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苏州地区儿童呼吸道铜绿假单胞菌(PA)感染流行病学特点及药敏变迁情况，以期对本地区临床合理使用抗生素提供指导建议。方法:收集2008年1月至2017年12月21 176例因呼吸道感染入住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呼吸科患儿鼻咽分泌物标本的细菌培养结果，根据年龄、季节、基础疾病情况及本次入院期间有无重症监护室(ICU)入住史进行分组，监测PA感染流行特点并动态观察PA药敏变迁情况。结果:21 176份呼吸道感染患儿的鼻咽分泌物标本中，191份培养出PA，阳性检出率为0.90%(191/21 176份)。年检出率不同，以2009年最高[2.24%(50/2 234份)]，2014年最低[0.41%(9/2 207份)]；PA检出率以>6个月～1岁组检出率最高[1.52%(53/3 497份)]，>5岁组最低[0.57%(11/1 934份)]。春、夏、秋、冬各季节PA检出率依次为1.11%(60/5 420份)、1.21%(61/5 046份)、0.81%(46/5 670份)、0.48%(24/5 040份)，夏季最高，冬季最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8.611， P<0.001)。21 176例患儿中有基础疾病者占18.89%(4 000/21 176例)，有基础疾病组PA检出率为1.28%(51/4 000份)，高于无基础疾病组[0.82%(140/17 176份)]；ICU组PA检出率为4.41%(15/340份)，高于普通组[0.84%(176/20 836份)]，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7.678、47.623，均 P<0.05)。未检出对氨苄西林、氨苄西林舒巴坦、复方磺胺甲 唑敏感菌株；2010年至2017年未检出对头孢曲松敏感菌株；对亚胺培南药敏试验敏感率在2012年至2015年较低，最低为2014年(仅66.7%)；对氨曲南药敏试验敏感率各年间波动明显；对哌拉西林、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庆大霉素、妥布霉素均高度敏感。 结论:PA感染易发生在有基础疾病、病情相对较重的小年龄儿童，夏季为高发季节，PA对常用抗生素耐药性普遍较高。

目的:探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疫情对医学生职业选择的影响及潜在影响因素。方法:本研究于2020年3月1—25日对19名医学生进行了半结构化电话访谈，使用扎根理论和主题分析的原理对数据进行编码和主题分析，确定影响因素。结果:19名受访者中女性10名，年龄19~26岁；10名为临床阶段，9名为预科阶段；3名受访者的家庭成员中有医务人员。主题分析确定了新冠肺炎疫情下影响医学生职业前景可变性的6个主要类别，即6个主题：学生个人特征；职业特征；系统因素；新冠肺炎疫情事件；医生的压力源和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受访者接触到较多的负面影响，但只有1名改变了职业选择，而对于将来是否选择如呼吸科、感染科或重症监护室等专科，意见不一。受访者大多表示由于公众对医生的期待及态度，导致其产生较大的职业压力。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提到因职业暴露的高风险和不良医患关系产生不安全感，希望医疗政策和体系能有所改进。大多数受访者重视公众的支持，从支持中获得了职业成就感。结论:新冠肺炎疫情对医学生职业选择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双向的，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职业观。

