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脏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肝脏疾病也是威胁人类健康和寿命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各种原因，肝失代偿的治疗相当困难，体外肝支持装置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原位肝移植供体严重短缺。用多能干细胞诱导肝细胞和肝类器官不仅可以研究肝细胞的命运决定、肝发育、肝再生机制和肝脏疾病的病理生理学，而且也可用于筛选药物，并为未来的移植治疗提供稳定的功能性肝细胞来源。与肝脏发育类似，多能干细胞衍生的肝细胞和类器官的培养是一个自组织过程：从几个关键因素的变化开始，最终形成具有复杂功能的细胞/器官。现介绍目前多能干细胞来源的肝细胞和类器官培养的主要方法和进展，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线索。

目的:探讨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抑制剂CG200745对链脲佐菌素(STZ)诱导糖尿病幼鼠胰岛β细胞的作用及其可能的机制。方法:40只Sprauge-Dawley(SD)幼鼠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糖尿病组、CG低剂量组和CG高剂量组，每组各10只。除空白对照组外，其余组幼鼠腹腔注射STZ50 mg/kg建立糖尿病模型。CG低、高剂量组分别腹腔注射CG200745 1.25 mg/(kg·d)和5.0 mg/(kg·d)，空白对照组和糖尿病组腹腔注射等量生理盐水。持续给药3周后，测定幼鼠体重、胰腺重量、血糖和血浆胰岛素水平；苏木精-伊红(HE)染色法检测胰腺病理组织学变化；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胰岛素和增殖细胞核抗原(PCNA)表达；原位末端转移酶标记(TUNEL)染色检测胰岛β细胞凋亡率；应用蛋白免疫印迹法(Western-blot)检测胰腺组织的组蛋白3(H3)、组蛋白乙酰化H3(Ac-H3)和磷脂酰肌醇3激酶(PI3K)/蛋白激酶B(PKB或Akt)通路蛋白表达水平。结果:与空白对照组相比，糖尿病组幼鼠胰腺组织中胰岛β细胞数量明显减少，且分布不均匀，排列紊乱，体重、胰腺重量和血浆胰岛素水平降低( P均<0.05)，胰腺胰岛素、PCNA和Ac-H3/H3表达降低( P均<0.05)，血糖水平、胰岛β细胞凋亡率升高( P均<0.05)，胰腺磷酸化磷脂酰肌醇3激酶(p-PI3K)/PI3K和磷酸化蛋白激酶B(p-Akt)/Akt蛋白比值降低；与糖尿病组相比，CG低、高剂量组幼鼠胰岛β细胞数量增多，且分布和排列趋于规整，体重、胰腺重量和血浆胰岛素水平明显升高( P均<0.05)，胰腺胰岛素、PCNA和Ac-H3/H3表达升高( P均<0.05)，血糖水平、胰岛β细胞凋亡率降低( P均<0.05)，胰腺p-PI3K/PI3K和p-Akt/Akt蛋白比值升高。 结论:HDAC抑制剂CG200745对糖尿病幼鼠胰岛β细胞具有保护作用。

组织工程技术为气管重建外科提供了有效治疗手段，而如何实现移植气管的上皮细胞再生、软骨细胞再生以及血管新生是维持气道功能、保障气管移植物长期存活的关键所在。生长因子是一类通过对细胞的增殖、迁移、分化提供生物化学诱导从而指导细胞发展的信号分子，在组织工程气管再生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何设计一种能够为生长因子提供最佳活性、稳定性和可调节性的呈递系统尤为重要。本研究旨在综述应用于组织工程气管领域的生长因子的类型、特征、功能以及生长因子在组织工程气管体内原位移植中应用价值，以促进组织工程气管原位移植早日实现临床转化。

各种原因导致的关节软骨（articular cartilage, AC）损伤的治疗至今仍是临床一大难题；而软骨组织工程技术的出现为AC损伤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软骨组织工程技术可分为两类，即基于细胞的组织工程技术和无细胞的组织工程技术。虽然基于细胞的组织工程技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修复软骨损伤，但仍然具有细胞来源受限、成本高、疾病传播风险和操作程序复杂等缺陷；而无细胞的组织工程技术避免了这些缺点，为原位AC再生带来了希望。无细胞的组织工程技术主要是通过募集内源性干细胞/祖细胞（stem cells/progenitor cells, SCPCs）到达软骨损伤部位，并提供合适的再生微环境促进细胞的增殖和成软骨分化，进一步促进新生软骨组织成熟，因此也被称为细胞归巢的原位组织工程技术。成功地募集内源性SCPCs是原位软骨组织工程中的第一步。选择合适的趋化剂来实现内源性SCPCs的募集尤为重要。因此，通过简要介绍软骨损伤后趋化反应，系统综述传统趋化剂（如趋化因子、生长因子等）和新兴趋化剂（如功能性多肽、外泌体和核酸适配体等），评估趋化剂与递送装置之间的结合方式，讨论趋化剂介导的原位组织工程技术的前景与挑战，为基于内源性SCPCs归巢的原位组织工程技术的设计提供理论基础。

