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评估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肺一氧化碳弥散量(DLCO)对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经胸腔镜肺叶切除术后肺部并发症(PPC)及短期预后的预测价值.方法 前瞻性对 2019 年 2 月—2023 年 1 月在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行电视胸腔镜手术肺叶切除术的 150 例NSCLC患者进行分析,根据术后 30d内的PPC发生情况,将患者分为PPC组(n=26)及无PPC组(n=124),并记录患者的院内死亡情况.结果 PPC组患者FEV1%术后预测值(ppoFEV1%)、DLCO%术后预测值(ppoDLCO%)和DLCO更低,而住院时间和院内病死率,吸烟史比例更高,年龄更大(P＜0.05).通过受试者(ROC)曲线分析显示,ppoFEV1%和ppoDLCO%预测肺叶切除术患者发生PPC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850(95%CI:0.771～0.930)、0.858(95%CI:0.779～0.936),最佳截断值分别为 59.26%、53.25%.Lasso回归和逐步回归分析显示,年龄(β=0.074,OR=1.077),ppoFEV1%(β=-0.036,OR=0.964)和 ppoDLCO%(β=-0.103,OR=0.902)是具有统计学意义的预测因素(P<0.05).通过Pearson相关性分析,PPC组患者的ppoFEV1%、ppoDLCO%与住院时间呈负相关(r=-0.473,P=0.015;r=-0.434,P=0.027).经ROC曲线分析,ppoFEV1%、ppoDLCO%对肺叶切除术患者院内死亡的预测AUC分别为 0.850(95%CI:0.771～0.930)、0.926(95%CI:0.871～0.982).结论 ppoFEV1%＜59.26%、ppoDLCO%＜53.25%的行电视胸腔镜手术肺叶切除术的NSCLC患者具有更高的PPC发生风险,检测患者的ppoFEV1%、ppoDLCO%有助于临床医生对NSCLC患者进行风险分层、预后预测.

目的:探讨精细化护理模式在非小细胞肺癌晚期化疗经外周静脉穿刺置入中心静脉导管(PICC)患者中的护理价值。方法:选取2018年1~12月于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的非小细胞肺癌晚期化疗PICC置管患者200例，按照随机法将患者分为一般干预组和精细化护理组各100例。一般干预组进行一般护理，精细化护理组进行精细化护理。比较两组干预前后抑郁、焦虑、生活质量评分及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生活质量评分(SF-36)，统计并进行对比两组患者的治疗依从率，并发症及家属满意度情况。结果:干预后，精细化护理组患者抑郁、焦虑评分低于一般干预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一般干预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干预后精细化护理组疾病感知问卷(B-IPQ)评分高于一般干预组，Piper疲乏自我评估修订量表(PFS-R)评分低于一般干预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精细化护理模式应用于非小细胞肺癌晚期化疗PICC置管患者中可显著改善患者的生活健康，提高患者面对病痛的心态，使其有信心面对疾病，减轻压力，提高其生存质量，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提高家属满意度。

目的:探讨纳武利尤单抗+伊匹木单抗双免疫治疗驱动基因和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D-L1）双阴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效果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收集2019年1月至2023年6月就诊于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纳武利尤单抗+伊匹木单抗双免疫治疗的61例驱动基因和PD-L1双阴性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治疗情况，将患者分为一线和非一线双免疫治疗组。每月随访1次，随访截至2023年10月1日。应用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评价疗效，不良反应评价参照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制定的通用不良反应术语标准。以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采用log-rank检验比较一线和非一线双免疫治疗患者无进展生存时间（PFS）和总生存时间（OS）的差异。采用多因素Cox风险回归模型分析PFS的影响因素。结果:61例NSCLC患者中，男49例（80.3%）；年龄23~88（65.3±7.4）岁；TNM分期为ⅢC期14例（23.0%），Ⅳ期47例（77.0%）；非一线治疗40例（65.6%）。客观缓解率为24.6%（15/61），疾病控制率为52.5%（32/61）。61例患者均获得随访，中位随访时间为17.8个月，中位PFS为6.0个月（95% CI：5.5~6.4个月），中位OS为17.0个月（95% CI：14.8~19.2个月）。一线双免疫治疗患者的中位PFS长于非一线双免疫治疗患者［7.0个月（95% CI：6.0~7.9个月）比4.0个月（95% CI：3.3~4.6个月）， P<0.001］；一线双免疫治疗患者中位OS长于非一线双免疫治疗患者［19.0个月（95% CI：18.1~19.9个月）比13.0个月（95% CI：10.8~15.1个月）， P<0.001］。多因素Cox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肿瘤远处转移（ HR=1.414，95% CI：1.253~1.725）、非一线双免疫疗法（ HR=1.412，95% CI：1.184~1.652）、肿瘤突变负荷<10 mut/Mb（ HR=1.328，95% CI：1.151~1.546）是PFS的危险因素，非鳞癌（ HR=0.917，95% CI：0.823~0.984）是PFS的保护因素。发生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41例（67.2%），其中3~4级不良反应21例（32.8%），停药8例（13.1%），无死亡病例。 结论:纳武利尤单抗+伊匹木单抗双免疫疗法可作为晚期驱动基因和PD-L1双阴性NSCLC患者的治疗选择。肿瘤远处转移、非一线双免疗法、肿瘤突变负荷<10 mut/Mb是影响患者PFS的危险因素，非鳞癌是影响患者PFS的保护因素。

