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直肠癌Miles术后发生早期造口并发症的危险因素，并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2019年1月—2022年1月于新乡市中心医院行直肠癌Miles术的205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按照是否发生早期造口并发症分为早期造口并发症组及无早期造口并发症组。采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直肠癌Miles术后早期造口并发症发生的影响因素，采用R语言构建直肠癌Miles术后发生早期造口并发症的列线图预测模型。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下面积评估列线图预测模型的预测效能。通过绘制校准图进行一致性检验，使用Hosmer-Lemeshow检验判断模型的拟合优度， P>0.05表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利用R软件随机抽取30%的病例作为验证组进行内部验证。 结果:本研究共纳入患者205例，男性115例，女性90例，其中37例发生早期造口并发症，早期造口并发症发生率为18.0%。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未行快速外科康复护理（ OR=2.779，95% CI：1.144~6.750）、年龄≥65岁（ OR=2.862，95% CI：1.186~6.906）、白蛋白<35 g/L（ OR=3.414，95% CI：1.373~8.488）和未行术前造口位置定位（ OR=4.846，95% CI：1.488~15.776）是直肠癌Miles术后发生早期造口并发症的危险因素（ P<0.05）。根据此结果构建预测模型，预测模型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801（95% CI：0.713~0.868），经内部验证后，验证组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807（95% CI：0.641~0.973）。建模组（ P=0.980）与验证组（ P=0.981）校正曲线显示，预测结果与实际结果有较好的重合度。 结论:未行快速外科康复护理、年龄≥65岁、白蛋白<35 g/L和未行术前造口位置定位是直肠癌Miles术后发生早期造口并发症的危险因素。本研究基于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构建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可以有效预测直肠癌Miles术后发生早期造口并发症的概率。对于高风险患者，要及早进行个体化干预，降低造口并发症发生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目的:分析造瘘护理视频联合回授法在结肠直肠癌Miles术肠造瘘患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医院收治的结肠直肠癌Miles术肠造瘘患者65例，按照健康宣教方法的不同分为对照组(31例)与观察组(34例)。对照组给予手术常规护理及常规健康宣教，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造瘘护理视频联合回授法给予健康宣教。对比两组患者干预前后宣教知识掌握情况、生活质量及护理满意度。结果:干预后，观察组宣教知识掌握情况各维度评分、生活质量各功能评分及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造瘘护理视频联合回授法在结肠直肠癌Miles术肠造瘘患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效果显著，有利于患者更好掌握造瘘护理相关知识，提高其生活质量及护理满意度。

目的:基于信息-动机-行为技巧模型构建永久性肠造口患者健康教育方案，并检验其提高患者出院准备度和减少出院后早期造口并发症发生率的效果。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1年2月—2022年1月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结直肠外科确诊为低位直肠癌并接受腹会阴联合直肠癌根治术（Miles）的68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按数字表法产生随机数列，采用信封隐匿法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33例）和干预组（35例），对照组收住在一病区，干预组收住在二病区。对照组实施常规健康教育模式，干预组实施基于信息-动机-行为技巧模型的健康教育模式。比较两组患者的出院准备度评分、出院当天及出院1个月时的造口自我效能和造口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干预组患者的出院准备度得分高于对照组，出院准备度等级水平也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干预组患者出院1个月后造口相关自我效能等级水平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出院1个月时，干预组的造口并发症总体发生率为11.43%（4/35），低于对照组的42.42%（14/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基于信息-动机-行为技巧模型的健康教育方案能有效提高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的出院准备度，降低造口及周围皮肤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造口自我效能水平，促进患者康复。

