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香兰素调节环鸟苷酸腺苷酸合成酶(cyclic guanylate adenylate synthetase,cGAS)/干扰素基因刺激因子(stimulator of interferon gene,STING)信号通路对肝内胆汁淤积(intrahepatic cholestasis,IC)大鼠肝组织损伤的影响.方法 将SD大鼠随机分为正常组、IC组、香兰素组、cGAS过表达组、香兰素+cGAS过表达组,连续给药7 d.测定大鼠体质量、肝质量和肝质量/体质量比值;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肝功能指标(ALT、AST、ALP、LDH),IC 指标(TBIL、TBA),肝纤维化指标(HA、LN、PCⅢ);HE、Masson染色分别观察肝脏病理学、纤维沉积变化,并计算胶原容积分数;蛋白印迹法检测肝组织cGAS/STING通路相关蛋白表达.结果 香兰素可改善IC大鼠肝脏病理、纤维化,升高体质量,降低肝脏质量、ALT、AST、ALP、LDH、TBIL、TBA、HA、LN、PCⅢ、胶原容积分数、cGAS、STING蛋白(P＜0.05);cGAS过表达可逆转香兰素对IC大鼠上述指标的影响(P＜0.05).结论 香兰素可能通过下调cGAS/STING信号通路,改善IC大鼠肝功能、IC、肝纤维化和肝组织损伤.

目的 探讨茵陈水提物对多药耐药蛋白 3(MDR3)基因突变导致的新生儿肠外营养相关性胆汁淤积(PNAC)的保护作用及可能机制.方法 ①将人原代培养肝细胞应用体外细胞培养、CRISPR/Cas9 慢病毒感染、MDR3 突变基因导入等技术处理后,比较 1%脂肪乳诱导处理前(0)和处理后 16、32、48 h不同时间点肝细胞上清液中肝胆生化指标[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总胆红素(TBil)、直接胆红素(DBil)、间接胆红素(IBil)、总胆汁酸(TBA)]的水平,确定构建MDR3 基因突变PNAC肝细胞模型脂肪酸诱导所需的时间.②将人原代培养肝细胞株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空白对照组、MDR3 基因野生型组、MDR3 基因突变组、茵陈水提物干预组.空白对照组只用培养液处理,MDR3 基因野生型组应用慢病毒感染融入野生型MDR3基因和培养液培养,MDR3 基因突变组应用慢病毒感染慢病毒导入MDR3(c.485T＞A、c.2793insA、c.1031G＞A、c.3347G＞A)突变基因和培养液培养,茵陈水提物干预组应用慢病毒感染导入MDR3 突变基因和培养液培养的基础上,加入 100 g/L茵陈水提物预处理,然后将 4 组肝细胞分别加入 1%脂肪乳诱导处理,处理时间为构建MDR3 基因突变PNAC肝细胞模型脂肪酸诱导所需时间.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测定 4 组肝细胞上清液中肝胆生化(ALT、AST、TBil、DBil、IBil、TBA)水平,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T-PCR)检测4组肝细胞编码MDR3、胆盐输出泵(BSEP)、多药耐药相关蛋白(MRP)2～4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的三磷酸腺苷结合盒蛋白(ABCB4、ABCB11、ABCC2、ABCC3、ABCC4)和TNF基因mRNA的表达丰度.结果 与空白对照组和MDR3基因野生型组比较,MDR3基因突变组在经1%脂肪乳诱导处理前和处理后16h肝细胞上清液中肝胆生化指标(ALT、AST、TBil、DBil、IBil、TBA)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经 1%脂肪乳诱导处理 32h和 48 h MDR3 基因突变组肝细胞上清液肝胆生化指标(ALT、AST、TBil、DBil、IBil、TBA)水平均明显升高(均P＜0.05),确定构建MDR3 基因突变PNAC肝细胞模型脂肪酸诱导所需的时间为 32 h.与MDR3 基因突变组比较,茵陈水提物干预组肝细胞在脂肪乳处理后 32h肝细胞上清液中肝胆生化指标(ALT、AST、TBil、DBil、TBA)水平均明显降低[ALT(ng/L):148.3±2.3 比 164.9±7.0,AST(ng/L):2767.4±78.8 比 3239.4±107.1,TBil(μmol/L):7.6±0.2比13.6±0.3,DBil(μmol/L):1.8±0.1比5.7±0.2,TBA(μmol/L):3.4±0.2比6.7±0.1,均P＜0.05];空白对照组、MDR3 基因野生型组、MDR3 基因突变组和茵陈水提物干预组肝细胞编码MDR3、MRP2、MRP3、MRP4 的ABCB4、ABCC2、ABCC3、ABCC4 基因mRNA表达丰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NF基因mRNA在MDR3基因突变组呈高表达(2-??Ct:1.258±0.200比1.001±0.052),茵陈水提物干预组呈低表达(2-??Ct:0.387±0.247 比 1.258±0.200),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MDR3 基因突变组比较,茵陈水提取物干预组肝细胞编码BSEP的ABCB11 基因mRNA的表达丰度明显增高(2-??Ct:2.955±0.479 比 1.333±0.529,P＜0.05).结论 茵陈水提物对MDR3 基因突变导致的PNAC有一定保护作用,可能与拮抗炎症反应,降低TNF基因的mRNA表达和改善编码BSEP的ABCB11 基因的mRNA表达有关.

