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究脓毒症合并呼吸机相关肺炎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并构建死亡风险的预测模型.方法 筛选2021 年 3 月—2023 年 3 月南京市第一医院收治的脓毒症合并呼吸机相关肺炎患者 128 例,整理所有入组患者的病历资料,根据患者治疗 28d后预后结局分为死亡组和生存组.筛查呼吸机相关肺炎诱导脓毒症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构建危险因素预测模型并验证.结果 128 例脓毒症合并呼吸机相关肺炎患者中死亡 48 例(37.50%),存活 80 例(62.50%).两组患者在合并慢性心肺疾病、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评分(APACHE)Ⅱ评分≥15 分、机械通气时间≥15 d、合并多重耐药菌感染、合并真菌感染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Bootstrap法验证C-index指数为 0.594(95%CI:0.532～0.714)提示区分度良好.受试者工作特性(ROC)曲线模型预测脓毒症合并呼吸机相关肺炎患者死亡的灵敏度为 0.785(95%CI:0.692～0.851),特异度为 0.673(95%CI:0.594～0.721),曲线下面积(AUC)为 0.765(95%CI:0.681～0.832).结论 合并慢性心肺疾病、合并多重耐药菌感染、合并真菌感染、APACHEⅡ评分升高及机械通气时间延长与脓毒症合并呼吸机相关肺炎患者的死亡有关.ROC曲线可作为评估脓毒症合并呼吸机相关肺炎患者的死亡风险的早期辅助工具.

目的 为分析云南省生食蔬菜中沙门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致泻性大肠埃希菌污染情况及菌株的耐药性和致病性,通过各污染菌的抗生素敏感性特征图谱及全基因组测序数据对菌株进行耐药和致病基因分析.方法 采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GB 4789.4-2016、GB 4789.30-2016、GB 4789.6-2016对180份生食蔬菜样品中的沙门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致泻大肠埃希菌进行检测和鉴定;采用肉汤稀释法对分离到的菌株进行药敏测定;同时对菌株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基因组序列经组装后通过相应的生物信息学流程进行数据分析.结果 180份生食蔬菜中共有12份样品检出了致病菌,包括生菜、香菜、折耳根等.共检出了致病菌13株,其中沙门菌7株,共7种血清型,4株存在多重耐药,耐药表型与耐药基因关联性良好,5株携带有与多重耐药相关的IncHI和IncF型质粒;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4株,1株存在多重耐药,2株携带毒力岛LIPI-3;肠聚集黏附性大肠埃希菌2株,1株存在多重耐药.结论 折耳根等具有地域特色的生食蔬菜种类致病菌检出率较高,应该持续关注,部分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菌株因含有更多的毒力基因,而具有更高的致病性;沙门菌和致泻大肠埃希氏菌多重耐药情况较为严重.

目的 了解2019-2022年包头市市售肉及肉制品中弯曲菌(Campylobacter)带菌率,并对其分离菌株的抗生素敏感性、耐药基因及分子分型等病原学特征进行研究.方法 2019-2022年共采集市售肉及肉制品300份,分离培养获得弯曲菌,测定其抗生素敏感性、耐药基因及基因突变位点,并通过脉冲场凝胶电泳(PFGE)对菌株进行分子分型.结果 300份肉及肉制品中共检出弯曲菌142株,其中生禽肉中检出率为65.71％(138/210),结肠弯曲菌检出率显著高于空肠弯曲菌(x2=12.48,P＜0.01);仅有3株弯曲菌对全部11种抗生素敏感,有26株细菌耐受全部11种抗生素并有130株发生多重抗生素耐药,主要耐药性表现在喹诺酮(萘啶酸、环丙沙星)及四环素类药物;在喹诺酮耐药弯曲菌中均检测到gyrA基因发生C-243-T的位点突变,并在91.09％的四环素耐药弯曲菌中检测到tetO耐药基因;142株弯曲菌分为105个PFGE型别,相似度在35.1％～100％,无明显优势型别条带.结论 包头市肉及肉制品中存在弯曲菌污染,且在生禽肉中污染尤为严重;弯曲菌对喹诺酮及四环素类抗生素耐药程度高且多重耐药情况较为严重,PFGE型别呈多态性.