目的:探究基于聚焦解决模式的精细化造口干预对直肠癌腹会阴联合直肠癌根治术（Miles术）后患者病耻感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选取2016年1月至2017年6月于衢州市人民医院接受Miles术治疗的直肠癌患者51例为对照组，应用常规护理干预。2017年7月至2019年1月入院治疗的直肠癌患者51例为观察组，实施基于聚焦解决模式的精细化造口干预。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干预6个月后的病耻感［社会影响量表（SIS）］、造口适应能力［造口适应量表（OAS）］、自护能力［自我干预能力实施量表（ESCA）］、生活质量［癌症患者生命质量测定量表（QLQ-C30）］变化。结果:干预6个月后，观察组SIS量表（社会排斥、内在羞耻感、社会孤立）评分［（12.23±4.02）分、（6.12±1.48）分、（10.02±3.25）分］及总分［（33.49±4.16）分］与对照组［（15.23±3.47）分、（9.02±1.47）分、（13.25±2.47）分、（42.52±3.47）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4.034、9.928、5.651、11.904，均 P<0.05）；观察组患者OAS量表各维度评分［（65.41±6.54）分、（70.21±6.02）分、（47.21±5.95）分、（182.83±14.91）分］及总分［（182.83±14.91）分］与对照组［（54.62±6.31）分、（61.13±5.95）分、（39.52±6.24）分、（155.27±15.14）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8.479、7.585、6.369、9.262，均 P<0.001）；观察组患者ESCA量表各维度评分［（34.54±5.18）分、（23.63±4.25）分、（0.48±4.22）分、（28.63±3.75）分］与对照组［（30.29±5.04）分、（19.58±3.57）分、（35.25±4.04）分、（24.58±2.56）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4.199、5.211、6.393、6.370，均 P<0.001）；观察组患者QLQ-C30量表各维度评分［（75.46±7.42）分、（74.97±7.55）分、（77.13±8.25）分、（63.43±6.75）分、（79.24±5.91）分］与对照组［（64.17±7.01）分、（67.15±7.22）分、（68.41±7.95）分、（52.93±8.14）分、（62.51±8.34）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7.899、5.346、6.059、7.091、11.688，均 P<0.001）。 结论:基于聚焦解决模式的精细化造口干预可明显改善直肠癌患者Miles术后病耻感，促进造口适应，且能显著提升自护能力及生活质量，为临床优质护理服务专科内涵提供明确方向。

目的:探讨团体自我肯定训练对直肠癌患者Miles术后病耻感及应对方式的影响。方法:选取2019年5月至2020年5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肠癌患者Miles手术患者96例，根据随机数字表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每组各48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性心理指导，观察组实施团体自我肯定训练。干预前后应用病耻感量表、心理弹性量表(CD-RISC)、医学应对问卷中文版及欧洲疾病研究与治疗组织生活质量测定量表(EORTC QOQ-C30)对两组患者进行评价。结果:干预后观察组癌症疲乏总分及各维度评分、屈服面对、回避应对评分低于对照组，干预后观察组心理弹性总评分及各维度评分、EORTC QOQ-C30总评分及各维度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团体自我肯定训练可减轻直肠癌Miles手术患者术后病耻感，使患者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疾病，提高患者的心理弹性及生活质量。

目的:探讨Dixon保肛手术对低位直肠癌患者疗效、肛门直肠功能及应激反应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5月至2019年3月张家口市第五医院收治的150例低位直肠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手术方式的不同将患者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75例，研究组患者行Dixon术，对照组患者行Miles术，比较两组患者手术一般情况、术后排尿功能、应激反应[C反应蛋白（CRP）、白细胞介素-6（IL-6）、皮质醇（Cor）及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肛门直肠功能[肛管静息压（ARP）、肛管最大收缩压（MSP）和肛管最长收缩时间（ALCT）]、生活质量评分（PAC-QOL评分）以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局部复发率、远处转移率、3年无瘤生存率和3年总生存率。结果:研究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引流量显著低于对照组[（172.28 ± 23.45）min比（189.57 ± 23.68） min、（177.39 ± 21.23）ml比（191.35 ± 22.67）ml、（342.36 ± 52.89）ml比（489.42 ± 63.33）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研究组患者术后CRP、IL-6、Cor及ACTH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22.35 ± 4.75） mg/L比（35.65 ± 5.28）mg/L、（58.74 ± 15.11）μg/L比（79.63 ± 20.23）μg/L、（145.36 ± 27.48）ng/L比（156.48 ± 32.55）ng/L、（44.58 ± 5.27）ng/L比（49.62 ± 5.68）n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研究组患者术后6个月排尿功能和肛门直肠功能显著优于对照组，PAC-QOL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22.53 ± 2.86）分比（27.54 ± 3.21）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研究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局部复发率、远处转移率、3年无瘤生存率和3年总生存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Dixon术治疗低位直肠癌的疗效较好，可最大程度保留患者肛门直肠功能，保护排尿功能，降低患者应激反应，更有利于患者的快速康复。