与胆胰转流十二指肠转位术相比，单吻合口十二指肠回肠旁路联合袖状胃切除术（SADI-S）操作相对简单，且两种术式对肥胖及其代谢病的疗效相当。本中心报道国内第一例达芬奇机器人辅助SADI-S治疗重度肥胖症。患者为27岁男性，身高180 cm，体质量140 kg，腰围125 cm，体质指数43.2 kg/m 2。入院诊断：脂肪肝、重度肥胖症、高甘油三酯血症、高尿酸血症。采用达芬奇机器人辅助SADI-S手术，通过阑尾确定回盲部，从回盲部逆行测量共同通道，距回盲部300 cm处进行标记并悬挂远端。在34 Fr支撑管的引导下行胃袖状切除。切断十二指肠球部后将十二指肠近端与回肠标记处行端-侧吻合，将胃切缘与大网膜加固缝合，经口注入亚甲蓝后未见漏出，于吻合口和十二指肠残端处放置引流管。手术时间为244 min，术中出血量为50 ml。患者术后住院时间为7 d且恢复良好。术后随访6个月，多余体质量减少率（EWL%）为80.21%。术后体质量、体质指数、腰围等指标均明显下降，高甘油三酯血症、高尿酸血症、胰岛素抵抗均完全缓解。提示，达芬奇机器人辅助SADI-S治疗重度肥胖症安全可行。

目的:探讨血清脂联素(APN)在早产儿胃肠外营养相关性胆汁淤积(PNAC)中的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21年1月至12月益阳市中心医院收治的85例接受PN(肠外营养)治疗的早产儿临床资料，根据患儿住院期间是否发生PNAC分为PNAC组34例、非PNAC组51例。比较PNAC组与非PNAC组，PNAC组不同胎龄患儿血清APN水平，分析早产儿发生PNAC的危险因素，分析血清APN在早产儿PNAC中的预测价值。结果:PNAC组第1、3、5周血清APN水平均低于非PNAC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PNAC组胎龄<34周的患儿第1、3、5周血清APN水平均低于≥34周的患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胎龄、出生体重、败血症、禁食时间、PN持续时间、脂肪乳累积量、氨基酸起始量、氨基酸累积量均是导致早产儿发生PNAC的影响因素(均 P<0.05)。血清APN预测早产儿PNAC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814(95% CI：0.722～0.906)，灵敏度为0.69、特异度为0.88，截断值为13.28 mg/L。 结论:血清APN对早产儿发生PNAC具有较高的预测价值，临床上应予以密切关注。

