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动物类群在家域范围内迁移或长距离季节性迁徙的过程中表现出很强的方向性和规律性,它们可以整合显著的空间线索进行目的地识别、导航,并记忆栖息地内可获得的食物种类、食物斑块的分布以及食物成熟的季节等信息,并构建空间认知地图,表现出空间记忆能力.本文全面梳理了圈养实验、自然环境下的野外实验、自然状态移动轨迹的观测和分析以及数字虚拟实验环境下探索动物空间记忆研究,归纳了上述研究中研究方法的特点和适用范围,并针对未来研究趋势进行展望.多学科交叉,多场景应用以及动物空间记忆生态模型的研发已成为该领域的主要发展趋势.动物空间记忆的研究可以从新的视角深入探讨动物栖息地利用机制、移动的内在驱动因素和生物多样性的维持机制.此外,该研究领域还可为保护濒危物种、缓解人兽冲突及增加圈养动物福利等野生动物管理实践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

野猪(Sus scrofa)造成的人兽冲突是我国目前野生动物管理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但往往管理成本高,却效果甚微.了解野猪觅食、卧息等重要行为状态的生境选择规律,对科学管理策略的制定及避免人兽冲突极为重要.以小兴安岭南坡农林混交区域的野猪(5 只雌性,8 只雄性)为研究对象,基于其 2019-2022 年春冬季卫星定位项圈追踪数据,运用隐马尔科夫模型(HMM)识别野猪觅食、卧息和移动的三种行为状态,然后用步选择函数(SSF)研究这三种行为状态的生境选择.结果表明:野猪觅食、卧息和移动的生境需求不同,但均回避落叶针叶林,且性别差异明显,雌性野猪回避农田;地形是影响雌性野猪春季和雌雄野猪冬季三种行为状态生境选择的主要因子,地形和植被类型是影响雄性野猪春季三种行为状态生境选择的主要因子;雌性野猪,在春季,选择海拔高、坡度小的生境卧息、觅食及移动,且卧息和觅食均偏爱阴坡,冬季则选择海拔高,坡度大的阳坡卧息及觅食,偏爱在混交林和阳坡移动;雄性野猪,在春季,选择在混交林和坡度大的阴坡卧息,在混交林、落叶阔叶林和海拔低的区域觅食,在落叶阔叶林、常绿阔叶林内、海拔低、坡度小和距河流近的区域移动,在冬季,选择坡度大、海拔高、接近河流的阳坡卧息,在距河流近、坡度小的区域觅食,在常绿阔叶林、坡度小和距河流近的阳坡移动.本研究结果可为该区域的野猪毁田的预测和预警,捕获地点的选择等管控措施的制定提供依据和新思路.

野猪(Sus scrofa)具有较强的繁殖力和对多种环境的适应能力,近年来在我国多地出现种群明显增长,因野猪损毁农林作物、伤人而引发的人兽冲突事件频发.为针对野猪的计划性捕猎与种群管理提供科学支持,本研究以浙江省开化县为例,基于红外相机实地调查数据对野猪种群数量进行估算.选用开化县2020年9-10月429个位点的红外相机监测数据,包括有效相机工作日23 690 d,共记录到964次野猪的独立探测.利用Royle-Nichols模型,结合地形、植被、人类影响的环境变量因子和野猪家域面积参数,估计了野猪种群密度及分布.结果显示,研究区内野猪数量为(5548±2343)头(mean±95％C.I.);在与野猪家域面积大小相当的网格中,野猪的平均种群密度为每平方千米(2.38±0.61)头(mean±SD);野猪密度与海拔和居民点密度呈负相关关系,与森林覆盖率呈弱正相关关系.基于以上结果,结合实际管理需求,建议研究区域内的野猪捕猎活动选择在其种群密度较高的农田、种植园以及森林与农田交错区域开展.当地主管部门与钱江源国家公园未来应依托系统布设的红外相机监测网络,整合捕猎获取的个体信息记录和其他来源的数据,修正和完善种群动态模型,建立长期种群动态监测机制.

