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补肾强筋胶囊对膝骨关节炎(knee osteoarthritis,KOA)大鼠膝关节软骨下骨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方法:6周龄雄性SPF级SD大鼠24只,随机分为正常组、模型组、补肾强筋胶囊组,每组8只.模型组、补肾强筋胶囊组采用前交叉韧带离断法对右后膝进行KOA造模.造模4周后,补肾强筋胶囊组大鼠以补肾强筋胶囊药液灌胃,正常组、模型组大鼠以去离子水灌胃,每日1次,共灌胃4周.灌胃4周后,处死大鼠,取出右后肢膝关节,观察大鼠膝关节标本的大体结构.采用Micro-CT扫描仪对大鼠膝关节标本进行扫描,分析各组大鼠膝关节骨组织体积分数、骨小梁数目、骨小梁厚度和骨小梁分离度.采用苏木精-伊红染色和番红O-固绿染色观察各组大鼠膝关节软骨下骨组织情况.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大鼠膝关节软骨下骨中低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 α,HIF-1 α)、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A(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A,VEGFA)的表达情况,采用免疫荧光染色检测大鼠膝关节软骨下骨中CD31、Endomucin的表达情况.结果:①补肾强筋胶囊对KOA大鼠膝关节大体结构的影响.模型组膝关节软骨磨损严重,关节间隙明显狭窄,关节腔内结构破坏严重,周围组织粘连明显;与模型组相比,补肾强筋胶囊组膝关节软骨磨损较轻,关节间隙轻度狭窄.②补肾强筋胶囊对KOA大鼠膝关节软骨下骨质的影响.MicroCT检查结果显示,模型组膝关节软骨下骨小梁排列稀疏,周围可见明显骨赘;补肾强筋胶囊组膝关节软骨下骨小梁排列较模型组紧密.与正常组相比,模型组和补肾强筋胶囊组膝关节软骨下骨组织体积分数小(P=0.001,P=0.012),骨小梁数目少(P=0.013,P=0.034),骨小梁厚度和骨小梁分离度大(P=0.000,P=0.001;P=0.000,P=0.005).与模型组相比,补肾强筋胶囊组膝关节软骨下骨组织体积分数大(P=0.001),骨小梁数目多(P=0.039),骨小梁厚度和骨小梁分离度小(P=0.022,P=0.039).苏木精-伊红染色和番红O-固绿染色显示,模型组和补肾强筋胶囊组膝关节软骨退变明显,软骨下骨小梁疏松,但补肾强筋胶囊组软骨下骨钙化程度较模型组低.③补肾强筋胶囊对KOA大鼠膝关节软骨下骨中H型血管形成相关蛋白表达的影响.模型组和补肾强筋胶囊组膝关节软骨下骨中HIF-1α、VEGFA、CD31、Endomucin的表达量均高于正常组(P=0.010,P=0.002,P=0.041,P=0.017;P=0.045,P=0.025,P=0.032,P=0.011).补肾强筋胶囊组膝关节软骨下骨中HIF-1 α、VEGFA、CD31、Endomucin的表达量均低于模型组(P=0.026,P=0.006,P=0.036,P=0.029).结论:补肾强筋胶囊可抑制KOA大鼠膝关节软骨下骨中H型血管形成相关蛋白的表达,干预H型血管的形成,从而改善软骨下骨质.

