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长江禁渔以来,鄱阳湖凶猛性鱼类数量呈持续增长的态势,为明确凶猛性鱼类的捕食活动是否会对克氏原螯虾的种群造成影响,研究以鲶(Silurus asotus)、乌鳢(Channa argus)为捕食者,选择8种不同种类的饵料生物,即3种规格[小:(39.20±1.30)mm;中:(49.82±2.13)mm;大:(58.99±1.16)mm]的克氏原螯虾(Procambarus clarkii)幼体、鲤(Cyprinus carpio)、鲫(Carassius auratus)、赤眼鳟(Squaliobarbus curriculus)、食蚊鱼(Gambu-sia affinis)、鲢(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麦穗鱼(Pseudorasbora parva)和日本沼虾(Macrobrachium nip-ponense)为猎物,分别开展鲶和乌鳢对饵料生物种类和克氏原螯虾幼体规格的选择性研究.结果表明:(1)鲶、乌鳢均喜好在夜间捕食,并且鲶、乌鳢的捕食高峰期均集中在为20:00-8:00;(2)多种饵料生物同时存在时,鲶、乌鳢均未捕食克氏原螯虾幼体,并且对鲤、食蚊鱼和日本沼虾表现出较明显的捕食偏好性.(3)同种规格克氏原螯虾幼体的组合中,鲶对小规格克氏原螯虾幼体存在明显的捕食偏好性,同时乌鳢捕食小规格克氏原螯虾幼体的数量也显著高于大规格的数量(P＜0.05).(4)多种规格克氏原螯虾幼体等量混养组合中,鲶、乌鳢对小规格克氏原螯虾幼体存在明显的捕食偏好性,并且这种偏好性随克氏原螯虾幼体间规格差距增大而升高.综上,在多种饵料生物共存时,克氏原螯虾不是凶猛性鱼类的最佳猎物;但当其他饵料生物种类及数量较少时,较小的克氏原螯虾幼体依旧面临较高的捕食威胁.

白乌鳢( Opniocepnalus argus) 又叫白甲乌鳢,属于鲈形目(Perciformes)鳢科(Channidae),俗称白乌棒,主要分布在四川省嘉陵江中下游流域[1-2],是一种名贵的经济鱼类.该鱼体型与乌鳢(Channa argus)相似,体色相对浅而呈灰白色,具有生长速度快、适应性强、出水后不易死亡等特点[3].由于白乌鳢不仅肉味鲜美,而且具有利尿、促进伤口愈合等独特的保健功效,成为一种颇受欢迎的水产品.目前,国内外有关白乌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物学特性[2]、遗传特征[4]及养殖技术 [5]等方面,迄今为止有关该鱼肌肉营养成分尚无系统的研究报道.本研究对不同年龄白乌鳢肌肉营养成分进行了测定和比较分析,旨在了解不同年龄段白乌鳢的营养特征,分析其异同,为其深开发及相关基础研究提供实验依据.

