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1 女性，27岁，主因“左侧眼睑下垂进行性加重3个月伴左上肢麻木1个月”于2017年8月7日入上海市肺科医院。患者为21三体综合征患者。入院体检：先天愚型面容，左侧眼球内陷、左上睑下垂，双瞳孔不等大，左侧缩小，对光反射存在，左上肢感觉减退。实验室检查无明显异常。CT增强扫描示左侧胸顶处占位，大小约7 cm×8 cm，肿瘤占据左侧胸廓出口，与锁骨下动脉紧邻，锁骨下动脉有一细小分支疑似穿过肿瘤上极（图1A）；MRI提示神经源性肿瘤。诊断：霍纳综合征，起源于交感干的神经节细胞瘤可能。该类型肿瘤通常质地较硬且本例瘤体相对较大，从胸腔内处理如果损伤胸顶锁骨下细小分支引起出血，则术野暴露及出血控制会比较困难。该肿瘤为良性肿瘤，经影像科、胸外科、手外科等多学科诊疗团队评估后决定优先处理肿瘤上极，后通过单孔胸腔镜处理肿瘤下半部分。于2017年8月11日行锁骨上切口联合单孔胸腔镜胸顶肿瘤切除术。双腔管插管全身麻醉后，取仰卧位，患侧胸部垫高，头转向健侧，患侧左手臂外展，消毒颈部区域后铺巾，于左侧颈部锁骨上方做一长8 cm切口，自此切口逐步向胸顶游离。首先游离出锁骨下动脉，探查其下为肿瘤顶部，质地较硬；仔细寻找到锁骨下动脉细小分支，见该血管紧贴肿瘤上极，两端分别双线结扎后切断。橡胶带牵拉锁骨下动脉，继续向脊柱侧逐步分离，分离出C 5~T 1神经根，分别予橡胶带牵拉暴露。手指钝性分离肿瘤顶部，向胸腔内压入。此时肿瘤上极与胸顶大血管和臂丛神经根完全分离。无菌纱布覆盖颈部切口后更换为右侧卧位，左手臂悬吊，打开颈部切口覆盖纱布后，再次消毒下颌缘至脐平面皮肤，铺巾，暴露颈部切口和侧胸壁，自腋中线第4肋间做一长4 cm切口，逐层进入胸腔后，置入切口保护套，单孔胸腔镜操作。探查胸顶部，为肿瘤占据，肿瘤无法与远端交感干游离。胸腔内向下牵拉游离肿瘤，同时配合经锁骨上切口予手指钝性向胸腔内游离肿瘤，最后电凝钩仔细操作于胸腔内完整切除肿瘤，自胸部切口取出肿瘤（图1B、1C）。肿瘤切除后，暴露胸顶后进一步探查，见胸廓入口处交感干位于肿瘤起始部，远端随肿瘤切除后局部缺如（视频1）。胸腔内留置胸管1根，自胸部切口引出，颈部切口一期皮内缝合不放置引流。颈部游离操作时间1.5 h，单孔胸腔镜切除肿瘤1.0 h，术中出血量20 ml。术后第1天复查胸部X线片，左肺复张良好引流少，拔除胸管，术后第3天出院。病理学检查证实为节细胞神经瘤。术后1个月随访胸部X线片显示恢复良好（图1D），左上肢麻木感消失，霍纳综合征未改善。由于患者依从性较差，未再通过门诊随访，电话随访情况稳定。

