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探究外源五价砷(arsenate,As(Ⅴ))输入对砷污染环境沉积物原位微生物厌氧发酵和群落结构影响,阐释As(Ⅴ)与砷污染河口沉积物微生物群落结构互作效应,本研究以辽宁省葫芦岛市某锌厂排污口下游高砷污染的五里河河口沉积物为对象,通过外源添加As(Ⅴ)(1、10、60mg·L-1)进行富集培养,测定产氢产酸、pH与碳源消耗等理化参数,结合高通量测序技术检测沉积物中微生物群落组成变化;同时采用平板稀释涂布方法筛选高浓度As(Ⅴ)富集菌液中优势菌株.结果表明,富集培养过程中,所有处理组的砷形态都发生了转化,其中在60 mg·L-1外源As(Ⅴ)投加下,约43％的As(Ⅴ)转化为三价砷(tarsenite,As(Ⅲ));微生物群落组成自原始沉积物的11个门转为单一厚壁菌门(Firmicutes),优势菌属狭义梭菌属1(Clostridium_sensu_stricto_1)占据优势生态位.自60 mg·L-1的As(Ⅴ)输入的富集菌群中,筛选分离出一株厌氧发酵丁酸梭菌(Clostridium butyricum CXL-1),该菌株具有较高的As(Ⅲ)耐受性(≥200 mg·L-1),并能利用葡萄糖发酵代谢产生有机酸和H2等发酵产物,为硫酸盐还原菌、产甲烷古菌等提供氢气和碳源.本研究结果可为砷污染环境微生物厌氧矿化修复提供参考.

脊髓损伤是一种外伤性疾病，可导致人体感觉、运动功能障碍。脊髓损伤后，个体的损伤平面以下常出现永久瘫痪、感觉丧失等症状，使得患者的生命、生活质量大大下降。脊髓损伤的部位常出现不利于修复的微环境、瘢痕及炎性反应，目前临床尚缺乏有效治疗措施。现有的治疗方式常使用生长因子促进脊髓损伤的恢复，但是由于不同种类的生长因子穿越血-脊髓屏障的能力不同，无法在病变部位达到足够的浓度或维持足够长的治疗时间，导致生长因子对脊髓损伤的疗效不佳。而水凝胶可以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水凝胶是目前较为理想的材料支架，可以搭载生长因子实现原位给药，同时保护生长因子不被降解。此外，水凝胶还能够起到生物支架作用，填充损伤后形成的脊髓空腔，从而促进脊髓损伤后的功能恢复。本文就近五年关于水凝胶结合生长因子治疗脊髓损伤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胰腺癌是一种恶性程度非常高的消化系统肿瘤，发病隐匿、早期诊断率低、进展快、预后差，胰腺癌的周围神经浸润(PNI)被认为是导致胰腺癌预后不良的重要因素。胰腺癌神经浸润模型可以在复杂的肿瘤微环境下模拟胰腺癌神经浸润的发生、发展过程，是研究胰腺癌PNI的分子机制、早期诊断和改良治疗方法的重要载体。PNI模型可以大致分为体内模型和体外模型，体内模型又可以分为异位模型和原位模型。近年来，在体外模型和体内模型基础上，又出现了基因工程小鼠模型、人源化肿瘤异种移植模型。文章分析了常用的胰腺癌神经浸润体外及体内模型的制备方法、临床用途和局限性。

目的:探索微小RNA-506(miR-506)对胰腺癌肿瘤相关巨噬细胞及肿瘤微环境的影响。方法:使用Panc02细胞建立原位成瘤模型。将C57BL/6荷瘤小鼠分为miR-ctrl C57组和miR-506 C57组，每组15只，成瘤后分别通过腹腔注射二油酰磷脂酰胆碱(DOPC)脂质体包被的miR-ctrl(miR-ctrl/DOPC)或miR-506(miR-506/DOPC)，测量肿瘤重量和体积，以流式细胞术检测肿瘤浸润性免疫细胞亚群变化，并监测小鼠生存期。将荷瘤裸鼠分为miR-ctrl nude组和miR-506 nude组，每组5只，成瘤后分别通过腹腔注射miR-ctrl/DOPC或miR-506/DOPC，用以排除免疫系统影响。将C57BL/6荷瘤小鼠分为清除对照组和巨噬细胞清除组，每组10只，成瘤后两组分别通过腹腔注射磷酸盐缓冲液(PBS)或氯膦酸二钠脂质体(Clo)，用以排除巨噬细胞影响，2周后各组再分为miR-ctrl PBS组、miR-506 PBS组、miR-ctrl Clo组和miR-506 Clo组。 结果:miR-506 C57组小鼠的肿瘤体积(1.04±0.23)×10 3 mm 3和肿瘤重量(0.51±0.10)g均小于miR-ctrl C57组[(1.92±0.34)×10 3 mm 3和(0.99±0.19)g]，M2/M1比例低于miR-ctrl C57组[(1.19±0.46)比(2.85±0.4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生存曲线显示，miR-506 C57组小鼠总生存期好于miR-ctrl C57组小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BALB/c裸鼠成瘤模型中miR-506 nude组小鼠的肿瘤体积和肿瘤重量与miR-ctrl nude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C57BL/6荷瘤小鼠模型免疫微环境中miR-506 PBS组较miR-ctrl PBS组肿瘤调节性T细胞的比例更低[(4.70±1.86)%比(12.00±2.24)%]，细胞毒性T细胞的比例更高[(10.54±1.89)%比(4.54±1.25)%]，凋亡细胞毒性T细胞的比例更低[(14.00±4.00)%比(26.80±4.27)%]，细胞毒性T细胞产生干扰素-γ的浓度更高[(89.60±14.69)比(28.00±13.69)ng/g]，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但经过Clo清除巨噬细胞后，miR-506 Clo组和miR-ctrl Clo组上述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MiR-506通过巨噬细胞依赖的方式抑制胰腺癌的进展并纠正其免疫抑制性肿瘤微环境。