目的:旨在研究儿童百日咳临床特征、发生重症百日咳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0年3月入住湖南省儿童医院重症监护病房、呼吸科、急诊综合科确诊百日咳患儿的临床资料及实验室检查结果。按年龄大小分为年龄≤3个月组58例、年龄>3个月组64例，按痰培养结果分为痰培养阴性组63例、痰培养阳性组59例，按是否完成百白破疫苗接种分为完成疫苗接种组19例、未完成疫苗接种组103例，按病情严重程度分为重症百日咳组28例与非重症百日咳组94例，比较两组的临床特点，同时对发生重症百日咳的危险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年龄≤3个月组住院天数及气促、呼吸暂停、咳嗽后紫绀、心率下降、细菌感染的发生率均高于年龄>3个月组( P<0.05)。痰培养阳性组呼吸衰竭发生率、心力衰竭发生率均高于痰培养阴性组( P<0.05)。重症百日咳组住院天数、住院费用、发热发生率、喘息发生率、峰值白细胞计数、峰值淋巴细胞计数、细菌感染发生率等13项指标均高于非重症百日咳组( P<0.05)。4例进行换血治疗，其中1例死亡。发热、喘息、咳嗽后紫绀、白细胞计数>20×10 9/L是重症百日咳发生的危险因素。白细胞计数为20×10 9/L、淋巴细胞计数为14×10 9/L预测重症百日咳灵敏度、特异度最高，分别为0.71、0.78和0.54，0.79。 结论:百日咳患儿年龄越小，越容易出现气促、呼吸暂停、紫绀、心率下降等表现，住院时间越长。合并细菌感染会加重百日咳病情。发热、喘息、咳嗽后紫绀、白细胞计数>20×10 9/L的百日咳患儿更易发展为重症百日咳。白细胞计数>20×10 9/L、淋巴细胞计数>14×10 9/L时诊断重症百日咳的灵敏度和特异度高。

目的:世界卫生组织(WHO)基本药物目录中抗菌药物分为3类：可广泛使用类(Access)、谨慎使用类(Watch)、保留类(Reserve)，本研究分析中国儿童及新生儿抗菌药物处方在WHO药物分类的分布情况。方法: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在2016年2月至2017年2月共调查4次，在每个调查区间内任选一天作为调查日，将所有住院患者中使用抗菌药物患者的信息通过基于网络的数据收集系统进行填报(https：//pidrg-database.sgul.ac.uk/redcap/)。共覆盖9个省的18家医院参与本调查。调查科室包括感染科、呼吸科、儿科重症监护病房、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新生儿科等。结果:共来自18家中心的3 680张抗菌药物处方纳入研究，用于儿童的抗菌药物处方数2 675(72.69%)，新生儿的抗菌药物处方数为1 005(27.31%)。总的抗菌药物处方中，其中可广泛使用类667(18.13%)，谨慎使用类2 629(71.44%)，保留使用类115(3.13%)，未分类269(7.31%)。用于下呼吸道感染的2 044张处方中，其中可广泛使用类315(15.41%)，谨慎使用类1 539(75.29%)，保留使用类44(2.15%)，未分类146(7.14%)。各中心的可广泛使用类抗菌药物所占比例为0～60.00%，谨慎使用类为17.78%～100.00%，保留使用类为0～22.22%，未分类波动范围为0～38.55%。结论:中国新生儿及儿童所应用的抗菌药物及用于下呼吸道感染的抗菌药物中谨慎使用类所占比例较高。各中心抗菌药物的可广泛使用类、谨慎使用类、保留使用类所占比例差别较大。

