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动物保护是维护生物多样性及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关键举措,构建以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为核心的风险保障体系,对于维护生态系统稳定以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价值.本文选择希腊、美国、意大利、加拿大、巴基斯坦等国家的不同类型野生动物肇事保险项目进行分析比较和经验借鉴,系统梳理了我国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的发展模式和典型案例,针对我国野生动物肇事保险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发现,我国野生动物肇事保险尚未形成统一的、符合我国国情和地区实际需要的保险产品体系,各地保险试点过程中面临保费筹集困难、业务模式应用受限、保险体系尚未完善、定价机制不够合理、查勘定损程序繁琐以及科技应用水平有限等诸多制约因素.因此,亟需尽快构建央地保费补贴联动机制、探索适合全国范围应用的发展模式、优化保险产品体系、建立动态定价机制、制定查勘定损标准以及提高保险科技应用水平.

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是缓和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常用措施之一,其核心目的是补偿社区居民的经济损失并最终改善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态度,实现人与野生动物的和谐共处.以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研究了目前以及假设补偿后社区居民态度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在对态度进行多维特征划分的基础上,使用Wilcoxon秩和检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对社区居民态度改变的作用以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可显著改变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态度,且均发生了积极的改变,但对不同维度态度的改变作用不同.其中,喜厌态度的改变最明显,其次是捕杀态度和保护态度,最后是期望态度.肇事补偿对于社区居民的态度及其改变作用受到其社会经济特征的影响,其中是否受到过野生动物破坏、耕作总收入或总收入中耕作收入比重以及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社区居民的态度,农地总面积、牲畜数量、玉米地面积会显著影响社区居民情感态度的改变,玉米地损失面积会显著影响社区居民行为态度的改变.论文进一步讨论了各个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普及肇事补偿制度、完善肇事补偿机制、调整生计策略和种植结构、通过多种方式培育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情感和责任等减缓人与野牛动物冲突的措施.

在祁连山国家公园,人类与野生动物冲突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了解国家公园内牧民对肇事野生动物的态度,为探究野生动物肇事规律、针对肇事动物制定防控措施以及保护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原真性、促进牧民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通过实地走访调查了2014-2016年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牧民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和牧民对于野生动物的态度认知.调查分析发现:11月一次年3月是祁连县野生动物肇事高峰期,狼和雪豹是捕食家畜的主要动物;狼被牧民认为是肇事最严重的动物,而实际数据表明雪豹的肇事频次却要高于狼,这与两种动物生活习性以及保护等级有关,加之牧民对雪豹肇事的容忍度更高;天峻县相比祁连县,除了狼以外其棕熊肇事频次较高,牧民认为应当大力控制狼和棕熊的种群数量,因为棕熊除了捕食家畜,更会伤害牧民和破坏房屋,威胁到牧民的生活,雪豹则需要进一步保护;牧民一般会选择使用牧羊犬和强化圈舍来防止野生动物捕食家畜;羊是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牧民主要经济收入,牧民对狼吃食羊无法容忍,棕熊入户直接掠食伤人现象目前频次不高,但需提前防范.

本研究整理了2015-2016年三江源区曲麻莱县、治多县和囊谦县的人兽冲突记录,并对主要肇事物种和人兽冲突的时间分布、地点分布以及受损类型的分布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 显示:(1)主要肇事野生动物依次为狼(978起,64.13％)、棕熊(117起,7.67％)、雪豹(5起,0.33％)和野牦牛(3起,0.20％),其余422起冲突(27.67％)未记录肇事野生动物;(2)人兽冲突时间分布不稳定,其高发期在不同年份不同地区都有所不同,总体来看,每年的1月、2月和12月棕熊和狼引起冲突较少,高峰期通常为6-9月;(3)从地区分布看,人兽冲突热点区域是曲麻莱县和治多县,特别是曲麻莱县秋智乡和麻多乡,治多县治渠乡、多彩乡、立新乡和扎河乡,曲麻莱县和治多县交接区域是人兽冲突高发区,囊谦县人兽冲突整体相对较轻;(4)从受损类型看,对牛的攻击和伤害是最主要的受损类型(749次,79.94％),明显多于对羊(56次,5.98％)和马(24次,2.56％)造成伤害的冲突,以及对房屋和家具等其它财产造成破坏的冲突(108起,11.53％).本研究结果为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国家公园建设制定更有效的预防和缓解人兽冲突的措施等提供了可靠依据.

