脊柱感染是临床工作中的常见疾病，在选择治疗方案时明确感染类型十分重要。通过对脊柱结核与化脓性脊柱炎患者的影像学资料进行分析和总结，并结合相关文献报道，发现和归纳了一些具有特征性的影像学表现，对脊柱结核和化脓性脊柱炎的诊断具有鉴别意义。病变部位为胸椎、骨破坏明显、后凸角度大、椎体内形成脓肿，增强MR扫描显示椎体内局灶性混杂信号、椎旁形成光滑的薄壁脓肿、累及3个节段及以上者，倾向于脊柱结核的诊断。对于发生于腰椎、椎间盘内脓肿形成，MR增强扫描显示椎间盘周围强化、椎体均匀强化、关节突关节异常信号，则更倾向于化脓性脊柱炎的诊断。

化脓性脊柱炎是一种罕见且严重威胁生命的感染性疾病，最常累及腰椎，早期难以与结核性脊柱炎和布鲁菌性脊柱炎鉴别，可能导致脊柱畸形、神经功能缺陷及瘫痪等严重并发症，甚至死亡。大部分患者由血源性感染所致，最常见病原体为金黄色葡萄球菌，链球菌少见。缓症链球菌属于条件致病菌，由其引起的化脓性脊柱炎较为罕见。本文报道1例由缓症链球菌感染导致腰椎化脓性脊柱炎合并左侧髂静脉血栓，经积极抗感染、脓肿穿刺引流、下腔静脉滤器植入联合左下肢静脉溶栓、抽栓及球囊扩张术治愈病例，供临床参考。

目的:探讨临床特征及MRI T2加权脂肪抑制像（T2WI-FS）影像组学特征在布鲁杆菌性脊柱炎与化脓性脊柱炎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收集2019年1月至2021年12月新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经病理或病原学培养确诊的26例布鲁杆菌性脊柱炎和23例化脓性脊柱炎患者的临床资料。对人口学特征、临床特征及实验室检查等行单因素分析，筛选出有统计学意义的潜在临床危险因素。通过手动勾画术前矢状面T2WI-FS的感兴趣区，利用Pyradiomics包提取多样化的影像组学特征，包括形状、纹理和灰度值等；对影像组学特征进行归一化、冗余性分析排除高度相关的特征，再通过统计方法筛选与研究目标相关的特征；采用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LASSO）回归，从高维特征中筛选出最具鉴别意义的特征以优化模型的预测性能；利用选出的影像组学特征计算影像组学评分。将筛选的临床危险因素、影像组学特征及影像组学评分纳入logistic回归，构建临床特征模型、影像组学评分模型及临床特征-影像组学评分模型。采用混淆矩阵及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评估模型的鉴别能力。结果:49例患者纳入研究，男36例、女13例，年龄（53.79±13.79）岁（范围23~83岁）。化脓性脊柱炎患者的C反应蛋白（C-reaction protein，CRP）及红细胞沉降率（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ESR）水平高于布鲁杆菌性脊柱炎患者，CRP及ESR是潜在临床危险因素（ P<0.05）。共获得影像组学特征1 500个，筛选出7个影像组学特征（logarithm glrlm SRLGLE、exponential glcm Imc1、exponential glcm MCC、exponential gldm SDLGLE、square glcm ClusterShade、squareroot glszm SALGLE和wavelet.HHH glrlm Run Variance）。7个影像组学特征中square glcm ClusterShade的效能最好，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值为0.780、灵敏度68.8%、特异度94.4%、准确度82.4%、精确度91.7%、阴性预测值0.773、阳性预测值0.917；logarithm glrlm SRLGLE的AUC为0.736、灵敏度81.2%、特异度72.2%、准确度76.5%、精确度72.2%、阴性预测值0.812、阳性预测值0.722；exponential glcm Imc1的AUC为0.736、灵敏度50.0%、特异度94.4%、准确度73.5%、精确度88.9%、阴性预测值0.680、阳性预测值0.889。临床特征模型、影像组学评分模型及临床特征-影像组学评分模型的AUC分别为0.801、0.818和0.875。其中临床特征-影像组学评分模型预测效果最好，灵敏度87.5%、特异度77.8%、准确度82.4%、精确度77.8%、阴性预测值0.875。 结论:临床特征-影像组学评分模型鉴别诊断布鲁杆菌性脊柱炎和化脓性脊柱炎的可行性较高，有助于临床鉴别诊断并提供个体化治疗。