目的:探讨多西他赛联合顺铂二线治疗老年人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选取胶州市人民医院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收治的需行二线治疗的老年人晚期非小细胞肺癌120例为观察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60例。对照组患者接受多西他赛治疗，观察组患者接受多西他赛联合顺铂治疗。比较两组临床疗效及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化疗后，观察组化疗近期总有效率［70.00%（42/60）］高于对照组［33.33%（20/6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16.15， P < 0.05）；观察组血清癌胚抗原（CEA）［（22.57±3.22）μg/L］、糖蛋白抗原125（CA125）［（48.61±5.42）U/mL］、细胞角蛋白19片段抗原21-1（CY211）［（10.61±1.64）μg/L］较对照组［（35.52±4.46）μg/L、（69.64±7.75）U/mL、（14.26±1.95）μg/L］均明显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8.23、17.22、11.09，均 P <0.001）；观察组CD 3+［（78.31±8.09）%］、CD 4+［（48.63±5.74）%］较对照组［（69.58±7.26）%、（39.82±4.25）%］均明显增高，CD 8+［（22.64±3.82）%］较对照组［（26.77±4.01）%］明显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6.22、-9.55、5.77，均 P <0.001）；观察组1年生存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χ 2=4.05， P < 0.05）；两组化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 结论:多西他赛联合顺铂二线治疗老年人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可显著提高疗效，降低机体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增强免疫功能，改善患者1年生存情况，安全可靠，值得临床推广。

目的:探讨miRNA-133b（miR-133b）和miRNA-150（miR-150）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的表达情况及临床意义。方法:选取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手术并经病理确诊的30例NSCLC患者，收集患者术前清晨空腹外周血10 ml以及术后新鲜癌组织、癌旁组织（距离癌组织≤3 cm）、正常肺组织（距离癌组织>5 cm）。以30名同期健康体检者作为健康对照组，收集清晨空腹外周血10 ml。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RT-PCR）检测两组受试者血清及NSCLC患者各组织中miR-133b、miR-150的相对表达量。分析NSCLC患者血清miR-133b、miR-150水平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以病理诊断为金标准，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判断miR-133b、miR-150诊断NSCLC的效能。结果:NSCLC患者中，miR-133b在癌、癌旁、正常肺组织中的相对表达量分别为0.55±0.17、0.68±0.11、0.69±0.12，癌组织中miR-133b表达水平低于癌旁组织和正常肺组织（均 P<0.01）；miR-150在癌、癌旁、正常肺组织中的相对表达量分别为1.19±0.14、1.13±0.13、1.09±0.12，癌组织与癌旁组织间miR-150表达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1.98， P＝0.051），癌组织中miR-150表达水平高于正常肺组织（ t＝3.06， P＝0.003）。NSCLC患者血清miR-133b相对表达量较健康对照组低（0.43±0.11比0.55±0.16， t＝3.68， P<0.05），miR-150相对表达量较健康对照组高（1.14±0.13比1.04±0.12， t＝-3.18， P<0.05）。NSCLC患者血清中miR-133b的表达水平与淋巴结转移有关（ P＝0.003），而与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理分型、TNM分期均不相关（均 P>0.05）。NSCLC患者血清中miR-150表达水平与各项临床病理特征均不相关（均 P>0.05）。根据ROC曲线，NSCLC患者血清中miR-133b、miR-150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32、0.726，二者联合检测的曲线下面积为0.811。 结论:NSCLC患者癌组织和血清中miR-133b表达水平均降低，miR-150表达水平均升高，二者在NSCLC患者的癌组织与血清中的表达趋势一致。miR-133b可能与NSCLC的恶性程度和侵袭、转移有关。miR-133b、miR-150可能成为诊断NSCLC的分子标志物，二者联合检测的诊断效能更高。

