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原发性肺腺癌伴肠母细胞分化(lung adenocarcinoma with enteroblastic differentiation,LAED)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鉴别诊断要点.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至2022年搜集的2例LAED患者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病理形态学、免疫表型特征及基因检测结果等,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2例患者均为中老年男性,且长期吸烟,血清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水平分别为>20 000 ng/mL、914.17 ng/mL;病灶分别位于右肺上叶及左肺下叶,最大径为12.5 cm及4.0 cm.患者的手术切除标本可见,肿瘤切面呈灰白、灰红,为实性,质软,局部易碎.镜下见大部分肿瘤组织呈实性,少部分呈腺管状、乳头状或呈囊腺样生长;肿瘤细胞学的细胞质透亮,富含糖原.免疫组化检测可见,肿瘤组织同时具有胚胎性分化和肠型分化的表型,不表达肝细胞分化标志.分子检测显示,EGFR、ALK/ROS1、RET、KRAS,BRAF、NTRK及MET均未见突变,HER-2未见扩增,EBER阴性.2例患者均诊断为LAED,因形态学及免疫表型有交叉,且均可有AFP水平升高,易被误诊为肺肝样腺癌及其他具有透明胞质的低分化腺癌.1例患者放弃治疗,于诊断2个月后去世;另1例患者接受根治性肺叶切除,术后行辅助化疗及免疫、靶向治疗,治疗后AFP水平降至正常,随访40个月时,患者因发生肿瘤骨、脑转移去世.结论:LAED目前国际上尚未见报道,其诊断及鉴别诊断主要依赖特征性的组织结构及细胞形态,并结合免疫组化标志物及血清AFP水平.本报道拓宽了产AFP的原发肺腺癌的疾病谱,LAED总体上临床进展快,患者预后差.

目的:通过16S rDNA基因测序检测复杂性肛瘘患者的肠道菌群分布，探讨其与健康人的菌群分布是否存在差异。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回顾性收集2020年6月至12月期间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30例复杂性肛瘘患者临床资料（复杂性肛瘘组），并按1∶1配比选择本院健康体检人群30例作为对照组（健康对照组）。病例纳入标准：（1）符合腺源性肛瘘诊断的标准，且症状持续3个月以上；（2）术前已行电子结肠镜检查排除肠道炎性反应、炎性肠病等；（3）复杂性肛瘘的定义为符合下面情况之一者：瘘管跨越2/3及以上的肛门括约肌；包含两个以上的外口或瘘管；既往已行肛瘘手术后确认复发者。排除标准：（1）合并有炎性肠病、慢性腹泻或便秘、糖尿病、消化道恶性肿瘤、肝肾功能障碍等；（2）克罗恩病、外伤、特殊感染（如放线菌病和结核病）等引起的肛瘘；（3）近1个月内使用过抗生素、益生元、益生菌等可能影响肠道微生态制剂者；（4）认知缺陷不能配合者。提取研究对象的粪便样本总DNA，扩增细菌16S rDNA基因序列的V4高变区，利用Illumina Miseq平台进行高通量测序，最后进行操作分类单元（OTU）聚类、进行Alpha多样性和LEfSE数据分析，其中Chao指数或ACE指数越大，表明微生物区系的预期物种丰度越高，Simpson指数越小或Shannon指数越大，表明微生物区系多样性越高。两组间性别、年龄、体质指数（BMI）、饮酒吸烟史基线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说明两组具有可比性。本研究观察指标包括两组的测序和质量控制、Alpha多样性分析和物种及其丰度分析以及LEfSE分析。 结果:复杂性肛瘘组与健康对照组的主要优势菌都是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分别占93.4%±32.0%和87.4%±41.2%；在属水平上，复杂性肛瘘组的普雷沃菌属（4.9%±7.4%比0.1%±1.1%， P<0.001）、巨细胞菌属（3.9%±8.2%比0.5%±4.2%， P<0.05）和毛螺菌属（2.6%±5.7%比0.1%±3.4%， P<0.05）的丰度明显更高，而变形菌属（0.02%±4.2%比9.3%±14.4%， P<0.01）、肠球菌属（0.02%±2.3%比9.3%±19.6%， P<0.05）、拟杆菌属（24.7%±9.9%比29.8%±9.1%， P<0.05）和克雷伯菌属（0.4%±4.2%比3.9%±7.3%， P<0.05）相对更低。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复杂性肛瘘组肠道菌群多样性更丰富，表现为ACE指数更高［（293.30±44.00）比（218.75±33.83）， t=102.069， P<0.001］，Chao指数也更高［（318.40±41.99）比（250.00±46.38）， t=77.818， P=0.028］，Shannon指数更高［（3.36±0.29）比（2.43±0.34）， t=9.657， P=0.001］；而Simpson指数更低［（0.103±0.013）比（0.131±0.013）， t=5.551， P=0.04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韦荣菌科、Selenemondales 及厌氧菌纲（均属于厚壁菌门）的菌株总体上对两组样本肠道菌群差异的影响最大（LDA 值均>4）。 结论: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复杂性肛瘘患者肠道菌群多样性更丰富，提示某些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可能在肛瘘发病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目的:探讨老年肺腺鳞癌(ASC)患者的临床病理学特征、免疫组织化学表型和分子学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病理科2009年1月至2020年12月72例ASC患者的临床资料，筛选出年龄≥60岁的患者48例。收集临床表现、影像学检查、组织病理学及免疫组织化学特征等资料，行扩增阻滞突变系统PCR(ARMS-PCR)法检测基因突变情况。结果:48例患者中男32例，女16例，年龄60~84岁(平均70岁)。肿瘤的最大径为0.3~9.0 cm(平均2.8 cm)。镜下见鳞癌以及腺癌两种成分，鳞癌组织显示细胞间桥，腺癌组织则显示乳头状、腺泡或小管结构。免疫组化染色结果显示该组病例不同程度表达角蛋白(CK)7(30/31)、CK5/6(20/28)、甲状腺转录因子1(TTF1，12/31)、P40(15/17)及P63(12/13)。基因检测结果显示老年ASC患者EGFR基因突变率为58.8%(10/17)，ALK融合突变频率为5.9%(1/17)，ROS1和MET基因未见突变。48例病例均行手术切除。结论:ASC的病例相对少见，易造成漏诊，诊断需要结合HE染色、免疫组化学以及影像学检查的结果，手术是ASC患者主要的治疗方式。ASC的EGFR基因突变率较高。

