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1女，63岁，全身皮疹2个月伴瘙痒，表现为红斑基础上水疱大疱。2年前因直肠肛管恶性黑素瘤行肠周淋巴结清扫术，静脉注射特瑞普利单抗预防性治疗1年，停药后2周出现全身皮疹。上肢红斑处皮损直接免疫荧光示，IgG沿基底膜带沉积；血清盐裂间接免疫荧光，IgG沿表皮侧线状沉积。血清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示，BP180 > 200 U/ml。诊断：大疱性类天疱疮，PD-1抑制剂引起？予口服米诺环素200 mg/d，醋酸泼尼松龙20 mg/d，配合全身外用卤米松乳膏，半个月后水疱结痂，红斑变暗。例2女，全身水疱伴痒3月余，皮疹表现为浮肿性红斑基础上紧张性水疱、大疱、血疱，伴结痂。患者有3年阴道恶性黑素瘤史，为阴道黑素瘤术后Ⅳ期，局部复发，右髂血管淋巴结转移。静脉注射特瑞普利单抗治疗2年后出现全身皮疹。红斑处直接免疫荧光，IgG弱阳性，沿基底膜带线状沉积；血清盐裂间接免疫荧光，IgG沿表皮侧线状沉积。血清BP180 > 200 U/ml。诊断：大疱性类天疱疮，PD-1抑制剂引起？予口服多西环素200 mg/d、醋酸泼尼松龙40 mg/d，2周后水疱完全结痂，红斑变暗。

目的：:利用结构拼图观察糖尿病（DM）患者全视网膜光凝（PRP）前后角膜上皮基底神经丛（SNP）和朗格汉斯细胞（LC）的变化，并分析二者的相关性。方法：:前瞻性临床研究。选取2019年4─11月就诊于山西省眼科医院准备行PRP治疗且双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Ⅳ期的2型DM患者，选择病情较重的眼为治疗眼，对侧眼为对照眼，分别于PRP治疗前、每次光凝后1周和PRP完成后1个月行角膜共焦显微镜检查，观察涡状结构及其周围2～3 mm区域SNP和LC的变化，并测量涡状区神经纤维长度（NFL）值和LC密度。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比较不同观察时间点LC密度和NFL值，并采用SAS软件的MIXED模型分析重复测量的NFL值和LC密度之间的相关性。结果：:共纳入患者49例。治疗眼接受PRP后部分患者出现SNP神经纤维变细，伴有不同程度的涡状区神经结构缺失的神经损伤表现；各观察时间点NFL值总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8.039， P=0.004），且PRP治疗前NFL值[（15.5±3.7）mm/mm 2]与第2次光凝后1周[（15.0±3.5）mm/mm 2]、第3次光凝后1周[（13.4±4.3）mm/mm 2]和第4次光凝后1周[（13.5±4.1）mm/mm 2]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同时，治疗眼LC密度增加，并以涡状区为中心聚集，成熟LC浸润区伴有SNP神经结构的缺失；各观察时间点LC密度总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2.350， P<0.001），且PRP治疗前LC密度[（40±54）cells/mm 2]与第3次光凝后1周[（79±91）cells/mm 2]、第4次光凝后1周[（98±126）cells/mm 2]以及PRP完成后1个月[（87±102）cells/mm 2]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相关分析显示治疗眼第4次激光后1周LC密度与其基线水平呈正相关（ r=0.674， P<0.001）；且重复测量的NFL值与LC密度呈负相关（ =-0.041）。 结论：:PRP多次光凝可以导致LC密度增加；成熟LC可以导致SNP神经结构破坏。