[目的]从健康尼罗罗非鱼 (Oreochromis niloticus) 肠道中筛选一株对罗非鱼源无乳链球菌等病原菌具有拮抗功能的益生菌.[方法]取健康尼罗罗非鱼肠道, 匀浆后进行10倍系列梯度稀释, 然后涂布BHI平板, 培养1–2d, 挑取单克隆菌落.采用点种法初步筛选对罗非鱼源无乳链球菌有拮抗作用的菌株, 选取其中一株拮抗效果较好的菌株LF01, 通过形态学、生理生化特征以及分子生物学分析, 对LF01菌株进行鉴定.然后对LF01菌株的生长特性、水解淀粉和酪蛋白能力、药物敏感特性、抗菌谱和生物安全性进行测定和分析.[结果]根据菌落形态和生长时间的差异, 从健康尼罗罗非鱼肠道中筛选出64株细菌, 通过拮抗试验筛选出6株具有明显拮抗效果的菌株, 其中LF01菌株的拮抗效果最好.根据LF01的形态、生理生化特征和gyr A基因的进化分析, 确定该菌株为贝莱斯芽孢杆菌 (Bacillus velezensis) .LF01菌株的最适生长温度为30°C, 最适p H值为7, 最适盐度为5‰, 而且该菌株具有水解淀粉和酪蛋白的功能.药敏试验结果显示, LF01菌株对多数抗生素敏感, 仅对杆菌肽耐药.拮抗试验结果显示LF01株对无乳链球菌、海豚链球菌、迟缓爱德华氏菌、鮰爱德华氏菌、嗜水气单胞菌、舒氏气单胞菌、维氏气单胞菌、简氏气单胞菌、鰤鱼诺卡氏菌等病原菌均具有拮抗作用, 其中对鰤鱼诺卡氏菌的拮抗作用最强, 平均抑菌圈直径达28.3 mm.生物安全试验表明, LF01菌株对尼罗罗非鱼、斑马鱼 (Danio rerio) 和乌鳢 (Channa argus) 等3种鱼均无致病性, 具有良好的安全性.[结论]本研究筛选了一株贝莱斯芽孢杆菌LF01株, 该菌的生物安全性良好, 而且可拮抗常见的水产病原菌, 具有防控多种水产经济动物疾病的潜力, 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目的 了解广州市部分水产品中颚口线虫第三期幼虫感染情况和流行病学特征,明确危害广州市食品安全的颚口线虫虫种,为本病的防控、保障食品安全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调查方法,采集广州市(白云区、从化区、越秀区、增城区)部分市售水产品泥鳅、黄鳝、乌鳢,样品消化后显微镜检筛查颚口线虫幼虫,并通过形态学检查和分子生物学技术对虫种进行鉴定.结果 2016-2017年共采集样品267份,经形态学检查共发现33份样品阳性,总感染率为12.36％.其中黄鳝感染率为19.13％(22/115),泥鳅感染率为9.09％(11/121),乌鳢样品未检出阳性.白云区、从化区和增城区的感染率分别为14.63％、6.82％、17.14％,越秀区未检出.农贸市场和餐饮环节感染率分别为15.12％、7.14％,超市和养殖环节未检出阳性.经分子生物学鉴定,主要有棘颚口线虫和刚刺颚口线虫第三期幼虫两种.结论 广州市市售黄鳝和泥鳅的颚口线虫感染率较高,且黄鳝高于泥鳅;棘颚口线虫和刚刺颚口线虫是危害广州市食品安全的主要颚口线虫虫种.

目的 了解2008-2018年上海市市售大菱鲆、乌鳢和鳜鱼中孔雀石绿和硝基呋喃化合物残留(即“三鱼两药”)动态变化趋势,评估膳食暴露风险.方法 采用2008-2018年原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三鱼两药”风险监测数据,结合2013年上海市居民膳食消费量调查结果,采用暴露边界比(MOE)法进行膳食暴露评估.结果 11年来上海市“三鱼两药”风险监测不合格率为19.0％ (148/779),各年度不合格率呈现波动下降趋势.其中,2018年不合格率(3.6％,2/55)较2008年(33.7％,30/89)下降89.3％.按品种统计,11年间大菱鲆、乌鳢和鳜鱼中“两药”不合格率分别为42.6％(100/235)、8.6％(21/244)和9.0％ (27/300),其中硝基呋喃化合物不合格率(17.8％,139/779)较孔雀石绿(1.2％,9/779)更为突出.上海市居民通过“三鱼”摄入孔雀石绿和硝基呋喃化合物的MOE分别为1.7× 106和1.6× 106,健康风险均较低(MOE＞ 104).结论 上海市市售水产品中“三鱼两药”问题趋于好转,居民通过“三鱼”摄入“两药”的健康风险较低,但考虑到“两药”为禁用兽药,仍需相关部门保持高压监管态势.