明晰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匹配程度和权衡/协同关系,对科学划分生态管理分区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多源数据,以街道为尺度单元量化了太原市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及需求量,借助Getis-Ord Gi*工具和相关性分析方法探究了 6种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比冷热点区域及供需间的权衡/协同关系,并根据自然资源特征及社会经济情况提出了生态管理分区及管控建议.结果表明:太原市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分布具有空间分异性,在供给方面,固碳量、空气净化、热环境调节、休闲服务在东西部较高,土壤保持西部较高,产水服务南部较高;在需求方面,固碳量、热环境调节、产水和休闲服务呈现出中部及东南部高、四周低的特点,空气净化需求南部和北部较高,土壤保持需求西部较高.生态系统服务供需不匹配特征明显,6种服务供需风险等级总体呈现由汾河向东西两山递减的规律.供给方面,产水服务与其他5种服务呈现为权衡关系;需求方面,空气净化和土壤保持与其他4种服务呈现为权衡关系.本研究提出了"保护优先-调控为主-协同治理"的分区框架,将研究区分为3个一级分区和8个二级分区,并提出了差异化管护策略.本研究可为平衡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生态安全格局是维持生态过程和保障生态系统功能稳定的重要空间途径.随着景观规划和决策的开始实施,亟需考虑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差异化方法及其空间输出的一致性,以及研究对象的匹配性和适用性.本研究从整合视角出发,以黄土高原退耕还林工程主要实施区域延安市安塞区为对象,结合地域地形地貌和景观特征,融合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和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评价结果识别生态源地,构建安塞区生态安全格局.结果表明:结构型与功能型构建方法在空间保护优先级识别上的一致性较低,面向整合集成的方法可形成互补,能实现结构连通与功能提升双重目标;研究区共有202个生态源地,总面积391.58 km2,约占研究区总面积的13.3％,整体呈现碎片化分布特征,主要分布于北部和南部;研究区共有110条生态廊道,总长度599 km,主要围绕河道分布,呈现出"南北部短窄密集、中部长宽疏朗"的分布特征.本研究提供的结构-功能整合方法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工作提供新见解,并能推进景观格局、过程和服务的研究.

目的 探讨冠脉介入后心绞痛患者心力衰竭(HF)的影响因素,并构建Nomogram风险模型及重要性矩阵.方法 前瞻性选取2017年8月至2023年8月于开封市中医院行冠脉介入后的568例心绞痛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冠脉介入后6个月是否并发HF分为发生组92例和未发生组476例.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冠脉介入后心绞痛患者HF的影响因素,构建Nomogram预测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决策曲线、校正曲线验证Nomogram预测模型预测价值和临床效用,并进一步进行重要性矩阵分析.结果 发生组患者合并高血压、单支病变血管数例数占比分别为61.96%、26.09%,明显高于未发生组的37.61%、13.87%,发病至手术时间为(9.21±2.41)h,明显长于未发生组的(6.75±1.87)h,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发生组患者术后心肌梗死溶栓试验(TIMI)血流分级0～1级、2级例数占比分别为4.35%、18.48%,明显高于未发生组的1.05%、9.0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发生组患者的醛固酮(Ald)、B型脑利钠肽(BNP)、C1q肿瘤坏死因子相关蛋白1(CTRP1)、内脏脂肪素(Visfatin)、氧化低密度脂蛋白(ox-LDL)水平分别为(214.67±34.19)μg/L、(2143.65±234.15)pg/mL、(12.88±2.67)ng/mL、(15.26±3.66)ng/mL、(52.39±7.85)U/L,明显高于未发生组的(179.52±25.39)μg/L、(786.34±187.96)pg/mL、(9.52±2.14)ng/mL、(12.39±2.74)ng/mL、(45.79±6.47)U/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发生组患者的血红蛋白(Hb)、淋巴细胞计数(LC)水平分别为(5.88±1.06)g/L、(1.42±0.36)×109/L,明显低于未发生组的(9.76±2.28)g/L、(1.75±0.41)×109/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发生组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评分为(72.36±20.17)分,明显低于未发生组的(105.47±23.74)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提示,合并高血压、发病至手术时间、BNP、CTRP1、Visfatin、Ox-LDL均是冠脉介入后心绞痛患者发生HF的危险因素(P<0.05),而术后TIMI血流分级、LC、自我管理能力是冠脉介入后心绞痛患者发生HF的保护因素(P<0.05);基于上述各项影响因素建立Nomogram模型,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826(95%CI:0.780～0.873);DCA曲线提示,当风险阈值在0.22～0.83时使用该模型具有较好的临床净获益;合并高血压、CTRP1、自我管理能力的重要性较高,改善难度较低,纳入优先改进区域.结论 合并高血压、发病至手术时间、BNP、CTRP1、Visfatin、Ox-LDL是冠脉介入后心绞痛患者发生HF的危险因素,术后TIMI血流分级、LC、自我管理能力是冠脉介入后心绞痛患者发生HF的保护因素,基于上述影响因素构建的Nomogram风险模型敏感度较高,临床可据此制定个性化防治措施,便于进一步改善预后.

