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观察儿童青少年近视眼患者视盘旁高反射卵圆样团块状结构（PHOMS）的临床特征并分析其相关因素。方法:横断面研究。连续收集2021年9月至2022年1月就诊于武汉市中心医院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且近视等效球镜度数（SE）≥0.50 D的6~16岁儿童青少年近视眼患者。所有患者均行最佳矫正视力、屈光状态、眼轴长度检查，采用裂隙灯显微镜联合检眼镜检查患者眼底，并行眼底彩照以及视盘加强深度扫描模式的相干光层析成像术（EDI-OCT）检查，测量参数包括视盘直径、视盘倾斜度、视盘平移度和PHOMS高度。根据是否存在PHOMS分为PHOMS组及无PHOMS组，根据PHOMS高度分为大（>400 μm）、中（200~400 μm）和小（<200 μm）型PHOMS 3个亚组。观察PHOMS组和无PHOMS组以及各亚组的视盘特征，并分析PHOMS的相关因素。主要采用 Mann-Whitney U检验、Kruskal-Wallis 检验、 χ2检验以及Logistic回归分析和Kendall′s tau-b相关系数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共纳入108例（108只眼）患者，其中男性46例（46只眼），女性62例（62只眼），PHOMS组为70只眼（64.8%），无PHOMS组为38只眼（35.2%）。小型PHOMS仅可在EDI-OCT中检出，中、大型PHOMS检眼镜下表现为视盘边界模糊。单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显示，PHOMS与年龄（ OR=1.36， 95% CI：1.13~1.65， P=0.001）、近视等效球镜度数（ OR=4.57，95% CI：2.51~8.32， P<0.001）、眼轴长度（ OR=2.28，95% CI：1.37~3.82， P=0.002）、视盘倾斜度（ OR=3.44， 95% CI：2.09~5.66， P<0.001）、视盘平移度（ OR=0.95，95% CI：0.93~0.98， P<0.001）、视盘直径（ OR=0.75，95% CI：0.58~0.95， P=0.019）相关。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显示，近视等效球镜度数较高（ OR=3.01，95% CI：1.27~7.17， P=0.013）和视盘倾斜度较大（ OR=4.06，95% CI：1.99~8.29， P<0.001），PHOMS出现的风险较大。Kendall′s tau-b相关系数分析显示，PHOMS高度与视盘平移度呈负相关（ r=-0.31， P<0.001）。 结论:PHOMS存在于部分儿童青少年近视眼患者，不同高度PHOMS的眼底表现略有差异。近视等效球镜度数较高与视盘倾斜度较大的患者，PHOMS出现的风险更大；其高度与视盘平移相关。

目的：:观察外直肌倾斜后徙术（S-LR）与外直肌后徙术（LR）对集合不足型外斜视[CIX（T）]患者的治疗效果。方法：:回顾性研究。收集2017年1月至2019年8月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由同一术者施行的斜视矫正术的CIX（T）患者101例，根据术式分为双眼外直肌倾斜后徙术（S-BLR）组44例和双眼外直肌后徙术（BLR）组57例，随访3个月，观察比较行不同术式的患者术后视近斜视角、视远斜视角及远近斜视角度差（NDD）。使用Mann-Whitney U检验、卡方检验、 t检验等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术后3个月，NDD较术前的改善量在S-BLR组和BLR组分别为（8.0±3.3）棱镜度（PD）和（6.1±4.0）PD，S-BLR组较BLR组对NDD的改善更明显（ Z=-1.995， P=0.046）。术后3个月，视近斜视角S-BLR组为（-5.1±5.5）PD，较BLR组的（-8.3±5.8）PD明显减小（ Z=-2.882， P=0.004）。视远斜视角在S-BLR组与BLR组手术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术后3个月正位率在S-BLR组为82%，高于BLR组的53%（ χ2=9.34， P=0.002）。S-LR前后，S-BLR组患者上视及下视斜视角度差及黄斑中心凹-视盘中心夹角度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S-LR对CIX（T）的视近斜视角及NDD疗效优于LR，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术式。