目的:检测1个中国汉族Gitelman综合征(Gitelman syndrome，GS) SLC12A3基因的变异位点。 方法:收集家系成员的临床资料和血样，应用PCR扩增结合Sanger测序法家系，分别对家系中先证者 SLC12A3基因的外显子进行变异分析，确定疑似致病变异后，对其他家系成员进行相应位点的验证。 结果:Sanger测序结果显示先证者 SLC12A3基因存在第3外显子c.486_489del TACG(p.Ile162Met fs*8)和第25外显子c.2890C>T(p.Arg964Trp)复合杂合变异。检索文献发现，两种变异均为未报道过的新变异，100名健康对照均未发现上述变异。 结论:SLC12A3基因c.486_489del TACG(p.Ile162Met fs*8)和c.2890C>T(p.Arg964Trp)变异可能分别是为GS家系的疑似致病变异。

MET基因扩增和/或蛋白过表达是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接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治疗后耐药的主要机制之一，也是潜在重要治疗靶点。多项临床研究结果显示，伴有MET基因扩增和/或蛋白过表达的TKI耐药患者能从MET抑制剂治疗中获益。在NSCLC患者中，MET蛋白过表达比例高于MET基因扩增比例。现有研究提示，免疫组织化学（immunohistochemistry，IHC）检测MET蛋白过表达可提高EGFR-TKI耐药后抗MET靶向治疗的潜在获益人群比例。目前，用于MET蛋白IHC检测的抗体种类繁多、检测流程不同，且尚无统一的判读标准。为提高检测结果准确性且精确筛选潜在获益患者，达成NSCLC患者的MET IHC检测和判读标准共识十分重要。本共识主要对MET IHC检测流程、判读标准及检测报告形式进行了规范，以期进行高质量的MET IHC检测，提高判读结果的准确性和一致性，从而指导临床开展相关临床研究，使更多EGFR-TKI耐药后的NSCLC患者在后续靶向治疗中获益。