目的:分析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合并脑脓肿的临床特征和相关因素。方法:回顾性选取2010年1月至2023年1月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收治的化脓性脑膜炎合并脑脓肿的患儿，作为病例组；在未合并脑脓肿的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患儿中，通过倾向性评分匹配中的1∶3最邻近匹配法选出对照组，匹配因素包括发病日龄≤7 d或>7 d、胎龄、出生体重、性别。收集患儿临床资料，分析两组患儿的病原菌分布、临床症状体征、辅助检查及转归的差异。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合并脑脓肿的相关因素。结果:病例组21例，男9例，女12例，年龄4.0~35.0（18.5±7.5）d；对照组63例，男26例，女37例，年龄5.0~41.0（19.4±9.4）d。病例组和对照组患儿血液和脑脊液病原体阳性率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61.9%（13/21）比47.6%（30/63）， P=0.257］。病例组的治愈或好转的比例低于对照组［33.3%（7/21）比88.9%（56/63）， P<0.001］。病例组的多重耐药细菌感染［47.6%（10/21）比12.7%（8/63）， P<0.001］、惊厥［52.4%（11/21）比27.0%（17/63）， P=0.033］、呼吸衰竭［57.1%（12/21）比14.3%（9/63）， P<0.001］、感染性休克［52.4%（11/21）比3.2%（2/63）， P<0.001］的发生率均高于对照组；病例组C反应蛋白（CRP）、脑脊液白细胞计数［ M（ Q1， Q3）］分别为［70.4（52.1，86.4）］mg/L、［1 234（788，1 606）］×10 6/L，均高于对照组的［45.0（25.7，57.8）］mg/L、［688（256，1 089）］×10 6/L（均 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多重耐药细菌感染（ OR=7.094，95% CI：1.335~37.705， P=0.022）、感染性休克（ OR=30.102，95% CI：3.101~292.224， P=0.003）是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合并脑脓肿的相关因素。 结论: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合并脑脓肿患儿感染症状重，预后差，多重耐药细菌感染、合并感染性休克是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合并脑脓肿的相关因素。

1例86岁男性患者因肺炎、呼吸衰竭、痰细菌培养提示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感染，接受美罗培南（1 g静脉滴注、1次/12 h）联合乳酸环丙沙星氯化钠注射液（200 mg静脉滴注、1次/d）治疗。治疗第4天，患者突发血压下降，脉搏测不出，心电监护提示心室颤动（室颤）。给予电除颤及胺碘酮治疗后恢复窦性心律。次日再发3次室颤，急查电解质结果均正常，心电图检查示QT间期正常，停用环丙沙星，改为美罗培南联合磷霉素治疗，未再发生室颤。26 d后，患者肺炎加重，痰细菌培养回报仍为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对环丙沙星敏感，对左氧氟沙星中度敏感。遂给予美罗培南（剂量用法同前）联合左氧氟沙星注射液（200 mg静脉滴注、1次/d）。治疗第5天，患者再次发生室颤，经电除颤及胺碘酮治疗后心律恢复正常。停用左氧氟沙星，改为美罗培南联合磷霉素，患者未再出现室颤。考虑患者的室颤可能与环丙沙星和左氧氟沙星有关。