目的:探讨中国自然人群中40岁以上高度近视眼患者后极部眼底形态学参数的长期变化规律。方法:以人群为基础的纵向研究。纳入“北京眼病研究”中完成了2001年和2011年2次调查、彩色眼底像可供判读的71例（110只眼）高度近视眼（近视等效球镜度数≥6.00 D）患者资料进行研究，其中男性27例，女性44例。2011年时患者的年龄为（56.2±9.5）岁。根据病理性近视眼研究小组荟萃分析中对病理性近视眼的定义对2001年眼底像进行判读，110只眼被分为单纯性高度近视眼组（79只眼）和病理性近视眼组（31只眼）。分别对2001年和2011年的彩色眼底像中的形态学参数进行测量，包括视盘倾斜度、视盘旋转度、β萎缩弧面积、视盘中心凹距离、视盘萎缩弧颞侧缘距离、中心凹萎缩弧颞侧缘距离、血管弓垂直距离，并分别对所有受试者、单纯性高度近视眼组、病理性近视眼组2次随访参数采用 t检验和非参数检验进行比较，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参数10年变化值与其他参数的相关性。 结果:所有受试者中视盘倾斜和视盘旋转的发生率分别为41.1%（44/107）和63.3%（68/107），2001年和2011年的视盘倾斜度分别为1.34±0.31和1.34±0.33，视盘旋转度分别为30.4°±26.3°和30.0°±25.3°，2001年和2011年视盘倾斜度差异（ Z=-0.317）和视盘旋转度差异（ t=0.159）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2011年的β萎缩弧的面积［1.34（0.45，3.73）mm 2， Z=-7.295］、视盘中心凹距离［（5.18±0.54）mm， t=-3.523］、视盘萎缩弧距离［1.55（0.24，2.16）mm， Z=-6.825］分别较2001年β萎缩弧的面积［1.05（0.23，1.88）mm 2］、视盘中心凹距离［（5.08±0.43）mm］、视盘萎缩弧距离［1.39（0.77，1.93）mm］显著增大（ P<0.05）；血管弓的垂直距离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1.858， P>0.05）。而单纯高度近视眼组和病理性近视眼组中心凹萎缩弧距离变化规律不同：单纯性高度近视眼组2011年中心凹萎缩弧距离较2001年显著缩短（ Z=-3.221， P<0.05），而病理性近视眼组中心凹萎缩弧距离无明显变化（ t=0.655， P>0.05）。多因素分析的结果显示较大的β萎缩弧面积变化值与大的角膜曲率（ r=0.462， P<0.05）和较长的眼轴显著相关（ P<0.05）；较大的视盘中心凹距离改变与低的最佳矫正视力（ r=0.348， P<0.05）和较长的眼轴（ P<0.05）显著相关；较大的视盘萎缩弧距离变化和低的最佳矫正视力（ r=0.538， P<0.05）和长眼轴（ P<0.05）相关。此外，近视眼黄斑病变的进展（ Z=-3.425， P<0.05）以及单纯性高度近视眼进展为病理性近视眼（ Z=-2.911， P<0.05）都和更加显著的β萎缩弧扩大相关。 结论:40岁以上的高度近视眼患者，随着高度近视眼的发展，视盘形态相对稳定，而视盘黄斑距离和β萎缩弧会不断增大，这可能是由眼轴增长所致；β萎缩弧的变化可能是近视眼黄斑病变进展的预测指标。 （中华眼科杂志，2021，57：908-915）