目的:构建预测D2 +根治性胃腺癌切除术后病变组织检测Rictor蛋白阳性患者无进展生存（PFS）的列线图模型，并分析其预测价值。 方法:回顾性收集2005年5月至2020年12月于山西省肿瘤医院接受D2 +根治性切除术的1 366例胃腺癌患者组织样本，使用免疫组织化学SP法检测Rictor蛋白表达。Rictor阳性676例，按7∶3比例进行简单随机分组，其中训练队列496例，验证队列180例。采用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Rictor蛋白表达情况及其他临床病理因素与Rictor阳性患者PFS的关系，确定PFS独立影响因素。根据PFS独立影响因素构建预测胃腺癌患者3年和5年PFS率的列线图。进行10 000次重复采样的内部交叉验证，检验预测模型的准确度。通过校准曲线、时间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AUC）和决策曲线分析（DCA）进一步评估模型的内部和外部预测能力。应用列线图模型对训练队列496例PFS进行评分，采用X-tile软件获得评分的最佳临界值，根据最佳临界值将总体队列、训练队列和验证队列病例分为低危组（≤最佳临界值）和高危组（>最佳临界值），采用Kaplan-Meier法分析各队列低危组和高危组PFS差异。 结果: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性别、年龄、pT分期、阳性淋巴结数、神经侵犯、肿瘤长径、网膜侵犯、Clavien-Dindo术后并发症分级、CGA的表达为Rictor阳性胃腺癌训练队列PFS的独立影响因素。依据上述指标构建预测Rictor阳性胃腺癌患者3年和5年PFS率的列线图。内部验证和外部验证的校准曲线显示列线图预测与实际PFS吻合较好。时间ROC曲线显示，内部验证和外部验证模型预测3年PFS率的AUC分别为0.834（95% CI 0.746~0.823）、0.799（95% CI 0.699~0.868），预测5年PFS率的AUC分别为0.817（95% CI 0.718~0.821）、0.795（95% CI 0.675~0.895）。模型整体预测的C指数为0.795（95% CI 0.764~0.825），优于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JCC）第8版TNM分期的0.693（95% CI 0.662~0.723）；外部验证DCA示，模型预测的C指数为0.769（95% CI 0.718~0.821），优于AJCC第8版TNM分期的0.715（95% CI 0.669~0.760）。X-tile软件分析示训练队列模型PFS评分的最佳临界值为265.08，所有队列、训练队列和验证队列低危组分别有457、337、120例，高危组分别有219、159、60例。Kaplan-Meier生存分析显示，所有队列、训练队列和验证队列低危组中位PFS时间均未达到，高危组中位PFS时间分别为24、24、28个月，各队列低危组和高危组间PFS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 结论:首次成功构建了针对Rictor阳性表达的胃腺癌患者PFS预测的列线图模型，该模型能较好区分PFS风险低危和高危患者。对于Rictor表达阳性的高危胃腺癌患者，除了控制肿瘤的转移和术后并发症，还应该注意针对Rictor表达阳性的靶向治疗。

目的:探讨免疫组织化学（IHC）法检测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治疗预测标志物PD-L1在肿瘤细胞中的表达及3种克隆抗体染色一致性、相关性，为逐步规范IHC法各种抗体检测PD-L1表达提供试验依据。方法:收集2010年1月至2014年12月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100例非小细胞肺癌样本，制作成组织芯片。3种克隆抗体（Dako公司22C3，Roche公司Ventana SP142 和SP263）检测肿瘤细胞中PD-L1表达，判读并对比3种抗体染色结果；抗体间互换cut-off值、筛定公共cut-off值，分别判读染色结果并计算肿瘤比例评分（tumor proportion score，TPS），对抗体一致性、相关性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3种抗体均获得了良好的染色结果，定位准确、背景清晰，其中抗体SP263、22C3 PD-L1阳性染色结果均高于SP142染色结果。SP263与22C3抗体相关性较好（Kappa=0.828， P<0.01）；SP142与SP263（Kappa=0.570， P<0.01）和22C3（Kappa=0.722， P<0.01）抗体间有一定相关性。5%可作为判读公共cut-off值，此时3种抗体的PD-L1表达差异最小，一致性较高。3种抗体互换判读cut-off值时，22C3和SP263 抗体间PD-L1表达一致率为95%，一致性较高。 结论:3种抗体均能检测肿瘤细胞中PD-L1，22C3和SP263 抗体间一致性较高。5%或许可以作为3种抗体PD-L1判读共用cut-off值。提示不同克隆抗体对肿瘤细胞中PD-L1染色结果有交换的可能，有助于各种PD-L1抗体及检测平台的合理使用，意味着在未来的临床用药筛选上将加大实用性。