目的:评估经皮内镜下清创联合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治疗腰椎化脓性椎间盘炎的可行性和疗效。方法:回顾性收集2014年1月至2017年3月于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和珠海市人民医院脊柱骨科接受经皮内镜下清创联合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的49例腰椎化脓性椎间盘炎患者资料，男29例、女20例，年龄（51.2±13.9）岁（范围19~81岁）。病变节段行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后，在内镜引导下对病灶进行彻底清创。对比围手术期及随访期间患者症状改善情况、实验室相关指标变化、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 scale，VAS）、美国脊髓损伤协会脊髓损伤分级（American Spinal Injury Association impairment scale，AIS）、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ODI）和影像结果。结果:所有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12.7±6.4）个月（范围6~36个月）。手术时间为（110.1±19.8）min（范围80~165 min），术中出血量为（47.8±20.6）ml（范围20~120 ml）。术后3个月49例C反应蛋白由术前（62.1±37.2）mg/L降至（7.5±5.8）mg/L，白细胞计数由术前（14.2±3.9）×10 9/L降至（6.2±1.1）×10 9/L，红细胞沉降率由术前（90.3±37.4）mm/1 h降至（16.9±7.2）mm/1 h，各指标术前与术后3个月比较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0.15， P<0.001； t=13.49， P<0.001； t=13.82， P<0.001）。36例检出病原菌，其中葡萄球菌属占50%（18/36）。术后1~2年行腰椎CT的37例患者中57%（21/37）稳定融合、22%（8/37）部分融合、22%（8/37）未融合。至末次随访，49例VAS由术前（7.4±0.6）分降至（0.5±0.3）分，ODI由术前78.2%±9.1%改善至14.0%±8.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72.00， P<0.001； t=35.89， P<0.001）；术前AIS E级38例、D级11例，末次随访时E级43例、D级6例。术后11例出现手术相关并发症，包括感染复发2例、神经功能受损2例。 结论:经皮内镜下清创联合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创伤小，可有效清除椎间感染病灶及稳定椎体，显著改善患者的临床结局。

目的:探讨一期前路病灶清除植骨融合术治疗颈椎化脓性脊柱炎的可行性。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20年1月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脊柱外科收治的23例颈椎化脓性感染患者的临床和影像学资料。男性14例，女性9例，年龄（51.9±12.8）岁（范围：26~82岁）。14例患者术前合并神经功能损害，美国脊髓损伤协会（ASIA）神经功能损伤分级A级1例，B级1例，C级5例，D级7例。患者均接受一期前路病灶清除植骨融合术治疗。记录手术时间、出血量、住院时间、病原微生物检测结果、植骨融合时间及手术并发症等情况。术后1、3、6、12个月随访时行影像学检查，测量C 2~7 Cobb角和病变节段Cobb角，并监测血液感染指标。