目的:探讨原始非神经性颗粒细胞瘤（primitive non-neural granular cell tumour，PNNGCT）的临床病理特征、诊断及鉴别诊断。方法:回顾性分析1例皮肤PNNGCT的临床表现、组织学、免疫表型及分子生物学特征，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患儿男，5岁，左侧鼻梁与内眦交界处包块，镜下肿瘤境界较清楚，由梭形及上皮样细胞组成，胞质内含有大量嗜伊红色颗粒，可见泡状细胞核及嗜酸性核仁。肿瘤细胞呈波形蛋白、CD10、CD68阳性，不表达S-100蛋白和SOX-10。荧光原位杂交检测显示ALK基因重排。随访24个月，未见肿瘤复发和淋巴结转移。结论:PNNGCT是一种罕见的低级别间叶性肿瘤，不确定分化，不表达S-100蛋白，部分病例出现ALK基因融合。

目的:研究叶酸修饰脂质体槲皮素(FLQ)对三阴性乳腺癌(TNBC)模型小鼠的抑瘤及免疫调节作用。方法:选用60只5周龄BALB/c雌性小鼠，使用随机数字法分成对照组、模型组和FLQ组(50 mg/kg)，每组各20只。构建小鼠乳腺原位TNBC模型，干预2周后观察小鼠生存状态并测量肿瘤大小，末次给药24 h后处死小鼠，计算脾脏指数和胸腺指数；酶联免疫吸附实验检测血清白细胞介素(IL)-2、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干扰素-γ(IFN-γ)、IL-4、IL-10和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水平；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T淋巴细胞比例；细胞计数试剂盒(CCK-8)和克隆形成实验检测MDA-MB-231细胞增殖能力。两独立样本间的比较采用 t检验。 结果:FLQ组小鼠肿瘤生长趋势变缓，肿瘤体积小于模型组( P<0.05)；FLQ组小鼠脾脏指数、胸腺指数均高于模型组(6.72±0.57比3.25±0.31， t＝12.923， P<0.05；2.08±0.23比1.34±0.12， t＝5.569， P<0.05)；FLQ组小鼠血清IL-2、TNF-α和IFN-γ水平均高于模型组[(221.37±10.51) pg/ml比(136.45±8.72) pg/ml， t＝6.726， P<0.05；(75.24±5.18) pg/ml比(48.32±4.37) pg/ml， t＝6.875， P<0.05；(293.55±11.83) pg/ml比(204.39±13.04) pg/ml， t＝8.042， P<0.05]，IL-4、IL-10和TGF-β水平均低于模型组[(118.29±6.22) pg/ml比(167.12±8.35) pg/ml， t＝4.350， P<0.05；(205.64±18.59) pg/ml比(273.48±17.62) pg/ml， t＝4.505， P<0.05；(193.45±9.42) pg/ml比(252.46±12.58) pg/ml， t＝3.550， P<0.05]；FLQ组小鼠外周血CD4 ＋T淋巴细胞比例高于模型组[(48.53±4.86)%比(35.26±2.41)%， t＝5.127， P<0.05]，CD8 ＋T淋巴细胞比例低于模型组[(10.14%±2.03)%比(17.45%±1.78)%， t＝3.938， P<0.05]，CD4 ＋/CD8 ＋比例高于模型组(4.12±0.27比2.34±0.15， t＝5.099， P<0.05)。FLQ组细胞克隆形成数量明显低于对照组[(38.52±2.54)%比(78.29±4.01)%， t＝9.900， P<0.05]，细胞活力随着时间延长明显低于对照组。 结论:FLQ可抑制荷瘤小鼠肿瘤生长，重塑肿瘤免疫微环境。