目的:探讨检测外周血中外泌体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1(GPC-1)抗原对术前协助诊断胰腺癌(PDAC)的应用价值。方法:对2017年6月至2018年6月河北省人民医院31例PDAC患者(实验组)和22例慢性胰腺炎患者(对照组)的外周血，用超速离心机分离出外泌体，采用免疫组织化学链霉菌抗生物素蛋白-过氧化物酶(SP)法染色，流式细胞仪测定外泌体GPC-1的阳性率，同时采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测定两组患者外周血糖类抗原19-9(CA19-9)含量。相关分析打用Person相关分析。结果:GPC-1＋外泌体在实验组的表达较对照组的表达率明显升高(27.52%比4.96%， Z＝－5.145， 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A19-9在实验组的表达较对照组明显升高(176.40 mg/L比16.07 mg/L， Z＝－3.342，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GPC-1＋外泌体、CA19-9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中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918、0.771( t＝19.440，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外泌体GPC-1阳性率的约登指数为0.812，其GPC-1阳性率为12.16%，敏感度为90.30%，特异度为90.90%，误诊率为9.10%，漏诊率为9.70%。将CA19-9与GPC-1＋外泌体联合用于PDAC的早期诊断时其ROC曲线下面积为0.922，95%可信区间为0.848～0.997，与GPC-1＋外泌体独立诊断PDAC比较(ROC曲线下面积为0.91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664， P>0.05)。 结论:外周血GPC-1＋外泌体测定对临床上协助诊断PDAC的参考价值优于CA19-9，且不劣于两指标联合的诊断效率。

目的:探讨真核翻译起始因子2B3(EIF2B3)基因在肝细胞癌(HCC)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方法:采用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eal-time PCR)检测30例新鲜HCC标本中EIF2B3 mRNA相对表达含量。采用免疫组织化学过氧化物酶标记的链酶卵白素(SP)法检测76例石蜡HCC标本EIF2B3表达，探讨其与HCC临床病理学资料及预后的关系。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 结果:与癌旁组织比较，在肝癌组织EIF2B3 mRNA表达下调。76例HCC中，EIF2B3在癌组织的阳性表达率和癌旁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25.0%和82.0%( t＝6.530， P<0.05)。EIF2B3蛋白与肿瘤结节数目等临床病理特征密切相关。EIF2B3蛋白低表达组的HCC患者总体生存率与无瘤生存率明显低于EIF2B3高表达组的患者(Log-rank χ2＝10.325， P<0.001)。 结论:EIF2B3在HCC中发挥抑癌基因的作用，且对抑制HCC的复发转移有重要作用。

目的:基于生信分析评价前列腺癌(PCa)中TP53及第10号染色体上缺失与张力蛋白同源的磷酸酯酶基因(PTEN)的表达水平及相关性。方法:利用生物信息学方法，挖掘公开数据库，分析TP53基因在前列腺癌中的表达并分析其可能的调控机制。收集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泌尿科2022年3月至2022年8月间诊治的PCa 79例，复阅病理切片并整理相关临床资料，采用免疫组织化学SP染色法检测79例PCa中PTEN及TP53的蛋白表达水平。分类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和Mann-Whitney U检验，应用Pearson相关分析前列腺癌患者中PTEN和TP53的相关性。 结果:通过TCGA数据库分析，TP53在前列腺癌组织中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正常组织(501个比52个， Z＝8 874.5， P<0.05)；TP53表达水平(低表达250例比高表达251例)与前列腺癌患者临床病理参数关系表明，TP53与患者年龄( χ2＝6.079， P>0.05)、T分期( χ2＝0.338， P>0.05)、N分期( χ2＝0.176， P>0.05)、PSA水平( χ2＝0.016， P>0.05)和Gleason评分( χ2＝3.999， P>0.05)在内的临床特征之间均无统计学意义；建立前列腺癌总体生存期(OS)预测列线图，分析得出TP53不能作为OS的独立预后因素，PSA值与Gleason评分在前列腺有预后作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PTEN蛋白阳性(完整)者占73%，阴性(缺失)者占27%；TP53蛋白染色呈野生型突变模式者占81%，突变型表达模式者占19%。