目的:探讨伴淋巴结转移的直肠神经内分泌瘤(RNET)的临床特点、诊治和伴淋巴结转移预后。方法:2012年1月—2020年12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共收治153例RNET患者，其中10例(6.5%)伴淋巴结转移，含男性4例，女性6例，年龄32~71岁，中位年龄为56.5岁。结果:10例患者中肿瘤直径<1 cm者3例，1~2 cm者4例，>2 cm者3例。10例患者术前均行CT检查，其中9例提示淋巴结转移；7例患者术前行MRI检查，其中6例提示淋巴结转移。10例患者均接受根治性切除术，其中2例行Miles手术，6例行Dixon手术，2例为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后追加Dixon手术。全组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14~118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51个月。9例患者未出现复发转移，1例患者于术后40个月腹腔转移，综合治疗31个月后死亡。结论:淋巴结转移在直肠神经内分泌瘤中较为少见。影像学检查对判断淋巴结转移状态有重要参考价值。对伴淋巴结转移的直肠神经内分泌瘤，根治性切除疗效好。

目的:介绍带蒂大网膜应用于腹腔镜腹会阴联合直肠癌根治术盆底重建预防术后近期并发症的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2021年8月河南省肿瘤医院普外科行腹会阴联合直肠癌根治术术中盆底腹膜不能直接缝合关闭的72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观察组35例利用带蒂大网膜行盆底重建，对照组37例未关闭盆底腹膜。结果:观察组患者未出现肠梗阻，对照组出现5例肠梗阻，与小肠坠入骶前术区有关。3例经保守治疗后痊愈，2例手术探查，其中1例行肠粘连松解，1例行小肠小肠吻合。两组患者肠梗阻发生率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0比14%， χ2=5.083， P=0.024）。两组患者手术时间、住院时间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95±13）min比（159±9）min， t=10.047， P=0.000；（11.9±0.9）d比（14.9±2.1）d， t=-5.996， P=0.000］。两组患者骶前感染、肺部感染、静脉血栓发生率、术中出血量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带蒂大网膜应用于腹腔镜腹会阴联合直肠癌根治术盆底重建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术后近期并发症发生率，特别是肠梗阻的发生率。