目的:比较深部持续冲洗联合负压封闭引流（VSD）与日常规换药治疗主干血管损伤术后创面多重耐药菌感染的疗效。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2015年3月至2021年12月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28例主干血管损伤术后创面多重耐药菌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15例，女13例；年龄15~65岁［（41.8±12.9）岁］。所有患者主干血管损伤后行血管移植手术，术后微生物培养提示创面发生耐碳青霉烯革兰阴性杆菌（CRO）或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RE）感染，无敏感抗生素。所有患者每5 d给予手术清创，14例后续治疗采用常规换药（常规换药组），14例后续治疗采用深部持续冲洗联合VSD（冲洗联合VSD组）。清创术后第1天及之后每3 d行炎症指标［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C-反应蛋白（CRP）、红细胞沉降率（ESR）、降钙素原］检测，若患者病情有变化，随时复测。每5 d留取患者标本行微生物培养。观察两组创面及感染控制情况。比较两组炎症指标降至正常时间、治疗后创面CRO或VRE培养转阴时间、换冲洗液（换药）前及换冲洗液（换药）后1，2，3 h视觉模拟评分（VAS）、创面植皮或皮瓣修复情况、吻合口瘘发生率。结果:患者均获随访12~24个月［（14.3±2.4个月）］。两组创面均无红肿、破溃及脓性分泌物，感染未复发。冲洗联合VSD组白细胞计数降至正常时间为（9.4±2.4）d，中性粒细胞为（9.6±2.8）d，CRP为（9.8±3.1）d，ESR为（12.2±3.6）d，降钙素原为（7.6±1.9）d，短于常规换药组的（15.2±3.1）d、（13.6±3.4）d、（14.2±3.9）d、（19.9±3.3）d和（12.9±4.1）d（ P均<0.01）。冲洗联合VSD组创面CRO或VRE培养转阴时间为（13.9±3.1）d，低于常规换药组的（19.2±6.9）d（ P<0.05）。冲洗联合VSD组换冲洗液前及换冲洗液后1，2，3 h VAS为（4.2±0.7）分、（4.1±0.9）分、（4.2±0.9）分、（4.1±0.8）分，常规换药组分别为（4.3±0.6）分、（6.9±0.7）分、（5.4±0.9）分、（4.5±0.9）分。冲洗联合VSD组换冲洗液后1，2 h VAS低于常规换药组（ P均<0.01），换冲洗液前及换冲洗液后3 h VAS与常规换药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冲洗联合VSD组感染控制后5例（35.7%）创面需要植皮或皮瓣修复，少于常规换药组的11例（78.6%）（ P<0.01）。冲洗联合VSD组吻合口瘘发生率为7.1%（1/14），低于常规换药组的42.9%（6/14）（ P<0.05）。 结论:主干血管损伤术后创面发生多重耐药菌感染时，与常规换药相比，在不依赖抗生素的情况下，深部持续冲洗联合VSD具有感染控制快、治疗过程疼痛减轻、创面植皮或皮瓣修复率低、吻合口瘘发生率低等优点。

目的:掌握上海市腹泻病例致泻性大肠埃希菌（DEC）的感染情况、流行病学特征及耐药情况，为后续监测和防控提供数据支撑。方法:基于上海市腹泻病综合监测系统收集2016-2022年肠道腹泻门诊病例的流行病学资料，采集粪便标本，开展DEC检测。基于国家致病菌识别网系统收集2016-2022年药敏监测数据。统计学分析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 结果:在24 883例感染性腹泻患者中，DEC阳性率为9.13%（2 271/24 883），其中单一致病型DEC阳性率为8.83%（2 197/24 883），混合致病型DEC阳性率为0.30%（74/24 883）。DEC阳性主要型别为肠产毒性大肠埃希菌［4.33%（1 077/24 883）］，以≤5岁组人群的DEC阳性率最高［18.48%（22/119）］。2016-2022年DEC阳性率最高月份为7-9月［5.91%（1 470/24 883）］。2016-2022年市区和郊区的DEC阳性率分别为9.47%（554/5 847）和9.02%（1 717/19 036），市区和郊区的DEC主要型别分别为肠黏附性大肠埃希菌［3.98%（233/5 847）］和肠产毒性大肠埃希菌［4.56%（868/19 036）］。2016-2019和2020-2022年DEC阳性率分别为9.42%（1 821/19 330）和8.10%（450/5 553），主要型别分别为肠产毒性大肠埃希菌（4.87%，941/19 330）和肠黏附性大肠埃希菌（4.70%，261/5 553）。耐药菌株的多重耐药率为40.21%（618/1 537）。耐药率较高的前三位药物依次为氨苄西林［64.74%（995/1 537）］、萘啶酸［58.49%（899/1 537）］和四环素［45.09%（693/1 537）］。结论:相比于2016-2019年，2020-2022年DEC阳性率下降，主要型别由肠产毒性大肠埃希菌转变为肠黏附性大肠埃希菌。多重耐药现象较严重，建议应加强DEC的耐药性持续监测，同时规范临床抗生素的使用。