目的:探讨床边诊断性支气管镜检查对重症鹦鹉热衣原体肺炎早期病原体的快速评估，旨在宏基因组二代测序（mNGS）检测结果出来前开始有效的抗感染治疗。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0月至2021年6月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疆阿克苏地区第一人民医院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医院成功救治的３例重症鹦鹉热衣原体肺炎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床边诊断性支气管镜检查对病原体的快速评估结果以及开始抗感染的抗菌药物使用情况。结果:3例患者均为男性，年龄分别为63、45和58岁；发病前均有明确的鸟类接触史；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干咳、气短及呼吸困难，其中1例伴嗜睡、腹痛。实验室检查结果显示，入院后及入重症监护病房（ICU）时，2例患者外周血白细胞计数（WBC）偏高〔（10.2~11.9）×10 9/L〕，3例患者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均升高（85.2%~94.6%），淋巴细胞百分比均降低（3.2%~7.7%）。3例患者入院后降钙素原（PCT）升高，至入ICU时仍升高（0.3~4.8 ng/L）；C-反应蛋白（CRP）均升高（58.0~162.0 mg/L），红细胞沉降率（ESR）均升高（36.0~90.0 mm/1 h）。入院后血清丙氨酸转氨酶（ALT）升高2例（136.7 U/L、220.5 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升高2例（249.6 U/L、164.2 U/L）；入ICU时3例患者ALT（162.2~267.9 U/L）、AST（189.8~223.2 U/L）均升高。3例患者入院后、入ICU时血肌酐（SCr）均正常。3例患者胸部CT表现为急性间质性肺炎、支气管肺炎以及肺实变，以1个肺叶为主的多肺叶受累，其中2例伴少量胸腔积液，1例伴较多规则的小气囊。3例患者入ICU时氧合指数（PaO 2/FiO 2）分别为100.0、57.5和105.4 mmHg（1 mmHg≈0.133 kPa），符合中重度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均接受气管插管机械通气。3例患者床边支气管镜下均可见黏膜明显充血、水肿，无脓性分泌物，有1例黏膜出血。3例患者床边诊断性支气管镜检查病原体评估结果可能为非典型病原体感染，分别快速给予莫西沙星、希舒美和多西环素静脉注射，同时联合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静脉注射。3 d后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的mNGS结果提示只有鹦鹉热衣原体感染，此时病情明显改善，PaO 2/FiO 2明显升高，故抗菌药物治疗方案不变，mNGS仅起到验证初始诊断的作用。2例患者分别于入ICU 7 d、12 d拔管，1例因发生院内感染于入ICU 16 d拔管。3例患者均在病情平稳后转入呼吸科病房。 结论:以临床特点为基础的床边诊断性支气管镜检查，不仅有助于重症鹦鹉热衣原体肺炎早期病原体的快速评估，并且在mNGS检测结果回报之前开始有效的抗感染治疗，还可弥补mNGS检测结果滞后性及不确定性等缺陷。

目的:采用世界卫生组织(WHO) AWaRe分类[可广泛使用类(Access)、谨慎使用类(Watch)、保留类(Reserve)、未推荐类(Not-recommended)]方法及经典的解剖学/治疗学/化学分类系统(ATC)分析2019年中国多中心儿童及新生儿抗菌药物应用监测网调查的中国儿童抗菌药物种类分布情况。方法: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在2019年9月至12月进行一次儿童抗菌药物应用的多中心横断面调查，在调查期限内选一天作为调查日，将所有住院患儿中使用抗菌药物者的信息通过基于网络的数据收集系统进行填报(https：//garpec-31.mobilemd.cn/login.aspx？relogin＝true)。共覆盖10个省市的13家医院。调查科室包括感染科、呼吸科、普外科、儿科重症监护病房、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新生儿科。根据AWaRe及ATC抗菌药物分类目录对临床应用的抗菌药物进行归类，描述儿童及新生儿抗菌药物应用种类的AWaRe及ATC分布。结果:共来自13家中心的2 644张抗菌药物处方纳入研究，用于儿童的抗菌药物处方数2 134张(80.71%)，新生儿抗菌药物处方数为510张(19.29%)。总的抗菌药物处方中，可广泛使用类368张(13.92%)，谨慎使用类1 973张(74.62%)，保留使用类60张(2.27%)和未推荐类243张(9.19%)。排名前五的抗菌药物种类为第三代头孢菌素类1 056个(39.94%)、大环内酯类492个(18.61%)、碳青霉烯类275个(10.40%)、青霉素含酶抑制剂类246个(9.30%)和第二代头孢菌素类136个(5.14%)。各中心的抗菌药物所占比例：可广泛使用类为0~30.00%，谨慎使用类为36.67%~97.20%，保留使用类为0~17.02%，未推荐类0~33.33%。用于儿童及新生儿肺炎的1 360张处方中，其中可广泛使用类152张(11.18%)，谨慎使用类1 051张(77.28%)，保留使用类37张(2.72%)，未推荐类120张(8.82%)。用于儿童肺炎的抗菌药物种类为第三代头孢菌素类522个(38.38%)、大环内酯类388个(28.53%)、青霉素含酶抑制剂141个(10.37%)、碳青霉烯类117个(8.6%)和青霉素类49个(3.60%)。结论:中国儿童及新生儿所应用的抗菌药物和用于儿童及新生儿肺炎的抗菌药物中以谨慎使用类、第三代头孢菌素、大环内酯类等广谱抗菌药物及易促进耐药的抗菌药物种类为主，存在广谱抗菌药物应用过度的可能。