患者女，13岁。因无明显诱因出现双眼视物不清1月余，右眼为著，无眼球转动及眼眶疼痛，无色觉改变，无复视，于2020年11月9日在西安市第一医院眼科就诊。既往身体健康。无家族疾病史，无外伤史。患者1个月前就诊于当地医院，诊断为"双眼视神经炎"；并给予双眼球后注射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2.5 mg治疗，1次/d，连续3 d。患者自觉症状无明显好转，遂就诊于我院神经眼科门诊。眼部检查：光相干断层扫描（OCT）视盘单线扫描模式检查，右眼视盘边界欠清（图1A），左眼无异常。为进一步诊治，门诊以"右眼视盘水肿"收入院。入院查体：双眼裸眼视力减退（右眼、左眼视力分别为0.1、0.8），右眼、左眼最佳矫正视力（BCVA）分别为-5.00DS→1.0、-1.50DS/-0.50DC×70°→1.0；相对性瞳孔传入障碍（-）。右眼、左眼眼压分别为14、15 mm Hg （1 mm Hg=0.133 kPa ）。双眼外眼及眼前节未见明显异常。左眼眼底、眼B型超声、视觉诱发电位检查均无异常。右眼视盘向鼻侧倾斜，边界欠清，鼻下方血管反向及视盘旁弧形斑；视盘呈现出"C"形光晕（图1B）。眼B型超声检查，右眼球后壁视神经头前隆起强回声结构（图1C）。图形视觉诱发电位检查，右眼P100波峰时分别在1°和15′空间频率中均较左眼延迟（以15′空间频率明显），振幅值在15′空间频率中较左眼降低明显（图2）。双眼眼底自身荧光及视野检查结果正常。双眼眼眶及颅脑磁共振成像检查未见明显异常。脑脊液压力、蛋白定量检测结果正常。实验室检查，脑脊液白细胞计数3个/cm 3；血清及脑脊液水通道蛋白4抗体、髓鞘少突胶质细胞糖蛋白抗体阴性；血清和脑脊液寡克隆区带阴性。血常规、红细胞沉降率、生物化学、结核抗体、风湿免疫及感染系列检查均未见明显异常。复查OCT（行加密精细扫描模式，向视盘鼻侧扩大扫描范围），右眼视盘周围强反射卵圆形肿块样结构（PHOMS）（图3）；左眼未见异常。修正诊断：（1）视盘倾斜综合征（TDS）；（2）PHOMS ；（3）屈光不正。予以验光配镜，门诊随诊。

目的:观察并分析高度近视（HM）合并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POAG）视盘结构特征及有诊断效力的视盘参数指标。方法:横断面研究。2020年8月至2021年3月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检查确诊的POAG、HM患者以及健康志愿者共68名114只眼纳入研究。其中，POAG患者21例39只眼，并依据是否合并HM分为H+P组（9例18只眼）和非H+P组（12例21只眼）。HM患者26例37只眼作为HM组；健康志愿者21名38只眼作为正常对照组。受试者中，男性31名51只眼，女性37名63只眼；年龄（36.93±12.60）岁。受试者均行屈光度、视野检查以及角膜中央厚度（CCT）、眼轴长度（AL）测量。四组患者年龄（ F=8.333 ）、性别构成比（ χ2=0.863）、CCT （ F=1.425）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AL （ F=69.956 ）、屈光度（ F=37.711 ）、视野指数（VFI）（ F=43.254）、视野平均缺损（MD）（ F=49.793）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采用光相干断层扫描增强深度成像技术测量受试眼视盘倾斜参数、盘沿参数、筛板参数以及视网膜神经纤维层（RNFL）厚度。视盘倾斜参数包括视盘水平径、垂直径、椭圆指数（水平径/垂直径）；盘沿参数包括Bruch膜开口-盘沿最小宽度（BMO）、视杯面积、视盘面积、盘沿面积、杯盘面积比；筛板参数包括筛板前界插入深度（ALID）、筛板前神经组织厚度（PLNT）、筛板厚度。组间两两比较行单因素方差分析；视盘倾斜、盘沿、筛板参数与视野参数的相关性分析、盘沿参数与RNFL厚度的相关性分析均应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根据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和曲线下面积（AUC）比较相关因素对HM合并POAG的预测价值。 结果:视盘倾斜参数：正常对照组、HM组、H+P组的视盘水平径显著低于非H+P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HM组、H+P组椭圆指数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非H+P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视盘水平径、垂直径与视野MD （ r=-0.302、-0.235， P=0.002、0.017）、VFI（ r=-0.291、-0.246， P=0.003、0.013）均呈负相关。盘沿参数：非H+P组、H+P组的视杯面积、杯盘面积比显著大于正常对照组、HM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HM组、非H+P组、H+P组的盘沿面积、平均BMO均显著小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杯盘面积比（ r=-0.584）、平均BMO （ r=0.650）与盘周平均RNFL厚度相关性最高（ P<0.001）；上方、下方、鼻侧、颞侧BMO与其对应象限RNFL厚度均呈正相关（ r=0.431、0.656、0.362、0.375， P<0.05）；盘沿面积、平均BMO与视野MD （ r=0.449、0.618 ）、VFI （ r=0.449、0.605 ）均呈成正相关（ P<0.05），其中平均BMO相关性最高；视杯面积、杯盘面积比与视野MD（ r=-0.346、-0.559）、VFI （ r=-0.312、-0.548）均呈负相关（ P<0.001），其中杯盘面积比相关性最高。筛板参数：非H+P组、H+P组的ALID显著深于正常对照组、HM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非H+P组、H+P组的筛板厚度显著薄于正常对照组、HM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ALID与视野MD（ r=-0.402， P<0.001）、VFI（ r=-0.405， P=0.001）均呈负相关；筛板厚度与视野MD（ r=0.403， P<0.001）、VFI（ r=0.401， P=0.015）均呈正相关。各参数诊断效能：ROC分析结果显示，杯盘面积比的诊断效能最高（AUC=0.847， P=0.007），最大约登指数0.563，灵敏度、特异性分别为0.833、0.730，最佳临界值为0.340。 结论:HM合并POAG患眼视盘倾斜较显著；各象限BMO可客观反映HM合并POAG的盘沿缺损；筛板变薄、筛板后移与视野缺损加重变化一致；杯盘面积比的诊断效能较高。