目的 探究青少年抑郁障碍(MDD)患者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进一步采用重要性矩阵分析,旨在为及时制定护理防控措施提供指导.方法 选取2023年3～12月河南省荣康医院收治的173例青少年MDD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Beck自杀意念量表(BSI-CV)调查青少年MDD患者自杀意念情况,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其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采用重要性矩阵分析各项因素改进分布情况.结果 本次共发问卷173份,收回有效问卷161份,有效回收率为93.06%;161例青少年MDD患者BSI-CV评分为(41.32±10.27)分,其中轻度、中度、重度分别占全部MDD患者的36.65%、29.81%、33.54%;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际关系、自我接纳、家庭功能、校园氛围是青少年MDD患者BSI-CV的保护因素(P<0.05),抑郁程度、情绪调节困难、病耻感是其危险因素(P<0.05);校园氛围、情绪调节困难、家庭功能、病耻感、自我接纳、抑郁程度、人际关系等因素影响重要性均>0.5,改善难度均<4,进入优先改进区域,可优先对上述因素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结论 受多种因素影响,青少年MDD患者普遍存在中等偏高的自杀意念,而加强重要性矩阵分析有助于指导临床及时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

协同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维持对制定系统性保护规划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以青藏高原为研究区,应用Maxent模型模拟了重点植物的空间分布,结合世界保护联盟(IUCN)重点动物空间分布数据和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分布,利用Zonation模型依次识别了基于单一因素的保护优先区以及集成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保护优先区,评估了青藏高原现有自然保护地对保护优先区、重要物种及生态系统服务的保护状况和保护空缺.结果表明:(1)青藏高原保护优先区保护价值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递减趋势,优先区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东南缘喜马拉雅山地、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及横断山区等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和生态系统服务保护优先区分布略有差异,存在43.2%的空间重叠;(2)在重要物种保护上,自然保护地对两栖动物的保护率最高,平均保护了 38.2%,哺乳动物次之(24%),爬行动物的保护率较低,仅为 10.2%.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覆盖率分别是 44.1%(防风固沙)、27.1%(水源涵养)、22.3%(土壤保持)、17.1%(碳固定)和 16.6%(洪水调蓄);(3)自然保护地对研究识别的保护优先区存在保护空缺,仅覆盖了 26.8%的集成保护优先区,Ⅰ级、Ⅱ级和Ⅲ级优先区保护空缺面积占青藏高原面积的 7.2%、6.9%和 7.7%.研究结果可为青藏高原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优化提供科学依据与理论支撑.

水鸟是反映湿地生态系统状况的指示物种,水鸟多样性保护优先区识别对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和湿地保护修复具有重要意义.于2020年5月-2021年4月,开展了衡水湖自然保护区水鸟群落的调查监测,采用GIS软件和结构方程模型等分析其不同区域水鸟群落结构和季节性变化、水鸟多样性分布格局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衡水湖自然保护区不同区域均表现出以雁鸭类等游禽为优势种的水鸟群落特征,衡水湖西湖和滏东排河的水鸟物种丰富度和Shannon多样性指数最高,衡水湖东湖的水鸟种群数量最大,滏阳新河的鸻鹬类种群数量相对较大.(2)不同区域水鸟群落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特征,春夏季涉禽数量明显增多,但仅在衡水湖自然保护区东湖、西湖和滏阳新河成为水鸟群落的优势种;9月之后各区域游禽种数和种群数量占比均明显上升,雁鸭类成为优势种群.(3)水鸟物种丰富度和种群数量较高的区域主要在自然保护区的湿地恢复区、滏东排河和小湖隔堤两侧等地;不同类群水鸟的空间分布格局差异较大,雁鸭类分布较为分散,鸻鹬类、鹤鹳类水鸟分布更为集中;栖息地状况是影响衡水湖水鸟多样性的主要因素.(4)衡水湖水鸟保护优先区包括湿地恢复区及周边区域、南李庄鱼塘、良心庄鱼塘及周边区域、东湖的姊妹东岛、小湖隔堤两侧等5个区域,占保护区总面积的8.94％.研究结果为衡水湖自然保护区的功能区划、水鸟保护策略制定、栖息地保护修复提供了相关依据.

