.1±1.6，HOTAIR的表达水平为3.5±1.9，两组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1， P<0.01）；Cox回归模型多因素分析显示，GAS5、HOTAIR表达为影响卵巢癌患者无病进展生存率和总生存率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GAS5与HOTAIR联合检测诊断卵巢癌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871，显著高于GAS5单独检测和HOTAIR单独检测（AUC分别为0.678、0.863），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 结论:GAS5与HOTAIR高表达与卵巢癌耐药密切相关，可作为卵巢癌化疗反应的潜在预测指标；GAS5与HOTAIR联合检测对卵巢癌患者具有一定的诊断效能。这种利用ceRNA调控网络预测关键分子的方法，为卵巢癌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外阴鳞癌（VSCC）是外阴最常见的恶性肿瘤。第5版WHO女性生殖器官肿瘤分类强调了将VSCC及其癌前病变区分为人乳头状瘤病毒（HPV）感染相关与不相关两种类型，两者在病因、癌变分子机制、预后及治疗方面都存在差异。外阴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与分化型外阴上皮内瘤变（dVIN）的形态特点完全不同，但少数病例也存在形态重叠，p16、p53等标志物可以协助鉴别诊断。变异分化型外阴棘层肥厚（VAAD）和分化型外生性外阴上皮内病变（DEVIL）是更为少见的HPV感染不相关性外阴上皮内瘤变（VIN），细胞非典型性不明显，诊断更加困难。很多情况下区分dVIN、VAAD、DEVIL很困难，三者可能属于同一谱系病变。目前的研究提示，PIK3CA基因突变是HPV感染相关性和不相关性VSCC共有的分子事件；HPV感染不相关性VSCC及其癌前病变全部存在TERT（C228T）基因突变，TP53基因突变与HRAS基因突变可能具有排他性。病理诊断困难的dVIN或高度可疑但缺乏形态支持的病例，分子病理检测是重要的辅助手段。

目的:研究YAP1/DEPC1B信号轴在调控肝母细胞瘤细胞(hepatoblastoma，HB)增殖中的作用及潜在机制。方法:从GEO数据库获取相关转录组测序数据集并行相应的生物信息学分析。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qRT-PCR)和Western blot实验检测基因表达水平变化。MTT实验和平板克隆形成实验检测肿瘤细胞增殖能力变化。基因集富集分析(gene set enrichment analysis，GSEA)来探究YAP1/DEPDC1B调控的潜在信号通路。结果:GSEA表明与正常肝脏组织相比，Hippo信号通路在肝母细胞瘤组织中异常激活，进一步分析证实YAP1在肝母细胞瘤组织中呈异常高表达。细胞学实验证实YAP1特异性抑制剂维替泊芬能显著抑制HB细胞HUH-6的增殖( P<0.05)。韦恩图和相关性分析表明YAP1可能调控DEPDC1B的表达，qRT-PCR和Western blot证实抑制YAP1表达后DEPDC1B表达量降低。GSEA表明在HB组织中，高表达的DEPDC1B能异常激活mTOR信号通路，进一步研究证实敲低DEPDC1B后，mTOR信号通路关键基因HRAS、MAP2K2的表达量明显降低。 结论:Hippo-YAP1信号通路在肝母细胞瘤中异常激活，YAP1可能通过DEPDC1B调控mTOR信号通路促进肿瘤细胞增殖，YAP1可能是治疗HB的潜在靶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