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瘤内联合瘤周超声影像组学在预测乳腺浸润导管癌Ki-67表达水平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接受乳腺手术且病理证实的300例乳腺浸润导管癌患者进行分析,其中包括Ki-67低表达组(Ki-67<30%)169例和高表达组(Ki-67≥30%)131例.选择二维超声图像上病变的最大截面来勾画感兴趣区域,同时自动适形向外扩展5mm获得瘤周区域,提取瘤内和瘤周的影像组学特征.将本研究病例按7∶3随机分组分为训练组(n=210)和验证组(n=90).所有特征经过Z-score标准化、t检验、Pearson相关系数及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法进行特征筛选,得到最佳特征组合;最后利用随机森林(RF)模型进行乳腺浸润导管癌Ki-67表达水平的分类,建立瘤内、瘤周以及瘤内联合瘤周超声影像组学模型,借助接受者操作特征曲线评估模型对预测乳腺浸润导管癌Ki-67表达水平的诊断效能.结果:基于瘤内联合瘤周超声影像组学特征的RF模型在预测乳腺癌Ki-67表达状态方面表现更佳,模型在训练组和验证组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99(95%CI:0.860～0.939)和0.832(95%CI:0.746～0.917),优于瘤内或瘤周影像组学单一预测效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基于瘤内联合瘤周超声影像组学特征构建的RF模型,在预测乳腺浸润性导管癌Ki-67表达水平方面表现出良好的诊断效能,有望作为一种非侵入性工具,为乳腺浸润性导管癌的个性化治疗策略提供有用信息.

目的:应用彩色多普勒超声(CDUS)观察血管紧张素Ⅱ(AngⅡ)联合β-氨基丙腈(BAPN)诱导小鼠主动脉夹层模型主动脉各段形态及血流动力学指标的变化特点。方法:选取20只健康状况良好的6~8周龄雄性C57BL/6小鼠，随机分为2组：模型组( n＝10)，AngⅡ联合BAPN腹腔注射建立小鼠主动脉夹层模型；对照组( n＝10)，腹腔注射生理盐水。常规记录小鼠体重、收缩压和舒张压，第42 d应用CDUS测量2组小鼠升主动脉、胸降主动脉和肾上主动脉的横截面内径，以及收缩期最高流速(PSV)、舒张期末期流速(EDV)、阻力指数(RI)、搏动指数(PI)、时间平均流速(TAMV)、心率、血流最大剪切率(SR)等。将主动脉自根部至肾动脉分叉部分取出，行HE染色观察主动脉壁病理变化。 结果:①模型组与对照组体重、收缩压、舒张压、心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与对照组比较(0/10)，模型组升主动脉夹层发生率(8/10)明显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胸降主动脉夹层发生率(4/10)、肾上主动脉夹层发生率(3/10)略增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②模型组升主动脉内径、PSV、EDV、TAMV、PI、SR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间RI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模型组胸降主动脉PSV、EDV、TAMV、PI、SR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间内径、RI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模型组肾上主动脉PSV、TAMV、RI、PI、SR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间内径、EDV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③模型组主动脉组织HE染色显示，主动脉明显扩张、不规则，管壁不均匀增厚；内皮细胞核染浅淡，部分内膜及中层断裂向外凸出形成夹层动脉瘤；外膜炎症细胞明显浸润。 结论:超声可初步评价高血压合并主动脉夹层血流动力学改变，主动脉PSV、TAMV、PI和SR可能是早期预测高血压发生主动脉夹层的重要指标。