自然界中鱼类的捕食者种类繁多,为验证猎物鱼针对不同捕食者是否会做出相异的反捕食策略选择,选取鲫(Carassius auratus)幼鱼为猎物鱼,乌鳢(Channa argus)和胡子鲶(Clarias fuscus)为捕食者,将鲫幼鱼分别暴露于空白(对照)、乌鳢、胡子鲶和双捕食者(同时存在乌鳢和胡子鲶)环境中持续2个月,随后考查不同组鲫幼鱼的生长、行为特征、形态和运动能力等指标之间的差异.结果 表明:经过2个月的捕食胁迫处理,鲫幼鱼的自发运动、隐蔽场所利用率和勇敢性等行为指标在4个组之间均未表现出显著性差异.相比对照组,乌鳢、胡子鲶和双捕食者暴露组鲫幼鱼的快速启动反应时滞显著缩短(P＜0.05);但所有处理组中仅乌鳢暴露组鲫幼鱼的快速启动120ms移动距离(S120ms)和体高(BD)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另外鲫幼鱼的临界游泳速度(Ucrit)和活跃代谢率(MO2active)在各组之间也未表现出显著差异.乌鳢暴露组鲫幼鱼快速启动能力的提升可能与形态上体高的提高有关;另外相比临界游泳能力,快速启动能力可能在鱼类逃避捕食者过程中更为关键;鲫幼鱼表现出对乌鳢的反应最为明显,可能与乌鳢口裂较大,给鲫幼鱼带来的威胁更大有关.整体而言,应对捕食胁迫时,鲫幼鱼仅表现出形态和快速启动能力的反捕食响应,其行为特征的保守性可能是对生长作出的妥协,这对于鱼类适应生境中长期存在的捕食胁迫十分关键.

鱼类对环境的行为和生理适应能力与其在自然界的资源变动状况密切相关,研究选取胭脂鱼(Myxocyprinus asiaticus)和中华倒刺鲃(Spinibarbus sinensis)幼鱼为研究对象,考察1周捕食者(乌鳢,Channa argus)驯化对2种鱼类的运动能力(最大匀加速速度)、特异(血浆IgM水平)和非特异免疫(血浆溶菌酶含量)指标和抗氧化能力(血浆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的影响,及在有无捕食者急性暴露两种条件下的驯化和非驯化鱼群自发游泳行为(游泳速度、运动时间比和个体间距离)和应激反应(血浆皮质醇水平).研究发现:(1)总体上中华倒刺鲃比胭脂鱼有更快的游泳速度、更为活跃的自发游泳行为、更高的血浆皮质醇和IgM水平;(2)1周捕食驯化导致两种鱼类血浆皮质醇水平、特异免疫和非特异免疫水平的上升,并且中华倒刺鲃比起胭脂鱼表现的更加明显;(3)急性捕食者暴露导致血浆皮质醇水平上升,个体间距离下降,但后者仅在非驯化组有所体现.研究表明:(1)捕食驯化鱼类通过皮质醇动员特异和非特异免疫应对应激,这些生理和行为的改变可能有利于鱼类增强避敌能力或加快非致死捕食损伤的快速恢复.这表明捕食驯化可作为潜在的增殖放流前的生态锻炼;(2)2种鱼类的行为、免疫等生理基础状态及其对外界刺激的响应程度不尽相同,未来相似的环境变化可能对两种鱼类的资源产生不同影响.

为了比较早期捕食胁迫经历和当前环境中存在的捕食者对鱼类行为的影响,并考查这些影响是否存在种间差异,研究分别考查了测定环境(有、无捕食者存在)对有、无捕食胁迫经历的鳊(Parabramis pekinensis)、草鱼(Ctenopharyngodon idellus)、鲫(Carassius auratus)和中华倒刺鲃(Spinibarbus sinensis)等4种鲤科鱼类探索性、活跃性和勇敢性的影响.结果 发现:早期捕食胁迫经历与当前环境条件对鱼类行为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且存在较大的种间差异.无捕食胁迫经历的鳊、草鱼和中华倒刺鲃均会对陌生的捕食者乌鳢(Channa argus)做出行为响应,提示这3种鱼可能对陌生捕食者具有一定的识别能力,但这种识别与猎物鱼通过捕食胁迫经历获得的识别仍具有一定差距;具有捕食胁迫经历的鳊和中华倒刺鲃在空白环境中未表现出反捕食行为,可能是节约能量的一种策略.总体而言,草鱼对捕食胁迫经历和测定环境处理反应更为敏感,而中华倒刺鲃的反应则相对保守.但当周围环境中存在捕食者时,4种鲤科鱼类均会通过维持较高运动状态的方式来应对捕食者.维持这种应激状态可能对猎物鱼保持与捕食者的距离,并随时保持警惕较为关键.

