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是缓和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常用措施之一,其核心目的是补偿社区居民的经济损失并最终改善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态度,实现人与野生动物的和谐共处.以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研究了目前以及假设补偿后社区居民态度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在对态度进行多维特征划分的基础上,使用Wilcoxon秩和检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对社区居民态度改变的作用以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可显著改变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态度,且均发生了积极的改变,但对不同维度态度的改变作用不同.其中,喜厌态度的改变最明显,其次是捕杀态度和保护态度,最后是期望态度.肇事补偿对于社区居民的态度及其改变作用受到其社会经济特征的影响,其中是否受到过野生动物破坏、耕作总收入或总收入中耕作收入比重以及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社区居民的态度,农地总面积、牲畜数量、玉米地面积会显著影响社区居民情感态度的改变,玉米地损失面积会显著影响社区居民行为态度的改变.论文进一步讨论了各个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普及肇事补偿制度、完善肇事补偿机制、调整生计策略和种植结构、通过多种方式培育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情感和责任等减缓人与野牛动物冲突的措施.

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江苏沿海地区,人类活动给不断增长的野化麋鹿Elaphurusdavidianus种群带来了新的威胁.了解其中的规律有助于缓和、消除这些威胁对野化麋鹿产生的负面影响.2017年1月-2019年12月,以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围栏外的野化麋鹿为研究对象,对发生的野化麋鹿救助案例进行统计,分析不同年份、不同季节、不同生境救助次数和救助数量的特点,探讨所救助麋鹿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特征,总结野化麋鹿最主要的威胁因素.结果表明:共发生野化麋鹿救助次数209次,救助数量409头.不同年份野化麋鹿的救助次数(One-Way ANOVA:F=12.516,P＜0.01)和救助数量(F=4.691,P＜0.05)均存在显著差异,并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不同生境野化麋鹿救助次数(K-W test:x2=28.862,P＜0.01)和救助数量(x2=25.752,P＜0.01)均存在极显著差异,其中养殖塘发生的救助次数和救助数量最多.秋季野化麋鹿救助次数和救助数量较多,成年雄性麋鹿更容易受困于人类设施.落水、缠网和交通事故等造成的受困、死亡比例最高.因此应该采取"有效清除栖息地四周的障碍物、科学预留供麋鹿使用的穿越通道、增设野化麋鹿逃生通道"等措施消除野化麋鹿生存的威胁,加强野化麋鹿巡护管理,推动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最终减少人类活动对野化麋鹿生存造成的不利影响.

人与野生动物冲突是人与自然耦合系统不可避免的负向产物,对冲突的治理是实现保护与发展协调的重要路径.国内外学者对此展开了大量的研究.本文从冲突生成、影响、成本和治理四个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结果表明人与野生动物冲突对保护与发展都造成负面影响,包括社区直接经济损失、人身安全受威胁、福祉降低以及野生动物被伤害、栖息地被挤占.现有研究还存在缺乏跨学科系统研究框架、忽视冲突隐性成本以及对冲突影响研究不深入等不足,未来在科学测度冲突成本、从生态和社会经济视角对冲突影响进行评估以及冲突治理措施多元化方面研究需要深入.在此基础上,从建立中央政府为主、地方政府为辅的野生动物冲突补偿专项基金;政府为主导,企业、社区、国际组织和高校多方利益群体参与机制;人与野生动物冲突分区管理制度;冲突损失核算和申报管理系统;多元化冲突治理模式;冲突减缓土地利用规划体系方面提出现有研究对治理我国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启示.

国家公园内人与野生动物冲突严重,建立野生动物肇事保险机制是减缓冲突的重要举措.以大熊猫国家公园周边社区为例,分析建立国家公园以及农户风险偏好对野生动物肇事保险购买意愿的影响,并探讨冲突程度和制度信任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建立国家公园显著增加了农户野生动物肇事保险购买意愿,而农户风险偏好对保险购买意愿会产生负向显著影响.冲突程度和制度信任是重要的中介变量,冲突程度和制度信任均对农户保险购买意愿产生正向显著影响.建立国家公园显著增加了人与野生动物冲突严重程度,进而对保险购买意愿产生正向影响.此外,建立国家公园显著降低了农户制度信任,进而对保险购买意愿产生负向影响.农户风险偏好对野生动物肇事损失程度产生正向显著影响,进而对保险购买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农户风险偏好对制度信任影响并不显著.基于此,研究提出吸纳社会资本参与,拓宽野生动物肇事保险资金来源,开展社区共管、地役权补偿等措施提升社区信任以及建立基于农户自主防护行为的野生动物肇事保险机制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