大型哺乳动物肇事导致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恶化,报复性猎杀严重威胁到野生动物的生存.三江源国家公园内人熊冲突问题严重,棕熊肇事不断突破了当地牧民的容忍度,严重影响其保护的积极性,了解人熊冲突现状和牧民态度认知对于制定和实施有效的防熊措施至关重要.通过分析2014年1月-2017年12月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内上报的296起棕熊肇事案件,同时结合半结构式访谈法对71户牧民进行访谈,以期了解该地区人熊冲突现状和牧民对棕熊的态度认知.研究结果表明:(1)棕熊主要肇事类型为入侵房屋,同时也捕食少量牲畜,以绵羊和山羊为主;(2)每年6-8月为人熊冲突高发期,8-10月为案件上报高峰期;(3)年纪较小和经历过棕熊肇事的受访者对棕熊的态度更为消极;(4)多数受访者认为过去10年里棕熊种群数量有所增加,其主要原因是新枪支政策的执行;(5)大部分受访者在防熊措施选择偏好上较为保守,认为修筑水泥墙和找人看守是保护财产最有效的两种途径.建议地方政府完善当前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制度,促进利益相关者参与人熊冲突管理过程;提升电围栏防控技术,选择合适地点建立棕熊补饲站;为了保护人身安全,允许牧民在一定范围内合法使用防熊喷雾;未来应加强牧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与棕熊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

国家公园原住民对野生动物肇事的态度直接影响野生动物保护政策有效实施以及人与野生动物共存机制.迄今,学术界鲜有从原住民认知与意愿角度探讨野生动物肇事的成果,基于自然保护地国家公园的相关研究尚未见报道.根据449份有效调查问卷及深度访谈数据,论文采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方法,探讨武夷山国家公园原住民对野生动物肇事的认知、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多数原住民经历过野生动物肇事,其农作物及牲畜受到严重损害,野猪(Sus scrofa)为研究区域主要的肇事动物.(2)种群数量增加、食物短缺和生存空间受限是野生动物肇事的主要原因.(3)学历、经历及认可政府应对肇事的方式对原住民防范野生动物肇事意愿的影响显著.在此基础上,提出遵循生态规律、保护栖息地、提升认知与意愿、实行社区共管、建立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机制以及引入野生动物致害赔偿保险等对策,希望能够深化对野生动物肇事特征及机理的科学认识,为有效缓解人与野生动物冲突、推进国家公园人与野生动物和谐提供政策参考.

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参考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野生动物肇事下农户生计损失的评估框架,基于449户问卷调查数据并运用多元回归模型探讨生计损失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野生动物肇事造成的农户生计损失主要体现在自然资本维度,其后依次为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人力资本损失最小;(2)性别、年龄、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收入、耕地面积、养殖牲畜规模、生计多样化、应对策略多样化、是否获得政府扶贫救助以及与国家公园的距离对于各维度生计资本损失都有一定影响;(3)农户采用改变种植结构与生计类型、搬迁、减少外出等方式进行适应,倾向于采取夜晚结队轮流敲打、使用喇叭、制作"汗衣"等传统方式进行防范.在此基础上,提出协同维护农户生计安全与保护野生动物的对策,希望能够为缓解国家公园人与野生动物冲突、实现人与野生动物共存提供科学参考.