采用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颈椎功能障碍指数（NDI）和ASIA神经功能损伤分级评估临床疗效。手术前后数据的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或广义估计方程。 结果:23例颈椎化脓性脊柱炎手术均顺利完成，手术时间（102.8±19.8）min（范围：60~140 min），出血量（84.4±40.2）ml（范围：30~160 ml），住院时间（17.4±6.0）d（范围：10~30 d）。14例患者血培养检出病原菌，9例未检出，阳性率为60.8%；19例灌洗液培养检出病原菌，4例未检出，阳性率为82.6%。患者术后均获得12个月以上随访，随访时间（19.0±5.9）个月（范围：12~36个月）。末次随访时，VAS由术前的（5.9±1.1）分降至（0.8±0.3）分；NDI由术前的（38.3±6.0）%降至（9.3±3.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1）；ASIA神经功能损伤分级均得到改善，除C级1例，D级2例外，其余患者均恢复至E级；C 2~7 Cobb角、病变节段Cobb角均得到矫正。白细胞计数、红细胞沉降率、C反应蛋白均恢复至正常水平。所有患者获得骨性融合，融合时间为（8.9±1.9）个月（范围：6~12个月）。2例糖尿病患者术后发生切口感染，其余患者未发生手术相关并发症。 结论:一期前路病灶清除植骨融合术治疗单、双节段颈椎化脓性脊柱炎可矫正后凸畸形、恢复正常序列及改善神经功能，可用于治疗颈椎化脓性脊柱炎。

目的:探讨一期前路病灶清除植骨融合内固定，二期后路内固定治疗颈椎化脓性脊柱炎的安全性及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5月至2020年12月采用一期前路病灶清除植骨融合内固定联合二期后路内固定治疗颈椎化脓性脊柱炎20例患者的病历资料，男14例，女6例；年龄（60.2±12.6）岁（范围40~87岁）。术前均行血培养、白细胞计数（white blood cell count，WBC）、红细胞沉降率（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ESR）、超敏C反应蛋白（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hs-CRP）等实验室检查，根据细菌培养及药敏试验结果指导抗生素选择及使用。术前、术后3个月及12个月随访时评估患者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S）、日本骨科协会（Japanese Orthopeadic Association，JOA）评分、Frankle神经功能分级，并测量颈椎前凸Cobb角、病变节段角。采用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进行统计分析。结果:20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病原学检查提示金黄色葡萄球菌9例，链球菌4例，大肠埃希菌2例，余5例细菌培养阴性。20例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18.3±6.7）个月。WBC、ESR、CRP术后3个月及12个月随访时均较术前明显下降（ F值分别为17.90、30.65、18.64，均 P<0.001）；术后3个月VAS评分为（1.35±0.49）分、12个月为（1.15±0.48）分较术前（4.95±1.10）分均明显降低（ F=176.12， P<0.001）；术后3个月JOA评分为（15.40±1.93）分、12个月为（16.06±1.36）分较术前（11.45±2.78）分均明显好转（ F=65.33， P<0.001）。术后即刻C 2~C 7颈椎前凸Cobb角为14.45°±4.36°、12个月为13.70°±3.15°较术前8.25°±4.36°明显增大（ F=72.54， P<0.001）。术后即刻病变节段角为3.60°±1.90°，术后12个月为2.90°±1.44°较术前-3.6°±5.2°（负值表示后凸畸形）明显增大（ F=42.49， P<0.001）。术后12个月随访时所有植骨区域均获得骨性融合。 结论:一期前路病灶清除植骨融合内固定联合二期后路固定治疗颈椎化脓性脊柱炎可有效进行椎管内减压，改善患者疼痛及神经功能，并可恢复颈椎稳定、矫正后凸畸形，临床疗效满意。

