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基于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LASSO)回归分析构建Nomogram模型预测原位腺癌(AIS)、微浸润腺癌(MIA)及浸润性腺癌(IAC)的价值.方法 选取本院 97 例经手术病理证实且病理亚型明确的肺腺癌患者,将AIS和MIA归为第 1 组,IAC为第 2 组,比较两组患者年龄、性别、吸烟史、长径、短径及免疫组化Ki-67 等临床医学特征差异,采用 3D Slicer软件进行图像分割,特征提取与选择,通过LASSO算法对特征进行降维,筛选影像组学特征构建预测模型.再采用R软件的rms工具包构建Nomogram模型,计算ROC曲线下面积(AUC),以评价Nomogram模型鉴别肺磨玻璃结节病理亚型的效能.结果 1)性别、吸烟史、长径、短径及免疫组化Ki-67 等临床医学特征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筛选 7 个 CT 影 像 组 学 特 征:平面度、大依赖低灰度强调、小波变换LHL第十百分位、小波变换HLL第十百分位、小波变换最小值、小波变换均值及小依赖低灰度强度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3)基于CT影像组学特征建立预测肺磨玻璃结节病理亚型的Nomogram模型,训练集中AUC为 0.863,准确率为 87.9%,灵敏度为 67.9%,特异度为 91.1%;验证集中 AUC为 0.792,准确率为 75.0%,灵敏度为66.7%,特异度为 90.5%,可见此Nomogram模型具有较好的预测效能.结论 对于预测肺腺癌浸润程度,Nomogram 模型具有明显优势,可作为一种鉴别手段.

目的 探讨多排螺旋CT(MSCT)在孤立性肺结节良、恶性鉴别中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73例孤立性肺结节患者的临床资料和MSCT征象.其中,病理确诊为良性结节24例(良性结节组),恶性结节49例(恶性结节组).比较两组患者临床资料和MSCT征象.结果 与良性结节组比较,恶性结节组结节直径＞10mm(89.8％vs.70.8％)、形态不规则(75.5％vs.33.3％)、结节-肺界面清楚不光整(83.7％vs.20.8％)、分叶征(83.7％vs.41.7％)、毛刺征(73.5％vs.16.7％)、胸膜凹陷征(57.1％vs.20.8％)、血管集束征(55.1％vs.25.0％)和空泡征或充气支气管征(63.3％vs.45.8％)、亚实性结节(63.3％vs.25.0％)占比较大,钙化(2.0％vs.16.7％)占比较小(P＜0.05).结论 恶性孤立性肺结节的许多MSCT特征与良性孤立性肺结节不同,结合临床资料综合分析,有利于提高MSCT在孤立性肺结节良、恶性鉴别中的价值.

肾移植患者需要服用多种免疫抑制剂抗排斥治疗，是各类感染的高危人群。罕见病原体感染、混合感染是诊断及治疗的难点，抗生素覆盖病原微生物不准确和血药浓度不足均会影响疗效，增加病死率，及时且精准的鉴定病原微生物至关重要 [1]。现阶段病原微生物检测最常见的方法是体液涂片和培养，组织病理学检查是侵袭性真菌感染确诊的金标准，聚合酶链式反应（PCR）能够快速、准确、高灵敏度的找到特定感染病原体，抗原抗体检测可区分急性和既往感染。但体液培养耗时长、灵敏度差、抗生素治疗后送检标本的阳性率更低。怀疑侵袭性真菌感染时，并非所有患者都能获取感染组织标本送检组织病理学检查。PCR难以发现未知病原微生物。免疫抑制患者的病原微生物抗体检测，诊断效率亦欠佳 [2]。宏基因组二代测序技术（mNGS）可直接提取送检样本中全部微生物的核酸进行高通量测序，快速且客观的检测样本中的病原微生物，广覆盖、无偏倚、无需假设。近年来已广泛应用于急危重症和免疫缺陷患者感染的鉴别诊断中 [3,4]。本文报道1例肾移植患者，间断发热1个月，右侧鼻翼及鼻腔丘疹样溃疡形成，双侧眼睑粘膜红肿，CT见两肺大片状及结节样实性密度影，通过mNGS鉴定出马尔尼菲蓝状菌、烟曲霉、哥伦比亚分枝杆菌混合感染，调整抗生素后病情好转，现进行分析总结。