目的:探讨儿童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后淋巴组织增殖性疾病(PTLD)中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及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的表达及临床病理特征，明确PD-1/PD-L1抑制剂的检查点抑制是否可以作为一种治疗选择。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0日深圳市儿童医院13例病理确诊的allo-HSCT后PTLD的临床资料，采用免疫组织化学MaxVision?法染色、EB病毒(EBV)原位杂交及淋巴瘤基因重排检测，分析PD-1及PD-L1的表达与PTLD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结果:肿瘤细胞PD-1表达与患儿性别、年龄、基础疾病、组织学类型、移植方式及EBV原位杂交表达无关(均 P>0.05)。而PD-L1的表达与组织学类型有关( P<0.05)，其中PD-L1阳性率重型β-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90.0%，9/10例)高于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66.7%，2/3例)，单形性PTLD(100.0%，2/2例)高于多形性PTLD(83.3%，5/6例)，EBV阳性PTLD(90.9%，10/11例)高于EBV阴性PTLD(50.0%，1/2例)。13例PTLD中PD-1及PD-L1在肿瘤细胞中的阳性率分别为46.2%(6/13例)和61.5%(8/13例)，在微环境细胞中的阳性率分别为92.3%(12/13例)和76.9%(10/13例)，EBV阳性率为84.6%(11/13例)。 结论:PD-L1在单形性PTLD的肿瘤细胞中有更高的阳性率；且在标准免疫治疗和化疗无效的情况下，可对所有类型的PTLD进行PD-1和PD-L1的常规染色。

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使用干细胞作为种子细胞，干细胞三维培养和生物反应器的使用能够扩大干细胞培养规模，提高培养效率，联合应用各种细胞因子、共培养、生物材料、基因传递等手段能更好模拟体内微环境，促使组织定向分化。此外，原位组织再生技术能实现体内组织工程化，进行组织修复与再生。本文介绍了干细胞组织工程化各方面的研究进展，并深入讨论了其目前所面临问题及挑战。

目的:通过观察脑细胞程序性坏死和脑组织中90个细胞因子水平的变化，探讨心搏骤停心肺复苏（CPR）后大鼠脑损伤的分子机制。方法:按随机数字表法将SD大鼠分为假手术组（Sham组， n＝10）和心搏骤停组（ n＝10）。采用窒息法诱导大鼠心搏骤停，并于心搏骤停6 min后开始CPR；Sham组仅常规行气管插管等，未诱导心搏骤停。CPR后3 d对大鼠进行神经功能缺损评分（NDS）后取血并处死大鼠，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清S100B水平，用免疫荧光法检测脑组织程序性坏死细胞，用蛋白芯片检测脑组织90个细胞因子表达水平，以两组蛋白的相对比值≥1.5或≤0.5且 P<0.05为差异表达蛋白。 结果:心搏骤停组有8只大鼠成功复苏，死亡2只，为使样本量匹配，Sham组随机选择8只进行实验。与Sham组比较，心搏骤停组大鼠NDS评分明显降低〔分：63.0（62.5，64.3）比80.0（80.0，80.0）， P<0.01〕，血清S100B水平明显升高（ng/L：47.96±10.16比16.56±5.60， P<0.01）。心搏骤停后脑皮质和海马区程序性坏死细胞较Sham组多见 〔原位末端缺刻标记法（TUNEL）阳性且天冬氨酸特异性半胱氨酸蛋白酶3（caspase-3）阴性的细胞比例：脑皮质为（15.70±0.32）%比（8.00±0.28）%，海马区为（20.80±1.35）%比（9.00±4.00）%，均 P<0.05〕。蛋白芯片检测显示，与Sham组比较，心搏骤停组脑组织炎性相关细胞因子细胞因子诱导中性粒细胞趋化因子（CINC-2α/β、CINC-3）、γ-干扰素（IFN-γ）和信号蛋白C -端Src激酶（CSK）表达水平明显升高（心搏骤停组与Sham组蛋白表达比值：CINC-2 α/β为2.503±0.428， P＝0.024；CINC-3为2.369±0.142， P＝0.005；IFN-γ为3.149±1.362， P＝0.044；CSK为1.887±0.105， P＝0.001），神经保护因子睫状神经营养因子（CNTF）、胶质细胞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受体（GFRα-1、GFRα-2）、生长激素（GH）、生长激素受体（GHR）、粒-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以及抗炎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 10（IL-10）表达水平明显降低 （心搏骤停组与Sham组蛋白表达比值：CNTF为0.341±0.137， P＝0.036；GFRα-1为0.461±0.164， P＝0.044；GFRα-2为0.447±0.017， P＝0.033；GH为0.450±0.136， P＝0.024；GHR为0.508±0.128， P＝0.022；GM-CSF为0.446±0.130， P＝0.035；IL-10为0.502±0.211， P＝0.017）。 结论:程序性坏死参与心搏骤停CPR后大鼠脑损伤，脑损伤分子机制可能与炎症反应、神经再生障碍和神经细胞存活受损有关。