在祁连山国家公园,人类与野生动物冲突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了解国家公园内牧民对肇事野生动物的态度,为探究野生动物肇事规律、针对肇事动物制定防控措施以及保护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原真性、促进牧民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通过实地走访调查了2014-2016年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牧民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和牧民对于野生动物的态度认知.调查分析发现:11月一次年3月是祁连县野生动物肇事高峰期,狼和雪豹是捕食家畜的主要动物;狼被牧民认为是肇事最严重的动物,而实际数据表明雪豹的肇事频次却要高于狼,这与两种动物生活习性以及保护等级有关,加之牧民对雪豹肇事的容忍度更高;天峻县相比祁连县,除了狼以外其棕熊肇事频次较高,牧民认为应当大力控制狼和棕熊的种群数量,因为棕熊除了捕食家畜,更会伤害牧民和破坏房屋,威胁到牧民的生活,雪豹则需要进一步保护;牧民一般会选择使用牧羊犬和强化圈舍来防止野生动物捕食家畜;羊是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牧民主要经济收入,牧民对狼吃食羊无法容忍,棕熊入户直接掠食伤人现象目前频次不高,但需提前防范.

通过对2014-2017年云南省被收容救护野生动物的物种数量、来源、频次等的调查和分析,结果发现:(1)云南省收容救护的野生动物超过93科269种,共计21 784只;其中,外来物种超过35种,以鸟类的种类和数量最多;(2)收容救护动物主要来源于执法单位移交,共20 485只,占94％;(3)非法动物贸易市场和渠道、人兽冲突、违规经营、民众缺乏对动物习性的了解是动物被收容救护的主要原因.管理部门需要加大监管力度,加强执法,严厉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建立健全野生动物及制品市场准人机制,加强野生动物科普宣教工作,减少民众误抓误捉、随意放生外来物种等行为,进一步完善提高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本研究整理了2015-2016年三江源区曲麻莱县、治多县和囊谦县的人兽冲突记录,并对主要肇事物种和人兽冲突的时间分布、地点分布以及受损类型的分布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 显示:(1)主要肇事野生动物依次为狼(978起,64.13％)、棕熊(117起,7.67％)、雪豹(5起,0.33％)和野牦牛(3起,0.20％),其余422起冲突(27.67％)未记录肇事野生动物;(2)人兽冲突时间分布不稳定,其高发期在不同年份不同地区都有所不同,总体来看,每年的1月、2月和12月棕熊和狼引起冲突较少,高峰期通常为6-9月;(3)从地区分布看,人兽冲突热点区域是曲麻莱县和治多县,特别是曲麻莱县秋智乡和麻多乡,治多县治渠乡、多彩乡、立新乡和扎河乡,曲麻莱县和治多县交接区域是人兽冲突高发区,囊谦县人兽冲突整体相对较轻;(4)从受损类型看,对牛的攻击和伤害是最主要的受损类型(749次,79.94％),明显多于对羊(56次,5.98％)和马(24次,2.56％)造成伤害的冲突,以及对房屋和家具等其它财产造成破坏的冲突(108起,11.53％).本研究结果为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国家公园建设制定更有效的预防和缓解人兽冲突的措施等提供了可靠依据.

由雪豹(Panthera uncia)捕食散放家畜引起的人兽冲突是目前中国雪豹保护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四川邛崃山脉地处雪豹分布范围的东南缘,本研究以邛崃山中部的自然保护区群为研究区,收集了2014-2018年红外相机调查和动物粪便DNA分析中采集到的雪豹与散放牦牛的分布位点,使用MaxEnt物种分布模型预测两物种在研究区内的潜在分布范围,以两物种分布重叠的程度作为评估雪豹捕食家畜潜在风险的指标,从而识别雪豹-家畜冲突的高危区域.结果 表明,在邛崃山中部的保护区群中,模型预测的雪豹适宜栖息地面积为871.14km2,牦牛适宜栖息地面积为988.41 km2,二者重叠面积达534.47km2,主要分布在研究区西部的高山草甸地区,占域内雪豹适宜栖息地总面积的61.35％.研究区域内总体上可能存在较高的雪豹-家畜冲突风险.在这些自然保护区以及新建的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管理规划中,应把高山放牧作为对区内野生雪豹种群的关键威胁之一,重点关注模型预测的人兽冲突高危区域,通过改变社区牧业管理方式、发展社区替代生计等方式,降低潜在冲突的风险.