[背景]江苏省扬州市某乌鳢养殖场发生疾病,给养殖户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目的]确定病因并筛选出敏感药物,为乌鳢相关疾病的防治提供参考.[方法]从患病乌鳢体内分离致病菌,并从形态、生理生化特征、16S rRNA和gyrB基因序列及特异性PCR检测等方面对分离菌株进行鉴定,同时开展人工感染试验分析其致病性,通过纸片扩散法进行药敏特性分析.[结果]从患病乌鳢体内分离获得优势菌株SHL,经形态特征、理化特性、16S rRNA和gyrB基因序列及特异性PCR检测鉴定为杀鱼爱德华菌.进一步人工感染试验证实其对乌鳢有较强的致病性,LD50为1.6× 105 CFU/g,发病症状与自然发病症状相似.药敏试验结果显示,该菌株对青霉素、氯霉素、四环素等28种抗菌药物高度敏感,对红霉素中度敏感,对苯唑西啉、克拉霉素、万古霉素等6种药物耐药.[结论]引起江苏省扬州市某养殖场的乌鳢体表溃烂及死亡的病原菌为杀鱼爱德华菌,这是我国首次从淡水鱼类中检出致病性杀鱼爱德华菌,表明该菌的感染谱在扩大,需引起水产养殖领域的重视,在养殖过程中可根据药敏实验结果选用合适的国标渔药进行防治.

2012-2019年,在我国伊犁河流域的6个断面开展了鱼类群落结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伊犁河流域现有鱼类共计29种,大多属于鲤形目.鱼类群落组成与20世纪末期相比发生了变化,银色裂腹鱼、短头鲃、银鲫、鲢、北方泥鳅在本研究中未出现,尤其是银色裂腹鱼,截至目前为止的鱼类资源调查中,均无捕获记录.历史研究中未见的乌鳢与大口鲇在本研究中有捕获.外来鱼类的出现率和数量均有所增加.对鱼类群落结构特征进行分析,显示伊犁河流域鱼类群落多样性较低,下游干流和上游支流的鱼类群落结构差异较大.现阶段,我国伊犁河流域主要的优势种外来鱼类有鲤、(餐)和鲫.利用最大熵生态位模型(MaxEnt)对鲤、(餐)和鲫的适生区域进行预测,与鱼类资源调查获得的鱼类实际分布区对比,显示鲤和(餐)在我国伊犁河流域的分布范围与预测结果是吻合的,而鲫在进入伊犁河流域之后开始向上游支流河段扩散.由于这几种外来鱼类在一开始引入的时候未采取管控措施,又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且伊犁河流域的鱼类多样性较小,因此极易形成规模并扩散.外来鱼类的入侵,会对土著鱼类造成巨大的威胁.基于本论文研究结论,应当将已发生生态位漂变的鲫其作为重点关注种类,关注外来鱼类的生活史对策,深入研究外来鱼类的入侵机制和诱因;对上游支流河段的生境进行监测,关注气候和水文变化,尤其是土著鱼类产卵场、索饵场和越冬场的变化,尽可能减小人类活动干扰;对伊犁河流域的鱼类资源进行长期监测,关注鱼类群落结构变化,一旦发现异常及时采取措施;增加对土著鱼类的增殖放流;严格控制进出口贸易和增殖放流时夹带的外来鱼类.维护我国伊犁河流域的生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