目的:探讨血清γ-谷氨酰转肽酶（gamma-glutamyl transferase, GGT）检测值在不同年龄段胆道闭锁（biliary atresia, BA）患儿中的诊断价值及标准，以提高诊断准确率。方法:收集2012年4月至2019年7月因胆汁淤积在西安市儿童医院新生儿外科接受手术治疗的350例患儿术前一般资料，其中，男180例，女170例；根据术中胆道造影结果将患儿分为BA组244例和非BA组106例。BA组中：男106例，女138例；汉族239例，其他民族5例；足月产238例，早产6例；体重为（4.6±0.8) kg；术前最后一次GGT检测值为（622.6±505.8）U/L。非BA组中：男74例，女32例；汉族105例，其他民族1例；足月产63例，早产43例；体重为（3.7±1.1) kg；术前最后一次GGT检测值为（181.5±136.5 ）U/L。根据术前最后一次GGT检测值及当日年龄，将两组患儿分为≤30 d、31~60 d、61~90 d、>90 d这4个年龄段，BA组中，≤30 d的患儿有6例，31~60 d有130例，61~90 d有86例，>90 d有22例；非BA组中，≤30 d的患儿有3例；31~60 d有58例；61~90 d有34例；>90 d有11例。比较两组中同年龄段患儿的GGT，根据约登指数确定各年龄段及不分年龄时运用GGT检测值诊断BA的截断值，并比较其灵敏度（sensitivity，Se ）、特异度（specificity，Sp）和准确率。结果:在患儿的一般情况方面，BA组与非BA组相比，在31~60 d、61~90 d年龄段，患儿的性别、是否足月产和体重在两组间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05）；在>90 d患儿中，是否足月产在两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不同年龄段及不分年龄时，BA组GGT值均高于非BA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患儿在≤30 d、31~60 d、61~90 d和>90 d年龄段下GGT值的受试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ROC）曲线方面，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分别为1.000、0.874、0.839和0.872；各年龄段中运用GGT值诊断BA的最佳截断值分别为305 U/L、236 U/L、319 U/L和331 U/L；不分年龄时的AUC为0.851，最佳截断值为305 U/L。患儿在不同年龄段下运用GGT值诊断BA的区分度方面，年龄≤30 d时运用GGT诊断BA的Se、Sp和准确率均为100%；31~60 d时的Se、Sp和准确率分别为71.5%、87.9%和76.6% ；61~90 d时的Se、Sp和准确率分别为70.0%、85.3%和74.2%；>90 d时的Se、Sp和准确率分别为77.3%、100%和81.8%；不分年龄时Se、Sp和准确率分别为68.3%、87.7%和74.2%。 结论:GGT值对BA的诊断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在不同年龄段BA患儿中差异较大，在31 ~ 60 d运用GGT值诊断BA的价值相对较高。

目的:检测胆道闭锁（biliary atresia，BA）患儿肝组织中CD4 +T细胞和炎症因子IL-6、IL-8、IL-33的表达水平，并探讨其与术后胆管炎及早期退黄之间的关系。 方法:选取2018年6月至2020年5月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29例BA患儿和16例先天性胆管扩张症（congenital biliary dilatation，CBD）患儿的肝脏标本。HE染色及免疫组织化学检测CD4 +T细胞、IL-6、IL-8、IL-33的表达及分布。记录BA患儿术前、术后1周、2周及3个月总胆红素（total bilirubin，TBIL）水平和胆管炎发生情况，根据胆管炎发生情况分为胆管炎、无胆管炎、早期胆管炎、晚期胆管炎、频发胆管炎和偶发胆管炎。分析比较BA患儿肝脏炎症水平与术后胆管炎的发生及黄疸清除之间的关系。 结果:HE染色结果显示BA患儿肝脏汇管区浸润着大量炎症细胞，伴肝内胆汁淤积、小胆管增生以及肝细胞水肿，CBD患儿肝组织汇管区见轻度炎症细胞浸润。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显示BA患儿中CD4 +T细胞、IL-6、IL-8、IL-33表达水平高于CBD患儿。ROC曲线分析显示，CD4 +T细胞、IL-6和IL-8的平均光密度值鉴别BA与CBD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 869、0. 886和0. 838。胆管炎患儿CD4 +T细胞、IL-6、IL-8表达水平高于无胆管炎患儿，早期胆管炎患儿CD4 +T细胞表达水平高于晚期胆管炎患儿，频发胆管炎患儿CD4 +T细胞、IL-6、IL-8、IL-33表达水平稍高于偶发胆管炎患儿。BA患儿CD4 +T细胞表达水平与术后3个月TBIL下降率呈负相关（r=-0. 532， P=0. 034），IL-8和IL-33表达水平与术后1周TBIL下降率呈负相关（r=-0. 384， P=0. 048；r=-0. 568， P=0. 002）。 结论:BA患儿肝脏组织中CD4 +T细胞、IL-6、IL-8及IL-33高表达，可能易发胆管炎。CD4 +T细胞、IL-8、IL-33表达水平越高，早期黄疸清除率越低，可作为早期黄疸清除率的预测指标。