作为中亚和青藏高原山地生态系统中的顶级捕食者,雪豹(Panthera uncia)对于维持食物网结构和生态系统稳定性有重要作用.了解雪豹的食性组成和变化对于理解其生态系统功能和物种间相互作用有重要意义.以往的雪豹食性分析多基于对其粪便中食物残渣的形态学鉴定,但准确度受人员经验和主观因素影响较大.邛崃山脉位于雪豹分布区东南缘,该区域的雪豹种群规模小且相对孤立,研究匮乏.本研究基于非损伤性取样,在邛崃山脉的卧龙国家级保护区采集疑似雪豹粪便样品38份,首先提取粪便DNA,并扩增线粒体DNA 16S rRNA基因片段进行分子物种鉴定,确定其中22份为雪豹粪便样品.随后,利用脊椎动物通用引物和雪豹特异性阻抑引物扩增粪便DNA中的食物成分,并进行高通量测序,分析雪豹食性构成.食性分析结果显示岩羊(Pseudois nayaur)是卧龙地区雪豹最主要的食物,在67％的样品中均有检出.家牦牛(Bos grunniens)在33％的样品中出现,也在雪豹食性中占较高比例.此外,鼠兔(Ochotona spp.)和鸟类也在少量样品中发现.可见,野生猎物是卧龙地区雪豹的主要食物资源;与大世界大多数其他地区的雪豹食性相同,野生大型有蹄类是雪豹最重要的食物.然而家畜(牦牛)在卧龙雪豹食谱中有相当高的占比,显示该区域内可能存在较为严重的由雪豹捕食散养家畜引起的人兽冲突问题.

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江苏沿海地区,人类活动给不断增长的野化麋鹿Elaphurusdavidianus种群带来了新的威胁.了解其中的规律有助于缓和、消除这些威胁对野化麋鹿产生的负面影响.2017年1月-2019年12月,以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围栏外的野化麋鹿为研究对象,对发生的野化麋鹿救助案例进行统计,分析不同年份、不同季节、不同生境救助次数和救助数量的特点,探讨所救助麋鹿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特征,总结野化麋鹿最主要的威胁因素.结果表明:共发生野化麋鹿救助次数209次,救助数量409头.不同年份野化麋鹿的救助次数(One-Way ANOVA:F=12.516,P＜0.01)和救助数量(F=4.691,P＜0.05)均存在显著差异,并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不同生境野化麋鹿救助次数(K-W test:x2=28.862,P＜0.01)和救助数量(x2=25.752,P＜0.01)均存在极显著差异,其中养殖塘发生的救助次数和救助数量最多.秋季野化麋鹿救助次数和救助数量较多,成年雄性麋鹿更容易受困于人类设施.落水、缠网和交通事故等造成的受困、死亡比例最高.因此应该采取"有效清除栖息地四周的障碍物、科学预留供麋鹿使用的穿越通道、增设野化麋鹿逃生通道"等措施消除野化麋鹿生存的威胁,加强野化麋鹿巡护管理,推动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最终减少人类活动对野化麋鹿生存造成的不利影响.

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自开展以来,存在着保险实施效果较差、承保机构参与不积极、保险范围难以扩大等问题,在有效缓解人兽矛盾方面表现欠佳,阻碍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落实与执行.本文以现阶段实施该保险的云南、西藏、浙江、四川为例梳理其应用模式,并对具体地区的保险模式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表明,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陷入发展困境的主要原因是产品设计不科学、财政经费不充足、政策制度不健全和保险体系不完善.建议优化保险要素设计、扩展经费来源渠道、健全配套政策法规,建立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中央财政补贴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体系,该保险体系对于解决人兽冲突、支持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建立地球生命共同体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