由于良好的机械性能和生物相容性，组织工程支架已经成为修复和再生关节软骨缺损的重要方法。随着组织工程技术的不断发展，过去十年已经开发和测试了许多支架的制备和形成方法，但是理想再生支架的制备一直存在争议。关节软骨作为人体关节内的承重组织，其基质结构和细胞组成呈带状，并且从软骨表层至软骨下骨存在着几个平滑的自然梯度，包括细胞表型和数量、特异性的生长因子、基质的组成、纤维的排列、力学性能、营养和氧气的消耗量等均有较为明显的不同。因此，在再生支架的设计中有必要通过重现这些梯度来原位再生关节软骨。最近的文献报道已经有许多新型的梯度仿生支架用于模拟天然关节软骨的自然梯度，这些支架在结构上呈现出不同的机械、物理、化学或者生物梯度，并且取得了不错的修复效果。通过检索关于梯度支架治疗关节软骨缺损的相关文献，首先对天然关节软骨组织的结构、生物化学、生物力学、营养代谢等梯度特性进行研究和总结，然后对目前关节软骨梯度支架的最新设计和构建进行了归类，其次从材料构成（如水凝胶、纳米材料等）以及制备工艺（如静电纺丝、3D打印等）进一步加深对梯度支架的认识，最后讨论了梯度仿生支架在软骨原位组织工程技术中的前景和挑战，为梯度支架成功用于临床转化提供理论基础。

目前骨软骨修复再生技术存在诸多不足，组织工程方案仍难以维持持久有效的修复效果。三维生物打印技术的兴起与发展为骨软骨组织重建提供了一种强大的技术手段，生物活性材料的可控沉积使得精准重建骨软骨的异质性生物微结构成为可能。本文对骨软骨三维生物打印领域的最新进展进行总结，介绍包括基于支架的生物打印、基于细胞团簇的生物打印和原位生物打印。同时，对骨软骨三维生物打印涉及的主要问题进行梳理，提出目前的解决方案及探讨研究的前沿和趋势，以期提高口腔医师对骨软骨组织三维生物打印的认识。

目的:测量不同肝纤维化程度慢性肝病患者的肝脏整体与分叶体积，并观察患者肝脏微血管、肝细胞消亡与再生等病理改变，以期了解肝纤维化时肝脏宏观体积变化及其与肝组织微观病理的联系。方法:收集同时进行肝活检组织和腹部磁共振成像检查的慢性乙型肝炎、酒精性脂肪肝、自身免疫性肝病、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药物性肝病的慢性肝病患者53例。采用Masson染色并根据Ishak肝纤维化分期，将患者分为肝纤维化早期（F1～2）、中期（F3～4）和晚期（F5～6）。应用ITK-SNAP软件测量肝脏和脾脏体积。通过CD31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反映肝内血管生成，Ki67与肝细胞核因子4α多重荧光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反映肝细胞再生，谷氨酰胺合成酶（GS）染色判断肝实质细胞消亡，原位末端标记法观察肝细胞凋亡。Spearman相关性分析肝体积变化与肝组织病理变化之间的关系。结果:随着肝纤维化进展，总肝体积和右肝叶体积逐渐降低（ P < 0.05），脾脏体积逐渐升高（ P < 0.05），CD31、GS的表达逐渐增加（ P < 0.05），Ki67的表达先升高后下降（ P < 0.05）。CD31阳性率与右肝叶体积（ r ＝-0.609, P < 0.001）和总肝体积（ r = ﹣0.363, P = 0.017）呈负相关。Ki67阳性率与右肝叶体积呈正相关（ r = 0.423, P = 0.018），凋亡细胞的阳性率与总肝体积呈显著负相关（ r = -0.860, P < 0.001）。GS阳性率与右肝叶体积呈负相关( r = ﹣0.440, P = 0.002)，肝细胞消亡数量与右肝叶体积呈负相关（ r = ﹣0.476， P = 0.013）。CD31阳性染色面积与Ki67阳性染色面积呈负相关（ r = ﹣0.511, P = 0.009）。 结论:随肝纤维化进展，患者总肝体积与右肝叶体积缩小，主要与肝组织中肝细胞减少与微血管紊乱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