女，12岁，因"持续发热伴阵咳1周"于2017年6月25日入院。入院前当地医院检查：白细胞16. 9×10 9/L，中性粒细胞71.1%，超敏C反应蛋白233. 2 mg/L，胸部X线检查提示左下肺感染性病变，予以抗感染治疗后未见好转。遂来武汉儿童医院就诊，门诊以"肺炎"收入院。追问病史：入院前1 d患儿出现呕吐3次，平时身体欠佳，近2年反复发热，偶有腹痛。患儿出生6个月后每年多次因不同部位肺炎入院治疗，期间反复出现扁桃体化脓性感染。入院体格检查可见身高为134 cm（低于同龄人第三百分位），发育欠佳，智力一般，反应稍迟钝。面部可见散发黑色素痣，前额突出，眼距增宽，双内眦赘皮，鼻翼宽大，唇厚，双耳呈低位耳，咽部充血，双侧扁桃体I°肿大。右手为通贯掌，左侧第五指不能并拢，右侧中指末端指节呈屈曲挛缩状，左足第四趾呈轻度外翻畸形，双侧足底跖纹加深，足底见散发黑色素痣。腹部体格检查见腹部平坦，腹肌软，肝脏触诊肋下平脐，脐周有深压痛，反跳痛阴性，未触及明显腹部包块，移动性阴性，肠鸣音正常3次/min。入院后完善检查，白细胞29. 21×10 9/L（正常值范围为3. 85~10. 00×10 9/L），中性粒细胞24. 96×10 9/L（正常值1.08~5.80×10 9/L），内见中毒颗粒伴核左移，超敏C反应蛋白230 mg/L（正常值0~3 mg/L），总胆红素24. 9 μmol/L（正常值2~19 μmol/L ），直接胆红素11. 0 μmol/L（正常值0~ 6.8 μmol/L ），白蛋白28.5 g/L（正常值39~53 g/L），前白蛋白11. 3 mg/L（正常值170~420 mg/L）。胸部及腹盆CT检查提示左肺下叶肺炎，肝脏增大，肋下6 cm，腹腔内部分肠管肠壁稍增厚。所见胸腰段脊柱T 12至L 3椎体边缘毛糙，L 5椎体边缘缺损，T 12和L 1部分融合，L 2/3椎间隙缩小（图1A）。患儿入院后按肺炎行抗感染治疗，感染指标控制不佳，入院后第五天患儿再次呕吐并诉腹痛，完善腹部增强CT检查提示左中下腹部局部肠管扩张，肠壁黏膜下水肿（图1B、1C），腹部X线检查提示高位不全性肠梗阻。完善头颅CT检查提示枕大池增大，双侧侧脑室体部平行分离，前纵裂较深，多考虑为胼胝体发育不良（图2）。腹部体格检查出现肌紧张、压痛反跳痛明显等弥漫性腹膜炎体征，急诊剖腹探查：术中见小肠、结肠多处坏死（图3A~3C），回盲部至距末端回肠30 cm小肠共有5处肠坏死，最大直径约为0. 5 cm，大网膜包裹好。结肠共有5处肠坏死，大小为3 cm×4 cm，分别位于升结肠（1处），横结肠（2处），降结肠上端（1处），乙状结肠（1处）。横结肠2处坏死及降结肠坏死与空肠近端粘连严重，近端空肠扩张严重，直径约为8 cm，肠管增厚，水肿严重，可见4处少许浆肌层撕裂。行坏死结肠切除+肠粘连松解+肠修补+回肠造口+阑尾切除术+腹腔引流。术后病理检查提示：阑尾淋巴组织增生，阑尾系膜炎及周围炎；肠壁坏死以及慢性炎症，小血管增生，炎性细胞浸润（图4A、4B）。术后予以美罗培南、替考拉宁抗感染治疗，肝功能提示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以及黄疸指数高：总胆红素70.8 μmol/L，丙氨酸转氨酶1 000 U/L（正常值7~45 U/L），天冬氨酸转氨酶940 U/L（正常值10~40 U/L），予以护肝治疗。同时请多学科会诊，多学科会诊讨论考虑基因染色体疾病可能，完善染色体核型检查。术后第三天伤口感染，全层裂开（图5A），伴发热，最高体温达39. 5℃，结合伤口分泌物药敏试验结果，更换抗生素为丁胺卡那、利奈唑胺，加用糖皮质激素甲泼尼龙40 mg抗炎，感染控制后出院。后续外周血染色体核型结果提示：45X/47,XX,+8 (14%/86%），为8号染色体三体合并特纳综合征嵌合体核型。8个月后患儿情况好转，家长要求关闭回肠造瘘口，于本院行回肠造口闭合术，感染指标控制后出院。1年后患儿因伤口感染及腹壁瘘多次入院，予以换药清创、抗感染，嘱家属注意护理伤口（图5B）。后患儿腹壁伤口感染逐渐好转，自行在家护理，腹壁伤口形成瘢痕，肠壁瘘口突出腹壁，携瘘口生活（图5C）。