目的:探讨高度近视病因多元分析及其最佳矫正视力（BCVA）与近视屈光度、眼底病变特征的相关性分析。方法:回顾性分析余姚市中医医院 2018年12月至2019年12月确诊为高度近视的患者112例（198眼）的临床资料，分析患病影响因素。观察患者近视屈光度、眼底病变种类、严重程度以及BCVA情况，并分析各观察指标间相关性。结果:高度近视的发生与晶状体部分浑浊、眼底畸变、角膜薄翳、家族遗传有关；经非条件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父母存在近视［73例（83.91%）比39例（57.34%）］、每周户外活动<4.17 h［47例（89.36%）比24例（61.54%）、26例（68.42%）、20例（64.52%）］是患者高度近视的危险多因素（χ 2=13.427、10.300， P<0.05或 P<0.01）；经Pearson线性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近视屈光度与BCVA呈负相关（ r=-0.729， P<0.001）；豹纹状眼底、倾斜视盘、视盘旁β区萎缩弧、后极部视网膜脉络膜萎缩的病变与BCVA呈正相关（ r=0.461、0.732、0.528、0.825， P<0.05或 P<0.001）；患眼病变程度与BCVA呈负相关（ r=-0.673， P<0.001）。 结论:高度近视患者近视屈光度、眼底病变特征与BCVA最佳矫正视力有紧密联系，可用于评估患者病情变化，为其预防与治疗提供了方向。

高度近视眼是导致低视力及盲的重要原因之一，多以眼轴不断延长，伴随眼底后极部出现各种退行性改变为特征，其中视盘区的形态及盘周结构变化尤为明显，如视盘倾斜、视杯与盘沿改变，视盘旁脉络膜视网膜萎缩、后巩膜葡萄肿以及脉络膜内空腔等。本文就高度近视眼的视盘形态特征及盘周结构变化作一综述，以期揭示高度近视眼发生发展的病理机制，为寻找更为有效的防治方法提供新思路。