目的:探讨肺黏膜相关淋巴组织（mucosa-associated lymphoid tissue，MALT）淋巴瘤合并肺鳞状细胞癌的临床表现、影像学特征、病理特点及诊断治疗，提高对该病的认识。方法:以“pulmonary mucosa-associated lymphoid tissue，squamous cell carcinoma”为检索词，在PubMed数据库进行检索，从1983年1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共检索到国外病例3例；在万方数据库以“肺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肺鳞癌”为检索词，从1990年1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共检索到相关文献1篇；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以“（肺）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肺）鳞癌”为检索词，未检索到相关病例报道。阅读文献入选4例及本文病例，共5例进行文献复习。结果:患者男，64岁，因“胸闷、气促10 d， 咳嗽、发热1 d”入院。胸部增强CT示右下肺门区可见软组织肿块影，相邻支气管局部阻塞，增强后局部轻度强化，双肺下叶见实变影，散在片状结节影，纵隔多发淋巴结肿大，右侧少量胸腔积液；支气管镜检查见右下基底段开口处菜花样新生物，约7 mm×8 mm；支气管镜活检示部分黏膜结构破坏，鳞状上皮层次消失，细胞核大深染，部分呈巢团状分布，伴不良角化和少量坏死、纤维组织反应；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示甲状腺转录因子-1（thyroid transcription factor-1，TTF-1）、NapsinA、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Ligand 1，PD-L1）及p53均阴性，p40、细胞角蛋白（cytokeratin，CK）5/6及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均阳性， Ki-67阳性细胞约30%。右肺下叶穿刺活检示肺泡腔内充满巢状排列的淋巴样细胞，由小淋巴细胞、中心细胞样细胞及单核样细胞构成，偶见大细胞；免疫组织化学染色CD 20+、CD 79a+、平滑肌肌动蛋白（smooth muscle actin， SMA）血管及Bcl2均阳性，CD 3散在阳性，Bcl6、CD 10、细胞周期蛋白D1（CyclinD1）均阴性，Ki-67阳性细胞约3%。病理诊断：黏膜相关淋巴组织结外边缘区淋巴瘤（MALT淋巴瘤），肺鳞状细胞癌。 结论:肺 MALT 淋巴瘤合并肺鳞状细胞癌罕见，极易漏诊或误诊，胸部CT影像学可表现为单发或多发结节、团块影或实变影，常伴有病灶内空气支气管征、支气管扩张及病灶周围的磨玻璃密度影，肺门及纵隔淋巴结肿大，偶可见胸腔积液。肺组织活检是诊断的金标准。

患者男，56岁，因间断全身红斑、糜烂伴疼痛3年余，加重3周就诊。患者3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头皮红斑、糜烂、结痂，伴有轻度瘙痒及疼痛，后逐渐泛发全身，就诊外院，行皮肤活检，病理示基底层上方棘层细胞松解，表皮内裂隙，基底细胞呈墓碑样排列（图1），诊断寻常型天疱疮。予泼尼松60 mg/d口服，皮疹未控制，后予地塞米松10 mg/d静脉滴注、丙种球蛋白10 g/d静脉滴注、泼尼松30 mg/d口服治疗，皮损逐渐控制。出院后泼尼松改至70 mg/d，10 d后减至65 mg/d，头皮、颈部再次出现红斑、糜烂，遂就诊本院。体检：各系统检查无明显异常。皮肤科检查：头、颈、躯干多发红斑、糜烂，口腔散在浅糜烂面。实验室检查：抗桥粒芯蛋白1抗体200.99 U/ml（阴性<14 U/ml，不确定14 ~ 20 U/ml，阳性≥ 20 U/ml），抗桥粒芯蛋白3抗体70.07 U/ml（阴性<7 U/ml，不确定7 ~ 20 U/ml，阳性≥ 20 U/ml），诊断：寻常型天疱疮。予甲泼尼龙64 mg/d口服；环磷酰胺首次400 mg，此后每2周600 mg，静脉滴注3次，皮损明显好转。