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是缓和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常用措施之一,其核心目的是补偿社区居民的经济损失并最终改善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态度,实现人与野生动物的和谐共处.以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研究了目前以及假设补偿后社区居民态度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在对态度进行多维特征划分的基础上,使用Wilcoxon秩和检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对社区居民态度改变的作用以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可显著改变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态度,且均发生了积极的改变,但对不同维度态度的改变作用不同.其中,喜厌态度的改变最明显,其次是捕杀态度和保护态度,最后是期望态度.肇事补偿对于社区居民的态度及其改变作用受到其社会经济特征的影响,其中是否受到过野生动物破坏、耕作总收入或总收入中耕作收入比重以及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社区居民的态度,农地总面积、牲畜数量、玉米地面积会显著影响社区居民情感态度的改变,玉米地损失面积会显著影响社区居民行为态度的改变.论文进一步讨论了各个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普及肇事补偿制度、完善肇事补偿机制、调整生计策略和种植结构、通过多种方式培育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情感和责任等减缓人与野牛动物冲突的措施.

动物行为谱是动物行为学研究的基础.2015年1月至2016年6月,在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利用PAE编码分类系统并结合红外相机所获得的照片和视频数据开展水鹿(Rusa unicolor)行为谱的研究,建立了野生水鹿行为谱及其PAE编码系统.本研究共分辨并记录了野生水鹿的7种姿势,63种动作和74种行为,基本涵盖了水鹿的主要行为,并区别了各种行为在成年雄性、成年雌性和亚成体之间的相对发生频次,分析水鹿的具体行为与环境之间的关联.通过建立野生水鹿的行为谱,能为更深入地开展水鹿行为生态学研究提供基础信息,也为水鹿的保护与管理提供依据.该研究可以推广到其他不易直接观测的野生动物的行为学研究中.

准确调查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是大熊猫保护的基础.目前两种主要的大熊猫种群数量调查方法(距离-咬节区分法与分子生物学方法)在准确性、可操作性、成本等方面尚存在争议.在卧龙自然保护区大熊猫主要分布区域,同时利用距离-咬节区分法与分子生物学的方法估算大熊猫种群数量.结果表明,与分子生物学方法相比较,传统的距离-咬节区分法估算的结果相对保守,估算结果不到前者的50％.结合大熊猫移动模式特征,建议在大熊猫高密度分布区域适当降低距离区分阈值,以提高距离-咬节区分法的灵敏性.

拐棍竹是卧龙野生大熊猫春季的主要食物.2014-2016年,从设置的3条固定样线中我们发现了当地野生大熊猫有分段取食拐棍竹笋的现象,且没有到放牧活动和人为干扰严重的河谷区域取食竹林内的拐棍竹笋.它们首先在海拔较低(2100m左右)、新笋发育较早且人为干扰不严重的区域觅食,当这些区域的新笋普遍超过2 m高度时会向海拔较高处迁移.大熊猫优先选择有较高比例粗大竹笋的区域作为觅食场所,且当觅食斑块内新笋普遍较小时对粗笋有倾向性选择(P＜0.05),但当环境中的新笋质量较好时,选择性有所降低(P＞0.05).大熊猫在新笋质量较好的觅食斑块中取食率较高,在海拔较高处因竹笋的基径较小所以取食率较低(F=20.12,P＜0.05).大熊猫取食新笋所留残桩高度与周边竹笋的高度呈正比(r=0.50,P＜0.001).为保证大熊猫在新笋期的觅食活动免遭干扰,管理者应该在这一时期严格限制大熊猫活动频繁区域的人为干扰.

2015年1月-2016年6月,利用红外相机监测方法对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岩羊Pseudois nayaur 进行了行为谱研究.结合照片和视频建立了岩羊行为谱及PAE编码系统,分析了岩羊的9种姿势、68种动作、7种环境和61种行为,并总结出各种行为在不同年龄阶段的相对发生频次.本研究为岩羊行为特征及其栖息地保护提供基础信息,也为其他高海拔珍稀野生动物开展行为谱研究奠定基础.将建立的行为谱与圈养或半圈养状态下的岩羊行为谱进行对比,有助于更深入理解分析动物行为的生物学意义.

野生动物的生境利用特征研究是动物生态学核心问题之一,同域分布动物对生境的利用特征及共存机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珍稀濒危物种保护与栖息地恢复的基础.基于空间利用和生境因子选择差异研究了卧龙自然保护区同域分布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和水鹿(Rusa unicolor)的生境利用关系,探讨了同域分布野生动物在生境因子选择和空间利用的分异特征.结果表明:(1)空间利用上,大熊猫和水鹿的空间重叠系数为58.35％,其中,在原始林和次生林生境中的空间重叠系数分别为66.58％和36.64％,二者在原始林中的空间重叠较高;(2)生境因子选择上,大熊猫和水鹿对物理因子的选择有坡位、离小路距离和离水源距离3个变量有显著性差异,对生物因子的选择有乔木密度、灌木盖度、灌木密度、竹林盖度、幼竹密度、幼竹基径、幼竹高度、成竹高度和死竹密度9种变量有显著性差异;(3)大熊猫和水鹿都表现为更偏好原始林生境,但大熊猫对原始林的依赖性更强.分析同域分布动物的生境利用关系有利于深入了解不同动物对资源的空间利用特征及共存机制,可以为保护区制定珍稀野生动物保护和栖息地恢复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2015年7-8月,采用样方法对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鹿夏季生境进行了调查.共布设160个样方,其中75个为空白对照样方,85个为利用样方,测量并比较了两类样方中海拔、坡度等15个生境变量,并根据Logistic回归分析及赤池信息标准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AIC) 选取出最佳的水鹿夏季生境选择模型.结果表明: 影响卧龙水鹿夏季生境选择的主要因素为隐蔽度、坡度、距人为干扰距离和距水源距离.在夏季,卧龙水鹿通常选择隐蔽度较好、缓坡 (＜20°) 、距人为干扰距离远 (≥ 1 000 m) 及距离水源近 (＜500 m) 的生境.此外,植被类型对于卧龙水鹿夏季生境选择也有一定的影响 (χ2=11. 499,df=4,P=0. 021) .有约92％的利用样方分布于各种类型的森林中,仅有约8％的利用样方分布于海拔3 500 m左右的杜鹃及高山栎灌丛带.