目的:探讨呼吸道合胞病毒非结构蛋白（NS）1氨基酸变异情况及临床特征的关系。方法:回顾性病例研究。纳入2018年12月至2020年1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呼吸科住院的81例单一呼吸道合胞病毒阳性患儿为研究对象，分别对呼吸道合胞病毒A、B亚型NS1基因进行PCR扩增、测序，对氨基酸序列进行分析。采用 χ2检验和Mann-Whitney秩和检验比较NS1有无变异两组患儿临床特征及其Ⅰ型干扰素水平。 结果:81例单一呼吸道合胞病毒阳性患儿中男58例、女23例。变异组11例，发病年龄2.0（1.0，11.0）月龄，A亚型4例，变异位点分别为Lys33Gln 2例，Gly2Asp、Pro67Ser、Leu137Phe各1例；B亚型7例，变异位点分别为Val121Ile 2例，Tyr30Cys、Val65Met、Asn85Ser、Ser118Asn、Asp124Asn各1例；所有变异位点在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蛋白质数据库中的频率为0.08（0.04，0.29）%。无变异组70例，发病年龄为3.5（1.0，7.0）月龄。变异组呼吸困难发生率高于无变异组［10/11比47%（33/70）， χ2=7.31， P<0.01］。 结论:呼吸道合胞病毒NS1氨基酸存在一定的变异，变异后患儿可能更易出现呼吸困难。

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中MET异常（MET alteration）包括MET基因第14号外显子跳跃突变（MET 14跳突）、MET基因扩增、MET基因点突变（主要是激酶区突变）、MET基因融合及MET蛋白过表达等。NSCLC患者中MET 14跳突的发生率为0.9%~4.0%，目前国内外已有针对MET 14跳突的靶向药物获批上市，晚期NSCLC患者应进行包含MET 14跳突的检测以筛选MET抑制剂靶向治疗获益人群；原发MET基因扩增在NSCLC患者中的发生率为1%~5%，继发MET基因扩增在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TKI）耐药患者中发生率为5%~50%，在间变性淋巴瘤激酶TKI耐药患者中发生率约为13%；MET蛋白过表达在NSCLC患者的发生率为13.7%~63.7%。关于MET基因扩增和MET蛋白过表达的多项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显示出其在MET抑制剂临床治疗中作为生物标志物具有重要指导价值。准确检测MET异常是实施MET抑制剂治疗的前提，因MET异常形式和检测方法多，临床检测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多，故需进一步梳理和规范。本编写组结合临床实践经验、文献阅读并组织专家讨论，针对MET异常的3种主要类型（MET 14跳突、MET基因扩增和MET蛋白过表达）制定了本共识，以期指导临床MET检测的实践。

报道1例脑实质内颗粒细胞星形细胞瘤/胶质母细胞瘤。患者男，46岁，因头晕伴肢体麻木半个月入院。头颅影像学检查提示双侧大脑半球多发占位性病变，考虑淋巴瘤。先后行立体定向脑活检及肿瘤部分切除术，首次术后病理诊断为颗粒细胞星形细胞瘤/胶质母细胞瘤，IDH野生型，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分级WHO 4级。活检样本镜下观察，肿瘤细胞圆形或多边形，片状或散在浸润性生长，胞界清晰，胞质丰富颗粒状，罕见核分裂象，未见坏死及微血管增生。手术切除样本中，镜下除颗粒细胞星形细胞瘤成分外，局部可见密集排列的异型星形肿瘤细胞以及微血管增生和坏死。2次标本免疫组织化学：S-100蛋白弥漫阳性，胶质纤维酸性蛋白不同程度阳性，少突胶质细胞转录因子2 部分阳性，CD68阳性，CD163阴性。过碘酸雪夫特殊染色显示胞质颗粒阳性。2次标本即时荧光定量PCR检测出TERT（C228T）基因突变，第二次手术标本二代测序未检测出H3基因或IDH基因突变，检测出TERT基因突变、EGFR基因扩增、CDKN2A/B纯合性缺失、PTEN缺失、第7号染色体获得、第10号染色体缺失以及MET基因扩增。患者术后接受全中枢放疗以及化疗，于术后7个月死亡。