出院后调整为口服泼尼松龙60 mg/d。患者于我院门诊规律复诊，糖皮质激素逐渐减量（3个月后减至50 mg/d，后每半月减2.5 mg/d，减至40 mg/d后每月减2.5 mg/d，减至35 mg/d后每1.5个月减2.5 mg/d，减至30 mg/d后每2个月减2.5 mg/d），并间断给予甲氨蝶呤10 mg/周，2次泼尼松龙减量至25 mg/d皮损复发。3周前患者全身出现多发红斑、糜烂，遂再次就诊。既往史：高血压、2型糖尿病、陈旧性肺结核、腰椎结核术后、重度骨质疏松症，否认特应性皮炎病史。皮肤科检查：全身多发红斑，大部分皮疹糜烂、结痂，眼睑可见较多脓性分泌物，口腔黏膜未见糜烂。再次实验室检查：抗桥粒芯蛋白1抗体>200 RU/ml（阳性≥ 20 RU/ml，阴性<20 RU/ml），抗桥粒芯蛋白3抗体>200 RU/ml（阳性≥ 20 RU/ml，阴性<20 RU/ml）。收住入院，予利妥昔单抗500 mg静脉滴注及醋酸泼尼松30 mg/d治疗。2周后患者仍有新发水疱伴糜烂及渗出，醋酸泼尼松加至60 mg/d，再次予利妥昔单抗500 mg静脉滴注及丙种球蛋白20 g/d静脉滴注3 d，全身红斑颜色变暗，糜烂面较入院时明显干涸、结痂。在皮损好转过程中（第2次利妥昔单抗输注14 d），患者头皮、面部、颈部在原有红斑、糜烂基础上突然出现疼痛性丘疱疹，部分融合成片，表面可见脐凹样水疱及破溃后糜烂面、结痂（图2），皮损于24 h内出现，伴有一过性体温升高，最高达37.4 ℃。取疱液行单纯疱疹病毒（HSV）PCR检查：HSV-1阳性，HSV-2阴性；刮取水疱基底部行Tzanck涂片，可见多核巨细胞（图3）；2型HSV IgG抗体检测2次，出水疱时样本临界值指数（cut off index，COI）为3.36（<1.0），出水疱6 d即治疗5 d后COI为2.25；1、2型HSV IgM抗体样品吸光度值/临界值<0.50（<1.1）。

目的:探讨角膜接触镜相关角膜缘干细胞功能障碍（CL-iLSCD）的临床特征及治疗。方法: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纳入于2018年10月至2022年9月在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角膜病门诊确诊为CL-iLSCD并接受药物治疗和随访的17例患者（25只眼）的资料，其中男性3例，女性14例，年龄为（36.4±6.9）岁。采用裂隙灯显微镜结合荧光素染色观察角膜和角膜缘尤其是上皮病变范围，眼前节相干光层析成像术测量中央角膜上皮厚度，活体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测量角膜上皮基底细胞密度和角膜神经纤维长度，记录患者的临床表现、诊疗经过、转归和相关因素等。结果:所纳入的患者有4~30年软性角膜接触镜戴镜史，中位数为10年；每日戴镜时间为（10.5±2.5）h。88.0%（22/25）的患眼有视力下降、眼部不适或疼痛、眼红和畏光等症状。常见体征为角膜上皮梳齿状和（或）漩涡状迟发性荧光素染色，上方角膜缘（11~1点钟方位）受累最多（25/25，100.0%），并伴随中央角膜上皮厚度、上皮基底细胞密度和神经纤维长度降低等活体影像学表现异常。结合影像学参数综合等级评估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角膜缘干细胞功能障碍的各为5、11和8只眼。80.0%（20/25）的患眼曾发生误诊。停戴角膜接触镜并给予以人工泪液和糖皮质激素为基础的药物治疗后，所有患眼的症状和体征改善明显，其中13只眼治愈，12只眼好转。结论:CL-iLSCD的症状缺乏特异性，且早期体征较为隐匿。停戴角膜接触镜和药物治疗是目前该病有效的治疗方案。