保护区内放牧活动对野生动物保护存在负面影响,明确不同物种对放牧干扰的行为响应对制定更有针对性的保护管理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使用红外相机研究卧龙自然保护区放牧活动对多种珍稀野生动物的影响,分析放牧激励政策实施前后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及其同域分布的小熊猫(Ailurus fulgens)、川金丝猴(Rhinopithecus roxellana)、水鹿(Rusa unicolor)4种珍稀野生动物的照片数、空间分布以及活动模式的变化,探讨这4种动物对放牧的行为响应策略.结果表明:(1)一期(2012-2013),2012年10月实施了禁马政策,同年12月实施放牧(牛羊)激励政策)家畜照片数量很少,4种野生动物照片数相对较多.二期(2014-2015)家畜的照片数显著增加(P＜0.01),小熊猫(P＜0.05)与川金丝猴(P＜0.01)的照片数均显著减少,大熊猫、水鹿的照片数也呈减少趋势;到三期(2016-2017),大熊猫、小熊猫及水鹿3种关注野生动物的照片数基本回升到激励政策实施前的水平,无川金丝猴照片记录.(2)一期,4种野生动物在研究区域有较广的分布;二期,大熊猫、小熊猫的空间分布范围均缩小,无川金丝猴空间分布信息,而家畜、水鹿的空间分布范围有所增加;到三期,大熊猫、小熊猫的空间分布基本恢复到放牧激励政策实施前的区域,无川金丝猴的空间分布信息.(3)放牧激励政策实施前后,大熊猫、小熊猫及川金丝猴活动模式无明显变化,但水鹿的活动更加集中于傍晚,以避开人类与家畜的活动高峰.同域分布的不同的野生动物对人类活动(如放牧)的行为响应策略不同,各保护区在制定相关保护政策时应综合考虑人类干扰对多个物种的影响,增加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福祉贡献是生态系统服务的核心,也是生态系统管理和恢复的目标之一.从当地居民的角度,以卧龙自然保护区为例,调查了生态系统服务的福祉贡献,研究了生态系统服务、福祉贡献和受益者之间的联系.研究表明,从福祉角度看,24种生态系统服务的福祉贡献存在差异,表现为社会福祉高于个人福祉.从生态系统服务类型来看,调节服务的福祉贡献高于文化服务和供应服务,特别是净化空气、预防自然灾害和淡水供应这3项生态系统服务的福祉贡献最高.从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趋势和福祉贡献来看,由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恢复政策的实施,采集、传统农作物、牲畜和土壤肥力等生态系统服务呈下降趋势,其中土壤肥力是下降趋势明显且对受访者福祉贡献较大的生态系统服务类型,可确定为关键的生态系统服务.多元方差分析和逻辑斯蒂回归分析表明,生态系统服务的福祉贡献与受访者的性别、年龄、职业、收入构成等因素显著相关.研究分析了影响生态系统服务福祉贡献差异性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对策.

物种的分布与多度对我们理解生态过程、实施保护管理以及评估全球变化的影响都非常重要.2017年5-12月,我们按照公里网格在四川省四姑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共布设60台固定位点红外相机,调查了保护区内主要沟系的兽类和鸟类多样性.本次调查累计11,013个相机工作日,共拍摄到31种兽类和鸟类,隶属7目18科,包括5种国家一级和10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IUCN红色名录评估为濒危(EN)、易危(VU)和近危(NT)的野生动物分别有2种、5种和3种.其中,相对多度指数居于兽类前五位的是毛冠鹿(Elaphodus cephalophus)、水鹿(Rusa unicolor)、喜马拉雅旱獭(Marmota himalayana)、野猪(Susscrofa)、猪獾(Arctonyx collaris);相对多度指数居于鸟类前五位的则是血雉(Ithaginis cruentus)、白马鸡(Crossoptilon crossoptilon)、大噪鹛(Garrulax maximus)、雉鹑(Tetraophasis obscurus)和灰头鸫(Turdusrubrocanus).由于局域性气候、植被类型和地形结构的不同,使四姑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毗邻的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存在动物群落结构的差异.本调查初步掌握了四姑娘山保护区内大中型兽类和林下活动鸟类的种类组成和相对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