患者1，女，51岁，因"左眼视物模糊伴视物变形6个月"来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眼科就诊。右眼裸眼视力（UCVA）0.06，-10 D矫正至0.6；左眼UCVA0.04，-9 D矫正至0.1。双眼角膜透明，前房深度正常，瞳孔圆，居中，直径约3 mm，晶状体轻度混浊，右眼眼压13 mmHg（1 mmHg=0.133 kPa），左眼眼压14 mmHg。眼底检查示右眼视盘倾斜，豹纹状眼底改变；左眼视盘倾斜，豹纹状眼底改变，后极部视网膜可见Fuchs斑，黄斑区色素紊乱。左眼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检查：左眼黄斑区可见视网膜色素上皮（RPE）层及椭圆体带模糊，黄斑区可见外核层层间分离明显伴柱状连接（图1A）。诊断：左眼高度近视性黄斑劈裂。行左眼内界膜剥除联合玻璃体切割及硅油填充术，术中可见玻璃体后皮质增厚且与视网膜粘连紧密，剥除玻璃体后皮质，吲哚菁绿染色后将黄斑区颞侧内界膜做纵向条状撕除，后沿条状撕除区环形剥除黄斑周围内界膜，保留3.5视盘直径范围中心凹区内界膜。术后5 d复诊，左眼矫正视力0.3，OCT检查示左眼黄斑区可见RPE层及椭圆体带稍模糊，黄斑区视网膜各层结构紧致，未见明显层间分离（图1B）。术后3个月行左眼硅油取出，左眼矫正视力0.5，OCT检查示左眼黄斑区可见RPE层及椭圆体带层次较前清晰，黄斑区视网膜各层未见明显层间分离（图1C）。

患儿，男，10岁，因"右眼视力下降半年"于2022年4月入住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治疗。患儿半年前因"面色苍白1个月，发热伴咳嗽9 d"就诊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诊断：急性早幼粒白血病。给予SCCCG-APL2020方案化疗，辅以羟基脲降白细胞治疗。化疗进行第2天，血小板计数降至25×10 9/L，患儿开始出现鼻出血，伴右眼视力下降，请眼科会诊建议保守治疗，半年来右眼视力无明显提升，近来觉右眼向外倾斜，影响外观，转诊我院。门诊检查后，拟"右眼玻璃体积血，右眼废用性外斜视"收入院。入院时患儿体健，饮食、精神良好。血常规示：白细胞计数1.84×10 9/L，中性粒细胞计数0.81×10 9/L，淋巴细胞计数0.70×10 9/L，单核细胞计数0.26×10 9/L，红细胞计数4.38×10 9/L，血红蛋白136 g/L，血小板275×10 9/L，C反应蛋白<0.50 mg/L。入院时眼部检查：右眼视力：手动/50 cm，眼压12.0 mmHg（非接触眼压计测量，1 mmHg=0.133 kPa），结膜无充血，角膜透明，前房深度可，晶状体透明，玻璃体下方可见灰白色絮状混浊，眼底见视乳头色淡红，边界清，C/D约0.3，黄斑区可见类圆形直径大小约7 PD视网膜前出血，上方隐约见液平面，视盘颞侧可见新生血管膜（图1A）。左眼视力：1.0，眼压11.4 mmHg，眼部检查未见明显异常。33 cm角膜映光试验：左眼位正，右眼外斜约30°。入院行眼底荧光造影检查，右眼造影早期可见视乳头颞上、下方片状新生血管网，黄斑区视网膜前类圆形团状荧光遮蔽，下方视网膜前片状荧光遮蔽（图1B）。眼底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示：右眼视网膜前强反射团灶，遮蔽其下方信号，黄斑位置扫描不清（图2A）。入院诊断：右眼玻璃体积血、黄斑视网膜前出血、视盘新生血管、废用性外斜视、急性早幼粒白血病化疗术后。

高度近视(high myopia,HM)是指眼轴长度在26 mm以上,屈光度在-6.0 D以上的近视[1].HM容易形成豹纹状眼底、视盘倾斜、后巩膜葡萄肿等眼底改变,并可引起黄斑变性、青光眼、白内障等并发症,严重者可致失明[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