目的:了解我国呼吸学科肺隐球菌病的诊疗现状，完善对HIV阴性肺隐球菌病临床特征的认识。方法:采用前瞻性、多中心、开放性队列研究设计，通过涂片培养、抗原检测及组织病理学检查等病原学诊断方法，在22家参研单位呼吸科普通病房和呼吸重症监护室筛检肺隐球菌病，连续纳入研究期间收治的所有HIV阴性肺隐球菌病病例，采集并分析主要临床资料。结果:共入选肺隐球菌病患者457例，其中播散性感染占3.28%（15/457），病死率0.88%（4/457），主要的诊断依据为组织标本病理检查的阳性结果（74.40%，340/457）和隐球菌抗原检测的阳性结果（37.64%，172/457）。肺隐球菌病占同时期呼吸科住院患者总人数的2.04‰（457/223 748），华南地区、华东地区该比例最高；70.24%（321/457）的患者不合并任何基础疾病，87.75%（401/457）的患者无已知免疫缺陷；咳嗽、咳痰为最常见的临床症状，25.16%（115/457）的患者无任何临床症状和体征。在影像表现方面，肺内多发病变多于孤立病变，胸膜下病变多于肺门周围或内中带病变，形态上则以直径1~5 cm的中等大小结节和直径3 mm~1 cm的小结节最为常见。血清隐球菌抗原的敏感率为71.99%（203/282）， 抗原阳性患者在基础免疫状态、临床症状、影像学表现以及感染类型等方面均有别于抗原阴性患者。免疫缺陷患者在临床症状和体征、感染相关炎症指标水平、影像学特点、血清隐球菌抗原阳性率以及预后等方面有别于非免疫缺陷患者。结论:我国HIV阴性肺隐球菌病多数无合并基础疾病或免疫缺陷，总体预后良好，但临床类型多样，临床表现和影像表现复杂多变，早期诊断难度较大。

目的:分析天津地区儿童感染呼吸道病原菌组成及其流行病学特点。方法:回顾性病例分析，以2018年6月至2019年5月天津市儿童医院呼吸科、重症监护科及特需病房2 392例住院患儿为研究对象，采用环介导等温扩增技术检测深部痰液、支气管肺泡灌洗液标本中的13种病原菌，观察不同性别、年龄、季节变化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病原菌感染分布，按标本类型分为肺泡灌洗液组和深部痰液组。按患儿感染情况分为单一感染组和混合感染组（2种及以上病原菌感染）。对感染患儿实验室数据和临床特征进行分析，组间比较分别采用 t检验或χ2检验。 结果:2 392例患儿中男1 407例、女985例，男、女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72.5%（1 020/1 407）比74.2%（731/985），χ 2=0.87， P=0.35］。共检出1 751株12种阳性呼吸道病原菌，检出率为73.2%。其中913株（38.2%）肺炎支原体、514株（21.5%）肺炎链球菌、381株（15.9%）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279株（11.7%）流感嗜血杆菌，未检出嗜肺军团菌。所有病原菌感染的四季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83.67， P<0.01）。肺泡灌洗液组阳性检出率高于深部痰液组［81.6%（614/752）比69.3%（1 137/1 640），χ 2=39.89， P<0.01］。不同病原菌感染的患儿住院时长、感染的发热时长、除乳酸脱氢酶外的其他实验室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不同病原菌感染患儿患肺炎、支气管肺炎、哮喘、类百日咳综合征、鼻炎或鼻窦炎及其他上呼吸道感染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228.69、103.56、3.96、27.38、24.50、41.66，均 P<0.05）。肺炎支原体患儿出现肺不张（63例，7.7%）、胸膜炎（260例，31.9%）和胸腔积液（120例，14.7%）等影像学改变较多。嗜麦芽窄食单胞菌患儿最容易累及心脏系统（2/9），大肠埃希菌感染患儿出现血液（3/19），泌尿（2/19），消化（4/19）和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脓毒症（1/19）并发症的发生概率较高。 结论:天津地区儿童感染呼吸道病原菌以肺炎支原体、肺炎链球菌、耐甲氧西林葡萄球菌和流感嗜血杆菌为主。建议临床医师在关注患儿呼吸道症状外，也需关注病原菌感染后引起的并发症，从而阻止病情恶化，改善预后。