Pearson统计学分析，PTEN缺失与TP53突变型显著相关性( r＝0.653， P<0.05)。 结论:TP53联合PTEN对前列腺癌的进展有一定预测作用，且为临床前列腺癌治疗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不同克隆号p53抗体在胃腺癌中的表达及意义，与TP53基因突变情况进行一致性分析，筛选最优克隆号及其阳性阈值。方法:收集河南省人民医院病理科2015年6月至2016年12月间42例胃腺癌组织，采用免疫组织化学EnVision二步法分别检测4种不同克隆号（DO-7、BP-53-12、MX008、SP5）p53蛋白水平表达情况，并采用二代测序技术检测TP53基因突变情况。统计分析不同梯度蛋白表达情况，比较各克隆号p53抗体的灵敏度、特异度和准确性。结果:4种克隆号（DO-7、BP-53-12、MX008和SP5）p53免疫组织化学染色阳性腺癌细胞百分比各不相同，阳性例数亦不相同，分别为39/42（92.9%）、40/42（95.2%）、36/42（85.7%）和37/42（88.1%）。二代测序TP53基因突变33例，无突变9例。克隆号DO-7在阳性阈值为50%时准确率最高，BP-53-12、MX008和SP5准确率最高的阳性阈值分别为70%、60%和20%。相对应的4种克隆号灵敏度为：DO-7 100.0%、BP-53-12 95.7%、MX008 95.7%及SP5 100.0%；特异度为：DO-7 77.8%、BP-53-12 88.9%、MX008 100.0%及SP5 100.0%。结论:不同克隆号p53在胃腺癌蛋白水平表达情况不同，最佳阳性阈值差异较大，评估其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必须明确所用抗体的克隆号。本研究结果表明，胃腺癌中p53克隆号SP5蛋白水平免疫标记最佳阈值为20%，与TP53基因水平预测的准确率、灵敏度、特异度均达到100.0%，因此，胃腺癌中p53采用克隆号SP5免疫组织化学探讨TP53基因突变背后的机制及创新治疗方式更具有代表性意义和价值。

目的:探讨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PD-1）及其配体（PD-L1）在卵巢上皮性癌（卵巢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意义。方法:选取2002年10月—2013年12月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经手术治疗且经病理检查证实为卵巢癌的组织标本180份，包括浆液性癌120份，黏液性癌30份，子宫内膜样癌15份，透明细胞癌15份；从中随机选取50份癌旁的正常卵巢组织标本作为对照。采用免疫组化SP法检测卵巢癌和正常卵巢组织中PD-1及PD-L1的表达，并分析PD-1及PD-L1的表达与卵巢癌患者不同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之间的关系。结果:（1）卵巢癌和正常卵巢组织中PD-1及PD-L1的表达：PD-1表达于癌组织内浸润的淋巴细胞中，PD-L1表达于癌细胞的细胞膜；在癌旁的正常卵巢组织中PD-1及PD-L1均呈阴性表达。卵巢癌、正常卵巢组织中PD-1及PD-L1的阳性表达率分别均为18.3%（33/180）、2.0%（1/50），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2）不同临床病理特征的卵巢癌组织中PD-1及PD-L1的表达：卵巢癌组织中PD-1、PD-L1的阳性表达率，浆液性癌均高于非浆液性癌（包括黏液性癌、子宫内模样癌、透明细胞癌），手术病理分期为Ⅲ、Ⅳ期者高于Ⅰ、Ⅱ期，发病模式为Ⅱ型者高于Ⅰ型，肿瘤累及侧别为双侧卵巢者高于单侧卵巢者，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3）不同PD-1、PD-L1表达的卵巢癌患者的生存情况：PD-1阳性、阴性表达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35、61个月，PD-L1阳性、阴性表达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36、61个月，两者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PD-1及PD-L1在卵巢癌组织中的表达均高于癌旁的正常卵巢组织，特别是浆液性癌较为明显；晚期卵巢癌患者PD-1及PD-L1的表达较高，表明PD-1及PD-L1阳性表达是卵巢癌患者预后不良的指标。