孕妇31岁，孕3产2，孕22 +2周，于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一医院行产前超声检查。按照胎儿产前超声筛查方法 [1]对胎儿各结构进行检查，胎儿颅脑、心脏、腹部、神经系统等结构均未见明显异常。行肢体检查时，胎儿双上肢未见明显异常，于胎儿下肢皮肤表层发现多处异常回声，右脚踝后方及左足底内侧见异常膜状强回声，似三角形膜状隆起于皮肤表面(图1A，B)，下肢骨性结构未见明显异常，下肢活动自如。嘱孕妇活动20~30 min之后再次进行检查，超声图像无变化。孕妇3 d后复查：除首诊异常表现外，另于左下肢膝关节下方外侧见异常带状回声突出于皮肤表面，一端黏附于皮肤，一端漂浮于羊水中(图1C)，动态观察，胎儿下肢活动时可见带状回声随着下肢的活动在羊水中摆动，部分似"海草样"漂浮。三维超声成像：可见双下肢膝关节下方皮肤表面"疱状"隆起，右侧隆起较明显，左侧较平坦(图1D)。孕妇1周后羊水穿刺时复查超声：原左下肢膝关节下方外侧皮肤处膜带状回声较前次检查缩短(图1E)，右下肢膝关节下方外侧皮肤可见新发膜带状强回声漂浮(图1F)；双足拇趾与第2趾间距增大，似"草鞋足"，左足较明显，且大拇趾增粗(图1G，H)。孕妇等待羊水穿刺结果期间再次复查超声：原下肢皮肤表面多处异常回声处未见明显漂浮的带状回声(图1I)。家族史：夫妻双方、双方父母及孕妇的1妹、1弟身体均健康，否认家族性传染病史、遗传病史及类似病史。孕产史：孕妇怀孕3次，第一胎，男性，出生后疑似有皮肤性疾病，21 d夭折，未进一步明确诊断；第二胎，男性，目前生长发育正常，未见明显阳性体征；本次为第三次妊娠，经孕妇同意后行羊水穿刺检查家系外显子，结果提示胎儿的COL7A1基因中检测到一个纯合子突变c.7411C>T(p.Arg2471Ter，474)，突变来源是父母均为杂合子携带者c.7411(exon97)C>T(图2)。综合产前超声检查结果及遗传咨询分析判断：本例COL7A1基因变异的危害性与患者表型存在相关。孕妇及家属慎重考虑后决定终止妊娠，于本院引产一男性儿，引产儿外观见双下肢皮肤呈剥脱性改变，皮肤大面积脱落、创面破溃、有少量渗液，左足足底增厚变形、皮肤肿胀、表皮黏附松动，颜色灰白，左足第一足趾增粗、皮肤肿胀，右足底表皮脱落，裸露面红润，有渗出，双足拇趾与第2趾间距增大，呈"草鞋足"样改变，左足明显(图3)，上肢、颈前、后背有零星皮肤脱落。经孕妇及家属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引产儿皮肤组织病理：常规HE染色下见表皮下大疱(图4A)，电子显微镜检查基底膜致密板下真皮层见水疱及裂缝(图4B)，从病理上符合诊断营养不良型大疱表皮松解症。

目的:探讨2型糖尿病患者不同视网膜病变阶段对应的角膜病变表现。方法:病例对照研究。选择2015年5月至2019年12月青岛眼科医院就诊的90例（90只眼）2型糖尿病患者，根据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临床分期分为非增生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NPDR）组（30例）、增生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PDR）早期组（30例）和PDR中晚期组（30例），对照组纳入年龄性别匹配的健康人30名。采用活体共聚焦显微镜（IVCM）观察角膜中央区各层次角膜图像，比较角膜神经纤维长度、神经纤维密度、神经纤维分支密度和神经纤维弯曲度，并比较角膜免疫细胞、上皮基底细胞、前基质细胞及内皮细胞计数。各组均数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多个样本均数之间两两比较采用SNK- q检验；各组构成比的比较采用χ 2检验。 结果:IVCM观察可见对照组神经纤维数量和分支较多，走行平缓，而糖尿病各组角膜上皮下神经纤维疏松，走行弯曲。对照组、NPDR组、PDR早期组、PDR中晚期组的神经纤维长度分别为（21.55±2.57）、（14.73±1.56）、（11.23±1.40）、（8.02±1.33）mm/mm 2，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316.17， P=0.00）。各组间神经纤维密度、分支密度、弯曲度的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345.72，479.46，167.00； P<0.01）。