患者，男，77岁，因"右眼眼胀，双眼视物重影半年余"于2022年12月就诊于济南明水眼科医院。既往无肿瘤病史，慢性胃炎史20余年、慢性支气管炎史20余年、肝囊肿病史11年、冠心病史10余年、结肠息肉切除术后11年余、小肠疝气术后3年余，无传染病史。眼部检查：视力：右眼0.6，左眼0.8，双眼视力矫正无助；眼压：右眼10 mmHg（1 mmHg=0.133 kPa），左眼10 mmHg；双眼位正，眼球各方向运动未见明显异常；眶压：右眼（++）；右眼上睑下垂，遮挡瞳孔上缘，瞳孔圆，直径约3 mm，光反射正常，晶状体混浊（++），玻璃体轻度混浊；裂隙灯显微镜下眼底检查：右眼视盘颞侧萎缩弧，黄斑中心凹反光不明，鼻下方及颞侧周边视网膜见出血点。实验室检查示血常规、尿常规、乙型肝炎表面抗原、丙型肝炎抗体、梅毒抗体、艾滋病抗体等未见异常。心电图示窦性心律，肢体导联低QRS电压。胸部X线示双肺纹理增多增粗，其内未见明显实质性病变。眼眶CT示右眼眶眶顶部见类扁椭圆形略高密度阴影，横截面约1.7 cm×1.9 cm，CT值约40 Hu，相邻眶壁骨质结构未见明显破坏，上直肌受压移位。双侧眼球大小对称，球后视神经未见明显增粗（图1）。眼眶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强化示：右侧眼球略突出，右眼眶球后外上方可见团块状长T1长T2异常信号影，边界较清，增强扫面呈明显较均匀强化，大小约15 mm×21 mm，邻近视神经及上直肌受压、移位，左侧眼眶及内容物未见明显异常。患者于2022年12月在全身麻醉下行右眼眶内肿物切除术，术中切除肿物送病理，术后甘露醇降眶压，激素减轻水肿。术后组织病理学提示（右眼眶内）低分化癌，呈深染小细胞样，呈巢团状分布（图2）。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示CK-pan:（+）、Syn:（+）、S-100:（个别散在+）、Ki-67:（阳性细胞数约70%）、CD56:（+）、CgA:（-）、CK20:（-）、TTF-1:（+）、P16:（+）、P53:（+，突变型）、CD117:（+）、SMARCA4:（+）。综合以上结果，病理学诊断为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Small cell neuroendocrine carcinoma，SCNEC）。术后常规抗感染，建议患者至肿瘤专科医院行全身18F-FDG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PET/CT）显像检查协诊及原发病灶转移情况。出院后随访，患者胸部CT示右肺上叶占位并纵隔淋巴结肿大，性质不明，锁骨上区及腹部彩超未见明显异常。考虑转移癌可能性大，患者拒绝行穿刺活检及进一步治疗。

患者 男性，52岁，因“上腹部不适3周余”于2020年11月19日入院。患者3周余前无明显诱因出现上腹部不适，无发热黄疸，无恶心呕吐，无腹泻便血。2020年11月12日外院腹部平扫CT检查结果提示，肝内大片状或条索状低密度影，占位可能，合并肝内胆管扩张；腹部动态增强MRI检查结果提示：（1）肝右叶巨块状异常信号影，增强后有不规则条索状分割样强化，门静脉右支低信号充盈缺损影，考虑为巨块型肝癌伴门静脉癌栓（portal vein tumor thrombus，PVTT）；（2）肝硬化；（3）脾大。否认高血压病、糖尿病、肝炎、结核病等病史，否认药物、食物过敏史；吸烟史30年，平均20支/d；饮酒史30年，白酒平均350 ml/次，每天3次。无类似肝炎或肝癌家族史。入院体检：一般生命体征平稳，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体力状态评分（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 Performance Status，ECOG-PS）0分，腹软，无压痛和反跳痛，肝肋下2 cm，脾脏未触及，皮肤巩膜无黄染，双下肢无水肿。实验室检查：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1 210 μg/L，总胆红素16.9 μmol/L、直接胆红素8.1 μmol/L、总蛋白72.0 g/L、白蛋白39.4 g/L、ALT 47 U/L、AST 45 U/L、凝血酶原时间12.1 s、国际标准化比值1.01、乙肝表面抗原6 535 U/ml、乙肝E抗原4.10 COI、乙肝E抗体0.699 COI、乙肝核心抗体0.008 COI、乙肝病毒定量2.36×10 3 U/ml。入院后复查上腹部平扫+多期增强CT（图1，2），结果显示：（1）肝右叶肿块，最大截面135 mm×104 mm，考虑为肝细胞癌；（2）门静脉主干及右支内栓子形成；（3）肝硬化、脾大。诊断：（1）肝细胞癌，伴PVTT Ⅲ型（cT3N0M0）、巴塞罗那分期 C期、中国肝癌分期Ⅲa期、肝功能Child-Pugh分级A级（5分）；（2）慢性乙肝；（3）肝硬化（代偿期）；（4）脾大。

目的:探讨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neonatal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NRDS)对早产儿胸腺的影响。方法:采用前瞻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的胎龄28~32周早产儿病例，包括围生期资料、一般资料和出生24 h内血常规结果。纳入的早产儿出生24 h内行床边B超胸腺检查，测量其最大横径和长轴截面积，并计算胸腺指数(thymic index，TI)和胸腺/体重指数(thymus weight index，TWI)。将纳入的163例早产儿根据NRDS诊断分为NRDS组和非NRDS组，其中NRDS 98例，非NRDS 65例，按胎龄和体重相匹配，将NRDS患儿和非NRDS患儿各选65例；两组分别再根据产前糖皮质激素(antenatal corticosteroid administration，ACS)是否暴露分为ACS组和非ACS组。结果:NRDS组TI(1.788±0.803)cm 3和TWI(1.278±0.380)cm 3/kg较非NRDS组TI(2.420±1.068)cm 3和TWI(1.695±0.491)cm 3/kg都明显减小( t＝3.818、5.401，均 P<0.01)，NRDS组淋巴细胞计数也低于非NRDS组[(3.729±1.263)×10 9/L比(4.437±1.608)×10 9/L， t＝2.789， P<0.01]。两组早产儿按照是否ACS暴露，分为ACS组和非ACS组后，NRDS组中，与非ACS组相比，ACS组TI[(1.487±0.515)cm 3比(2.185±0.942)cm 3]和TWI[(1.134±0.311)cm 3/kg比(1.469±0.385)cm 3/kg ]明显减小( t＝3.542、3.882，均 P<0.01)。非NRDS患儿ACS暴露后TI[(2.130±0.780)cm 3比(2.915±1.307)cm 3]和TWI[(1.522±0.349)cm 3/kg比(1.988±0.562)cm 3/kg)]也明显减小( t＝2.676、3.659，均 P<0.05)。 结论:NRDS早产儿胸腺缩小，ACS暴露影响早产儿胸腺的大小。