目的:分析视网膜静脉阻塞与血脂代谢、凝血功能及颈内动脉弹性功能参数之间的关系。方法:前瞻性队列研究。纳入濮阳市眼科医院2021年7月至2023年3月收治的视网膜静脉阻塞患者65例(65只眼)作为观察组，另随机连续收集60例(60只眼)体检为健康者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血脂代谢、凝血功能指标及颈内动脉弹性功能参数等。结果:观察组患者的总胆固醇(TC)[(5.41±1.09)mmol/L]、甘油三酯(TG)[(2.18±1.24)mmol/L]以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3.13±0.65)mmol/L]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4.43±1.11)、(1.37±0.91)、(2.63±0.73)mmol/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4.98、4.14、4.05，均 P<0.001)；观察组患者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为(1.07±0.24)mmol/L，显著低于对照组的(1.32±0.26)mmol/L( t＝5.59， P<0.001)。观察组患者凝血指标凝血酶原时间(PT)[(10.07±1.32)s]、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21.75±15.39)s]及凝血酶时间(TT)[(15.83±1.32)s]，均明显低于对照组[(11.07±1.08)、(30.45±5.14)、(12.96±1.66)s]，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4.61、4.17、10.74，均 P<0.001)；观察组纤维蛋白原(FIB)为(6.99±2.77)g/L，高于对照组的(3.30±1.69)g/L( t＝9.90， P<0.001)。观察组中患者的颈内动脉紧张度为7.14±1.36、动脉扩张性[(2.43±0.24)kPa -1]以及顺应性[(0.38±0.11)mm 2·kPa -1]，低于对照组的9.15±2.62、(2.65±0.48)kPa -1、(0.44±0.15)mm 2·kPa -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5.44、3.28、2.56，均 P<0.05)。观察组中患者的颈内动脉紧张度(7.14±1.36)、动脉扩张性[(2.43±0.24)kPa -1]以及顺应性[(0.38±0.11)mm 2·kPa -1]低于对照组[9.15±2.62、(2.65±0.48)kPa -1、(0.44±0.15)mm 2·kPa -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5.44、3.28、2.56，均 P<0.05)；观察组患者压力-应变性系数为(127.38±14.14)kPa，高于对照组的(107.38±10.29)kPa，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8.98， P<0.001)。 结论:与健康人群相比，视网膜静脉阻塞患者的血脂代谢指标(TC、TG、LDL-C、HDL-C)、凝血功能指标(PT、APTT、TT、FIB)及颈内动脉弹性功能指标均异常，且各项指标与视网膜静脉阻塞病变密切联系。

小肝综合征（SFSS）是由于术后小体积肝组织不能维持正常的功能，出现高胆红素血症伴胆汁淤积等症状的临床综合征。常见于小体积肝移植或扩大肝切除术术后。后期可出现败血症、肾功能不全、胃肠功能障碍以及出血等严重并发症。充分认识其发病机制对防治SFSS有重要积极意义。本文针对SFSS的发病机制及防治研究进展展开综述。