目的:探讨2021年WHO肺腺癌分类判断Ⅰ期肺腺癌预后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6年9月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接受手术，且术后病理学检查确诊为Ⅰ期肺腺癌的829例患者资料。男性389例，女性440例，年龄（60±11）岁（范围：32~90岁）。术前CT表现为实性结节570例，磨玻璃结节259例。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Log-rank进行组间比较，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影响总体生存和无复发生存的因素。结果:829例患者中腺泡型为主型470例，乳头型为主型165例，贴壁型为主型90例，实体型为主型62例，微乳头型为主型42例。与实性结节组相比，磨玻璃结节组患者中贴壁型为主型比例更高［20.5%（53/259）比6.5%（37/570），χ2=35.922， P<0.01］，而微乳头型［1.2%（3/259）比6.8%（39/570），χ2=11.961， P<0.01］和实体型［1.5%（4/259）比10.2%（58/570），χ2=19.172， P<0.01］为主型比例更低。贴壁型为主型的患者预后最好，腺泡型和乳头型为主型较差，实体型和微乳头型为主型的预后最差（ P值均<0.01）。T2期（ HR=1.631，95% CI：1.030~2.583， P=0.037）、病理主型（ P=0.036）、存在微乳头型成分（ HR=1.764，95% CI：1.143~2.722， P=0.010）及CT表现为实性结节（ HR=18.690，95% CI：7.587~46.043， P<0.01）为术后复发的预后因素。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在实性结节和磨玻璃结节中，存在实体型成分均是总体生存的预后因素，存在微乳头型成分则均是无复发生存的预后因素。 结论:除病理学亚型外，存在微乳头型成分和实体型成分也是Ⅰ期肺腺癌患者的预后因素。病理学亚型与T分期相结合对Ⅰ期肺腺癌患者预后的判断更有价值、更可靠。

目的:探讨TFE3重排的上皮样血管内皮瘤（EHE）的临床病理学特征、分子特点、诊断及鉴别诊断。方法:收集2013—2020年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科诊断的软组织TFE3重排的EHE共2例，采用EnVision法进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荧光原位杂交（FISH）法检测TFE3基因断裂重排及WWTR1-CAMAT1基因融合情况，二代测序检测其融合转录本。结果:患者2例，例1男，51岁，右颞部肿瘤；例2女，42岁，右颈部肿瘤。临床表现均为肿块无痛性进行性增大。大体检查，例1呈结节状生长，边界不清，切面灰红；例2在静脉壁内生长，切面淡褐色。镜下，2例均为中等细胞密度，胞质丰富嗜酸，似泡沫样或组织细胞样形态，核轻至中度多形性。大多数肿瘤细胞呈实性或腺泡状排列，但例1中观察到腔内乳头状生长方式，例2中观察到血管吻合沟通区域和髓外造血现象。免疫组织化学上，肿瘤细胞强阳性表达CD31（2/2）、CD34（2/2）、ERG（2/2）和TFE3（2/2）。FISH示TFE3基因断裂（2/2），未见WWTR1-CAMAT1基因融合（0/2）。二代测序示例2出现YAP1（exon1）-TFE3（exon6）融合。2例均获随访，随访时间15~59个月，例1术后22个月复发，目前带瘤生存，例2未复发。结论:TFE3重排的EHE是一种少见的分子亚型，有特殊的形态学表现，但也可能有少见的形态学谱系；免疫组织化学及分子病理学辅助检查有助于疾病的诊断及鉴别诊断。

目的:探讨不同病理分型肝母细胞瘤(hepatoblastoma，HB)的多层螺旋CT(multi-slice spiral computed tomography，MSCT)表现。方法:回顾性分析湖南省儿童医院2015年10月至2021年5月经手术或穿刺病理活检证实的71例HB患儿影像学及临床资料，根据病理结果分为胎儿型HB(胎儿型组，共16例)、胚胎型HB(胚胎型组，共34例)、混合性上皮间叶型HB(混合性上皮间叶型组，共21例)。从肿瘤边缘是否规则，是否外生，PRETEXT分期，多发结节融合，有无瘤内出血、坏死或囊变、钙化，肿瘤假包膜是否光滑连续，有无包膜回缩征、包膜下积液、多发纤维分隔、高危影像特征等方面观察CT图像，并测量肿瘤大小、各期实性成分CT值。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法分析三组患儿性别、年龄、甲胎蛋白及病灶形态特征的差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比三组肿瘤直径及各期扫描CT值的差异。 结果:不同病理类型HB在肿瘤最大径，病灶边缘规则，瘤内多发结节融合、出血、坏死或囊变、钙化，包膜回缩征，多发纤维分隔上的阳性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胎儿型主要表现为肿瘤直径较小，边缘较规则，瘤内密度更均匀；胚胎型多呈多灶型结节改变，坏死及囊变较多见；混合性上皮间叶型主要表现为瘤内出血及钙化率高，延迟期多发纤维分隔、包膜回缩征阳性率高。胚胎型的病灶门脉期绝对强化程度小于胎儿型、混合性上皮间叶型( P<0.05)。 结论:不同病理分型HB患儿的CT征象存在一定差异，且各有特点，CT表现可在一定程度上鉴别HB的病理亚型。