目的:观察呼吸科危重患者院内转运情况，实施分级转运模式，探讨其对不良事件等方面影响。方法:借助数字表法将2018年1～12月该院呼吸科重症接受院内转运患者88例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行常规转运，研究组实施分级转运，比较两组院内转运时间、不良事件率及接收科室满意度。结果:研究组转入CT科室(13.0±2.5)min、重症监护病房(20.1±3.2)min、介入科室(12.5±2.8)min、手术科室(10.0±2.1)min、普通病房(18.7±3.5)min时间均短于对照组转入CT科室(16.9±2.8)min、重症监护病房(28.9±4.3)min、介入科室(16.1±3.0)min、手术科室(15.1±3.5)min、普通病房(23.6±4.2)min时间( P<0.05)；研究组不良事件发生率(2.3%)低于对照组不良事件发生率(38.6%)( P<0.05)；研究组满意度93.2%高于对照组满意度61.4%( P<0.05)。 结论:呼吸科危重患者院内转运时实施分级转运模式，可有效缩短转运时间，减低不良事件率，提高接收科室满意度，该模式在临床中具有较高应用价值。

目的:分析远端深静脉血栓形成（DDVT）住院患者的临床特点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1 193例嘉兴市第二医院以非DDVT入院、于2021年1月1日至6月30日出院、在家待住院（预住院）或住院期间经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技术检查（超声检查）诊断为DDVT患者临床资料。静脉血栓栓塞症（VTE）风险评估手术患者采用Caprini评估表、非手术患者采用Padua评估表。结果:同期行血管超声检查患者共16 400例，其中男性8 827例、女性7 573例，年龄14~101（63.8±14.2）岁；超声检查诊断为近端深静脉血栓形成（DVT）124例；15 083例为非DDVT；1 193例DDVT，其中73例于预住院期间诊断。VTE风险评估中、高危者的DDVT检出率为12.8%（982/7 644），高于低危者的2.4%（211/8 75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659.10， P<0.001）。VTE风险评估中、高危者行超声检查>100例的专科中，急诊重症监护室和重症监护室患者DDVT检出率最高［34.3%（68/198）］，其次为康复科［25.7%（45/175）］、神经内科［19.9%（37/186）］、神经外科［19.4%（83/428）］、呼吸科患者［19.0%（56/295）］和骨科患者［15.4%（378/2 451）］。VTE风险评估低危和中、高危者的DDVT检出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14~40岁患者中VTE风险评估低危和中、高危者的DDVT检出率分别为0.5%（4/770）和3.0%（11/362）（χ2 =10.10， P<0.001），≥75岁者检出率分别为5.2%（85/1 624）和18.0%（389/2 158）（χ2 =138.32， P<0.001）。与非DDVT患者相比，DDVT患者年龄较大［（71.0±12.1）比（63.2±14.2）岁， t=21.14， P<0.001］，D-二聚体水平异常率较高［71.4%（813/1 138）比25.4%（3 492/13 770），χ2 =1 086.80， P<0.001］，住院时间较长［11.0（8.0，19.0）比6.0（4.0，10.0）d， Z=-26.67， P<0.001］。8 792例非手术患者DDVT主要影响因素为年龄、制动、卧床>72 h和急性感染等，7 484例手术患者DDVT主要影响因素是年龄、髋和骨盆或下肢骨折、卧床>72 h和体重指数>25（kg/m 2）。 结论:住院患者有较高的DDVT检出率，尤其是重症医学科、康复科等专科患者和≥75岁VTE风险评估中、高风险者。高龄、骨折或制动、长期卧床是其发生的主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