目的:探讨外周血炎症指标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NSCLC-COPD）患者免疫治疗疗效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1年8月在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接受至少2次免疫治疗的178例Ⅲ、Ⅳ期NSCLC-COPD患者资料，收集治疗前2周内白细胞介素6（IL-6）、IL-8、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等基线血液检测指标。随访截至2022年2月7日。应用X-tile软件确定外周血炎症指标的cut-off值，采用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无进展生存时间（PFS）和总生存时间（OS）的影响因素。结果:178例患者中，男174例（97.8%），女4例（2.2%）；年龄42~86（64.3±8.3）岁；免疫单药治疗30例（16.9%），免疫联合化疗治疗114例（64.0%），免疫联合抗血管治疗21例（11.8%），免疫联合放疗13例（7.3%）。中位随访时间为14.5个月（95% CI：13.6~15.3个月）。客观缓解率（ORR）为44.9%（80/178），疾病控制率（DCR）为90.4%（161/178），中位PFS为14.6个月（95% CI：11.6~17.6个月），中位OS为25.7个月（95% CI：18.0~33.4个月）。多因素Cox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IL-6>9.9 ng/L（ HR=5.885，95% CI：2.558~13.543， P<0.01）、TNF-α>8.8 ng/L（ HR=3.213，95% CI：1.468~7.032， P=0.003）、IL-8>202 ng/L（ HR=2.614，95% CI：1.054~6.482， P=0.038）、全身免疫炎症指数（SII）>2 003.95（ HR=2.976，95% CI：1.647~5.379， P<0.001）是PFS的危险因素，晚期肺癌炎症指数（ALI）>171.15是PFS的保护因素（ HR=0.545，95% CI：0.344~0.863， P=0.010）；IL-6>9.9 ng/L（ HR=6.124，95% CI：1.950~19.228， P<0.002）、乳酸脱氢酶（LDH）>190.7 U/L（ HR=2.776，95% CI：1.020~7.556， P=0.046）、SII>2 003.95（ HR=4.521，95% CI：2.241~9.120， P<0.001）是OS的危险因素，ALI>171.15是OS的保护因素（ HR=0.434，95% CI：0.243~0.778， P=0.005）。 结论:基线高水平IL-6、TNF-α、IL-8、SII、LDH和低水平ALI是接受免疫治疗晚期NSCLC-COPD患者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

目的:提高对CTD合并肺癌此类疾病的认识。方法:回顾性分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2011年1月至2022年5月住院治疗的CTD合并肺癌56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一般情况、肺癌病理分型、TNM分期、CTD和肺癌的诊断时间顺序、治疗情况以及临床结局。其中50例患者分为鳞癌、腺癌和小细胞肺癌组，组间年龄、性别等指标比较采用 χ2检验。 结果:56例CTD合并肺癌患者中男性27例，女性29例；CTD确诊时年龄（58±15）岁，肺癌确诊时年龄（69±10）岁。CTD类型以RA最常见，其次为PM/DM、SSc和SLE。56例CTD患者中24例（42.9%）累及肺出现肺间质病变；肺癌患者中肺占位26例（46.4%）为最常见的首发症状，其次为咳嗽、咳痰19例（33.8%）。肺癌病理类型以非小细胞肺癌47例（83.9%）最常见，其次为小细胞肺癌6例（10.7%）；TNM分期以Ⅳ期36例（65.5%）最多见。CTD诊断时间早于肺癌者42例，诊断时间间隔7个月至50年，中位诊断时间间隔90（45，244）个月。肺癌诊断时间早于CTD患者2例，诊断时间间隔分别为7、15个月。二者同时确诊者12例，两者发生时间间隔在6个月内。55例患者随访时间10（2，24）个月；15例（26.8%）病情稳定者中Ⅰ期10例（66.7%）最常见，其次为Ⅱ期2例（13.3%）。37例（66.1%）患者死亡，死于终末期多脏器功能衰竭21例（56.8%）或感染16例（43.2%）；死亡患者Ⅳ期32例（86.5%）最多见。鳞癌、腺癌、小细胞肺癌各组在性别[男性9例（90.0%），13例（38.2%）与4例（66.7%）， χ2=8.88， P=0.012]、吸烟[8例（80.0%），11例（32.4%）与4例（66.7%）， χ2=8.24， P=0.016]、TNM分期[Ⅰ期0例（0），12例（35.3%）与0例（0）；Ⅱ~Ⅲ期4例（40.0%），3例（8.8%），0例（0）；Ⅳ期6例（60.0%），19例（55.9%）与6例（100%）， χ2=13.58， P=0.009]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CTD合并肺癌患者预后差，病死率高，故对于CTD患者，需密切随访，定期进行影像学的监测，有助于早期发现肺癌，早期干预，改善预后。

