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持续丧失已成为全球最严重的环境挑战之一,未来7年对遏制和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至关重要.《生物多样性公约》机制下《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的达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带来了新的希望,为遏制和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提供了解决途径.作为《昆蒙框架》的核心目标,"3030"目标在国际社会广泛行动和大量科学成果的支持下应运而生.本文从全球发展趋势和国际政策推动两个层面梳理了"3030"目标的由来和发展进程,分析了其数字目标、空间范围、有效性和包容性管理等关键要素,保护地的全球目标从10％逐渐增加到30％,尽管仍未满足科学界的期望,但促进了全球保护地网络的发展.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OECM)、提高保护地质量、利益攸关方参与等,均可大幅增加对陆地和海洋的保护.结合已有国际进程和科研成果,探索分析了"3030"目标的实现路径,包括强有力的国际政策引导、坚定有效的资金保障、深入严谨的科学研究基础、负责任的国家行动以及广泛包容的参与和协作.距离目标完成时限已不足7年,我们识别了实现目标尚存的诸多问题和阻碍,并提出建议,包括更加注重提升保护地质量;克服保护地调查数据的空缺和有限的监测手段;提高对海洋保护地的认识,突破局限;探索包容性管理模式,以及全球目标在国家尺度的规划和统筹等."3030"目标不仅是一项政治驱动的目标,其研究、磋商和实现过程,体现了科学、传统知识与国际政策体系相结合的新视角,反映了不断推陈出新的科学见解、社会价值观和全球挑战,促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阶段性变化,有助于对保护地网络和其他保护空间的重新认识.

中国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近年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在国际上引领达成《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但国内生物多样性法制建设却略显滞后.国家从生物多样性的资源属性和经济价值出发,以保护为主要目的,兼顾资源合理利用,发布实施《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种子法》等基本涵盖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性的法律法规,初步建立生物多样性法制体系.但现行生物多样性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理念滞后,立法系统性不强,关键制度组成不健全,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需求极不相称.当前,国家已经启动生态环境法典立法工作,应当以此为契机,采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制订全面、完整覆盖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性三个层次并且能够保障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利用和惠益分享三个目标的新时期生物多样性制度体系,建立健全立法结构科学合理、制度组成完整、系统的生物多样性法制体系,保障我国持续引领生物多样性国际治理.

中国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受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来保护生物多样性,仅依靠国内资金开展生物多样性工作将对国家造成一定经济负担.依托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GEF)管理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简称"框架基金"),将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资金支持.本文梳理了全球环境基金管理政策和项目审批流程,比较分析了框架基金与全球环境基金的异同,并结合以往中国全球环境基金生物多样性领域资金使用情况,从3个层面提出了具体建议.在国际层面,提出延长框架基金运行期限、加强框架基金与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协同,在政府层面,提出加强指导与宣传、研究确定国内支持领域,在项目申报策略层面,提出研判项目申报方向和额度、加强与重要利益相关方沟通,以期为利益相关方开展管理和申报工作提供参考.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通过《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是全世界应对生物多样性危机的又一次集体行动,也开启了中国主导全球环境治理之先河.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创新实践,在建设过程中,应该将《昆蒙框架》的目标作为其重要内容.本文对照《昆蒙框架》的长期目标和2030年具体目标,提出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中可以研究回答的26个问题和27项保护行动,并提出植物物种大普查、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遗传多样性调查、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植物零灭绝保护实践、生态修复计划、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研究、保护与可持续教育、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合作等7项优先行动.通过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提高我国执行《昆蒙框架》的能力与水平,也是检验植物园体制创新成效最为直接的试金石,其成功实践也将为全球其他生物多样性大国提供样板和借鉴.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启动北京、广州等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为高质量推进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科学院编制了《国家植物园体系布局方案》.综合考虑国家重大战略、主要气候类型与典型植被区划特点、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等因素,根据现有植物园的分布情况、工作基础,依据国家代表性、科学系统性、社会公益性等准入条件,在已设立2个国家植物园的基础上,遴选了 14个国家植物园候选园纳入空间布局,构建布局合理、功能互补的国家植物园体系,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原则,稳步推进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本文简要介绍了《国家植物园体系布局方案》编制背景、程序、思路和重点考虑,展望未来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将有效发挥国家植物园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重要作用,为实施《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供中国方案.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的落实是新阶段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重中之重.本文基于相关文献资料查阅,引入协同治理模型(Starting conditions-Facilitative leadership-Institutional design-Collaborative process,SFIC模型),旨在以一种整体性、系统性思路考察《昆蒙框架》落实面临的挑战,并分析总结应对策略,以期为《昆蒙框架》落实提供一定参考.首先,根据《昆蒙框架》落实对全球协同的客观需要,以及现有研究整体性分析思路缺乏的情况,引出本文使用的SFIC模型并说明适用性.然后,根据SFIC模型运行的要素,结合现实情况,分析了《昆蒙框架》落实面临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治理基础、合作关系、参与动机、信息沟通、信任建立、资金筹措、后续协商、制度设计、主体领导等方面的挑战.最后依照SFIC模型,从推动资源调动和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促进三方援助合作、加强信息沟通共享、强化信任建设、发掘资金潜力、推进协商谈判、寻求制度约束性与激励性的平衡点、提高制度公正合理性、加强联合国责任机构领导力、发挥大国示范担当作用等方面提出了应对策略.