目的:比较早发性结直肠癌（EOCRC）与晚发性结直肠癌（LOCRC）患者的发病趋势、临床病理特征、治疗和预后的差异。方法:病例纳入标准：（1）病理证实的结直肠腺癌，包括遗传性结直肠癌综合征，如Lynch综合征、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Peutz-Jeghers综合征、幼年性息肉病综合征和锯齿状息肉病综合征；（2）在上海长海病理登记系统中有登记信息。排除邻近器官的恶性肿瘤侵犯结直肠者、远处器官的恶性肿瘤转移至结直肠者、结直肠良性病变者以及复发性CRC患者。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00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间结直肠癌登记病例资料，采用年均变化率（AAPC）来描述长期变化趋势，比较两组发病趋势、临床、病理、分子和治疗特征以及预后的差异。结果:（1）发病趋势：共纳入34 067例CRC患者，其中EOCRC患者6 369例，LOCRC患者27 698例。2000—2021年间，EOCRC（AAPC=8.4%）、LOCRC（AAPC=11.6%）和CRC（AAPC=11.0%）病例数均显著增加。在EOCRC患者中，40~49岁组病例数最多（AAPC=8.3%），30~39岁组增长最快（AAPC=9.0%），<30岁组的AAPC为7.2%；男性和女性EOCRC患者的AAPC分别为8.8%和7.8%；右半结肠癌、左半结肠癌和直肠癌患者的AAPC分别为8.7%、8.9%和7.9%。（2）人口学特征：与LOCRC组相比，EOCRC组中男性更少［58.4%（3 717/6 369）比63.2%（17 497/27 698），χ 2=50.785， P<0.001］，直肠癌［56.1%（3 575/6 369）比52.6%（14 561/27 698），χ 2=69.584， P<0.001］和结直肠多原发癌［2.1%（134/6 369）比1.2%（343/27 698），χ 2=27.479， P<0.001］更多，但左半结肠癌［26.7%（1 698/6 369）比28.4%（7 861/27 698），χ 2=7.511， P=0.006］和右半结肠癌［15.1%（962/6 369）比17.8%（4 933/27 698），χ 2=26.300， P<0.001］更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3）临床特征：与LOCRC组相比，EOCRC组的体质指数更低［（23.13±3.39）kg/m 2比（23.44±4.46）kg/m 2］，肿瘤直径更大［（4.6±2.0）cm比（4.4±2.0）cm］，血清癌胚抗原水平较低（中位数3.0 μg/L比3.7 μg/L），血清糖类抗原19-9水平偏高（中位数11.8 kU/L比10.7 kU/L），直肠癌位置更低［（6.1±3.6）cm比（6.5±3.4）cm］，腹痛［23.0%（749/3 254）比19.3%（2 642/13 687）］、里急后重［1.6%（52/3 254）比0.9%（124/13 687）］和腹部肿块［1.1%（37/3 254）比0.7%（98/13 687）］的发生率较高，各种合并症（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脑部疾病）［36.64%（1 191/3 254）比60.5%（8 276/13 687）］、伴发息肉［9.4%（305/3 254）比14.7%（2 016/13 687）］和伴发其他癌症［1.8%（57/3 254）比3.2%（435/13 687）］的比例更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4）病理特征：与LOCRC组相比，EOCRC组的溃疡型肿瘤更多［68.1%（2 216/3 254）比64.4%（8 817/13 687）］，黏液腺癌和印戒细胞癌更多［17.9%（544/3 254）比11.6%（1 495/13 687）］，脉管浸润和神经浸润更多［分别为：22.1%（285/1 291）比17.5%（1 203/6 864）；29.7%（386/1 299）比22.4%（1 541/6 876）］，无淋巴结转移比例更少［54.9%（1 707/3 110）比62.6%（8 138/13 002）］，远处转移更多［18.0%（576/3 200）比15.4%（2 061/13 392）］，浸润深度更深［T3期：75.2%（2 346/3 119）比73.6%（9 676/13 149）］，TNM分期更晚［Ⅲ期：32.7%（1 047/3 200）比27.6%（3 700/13 39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5）分子特征：与LOCRC组相比，EOCRC组 KRAS基因突变率更低［40.1%（1 272/3 171）比 44.9%（7 288/16 239），χ 2=24.253， P<0.001］，错配修复缺陷（dMMR）的肿瘤更多见［21.4%（563/3 171）比13.1%（1 840/16 239），χ 2=100.330， P<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6）与LOCRC组相比，EOCRC组接受了更多的Miles或Hartmann手术［14.3%（281/3 254）比11.9%（950/13 687）］、扩大根治性切除术［12.6%（410/3 254）比10.2%（1 393/13 687）］、肠造口术［35.3%（1 148/3 254）比32.0%（4 380/13 687）］、术前治疗［22.3%（725/3 254）比15.8%（2 159/13 68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的 NRAS、 BRAF和 PIK3CA基因突变率、无瘤生存期（DFS）和总生存期（O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过去的20年里，在上海长海医院接受诊治的EOCRC和LOCRC的病例数均持续增加。与LOCRC组相比，EOCRC组的肿瘤更具侵袭性，TNM分期更晚，接受了更积极的手术治疗和围手术期治疗，但两组的DFS和OS相似。建议对年轻人进行更多的CRC筛查，以便应对EOCRC不断增长的趋势。

疝与腹壁外科是外科学一个较新的亚专科。在国际上，虽然我国该学科起步较晚，但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奠定了在该领域的重要地位，为今后我国疝与腹壁外科专业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同时，国内研究者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身不足。笔者深度剖析国内外相关研究，总结并展望未来我国疝与腹壁外科领域的发展应该更细致深入地从以下几方面展开：更科学、有效地推广手术方式规范化和精细化；手术技术的推进和方法创新；修复材料应用的观念转变和科学选择；向其他学科渗透，如Miles手术后的造口疝预防和乳房再造后的腹壁缺损修复；疝病数据注册和质量控制体系完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