植被保护优先性评估是保护规划制定和保护资源配置的重要基础.目前,评估植被保护优先性的因子较为单一,结合多因子系统性评估植被保护优先性的研究还很有限.本研究综合考虑植被受威胁状况和保护价值,评估了云南省104类自然群系的保护优先性.首先,根据IUCN生态系统红色名录评估框架评估群系受威胁状态;然后,选取濒危保护物种丰富度、冠层高度和碳储量3个指标,加权计算各群系的生态系统质量以表征其保护价值;最后,通过综合受威胁状态与保护价值评估云南省自然植被的保护优先性,并进一步划分为4个植被保护类型.研究结果表明:(1)在云南省104类群系中,66.3％的群系受威胁等级为易危/濒危/极危(VU/EN/CR),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群系的分布范围受限是导致其受威胁的关键因素.(2)45.2％的群系评估为高和极高保护价值,38.5％的群系评估为中等保护价值,植被质量整体较高.(3)综合评估建议:保护价值高或极高且受威胁的31类群系进行优先保护;保护价值中等但受威胁的26类群系进行次优先保护;保护价值极高或高但未受威胁的16类群系进行预先保护;其他群系进行一般保护.(4)云南省已建自然保护区对优先、次优先和预先保护植被的覆盖率分别为19.5％、9.7％和16.9％,还存在一定的保护空缺.本研究构建的综合受威胁状态和保护价值的植被保护优先性评估方法,能够为区域尺度生态系统水平的保护规划与行动提供科学支持.

生态保护修复是维持和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重要举措.识别生态保护修复优先区并进行有规划的生态保护修复能够达到抑制生态环境退化的目的.以浙江省为研究对象,运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模型、神经网络自组织映射(SOM)聚类分析法、空间统计、Spearman非参数相关性分析等方法,识别生态系统服务簇,分析生态系统服务簇演化和人类活动强度变化特征,识别生态保护修复优先区,探讨不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权衡/协同关系,提出生态保护修复优先区规划策略.结果表明:(1)2000-2021年浙江省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分布逐渐趋于均衡,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由7279.73亿元降低至6980.28亿元;(2)2000-2021年浙江省人类活动强度显著增加,呈现由西到东、由南到北的递增趋势;(3)2000-2021年浙江省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活动强度变化Moran's I指数呈现显著负相关性,说明人类活动强度与生态服务价值两者空间上处于相互制约状态;(4)2000-2021年浙江省90县(区)可划分为4类生态系统服务簇,包括:城市中心簇、农业生产簇、核心生态簇和生态保育簇;(5)基于2021年双变量Moran's I指数聚类结果将研究区划分的5种类型分区作为生态保护修复一级分区,以区域内主导生态系统服务簇作为生态保护修复二级分区划分依据.浙江省生态保护修复优先区划分为4个类型,即面积占比14.83％的生态预防治理区、面积占比19.94％的生态调控建设区、面积占比50.23％的核心生态保护区和面积占比15.00％的生态综合提升区.据此,提出不同类型优先分区实施生态保护修复的规划策略.

基于整体保护与系统治理思维识别西北干旱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优先区,是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推进国土空间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本研究以典型西北干旱区城市——张掖市为例,采用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电路理论、生态敏感性及生态退化评估等方法从生态网络内部缺陷和外部威胁两方面构建"生态网络-生态敏感性-生态退化"研究框架,识别西北干旱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优先区,并提出修复策略.结果表明:张掖市生态修复优先区集中在生态脆弱且人类活动干扰强烈的河流沿岸人工防护林带及平原-荒漠-绿洲过渡带.研究区生态网络包括39个生态源地和99条生态廊道,高度敏感区和退化区面积分别为1595.40和6.65 km2.基于生态网络内部缺陷和外部威胁识别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优先区31个生态夹点、7个障碍点及753.56 km2生态源地,这些区域向内关乎生态网络的连通,向外维持着生态系统稳定,是未来着重修复的区域.本研究遵循国土空间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理念,提出了综合生态网络内部缺陷和外部威胁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思路,可为张掖市生态系统综合管理及国土空间优化提供科学基础和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