目的:探讨目标导向护理模式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含顺铂化疗方案所致恶心呕吐发生率及疲乏的影响。方法:选取2018年3月至2021年11月期间宁德市闽东医院肿瘤内科收治的102例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用随机数字表随机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51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基于对照组的干预基础上加予目标导向护理干预。记录两组干预后的恶心、呕吐发生情况，比较两组干预前后的癌因性疲乏程度〔Piper疲乏量表(PFS)〕、希望水平〔Herth希望量表(HHI)〕以及生活质量〔健康状况调查问卷(SF-36)〕变化。结果:干预后，观察组的恶心、呕吐的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均 P<0.05)；干预3个月后，两组PFS量表关于行为疲乏、情感疲乏、感觉疲乏、认知疲乏共4个维度评分和总分均显著低于干预前(均 P<0.05)，两组HHI量表中关于面对现实与未来的积极态度、采取积极行动及与他人保持亲密关系共3个维度评分均显著高于干预前(均 P<0.05)，两组SF-36量表中关于生理功能、情感职能、社会功能、躯体疼痛、活力、精神健康共6个维度评分及总分均显著高于干预前(均 P<0.05)，其中观察组的变化幅度显著大于对照组( P<0.05)。 结论:目标导向护理模式应用于肺癌干预中，能明显降低因含铂类药物化疗所致恶心呕吐发生率，改善患者化疗期间的癌因性疲乏感，并有效提高其希望水平，促进其生活质量提高。

目的:探讨趋化因子受体4(CXCR4)、黏着斑激酶(FAK)和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表达水平与非小细胞肺癌临床病理学特征的关系。方法:选取2019年6月至2022年1月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收集的79例非小细胞肺癌肺癌和癌旁组织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肺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中CXCR4、FAK和MMP-9表达水平，并分析不同年龄段、性别、分化程度、临床分期和淋巴结转移等病理特征患者癌组织中CXCR4、FAK和MMP-9表达水平，分析CXCR4、FAK和MMP-9表达水平与非小细胞肺癌临床病理学特征的相关性。结果:非小细胞肺癌组织CXCR4、FAK和MMP-9蛋白表达水平(1.94±0.41、2.23±0.42、2.06±0.44)明显高于癌旁组织表达水平(0.92±0.17、0.80±0.21、0.93±0.2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0.590，26.750，20.450， P均<0.05)。Ⅲ~Ⅳ期患者非小细胞肺癌组织CXCR4、FAK和MMP-9蛋白表达水平(2.09±0.20、2.39±0.22、2.23±0.25)明显高于Ⅰ~Ⅱ期患者表达水平(1.82±0.50、2.10±0.51、1.92±0.5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066，3.280，3.292， P均<0.05)。低分化患者非小细胞肺癌组织CXCR4、FAK和MMP-9蛋白表达水平(2.05±0.22、2.35±0.23、2.18±0.27)明显高于中高分化患者表达水平(1.75±0.25、2.09±0.27、1.86±0.3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693，2.979，2.903， P均<0.05)。淋巴结转移患者非小细胞肺癌组织CXCR4、FAK和MMP-9蛋白表达水平(2.04±0.24、2.34±0.26、2.14±0.26)明显高于无淋巴结转移患者表达水平(1.82±0.27、2.10±0.29、1.97±0.3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360，3.704，2.183， P均<0.05)。CXCR4、FAK和MMP-9表达水平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淋巴结转移、分化程度和临床分期均呈明显正相关( P<0.05)，与性别、年龄无相关( P>0.05)。 结论:非小细胞肺癌组织中CXCR4、FAK和MMP-9表达水平明显高于癌旁组织，且表达水平与分化程度、临床分期和淋巴结转移呈正相关。

目的:研究VERO系统的锥形束CT（CBCT）对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体部立体定向放射疗法（SBRT）治疗中图像引导的准确性和摆位误差。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浙江省丽水市人民医院80例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通过与四维呼吸相关锥形束CT（4DCBCT）重建最大密度投影和平均密度投影的CT图像，据其绘制肿瘤轮廓获得内在靶体积（ITV）；通过比较手动ITV配准与CBCT上运动-模糊肿瘤来确定平移和旋转肿瘤定位误差，同时通过机器人定位床及环形旋转进行校正，校正之后对CBCT进行验证以评价残余误差。结果:初始设置的平均三维矢量位移明显大于六维自动校准后位移［（6.8 ± 2.1） mm比（1.5 ± 0.5） 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94.0%（425/452）的旋转误差≤ 3°；若无图像引导，则基于ExacTrac的立体定位需要左-右方向6.6 mm，上下方向9.8 mm，前后方向6.5 mm；六维校正残留误差后三个方向的安全边界分别降低至3.0、3.2和3.1 mm。 结论:使用ITV-CBCT匹配技术和VERO系统的自动六维校正的在线图像引导能够降低NSCLC患者SBRT治疗中的摆位误差，提高肿瘤定位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