对照组、NPDR组、PDR早期组、PDR中晚期组的上皮基底细胞密度分别为（5 761±303）、（5 336±367）、（4 146±379）、（3 658±365）个/mm 2，各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234.94， P=0.00）。对照组、NPDR组、PDR早期组、PDR中晚期组角膜前基质细胞密度分别为（836±30）、（727±57）、（544±59）、（360±47）个/mm 2，各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535.08， P=0.00）。对照组、NPDR组、PDR早期组、PDR中晚期组各组角膜内皮细胞六边形细胞比例为62.0%±5.5%、51.1%±3.7%、40.2%±4.0%、27.8%±3.9%，朗格汉斯细胞数量为（1.5±0.6）、（4.2±1.3）、（6.8±2.1）、（10.9±2.1）个/mm 2，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342.28，179.78； P<0.01）。角膜内皮细胞密度在各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1.58， P=0.20）。 结论:2型糖尿病患者随眼底病程发展，角膜神经纤维数量及分支密度明显减少，角膜内皮细胞六边形细胞比例、上皮基底细胞和前基质细胞密度均降低，免疫细胞可能参与糖尿病角膜病变发展。 （中华眼科杂志，2020，56：754-760）

支气管哮喘(哮喘)是一种常见的气道慢性疾病，气道炎症和气道重塑是哮喘的特征性表现，均可导致气道高反应性和肺功能受限。气道重塑作为一个独立的特征，其病理变化主要包括上皮杯状细胞黏液层功能失调，上皮下基底膜增厚，上皮-间质转化，气道平滑肌增殖和收缩，细胞外基质沉积，成纤维细胞向肌成纤维细胞转变，血管生成增加。目前临床上对于哮喘的治疗只是控制气道炎症，还不能真正逆转气道重塑所引起的病理改变。因此，进一步发掘引起其病理变化的潜在治疗靶点尤为重要，包括老药新用、靶向炎症细胞因子、沉默哮喘易感基因、调节功能基因表达等方面。

目的:探讨小檗碱（BBR）对糖尿病肾小球内皮细胞焦亡的影响及机制研究。方法:30只SD大鼠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3组：正常对照组（NC组）、糖尿病肾脏病组（DKD组）、BBR干预组（DKD+BBR组），每组各10只。高糖高脂喂养联合小量链脲佐菌素注射的方法构建DKD模型，DKD+BBR组每天给予BBR 150 mg/kg治疗12周。检测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甘油三酯、总胆固醇、血肌酐及尿素氮、肾脏指数（KWI）等指标。病理染色观察肾脏病理学变化。免疫组化和免疫荧光染色观察肾小球内皮细胞焦孔素D（GSDMD）的表达变化，Western blotting和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T-PCR）检测肾组织胶原-Ⅳ、纤维连接蛋白（FN）、NOD样受体蛋白3（NLRP3）、剪切的半胱天冬氨酸蛋白酶-1（cleaved caspase-1）、白细胞介素-1β（IL-1β）的表达变化。体外培养大鼠肾小球内皮细胞，分为正常糖组（5.6 mmol/L葡萄糖）、高渗组（5.6 mmol/L葡萄糖+24.4 mmol/L甘露醇）、高糖组（30.0 mmol/L葡萄糖）、BBR低剂量组（30.0 mmol/L葡萄糖+1 μmol/L BBR）、BBR中剂量组（30.0 mmol/L葡萄糖+10 μmol/L BBR）、BBR高剂量组（30.0 mmol/L葡萄糖+100 μmol/L BBR）。药物作用72 h后检测肾小球内皮细胞GSDMD、NLRP3、cleaved caspase-1、IL-1β的表达变化，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ELISA）检测细胞上清液IL-1β、白细胞介素-18（IL-18）含量。