目的:分析术前行CT引导肺结节四钩定位针定位后导致患者疼痛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2021年9月至2022年2月术前行CT引导单个肺结节四钩定位针定位患者212例，其中男83例，女129例，年龄（54±12）岁。根据数字评分量表（NRS）疼痛评分标准，将患者分为轻度疼痛组（ n=163）和中-重度疼痛组（ n=49）。比较两组患者性别、年龄、体质指数（BMI）、吸烟史、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分级、肺结节位置、肺结节大小（最大截面长径）、肺结节深度（距胸膜最短距离）、定位针进肺深度（定位针尖端距胸膜最短距离）、并发症（气胸、肺出血）发生情况、肺结节定位后的NRS疼痛评分的差异。通过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引起肺结节定位后患者发生中-重度疼痛的影响因素。 结果:212例患者均成功定位，气胸发生率为22.6%（48/212），肺出血发生率为17.0%（36/212）。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两组患者性别、年龄、BMI、吸烟史、ASA分级、肺结节位置、肺结节大小、肺结节深度、并发症（气胸、肺出血）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但是中-重度疼痛组患者的定位针进肺深度［ M（ Q1， Q3）］为7（6，11）mm，小于轻度疼痛组的15（12，19）mm（ 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定位针进肺深度（每增加1 mm）是引起肺结节定位后中-重度疼痛的影响因素（ OR=0.645，95% CI：0.562~0.739， P<0.001）。根据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当定位针进肺深度临界值为9.5 mm时，其预测患者定位后发生中-重度疼痛的灵敏度为69.4%（34/49），特异度为90.2%（147/163），曲线下面积为0.878（95% CI：0.820~0.935， P<0.001）。 结论:术前CT引导肺结节四钩定位针进肺深度是定位后患者发生中-重度疼痛的影响因素；定位针进肺深度越小，中-重度疼痛发生风险越高。

患者男，34岁，因“发现右侧腹部包块2个月”入院。查体：右侧腹部隆起，质硬、活动度差。腹部增强CT示：右侧腹膜后见不规则组织肿块，最大截面为155 mm×134 mm×120 mm，强化不均，内见钙化及分隔，局部向右侧腹壁外生长，与右侧腰大肌及右侧腰背肌群分界不清（图1）。术前穿刺活检病理：考虑肿瘤性病变，富含黏液。术前诊断：腹膜后恶性肿瘤。患者采取左侧卧位，术中见肿瘤位于右侧腹膜后，侵及腹壁，上界至右侧肋弓，下界至右侧髂窝，包膜完整，被肌筋膜包裹分隔，并与右侧腰大肌、右侧腰背肌群及右侧髂棘分界不清（图2），行腹膜后肿瘤完整切除（图3），术中出血约500 ml。术后病理检查示：富含细胞型黏液性高级别软骨肉瘤（图4）。免疫组化染色检查示：Syn（+）、NSE（部分+）、SMA（部分+）、H3K27me3（+）。患者术后未进行放化疗，定期随访1年，无肿瘤复发征象。

目的:评价双反转恢复（DIR）序列对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脑白质高信号（WMH）的检测效果，并与T2WI、液体衰减反转恢复（FLAIR）序列进行对比。方法:选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神经内科自2018年11月至2021年3月收治的发病14 d内且存在WMH的73例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采用MRI T2WI、FLAIR及DIR序列分别检测WMH。根据Fazekas量表评分将存在侧脑室旁白质高信号（PVWMH）及深部白质高信号（DWMH）患者分别分为轻度组（0~1分）及中重度组（≥2分）。比较T2WI、FLAIR及DIR序列检测的WMH体积，孤立病灶的信号强度、截面积、对比度的差异。结果:（1）73例患者检出PVWMH，其中轻度组36例，中重度组37例。在中重度组患者中，与DIR序列比较，FLAIR序列检测的PVWMH体积较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FLAIR序列比较，T2WI序列检测的PVWMH体积较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57例患者检出DWMH，其中轻度组44例，中重度组13例。无论是轻度组还是中重度组患者，与DIR序列比较，FLAIR、T2WI序列检测的DWMH体积较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2）共检出孤立病灶60个，长径5.0~9.1 mm。与DIR序列比较，FLAIR、T2WI序列检测孤立病灶的截面积较大、信号强度较高、对比度较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FLAIR序列比较，T2WI序列检测孤立病灶的信号强度、对比度较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DIR序列探测WMH效果优于FLAIR和T2WI序列。DIR序列与FLAIR、T2WI序列WMH不匹配区域提示可能存在WMH半暗带。