目的:分析1个遗传性抗凝血酶(AT)缺陷症家系的临床表型及遗传学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6月"因反复多部位形成静脉血栓"就诊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1对AT先证者及其家系成员的临床资料。用STA-R全自动血凝分析仪检测先证者及家系成员血浆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纤维蛋白原(FIB)、凝血酶时间(TT)；用发色底物法和免疫散色比浊法检测先证者及其家系成员血浆AT活性(AT: A)和AT抗原(AT: Ag)。用PCR扩增先证者及家系成员抗凝血酶基因 SERPINC1的所有外显子及侧翼序列，测序并寻找变异位点；采用生物信息学预测软件对蛋白质功能的影响和蛋白质构象的改变进行分析。 结果:先证者(Ⅱ 2、Ⅱ 10)及其兄弟(Ⅱ 5)和儿子(Ⅲ 1、Ⅲ 8)的PT、APTT、FIB及TT均在正常范围，而AT: A和AT: Ag明显下降，分别为34%、57%、56%、48%、53%和13.51、13.44、18.39、17.36、17.71 mg/dL，其余家系成员均在正常范围。先证者及家系成员测序结果显示均携带 SERPINC1基因第5外显子c.851T>C(p.Met284Thr)杂合错义变异；生物信息学软件预测提示该变异可导致c.851位点编码氨基酸的氢键改变，影响蛋白质的结构。根据美国医学遗传学与基因组学学会变异评级标准指南，该变异评级为致病性变异(PS1＋PM1＋PM5＋PP1＋PP4)。 结论:先证者及其他患者家系成员被确诊为Ⅰ型遗传性AT缺陷症患者， SERPINC1基因c.851T>C(p.Met284Thr)变异是其遗传学病因。

患者 女性，59岁，因“发现胰腺占位9 d”于2022年7月14日收入青岛妇女儿童医院。2022年7月5日患者腹部CT检查结果示“十二指肠乳头旁、胰颈、钩突及胰尾见多个混杂密度影（图1），最大者位于十二指肠乳头旁，大小约2.2 cm×1.8 cm，边界不清，不均匀强化，胰体尾部胰管明显扩张”；癌胚抗原29.3 μg/L，CA19-9为14.7 U/ml。2014年10月患者被诊断为“乙状结肠癌”，行腹腔镜乙状结肠癌根治术，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示乙状结肠中-低分化腺癌，部分呈黏液腺癌表现，可见脉管内癌栓，可见癌结节2枚，pT3N1cM0，ⅢB期。术后接受8个周期的XELOX方案（奥沙利铂联合卡培他滨）辅助化疗后转入定期随访。入院后立即完善腹部MRI检查，结果显示十二指肠乳头旁、胰腺实质内可见多发T1WI低信号T2WI混杂高信号，弥散加权成像呈稍高信号，大者位于十二指肠乳头旁，大小约为2.2 cm×1.7 cm，增强成像可见不均匀强化，胰管不均匀增宽。患者拒绝行CT或超声内镜引导下的穿刺活检。外周血循环DNA检测示： KRAS、 NRAS、 BRAF、 PIK3CA均为野生型， HER2、 MET均未见扩增， NTRK未见融合，微卫星分析为稳定型，肿瘤突变负荷为0.00 muts/Mb。经多学科讨论，初步诊断为：胰腺多发占位，考虑为乙状结肠癌术后胰腺转移癌，或胰头、钩突和胰尾部胰腺导管内乳头状黏液性肿瘤癌变。予4个周期的XELIRI方案（伊立替康联合卡培他滨）化疗后，癌胚抗原持续下降至1.96 μg/L。复查腹部增强CT及MRI，结果均提示胰腺病变略缩小（图2），PET-CT检查结果提示十二指肠乳头旁、胰腺内见多个稍低密度影，最大者位于十二指肠乳头旁，大小约为2.1 cm×1.8 cm，均未见明显氟代葡萄糖摄取增高；胰腺体尾部胰管略增宽；未发现其他转移灶。于2022年10月14日行剖腹探查术，术中见：肝脏表面、腹盆腔、腹壁、网膜均未见明显转移征象；钩突可及最大径2.0 cm的质硬肿物，胰头和胰颈部可及最大径2.5 cm质硬肿物，胰尾可及最大径1.0 cm的质硬肿物，术中送检胰颈组织冰冻病理学检查结果提示黏液性肿瘤，部分癌变，故行全胰腺切除术+脾切除术，术中清扫胃周围淋巴结、十二指肠周围淋巴结、胰腺周围淋巴结，以及肝总动脉旁8组、脾动脉旁11组、肠系膜上动脉旁14组淋巴结。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显示：胰腺乙状结肠黏液腺癌转移（图3A），淋巴结均未见癌转移（0/23）；免疫组化示：MLH1（+），PMS2（+），MSH2（+），MSH6（+），P53（20%+），CerbB-2（2+），CK7（-）（图3B），CK19（+）（图3C），SATB2（+）。患者术后第13天顺利出院，术后因新冠肺炎疫情未行辅助化疗。2023年3月和9月于我院随访，影像学及血清学检查均未见明确复发及转移征象，为无疾病证据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