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自开展以来,存在着保险实施效果较差、承保机构参与不积极、保险范围难以扩大等问题,在有效缓解人兽矛盾方面表现欠佳,阻碍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落实与执行.本文以现阶段实施该保险的云南、西藏、浙江、四川为例梳理其应用模式,并对具体地区的保险模式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表明,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陷入发展困境的主要原因是产品设计不科学、财政经费不充足、政策制度不健全和保险体系不完善.建议优化保险要素设计、扩展经费来源渠道、健全配套政策法规,建立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中央财政补贴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体系,该保险体系对于解决人兽冲突、支持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建立地球生命共同体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人兽冲突是全球野生动物保护面临的共同挑战.袭击家畜是大型食肉动物引发人兽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管理不当还会导致针对大型食肉动物的报复性猎杀等严重威胁.冲突的缓解需要深入了解冲突发生的规律与原因,评估当地社区与居民的态度与看法,以采取因地制宜的管理措施.太行山是华北豹(Panthera pardus japonensis)的核心分布区,华北豹袭击家牛的问题是该区域野生华北豹保护中面临的一大挑战.本研究以山西省和顺县为研究区域,在多方联合发起的"和顺县华北豹袭击家牛肇事补偿项目"实施过程中,系统收集了2015-2019年期间华北豹袭击家畜事件的记录,结合同期的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探究了袭击事件的时空分布格局,并从生境和猎物的角度分析了背后的原因.本文还评估了豹肇事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受损农户对华北豹的态度和对补偿的满意度.2015-2019年,项目区域内共记录到华北豹袭击家牛事件195起,向116户受损农户提供补偿资金共27.05万元.分析结果显示,华北豹袭击家牛事件在夏季最多,时间上与家牛上山散放的季节重叠;袭击风险随狍(Capreolus pygargus)相对多度的上升而下降,随家牛相对多度和距村庄距离的增加而上升,但保护区内外和华北豹相对多度对袭击风险的影响不显著.对107名受损农户的访谈结果显示,华北豹袭击家牛事件虽然对当地畜牧业所造成的整体损失较小,但对受损农户而言其家庭收入损失严重,因此导致受损农户对华北豹持负面态度,且认为现有的补偿金额偏低.基于本研究的结果,我们提出如下管理建议以期缓解未来该地区华北豹带来的人兽冲突:(1)加强放牧管理、改进管理方式,特别是限制牛群离开村庄的距离,以及在家牛散放期间将牛群每晚赶回牛圈以降低家畜被袭击的风险;(2)开展禁牧试点,严格划分允许放牧与禁止放牧的区域;(3)继续开展华北豹袭击家牛的定损与补偿工作,降低当地农户的经济损失,同时开展社区走访、自然教育,提升当地居民对华北豹的容忍度;(4)加强野生动物种群的监测与保护,促进人与野生动物的和谐共存.

人兽冲突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研究主题,合理的损害补偿有助于野生动物可持续保护及管理.为探究太行山东北部区域野生动物损害及损害补偿,于2019年与2020年7-9月对区域内主要肇事野生动物(野猪Susscrofa和狗獾Meles leucurus)进行了种群及损害调查;2021年7-8月基于访谈,对区域的损害赔偿及社区的受偿意愿进行了量化计测和分析.结果表明,太行山东北部区域的野猪(密度为(6.283±1.274)只/km2)及狗灌(密度为(4.855±1.610)只/km2)种群较大,对区域内的农业生产带来了较大损害,且肇事频率呈上升趋势;已有的防控手段效果有限,当地社区对野生动物保护支持度较高,但对肇事动物保护的态度相对消极;区域内的野生动物损害补偿已普遍施行,有效补偿了受损农户的部分经济损失,但也存在补偿覆盖不全面、补偿标准模糊及补偿数额偏低等问题.当地农户的受偿意愿((10962.60±1751.55)元/hm2)与其文化程度、损害补偿满意度和野生动物保护态度负相关,与保护政策支持度正相关.根据调研结果,建议加大力度落实野生动物损害补偿政策、构建野生动物损害保险制度、开展长期监测,并控制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最终通过调整土地利用模式、提供替代生计等方法,化解人兽冲突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