患者 男性，29岁，因“上腹胀伴发热10 d”于2020年7月25日入院。患者10 d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右上腹胀痛不适，伴低热，物理降温后好转，无恶心呕吐，无腹泻，无黄疸。外院CT提示肝癌，未行治疗。起病以来，患者一般情况尚可。既往乙肝病史10余年，未接受抗病毒治疗。体检：腹软，全腹无压痛及反跳痛，肝肋下可触及质硬肿块，脾肋下未及，Murphy征（-），腹水征（-），肠鸣音可。血常规、血生化、凝血功能未见明显异常，Child-Pugh分级A级。甲胎蛋白12 452 μg/L，异常凝血酶原13 516 mAU/ml，HBV-DNA：4.31×10 3 U/ml。吲哚菁绿15 min潴留率8%，左外叶体积：505 cm 3。肝脏CT检查结果显示，肝左内叶及右叶见大肿块，最大截面约157 mm×124 mm，增强扫描动脉期呈不均匀强化，见多发供血动脉分支，门静脉期及延迟期呈持续性周边不均匀强化，病灶中心呈星芒状低密度各期均未强化，病灶周围肝实质强化欠均；肝中静脉及肝右静脉显示欠清；门静脉左右支受压，腔内未见明显充盈缺损。肝段下腔静脉受压变窄；肝内外胆管无扩张，胆囊壁增厚水肿；肝门部淋巴结增大（图1）。胸部CT检查结果显示，右肺上叶见微结节，最大径约2 mm。诊断：肝细胞癌（巴塞罗那临床肝癌分期A期，中国肝癌的分期方案Ⅰb期）；慢性乙肝。

患者女，78岁，主因右上腹部隐痛2年余入院。2年前患者无明显诱因出现右上腹部隐痛，于外院行腹部B超发现肝血管瘤（2.0 cm×1.4 cm），未治疗。后患者腹痛症状加重。既往丙型病毒性肝炎15年，口服抗病毒药治疗1年。查体：右上腹轻压痛。实验室检查：碱性磷酸酶205.0 U/L，γ-谷氨酰转肽酶152.0 U/L，AFP 24 005.90 ng/ml，PIVKA-Ⅱ 27 610.07 Mau/ml。腹部增强CT：肝脏S8/4段扫及两枚不规则动脉期明显强化灶，门静脉左支部分分支见充盈缺损，病灶最大截面6.8 cm×6.3 cm×5.7 cm，病灶周围见散在小结节样子灶。上腹部磁共振增强成像（普美显）：肝脏S8/4段扫及两枚不规则肿块，相互融合，范围约7.6 cm×6.1 cm×5.8 cm，病灶周围见散在子灶（图1）；门静脉左支腔内见充盈缺损，并延伸S3段门静脉分支内（图2）。由于患者为多发肿瘤、瘤体巨大且合并门静脉癌栓形成，经多学科协作团队讨论后行转化治疗。患者先行肝动脉化疗栓塞（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联合肝动脉灌注化疗（hepatic arterial infusion chemotherapy，HAIC）1次；10 d后开始行外放射治疗（肿瘤+门静脉癌栓；200 cGy×20 d）；开始放疗4 d后加用仑伐替尼（8 mg/d口服；期间因乏力伴肌痛停药10 d，症状缓解后继续服药）联合信迪利单抗（200 mg静脉滴注，每3周1次），半个月后复查CT示病灶较前缩小伴强化程度减低，遂继续维持原方案。4个月后复查增强CT示病灶内见不规则低密度无强化坏死区，整体病变周围动脉期未见明确强化；上腹部磁共振增强成像（普美显）示增强扫描病变边缘及其内分隔见少许强化（图3），肝胆期呈低信号，原门静脉左支腔内见充盈缺损本次未见明确显示，mRECIST PR（图4）；AFP 7.49 ng/ml；PIVKA-Ⅱ 16.09 Mau/ml。遂全麻下行开腹肝部分切除+胆囊切除术。病理诊断：肝细胞癌，瘤床均为肿瘤性坏死。出院后长期服用仑伐替尼，剂量同前。术后3个月外院复查CT未见肿瘤复发与转移；AFP 8.04 ng/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