目的:构建基于谷胱甘肽（GSH）响应共价成环的聚集诱导发光（AIE）自组装探针并进行体外评价。方法:通过固相多肽合成法制备含2-氰基-6-氨基苯并噻唑-半胱氨酸（CBT-Cys）缩合基序的多肽序列，再经点击化学反应与AIE分子偶联，构建了一种基于GSH响应共价成环的AIE自组装探针（记作探针1），同时以缺乏Cys结构的探针2为对照。测试探针的吸收和发射光谱，分析探针对GSH的特异性及响应后的粒径和结构变化，考察不同pH值、温度、探针浓度和GSH浓度对探针荧光强度的影响，并评价探针对肿瘤细胞HeLa、HepG2和MDA-MB-231的毒性。结果:经GSH响应后，探针1的荧光增强约6倍，探针2的荧光增强约2倍；探针1转化为二聚体，粒径约896.1 nm，探针2缺乏成环基序，仅转化为单体，粒径约427.4 nm。在pH值为7.0、温度为37 ℃条件下，探针1的荧光强度显著高于探针2。两种探针对肿瘤细胞HeLa、HepG2和MDA-MB-231的毒性均较低。结论:探针1分子中的二硫键经GSH还原后，分子因失去亲水序列导致荧光开启（第1次聚集），并因含有CBT-Cys成环基序随即生成AIE二聚体（第2次聚集）。与探针2单次聚集相比，探针1实现了双重AIE效应，显著增强了荧光强度，并在生理环境下具有较好的适用性，为体内原位生成共价成环探针提供了思路，后期有望用于体内肿瘤成像与治疗。

目的:探讨睾丸消退性生殖细胞肿瘤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鉴别诊断。方法:回顾性分析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2016至2020年收治的3例睾丸消退性生殖细胞肿瘤的临床、影像学资料、病理形态学和免疫表型特征，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3例患者平均年龄32岁。例1术前甲胎蛋白水平升高（810.18 μg/L），因腹膜后占位行“根治性胰十二指肠切除术+腹膜后病损切除”。术后病理示胚胎性癌，需除外性腺转移，行彩超见右侧睾丸实性占位，部分区域低回声伴散在钙化。例2为“右锁骨上淋巴结穿刺标本”，胸片提示双肺多发转移灶，穿刺活检病理示转移性胚胎性癌，行双侧睾丸彩超见右侧睾丸内异常钙化灶。例3因发现右侧睾丸囊实性占位伴钙化。3例均行“根治性右侧睾丸切除术”。大体观察：睾丸瘢痕区界限清楚，灰白-棕黄，单灶或多灶，最大径0.6~1.5 cm。镜下观察：瘢痕内见淋巴细胞和浆细胞浸润、玻璃样变的管状结构影、簇状血管增生、吞噬含铁血黄素的巨噬细胞；瘢痕周边见萎缩和硬化的生精小管、簇状的间质细胞（Leydig cells）增生、管内微小或粗颗粒状钙化，其中例1见精原细胞瘤和原位生殖细胞肿瘤，例2见原位生殖细胞肿瘤，例3见生精细胞不典型增生。免疫表型：胚胎性癌表达SALL4、广谱细胞角蛋白（CKpan）和CD30；精原细胞瘤和原位生殖细胞肿瘤表达OCT3/4、SALL4、CD117；不典型增生的生精细胞表达CD99和SALL4，Ki-67阳性指数约20%，而OCT3/4、CD117均阴性。结论:睾丸消退性生殖细胞肿瘤罕见，性腺外的生殖细胞肿瘤首先要考虑到来自性腺睾丸转移的可能性，如果在睾丸内发现瘢痕，一定要判断是否为睾丸消退性生殖细胞肿瘤，消退机制可能与肿瘤免疫介导和局部缺血性损伤的微环境有关。

目的:探讨硬化性纤维瘤的临床病理学特点、诊断和鉴别诊断。方法:回顾性分析4例硬化性纤维瘤的临床资料和免疫表型，并复习文献。结果:男性3例，女性1例，均为成年人，平均年龄47.5岁。临床上表现为皮肤缓慢性生长的无痛性结节，分别位于左中指、右足、左腹股沟和右耳下，平均直径1.2 cm。镜下观察，肿瘤位于真皮内，呈境界清楚的圆形或卵圆形结节状。主要由席纹状排列的胶原纤维组成，其中1例胶原纤维呈同心圆状排列，类似环层小体。胶原纤维间常见裂隙，可见稀疏的梭形纤维母细胞。梭形纤维母细胞表达CD34，不表达S-100蛋白、细胞角蛋白和上皮膜抗原等标志物。采用荧光原位杂交检测PDGFB（22q13），结果显示均无PDGFB基因重排。局部切除后随访显示均无局部复发。结论:硬化性纤维瘤是一种少见的良性纤维性肿瘤，因镜下显示明显的席纹状结构，并可表达CD34，可被误诊为隆突性皮肤纤维肉瘤（特别是硬化型）。

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使用干细胞作为种子细胞，干细胞三维培养和生物反应器的使用能够扩大干细胞培养规模，提高培养效率，联合应用各种细胞因子、共培养、生物材料、基因传递等手段能更好模拟体内微环境，促使组织定向分化。此外，原位组织再生技术能实现体内组织工程化，进行组织修复与再生。本文介绍了干细胞组织工程化各方面的研究进展，并深入讨论了其目前所面临问题及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