目的:探讨分化型甲状腺癌（DTC）HRAS（IVS1-82del gctgggcctggg）基因突变（简称HRAS突变）与颈部淋巴结转移的相关性及肿瘤组织的超声特征。方法:回顾分析2014年1月至2019年2月北京友谊医院行DTC根治治疗、经术后病理检查证实的162例患者（DTC组）的临床资料，其中甲状腺乳头状癌（PTC）患者139例（PTC组），甲状腺滤泡癌（FTC）患者23例（FTC组）。PTC组中，经典亚型34例，滤泡亚型36例，高细胞亚型69例。以同期在北京友谊医院体检中心195例健康体检正常者（健康对照组）的血液基因型为DTC组的对照；行甲状腺腺瘤切除术的19例滤泡腺瘤患者（FA组）作为FTC组的对照。采用χ2检验分析DTC组患者肿瘤组织HRAS突变频率与颈部淋巴结转移的相关性，HRAS突变肿瘤组织的超声声像图特征。结果:①HRAS突变：DTC组60例（37.0%），健康对照组51例（26.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4.538， P=0.03）；FTC组与FA组分别为9例（39.1%）和5例（5/1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 =0.769， P=0.38）。②DTC组淋巴结转移者75例，其中HRAS突变者颈部淋巴结转移率53.3%（32/60），无突变（野生型）者颈部淋巴结转移率42.2%（43/10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898， P=0.16）；PTC组HRAS突变者51例，其中经典亚型、滤泡亚型、高细胞亚型HRAS突变者颈部淋巴结转移比例分别为7/12、8/14、48.0%（12/25），野生型转移率分别为50.0%（11/22）、40.9%（9/22）、43.1%（19/44），不同亚型HRAS突变者间颈部淋巴结转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009， P=0.98）；FTC组HRAS突变者9例，突变与野生型者的颈部淋巴结转移分别为5/9、4/1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38）。③PTC组HRAS突变者超声声像为结节边界清晰者66.7%（34/51）、野生型为42.0%（37/88），结节远离被膜分别为84.3%（43/51）、65.9%（58/88），两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7.833， P<0.01；χ2=5.506， P=0.02）。 结论:DTC患者更易发生HRAS突变，基因突变型结节具有边界清晰、不靠近被膜生长的超声特征。

目的:探讨 18F－脱氧葡萄糖(FDG) PET/CT显像最大标准摄取值(SUV max)对孤立性肺结节(SPN)良、恶性的诊断效能。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9月至2019年6月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84例SPN患者[男39例，女45例；年龄34～81(平均61.1)岁]的 18F－FDG PET/CT显像资料。以病理结果为"金标准" ，分析良、恶性结节间SUV max差异，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探讨诊断结节良、恶性的SUV max最佳界值，分析其诊断效能。 结果:病理证实共54例恶性结节，30例良性结节，病灶SUV max分别为5.48±4.08和1.70(0.73, 3.33)( U＝443.50， P＝0.001)。84例中58例为实性结节，26例为亚实性结节。亚实性结节组中良、恶性结节的SUV max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U＝56.00， P>0.05)。对58例实性结节SUV max进行ROC曲线分析，诊断良、恶性的最佳界值为1.85，对应的灵敏度、特异性、准确性、阴性预测值、阳性预测值分别为97.06%(33/34)、62.50%(15/24)、82.76%(48/58)、15/16、78.57%(33/42)。 结论:恶性SPN较良性SPN 18F－FDG摄取高；应用SUV max1.85诊断实性结节良恶性有较高的灵敏度、阴性预测值及准确性；亚实性结节SUV max的良恶性诊断价值有限。

目的:探讨弥漫钙化型甲状腺癌的临床生物学特性及处理原则。方法:回顾性分析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头颈外科2011年1月至2015年12月收治的21例具有完整病例资料的甲状腺弥漫钙化患者，同时收集105例同期甲状腺非弥漫钙化结节、术后病理证实为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统计患者的性别、年龄、超声特征、甲状腺功能、病理类型、淋巴结转移、BRAF V600E突变及随访等，分析不同病例的临床生物学特性。结果: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是否合并桥本甲状腺炎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而在双侧患病率、中央区淋巴结转移、侧颈淋巴结转移、术后标本BRAF V600E突变蛋白表达阳性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术后随访分析显示两组颈部淋巴结复发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弥漫钙化型甲状腺癌是一种新的甲状腺乳头状癌亚型，具有独特的临床生物学特性，对其应采取更加积极的临床处理方案。

目的:探讨双表型肝细胞癌（DPHCC）的临床病理学特点、免疫表型、诊断和鉴别诊断。方法:收集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病理科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诊断的6例DPHCC的临床病理资料及随访结果，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该组患者均为男性，年龄40~68岁（中位年龄45.5岁）。临床表现主要为右上腹闷痛，均有饮酒史及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病史。影像学检查5例为肝脏单发结节，1例为肝脏多发结节。组织学表现为肿瘤细胞排列呈梁状、腺泡状及实体型，梁索间有血窦相隔，纤维间质少。6例中有4例脉管内可见瘤栓。肿瘤细胞均表达Glypican-3、CK19，6例中4例表达AFP、Heppar-1、CK7，CD34均显示肝窦毛细血管化。所有病例均经手术切除病灶，4例术后辅以化疗，术后随访6~24个月，未见复发及转移。结论:DPHCC是肝细胞癌的一种特殊亚型，由于DPHCC与肝细胞癌的病理形态学特征相重叠，诊断DPHCC主要依靠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而CK19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参与调控DPHCC的发生、发展，因此CK19可常规应用于肝细胞癌的病理诊断借以筛查DPH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