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相关国际制度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粮食安全、公共健康、知识产权以及国际贸易等诸多领域.迄今,《名古屋议定书》、《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和《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其他利益的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是这一领域最富成效的国际制度范式,且相互具有可协调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相关领域的谈判虽然已经形成了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表达3份案文,但各方在术语使用、保护客体、保护范围等关键问题上分歧严重,致使谈判举步维艰.世界贸易组织一直在讨论《与贸易有关知识产权协定》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相互关系,发展中国家呼吁多年的来源披露等相关要求遭到发达国家抵制.近年来,虽然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支持了多起援引“环境保护例外”条款起诉的案例,但遗传资源提供国可以从中汲取的可操作经验有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相关多边机制与《名古屋议定书》之间存在显见的法理冲突,制度上的变革与协调遥遥无期.相比之下,区域贸易协定的双边模式更具现实操作空间,可以纳入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规则,给予缔约方国内立法更大的灵活性和自由度,因而为协调这种冲突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但我们也应当注意到部分自由贸易协定的获取与惠益分享规则对“私法合同模式”的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名古屋议定书》实施效力的不确定性.

数个国际多边协定、政府间组织和机构都涉及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关于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名古屋议定书》(NP)、《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ITPGRFA)、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世贸组织下的《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WTO/TRIPS)以及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等.然而,各个国际文书所界定的传统知识内涵和外延却有所区别和侧重.中国是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多民族大国,各族人民在数千年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创造了丰富的与保护和持续利用生物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实践做法.作为多个相关国际公约或协定的缔约方,中国应厘清各相关国际公约或协定中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内涵、保护目标及国际义务,加强国家在履行相关国际公约或协定过程中的协同增效,从而在相关传统知识的国际谈判中统一立场,维护国家及地方社区利益.本文系统梳理了各相关国际多边协定、组织和机构对于传统知识的界定,以及国际多边体系在保护遗传资源相关传统知识方面的工作,根据中国遗传资源相关传统知识的现状和已有的措施,结合当前履行国际多边协定的大背景,提出了促进中国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保护的5项具体建议,包括:(1)采取立法、行政和政策措施;(2)加强相关研究,强化技术支撑;(3)加强传统知识保护的能力建设;(4)在国内履约过程中,强化传统知识相关工作的协调;(5)在国际层面上加强中国传统知识的宣传力度.

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重要领域.本文梳理了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议题的发展脉络,分析了保护形势的变化,认为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无论是在工作领域还是在战略目标方面都取得了较大发展.工作领域方面,从最初仅关注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现状,逐渐拓展到识别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威胁因素,以及探讨解决这些威胁因素的工具和方法上.战略目标方面,从保护10％的海洋目标提升到至少保护30％的海洋区域.特别是将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这一热点问题也纳入到议题的讨论范畴.结合科学研究文献和国际进程评估报告对相关议题进展进行了评估,认为在工作领域上,目前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议题更侧重减少海洋生物多样性威胁,在工具和方法上较为欠缺.在战略目标上,不仅要实现30％的数量目标,还需要考虑科学地保护规划和利用.在处理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问题上,需要明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作用.通过对议题的梳理和评估,识别出目前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1)各国政府及利益攸关方政治意愿和行动力不强;(2)全球海洋受保护区域面积不足,保护成效较低;(3)资金来源不够;(4)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合作不足.基于此,建议未来在开展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时考虑加强海洋保护政策的制定;增加海洋保护区面积,提高保护成效;强化资源调动和能力建设;并加强与其他国际组织、多边协定之间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