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LSD- t检验。 结果:DKD组大鼠血糖、24 h尿蛋白、KWI较NC组显著升高（均 P<0.05）。DKD+BBR组大鼠24 h尿蛋白、KWI较DKD组显著减少（均 P<0.05）。肾组织病理检查结果显示，DKD大鼠肾小球肥大，基底膜增厚，肾小球系膜增生，BBR干预后上述病理改变明显减轻。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和免疫荧光染色显示，与NC组大鼠相比，DKD组大鼠肾小球内皮细胞中GSDMD-N蛋白表达增加，BBR治疗后GSDMD-N蛋白表达明显减少。Western blotting和RT-PCR结果显示，与NC组比较，DKD组大鼠肾小球内皮细胞GSDMD-N、NLRP3、cleaved caspase-1、IL-1β的蛋白表达均明显升高（ P<0.05），BBR治疗12周后GSDMD-N、NLRP3、cleaved caspase-1、IL-1β表达显著下降（均 P<0.05）。细胞实验显示，高糖组肾小球内皮细胞GSDMD-N、NLRP3、cleaved caspase-1、IL-1β的表达均明显上调（ P<0.05）；与高糖组比较，中、高剂量BBR组肾小球内皮细胞GSDMD-N、NLRP3、cleaved caspase-1、IL-1β的表达明显下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ELISA结果显示，与高糖组比较，中、高剂量BBR组上清液IL-1β、IL-18的含量均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BBR能减轻DKD肾小球纤维化，该作用可能与BBR抑制NLRP3炎症小体，减轻肾小球内皮细胞焦亡有关。

目的:探讨食管鳞状上皮梭形细胞型异型增生的临床病理学特征及其意义。方法:收集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九医院平项山医疗区（原第一五二中心医院）2009—2019年食管鳞状上皮梭形细胞型异型增生37例，收集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观察组织形态学特征和免疫表型，并结合文献进行探讨。结果:37例患者中位年龄65岁（范围47~81岁），男女比为1.5∶1.0。食管上段4例，中段31例，下段2例。肿瘤中位直径14.0 mm（范围3~40 mm）。按巴黎分型0~Ⅱa型11例，0~Ⅱb型14例，0~Ⅱb+Ⅱa型3例，0~Ⅱc型9例。内镜下病变黏膜发红，微血管增粗，形态不一，密度不均。组织学上，肿瘤细胞及细胞核呈梭形或长梭形，细胞形态基本一致，核深染，染色质细腻或轻度增粗，核分裂象易见，并可见病理性核分裂象；细胞质嗜酸，细胞间桥明显。细胞密集，极向轻度紊乱，仍呈平行排列，多垂直于基底膜。梭形细胞经常累及鳞状上皮全层，无正常鳞状上皮的梯度成熟分化，肿瘤边界清楚。常见梭形细胞上皮突向固有膜，浸润性生长。15例肿瘤内伴有灶状的普通型高级别异型增生和浅表浸润性鳞状细胞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显示肿瘤p53蛋白突变型表达突变率为41.4%（12/29）。Ki-67阳性指数中位数值为40%（范围20%~80%）。Ki-67异常分布模式29例（100%）。原病理诊断为低级别异型增生6例，不典型性上皮细胞4例，高级别异型增生及浅表浸润性鳞状细胞癌27例。结论:梭形肿瘤细胞具有中-重度异型性，一些肿瘤呈浸润性生长，以及p53的突变，表明它们是食管鳞状上皮的高级别异型增生；梭形肿瘤细胞的独特特征提示它们可能代表了食管鳞状上皮异型增生形态学谱系中的一种梭形细胞亚型。当对该肿瘤认识不足时，病理上易误诊或漏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