目的:探讨高通量测序（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HTS）技术在脊柱感染病原体检测中的应用价值。方法:2019年1月至2020年5月收治疑似脊柱感染患者41例，男31例，女10例，年龄（59.7±11.9）岁（范围29~75岁）。有局部疼痛症状者37例、发热（≥38℃）15例、神经功能障18例。感染部位：颈椎4例，胸椎8例，腰椎29例。36例行病灶清除植骨融合内固定，5例行保守治疗（3例药物治疗，2例化疗）。开放手术获取的病灶组织送病理学检查和HTS检查。保守治疗的2例采用CT引导经皮穿刺获取组织块，1例采用B超引导经皮穿刺获取脓液，1例采集静脉血，1例行腰椎穿刺采集脑脊液。组织块送病理学检查和HTS检查，液体标本送细菌培养和HTS检查。以病理检查结果为"金标准"，计算HTS检查的敏感度和特异度。以HTS结果为依据，结合临床表现、影像学检查和病理学检查结果，术后选择针对性的抗生素或抗结核药物治疗。细菌性感染患者术后抗感染治疗3个月；结核患者采用"四联"（异烟肼+利福平+吡嗪酰胺+乙胺丁醇）抗结核治疗1年。观察治疗前后血液炎症指标变化，监测病情进展及疗效。结果:HTS病原体检测结果均在48 h内获得。初期的5例行一代测序验证，符合率为100%。41例中，26例结果阳性，阳性率63.4%，其中结核分枝杆菌13例（占31.7%）、葡萄球菌6例（占14.6%）、真菌和布鲁杆菌各2例（分别占4.9%）。15例检测结果为阴性，包括肿瘤或肿瘤样病变2例。38例行病理学检查，结果提示化脓性感染7例、结核12例、肿瘤或肿瘤样病变2例，其余17例为炎症性病变。HTS的敏感度为80.0%（16/20），特异度为55.6%（10/18），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分别为66.7%（16/24）和71.4%（10/14）。所有患者均随访3个月以上，治疗后3个月白细胞计数由入院时的（7.50±3.26）×10 9/L降至（6.22±2.53）×10 9/L，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1.082， P=0.290）；C反应蛋白由（32.2±34.1） mg/L降至（4.5±10.5） mg/L，红细胞沉降率由（44.2±26.5） mm/1 h降至（18.6±12.1） mm/1 h，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8.963， P<0.001； t=5.421， P<0.001）。 结论:高通量测序技术在脊柱感染病原体检测中具有较高的阳性率及敏感度，具有一定的诊断价值。

目的:比较原发性化脓性脊柱炎（native vertebral osteomyelitis，NVO）与脊柱术后化脓性脊柱炎（postoperative vertebral osteomyelitis，PVO）的微生物学、临床特点及治疗效果，并分析影响预后的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2月至2019年12月诊治化脓性脊柱炎46例患者的病历资料，按发生原因分为NVO组和PVO组。NVO组30例，男18例，女12例；年龄（50.47±20.45）岁（范围15~73岁）；病变位于腰椎23例（76.7%）、胸椎5例（16.7%）、颈椎2例（6.7%）。PVO组16例，男10例，女6例；年龄（52.13±18.80）岁（范围14~73岁）；病变位于腰椎11例（68.8%）、胸椎5例（31.2%）。术前28例患者存在神经功能障碍，按照美国脊柱损伤协会（American Spinal Injury Association，ASIA）神经功能分级，D级25例（NVO组16例，PVO组9例），C级3例（NVO组1例，PVO组2例）。所有患者先予卧床、营养支持和抗生素治疗，效果不佳或症状加重者采用手术治疗。观察指标包括白细胞计数、红细胞沉降率和C-反应蛋白评价感染控制情况，通过影像学检查评估内固定装置有无松动、断裂。同时记录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S）、ASIA神经功能分级的变化以评价临床疗效。结果:NVO组2例患者行抗感染保守治疗，余28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术中病变组织送病检，结果均诊断为化脓性脊柱炎。所有患者均获12~24个月随访，均采用静脉注射与口服抗生素治疗，PVO组抗生素治疗总时间较NVO组延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1.74， P=0.088）。