在中国作为主席国的引领下,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以下简称COP15)第二阶段会议通过了 62 项决定,特别是达成了以变革理论为基础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擘画了新的蓝图.该文就《昆蒙框架》的三个核心目标——保护地"3030 目标"、资源调动、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进行解读,对保障《昆蒙框架》落地的相关决议进行简要介绍,并就我国未来的保护行动提出了相关建议:(1)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2)进一步制定详细的保护计划,明确保护区域的范围、目的和管理措施,并落实实施计划的责任部门和具体措施;(3)根据框架目标的监测要求,制定可操作的指标体系和监测计划;(4)继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识和教育,提高公众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促进全社会的可持续生产和可持续消费;(5)大力推进国际合作,在更大尺度上探索和促进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寻找对自然产生正面、积极效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路径.

生物多样性丧失是当今人类面临的重要危机之一,在以"爱知目标"为代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均未实现的背景下,如何推进变革性转型以遏制和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成为当务之急.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因其坚持整体性、系统性、多样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权衡性和包容性等原则,成为应对全球危机的重要途径.该文通过分析机理和功能层面生物多样性和NbS的关系,阐明了NbS利用恢复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营养级来指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路径,提出了利用NbS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双重内涵,一是以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为目标,二是利用自然生态过程.在建立NbS和生物多样性关联认知的基础上,该文进一步梳理了NbS的概念内涵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的一致性,以及NbS在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方法,归纳了NbS促进生物多样性的国内外实践案例,讨论了NbS协同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多重效益,展望了NbS纳入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规划的愿景,以期为促进《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等框架履约、推进NbS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提供参考.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出要高质量保护和恢复各 30%的土地,最大化地实现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缓解气候变化的目标,而演替理论和植被恢复可以为实现 30%的保护和恢复目标服务.演替理论是植被生态学中的核心理论,演替是指在一个地点上由一群不同物种组成的生命体的结构或组成随时间而变化的过程;植被恢复是以植物种植、配置为主,恢复或重建植物群落或天然更新恢复植物群落的过程,植被恢复是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向高级变化的过程,最终目的是建立健康稳定的植物群落.演替是植被恢复的基础,植被恢复被视为对演替过程的操纵,以达到恢复受损植被生态系统的目标.演替理论可以指导植被恢复,而植被恢复对演替理论的发展有益.演替按裸地性质可以分为原生演替和次生演替,有研究建议将恢复过程视为第三演替,这将有助于理解通过人为干预促进植被恢复成功的管理选择,特别是通过强调退化生态系统中的环境和生物遗存的管理选择.此外,该文还提出了植被恢复理论和演替理论未来可能重点关注的科学和技术问题.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要求坚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维持机制的原则,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好愿景的实现路径.云南拥有全国乃至全球都极为丰富的野生食用菌资源,形成了独特的"食用菌文化".然而,随着天然菌类产品越来越受欢迎,野生食用菌的采集销售量大增、产值高涨,背后潜藏野生食用菌数量锐减,部分野生食用菌类群处于濒危、易危的境地.该研究在调查云南野生食用菌资源保护利用现状的基础上,梳理了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薄弱、无序采集、乱采、滥采等因素都危及野生食用菌资源的生存和发展;与此同时,相关产业标准的缺失也极大阻碍了云南野生食用菌产业的发展.鉴于此,该文提出以下三点建议:(1)加快野生食用菌资源保护与发展的专门立法,不能停留在目前碎片化或者混同化的立法状态,也不能只满足于本地的政策性保护.(2)构建野生食用菌采集、销售(包括国际贸易)、加工、运输等标准体系,对野生食用菌进行分类分级精准保护,尤其对采集国家保护类群应当逐步建立起采集许可证体系.(3)强化全产业链技术支撑,推进野生食用菌种质保藏、人工培育、精深加工等科技体系建设.期望该研究有助于野生食用菌的采集、加工和流通有标准可依,资源的保护利用有政策可查,并为野生食用菌的保护、利用和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