目的:探讨新生儿血色病-妊娠同族免疫性肝病（NH-GALD）的临床病理特征。方法:收集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2018年9月至2021年3月3例NH-GALD的临床资料，尸体解剖检查内脏及脑组织，各脏器常规取材并行HE染色观察各脏器形态学改变，行普鲁士蓝染色观察铁沉积情况，应用免疫组化染色检测肝脏组织肝细胞膜复合攻击物C5b-9的表达。病例1由于病情危重死亡未做基因检测，病例2及病例3两例均行全外显子高通量测序。同时进行相关文献回顾。结果:3例NH-GALD均为男性，死亡年龄分别为9、58、50 d。病例1及病例2母孕期无异常，均为G1P1，胎龄分别为36 +4 W、33 +6 W。病例1出生时羊水少，出生体质量2300 g。病例2为胎龄双胎之大，出生体质量1450 g。病例3母妊娠期糖尿病，G2P2，胎龄37 +3 W，出生体质量2900 g。3例均无窒息抢救病史。3例临床均表现为急性肝衰竭及多脏器损害，包括凝血功能障碍、黄疸、水肿、新生儿肺炎等。实验室检查3例均提示贫血、血糖降低、严重的凝血障碍、直接及间接胆红素均增高、转氨酶正常或增高后降至正常、铁蛋白增高；2例AFP增高。3例尸体解剖主要病症均为NH-GALD，急性重型肝坏死并肝纤维化（或肝硬化），其他诊断包括肺出血、肺水肿、间质性肺炎、淤血性脾肿大、脑水肿及急性胸腺退化等。尸体解剖时大体观察3例肝脏重41.1~73.1 g（均低于同龄儿平均值），病例1及2肝脏表面细颗粒状，切面灰黄或暗红，病例3表面及切面可见大小不等暗红或墨绿色结节。镜下，3例肝脏均可见肝小叶结构破坏，肝细胞大片坏死，病例1及2见残留肝细胞呈梁索状或假腺样散在分布于疏松纤维间质中，胞质内含色素颗粒，可见少量多核肝巨细胞，微胆栓形成，小胆管相对增生。病例3肝组织见大小不等呈结节状分布的假小叶，结节内肝细胞大片坏死，周边残留多少不等的肝细胞。普鲁士蓝染色3例肝脏、胰腺及甲状腺均可见弥漫铁沉积；其他铁沉积组织包括肾上腺皮质（病例1和2），心肌和颌下腺（病例2和3），口腔黏膜涎腺、喉和支气管黏膜涎腺和小肠黏膜上皮（病例3）。免疫组化染色3例肝细胞膜复合攻击物C5b-9均弥漫阳性。2例全外显子高通量测序，均未检测到与肝脏遗传代谢性及胆汁淤积性疾病相关基因改变。 结论:新生儿急性肝衰竭时需要考虑到罕见的NH-GALD的可能，肝外器官铁沉积是其特征性改变，明确病理诊断对于患儿治疗及孕母再次妊娠预防性干预的意义重大。

目的:探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导致免疫相关肝损伤（IMLI）患者的临床表现、治疗和转归。方法:收集2018年1月至2022年11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肿瘤内科住院的ICI导致IMLI患者，对其基本情况、肿瘤治疗情况、IMLI临床表现、治疗及转归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共29例患者纳入分析，男性17例（58.6%），女性12例（41.4%），中位年龄65岁；从使用ICI至发生肝损伤的中位治疗周期为3个，中位时间为78 d。48.3%（14/29）的IMLI患者无明显症状，51.7%（15/29）的有食欲下降、恶心、腹胀、乏力、发热和黄疸等症状，13例（44.8%）同时伴有其他系统免疫相关不良事件。29例IMLI的临床分型为肝细胞型18例（62.1%），胆汁淤积型4例（13.8%），混合型7例（24.1%）。按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通用不良事件术语标准（CTCAE）分级，严重（≥3级）病例占86.2%（25/29）；按我国《药物性肝损伤诊治指南》（DILI指南）分级，严重（≥2级）病例占34.5%（10/29）。29例患者在发生IMLI后均暂停ICI治疗，28例使用了糖皮质激素，其中7例联合吗替麦考酚酯和/或人免疫球蛋白、人工肝治疗；22例（75.9%）好转，7例（24.1%）未愈（包括自动出院4例，死亡2例，无法判断1例）。3例患者肝功能好转后重新启用ICI治疗，IMLI均未复发。结论:IMLI多发生于ICI治疗后2~3个月，临床类型以肝细胞型最常见，临床症状轻重不一，停用ICI并给予糖皮质激素治疗后大多数患者预后良好。部分患者经权衡利弊在严密监测下可以重启ICI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