目的:基于PI3K-AKT信号通路探讨免疫球蛋白样受体2(immunoglobulin-like receptor 2，ILR2)是否通过抑制基质金属蛋白酶-2(matrix metalloproteinase-2，MMP-2)影响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细胞生物学行为。方法:收集2017年9月至2019年3月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病理科存入的确诊为NSCLC患者的癌组织和癌旁正常肺组织石蜡切片，共48例。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SP法检测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中ILR2和MMP-2表达情况。购置NSCLC细胞株，检测各细胞株中ILR2和MMP-2表达水平。转染siRNA敲低ILR2，分析敲低ILR2对H1299细胞增殖、侵袭、转移、凋亡及相关蛋白表达的影响。结果:癌组织ILR2和MMP-2阳性表达率显著高于癌旁组织(54.17%比25.00%，58.33%比27.08%， χ2值分别为8.54和9.58， P值均<0.05)；H1299细胞株中ILR2和MMP-2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其他种类NSCLC细胞株，因此将H1299细胞株用于后续研究；沉默组H1299细胞存活率显著低于空白对照组和空载体组[(70.24±13.15)%比(116.24±18.34)%，(70.24±13.15)%比(103.76±20.72)%， t值分别为12.26和11.62， P值均<0.05]；沉默组H1299细胞侵袭细胞数目显著少于空白对照组和空载体组[(82.25±9.15)个比(224.18±30.16)个，(82.25±9.15)个比(218.26±28.37)个， t值分别为31.16和34.13， P值均<0.05]；沉默组H1299细胞愈合程度显著低于空白对照组和空载体组[(47.26±8.26)%比(60.25±7.25)%，(47.26±8.26)%比(65.24±8.76)%， t值分别为10.25和11.16， P值均<0.05]；沉默组H1299细胞凋亡率显著高于空白对照组和空载体组[(29.54±3.17)%比(4.28±1.06)%，(29.54±3.17)%比(3.72±1.01)%， t值分别为7.25和8.16， P值均<0.05]；与空白对照组和空载体组比较，沉默组H1299细胞ILR2、MMP-2、磷脂酰肌醇-3激酶(phosphatidylinositol-3 kinase，PI3K)和苏氨酸蛋白激酶(threonine protein kinase，AKT)蛋白表达水平升高，p53蛋白表达水平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空白对照组＝4.03、3.15、3.82、7.26、5.82， t空载体组＝2.25、3.26、4.83、6.25、6.08； P值均<0.05)。 结论:NSCLC癌组织中ILR2阳性表达率高，敲低ILR2可通过下调MMP-2蛋白表达水平，调控PI3K-AKT信号通路，抑制癌细胞增殖、侵袭和迁移，并促进细胞凋亡，ILR2有可能成为治疗NSCLC的新靶点。

目的:探究特异性蛋白1(SP1)在肝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与相关临床特征的关联，分析其在肝癌中的诊断和预后价值。方法:选取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中心医院2017年1月至2019年1月期间30例住院接受手术切除的肝细胞肝癌患者的癌和对应癌旁组织标本，其中男28例、女2例，年龄(48.0±7.3)岁。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IHC)检测SP1的表达。从高通量基因表达数据库(GEO)和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数据库中下载肝癌患者的基因表达数据以及临床信息，以分析SP1在癌和癌旁组织中的差异表达。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估SP1区分肝癌和正常组织的能力。根据SP1表达中位数，将患者分为高表达组(181例)和低表达组(181例)，并进行Kaplan-Meier生存分析。利用基因集富集分析(GSEA)研究SP1调控的潜在分子机制。结果:IHC显示SP1在肝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明显高于癌旁组织[80%(24/30)比40%(12/30)， χ2＝8.403， P<0.01]。对TCGA和GEO数据集分析显示SP1的表达水平与肝癌分化程度相关( r＝0.197， P<0.01)；ROC分析表明，SP1诊断肝癌的ROC曲线下面积均大于0.7；Kaplan-Meier分析显示高表达SP1肝癌患者的总体生存期(OS)低于低表达SP1的肝癌患者(中位OS：3.83年比4.91年， χ2＝4.592， P<0.05)；单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SP1是影响肝癌预后的危险因素(风险比＝1.463，95%可信区间：1.031~2.077， P<0.05)；GSEA分析显示，高表达SP1肝癌中Wnt、细胞周期等细胞通路显著富集。 结论:SP1在肝癌中高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