两组患者术后各随访时间点白细胞计数、C-反应蛋白、红细胞沉降率、VAS评分均较术前明显改善（ P<0.05）。两组间术后相同时间点白细胞计数、C-反应蛋白、红细胞沉降率、VAS评分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患者神经功能较术前明显改善，NVO组16例患者ASIA分级由D级恢复至E级、1例自C级恢复至D级；PVO组9例由D级恢复至E级，2例自C级恢复至D级。至末次随访NVO组3例复发，复发率为10%；PVO组7例复发，复发率为43.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5.14， P=0.023）。存在脊柱内植物的39例患者中5例（12.8%）患者（NVO组1例，PVO组4例）在内固定术后反复出现感染，故再次手术取出内固定物以控制感染，术后经制动、全身抗感染等保守治疗后痊愈。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多个椎体受累（ OR=11.00， P=0.006）、脓肿形成（ OR=9.00， P=0.047）与化脓性脊柱炎复发明显相关；微生物感染（ OR=1.867， P=0.416）、脊柱假体（ OR=7.20， P=0.074）、异体骨（ OR=1.78， P=0.478）有相关趋势，但无相关性。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多椎体受累（ OR=10.49，95% CI：1.133，97.05， P=0.038）是影响化脓性脊柱炎复发的危险因素。 结论:对PVO的治疗比NVO更具挑战性，特别是在脊柱内植物感染的情况下，虽然PVO的抗生素治疗时间比NVO延长，但PVO复发率较高。更长的抗生素治疗及必要时手术清创或去除内植物是成功治疗PVO的重要方法。

目的:评估前后联合入路（Gibson后外侧入路+改良Hardinge入路）全髋关节置换术（total hip arthroplasty，THA）治疗髋关节融合或强直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20年12月于上海长征医院治疗的37例因髋关节融合或强直而行THA的患者资料，男28例、女9例；年龄（47.9±12.0）岁（范围26~72岁）；强直性脊柱炎累及髋关节23例、陈旧性化脓性关节炎致髋关节融合9例、髋臼或股骨颈骨折后创伤性关节炎致髋关节融合5例。手术采用前后联合入路THA。评估内容包括手术时间、术中失血量、输血量、输血率、Harris评分、髋关节活动度、并发症等，术后行髋关节X线片评估髋臼杯外展角、前倾角和股骨柄假体固定情况、假体周围骨溶解和异位骨化情况。结果:37例患者的手术时间为（147.6±16.8）min（范围129~190 min），术中失血量为（850.0±10.8）ml（范围600~1 200 ml），输血率为59%（22/37），输血量为（420±45.0）ml（范围0~800 ml）。所有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4.2±0.9）年（范围1.2~7.2年）。髋臼杯外展角为43.7°±5.4°（范围31°~55°）、前倾角为20.9°±6.7°（范围10°~35°）。Harris评分由术前的（47.1±9.9）分（范围40~55分）提高至末次随访时的（83.4±12.4）分（范围75~90分）。髋关节术前各个方向活动度均为0°，术后屈曲95.5°±12.2°（范围80°~110°）、后伸10.5°±3.4°（范围-10°~25°）、外展38.0°±8.2°（范围10°~50°）。术后2例发生切口愈合不良，2例出现大腿前部或前外侧感觉异常或刺痛感，均在术后3个月内恢复，无一例出现手术区域深部感染和髋关节脱位。2例髋臼杯位置不良、1例股骨柄在内翻位，但假体均稳定，未行处理。末次随访时X线片示所有患者的髋臼杯及股骨柄均存在骨长入现象，1例出现异位骨化（Brooker 1级），未发现骨溶解和内衬磨损现象。结论:使用前后联合入路THA治疗髋关节融合或强直，术中手术视野暴露充分，可充分松解软组织，术后髋关节功能恢复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