目的:探讨骨科创伤患者院内创面多重耐药菌（MDRO）感染的相关危险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分析2020年1月至2020年12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收治的95例骨科院内创面感染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71例，女24例；年龄14～70岁［（42.6 ± 13.8）岁］。发生MDRO感染38例（MDRO组），未发生MDRO感染57例（非MDRO组）。观察创面感染的病原学特征。采用单因素分析比较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性别、年龄、住院时间、慢性合并症）、受伤诊治情况（是否外院转入、是否急诊入院、受伤至首次处理时间、是否开放性损伤、是否合并骨折、创面是否污染、创面深度、是否入住ICU、手术次数、累计手术时间、切口类型、确诊感染前住院时间、使用抗生素种类、是否使用激素/免疫抑制剂、入院时血红蛋白、入院时血清白蛋白、入院时血糖）。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MDRO感染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创面共检出119株致病菌，其中革兰阳性球菌21株（18%），革兰阴性杆菌91株（76%），其他7株（6%）；菌株类型前五位依次为鲍曼不动杆菌、阴沟肠杆菌、大肠埃希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铜绿假单胞菌。单因素分析显示，两组间住院时间、创面是否污染、是否入住ICU、确认感染前住院时间、使用抗生素种类、入院时血红蛋白、入院时血清白蛋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性别、年龄、高血压、糖尿病、是否外院转入、是否急诊入院等因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住院时间长（ OR = 1.033， 95%CI 1.005～1.061， P < 0.05）、受伤至首次处理时间 > 6 h（ OR = 4.282， 95%CI 1.174～15.616， P < 0.05）、使用抗生素种类 ≥ 3种（ OR = 7.486， 95%CI 2.451～22. 863， P < 0.05）、入院时低血红蛋白值（ OR =0.973， 95%CI 0.962～0.985， P < 0.05）与MDRO感染显著相关。 结论:住院时间、受伤至首次处理时间、使用抗生素种类、入院时血红蛋白值均为骨科创伤患者院内创面MDRO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提示对于骨科创伤患者，控制住院时间、尽量缩短首次伤口处理时间、个体化合理使用抗生素并及时纠正贫血是防治创面MDRO感染的重要措施。

目的:探讨DNM1L基因R403C位点变异所致儿童期起病的线粒体过氧化物酶体裂殖缺陷型致死性脑病1型（EMPF1）的临床特征。方法:回顾性总结2018年2月至2020年2月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儿科就诊的3例DNM1L基因R403C位点变异导致的EMPF1患儿的临床资料。以“DNM1L”“EMPF1”“encephalopathy，lethal，due to defective mitochondrial peroxisomal fission 1”或“线粒体过氧化物酶体裂殖缺陷型致死性脑病1型”为检索词分别查阅在线人类孟德尔遗传数据库、PubMed数据库、中国知网数据库及万方数据库建库至2020年7月相关文献，总结DNM1L基因R403C位点变异患儿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影像学检查、治疗及预后特点。结果:例1 男，7岁时咳嗽不伴发热9 d后出现抽搐，表现为全面强直阵挛发作，后转变为局灶性癫痫持续状态、局灶性肌阵挛，多种抗癫痫药物及止惊药物联合治疗后无效，起病后第2周死亡。例2 男，7岁时“扁桃体炎”10 d后出现抽搐，表现为局灶继发全面强直阵挛发作，后转变为局灶性癫痫持续状态、局灶性肌阵挛，多种抗癫痫药物及止惊药物、生酮饮食、甲泼尼龙治疗后反应欠佳，监护室治疗期间合并多重耐药菌感染，起病1个月后死亡。例3 女，3岁5月龄时“病毒性肺炎”2周后出现抽搐，表现为局灶性阵挛发作，后转变为局灶性癫痫持续状态，多种抗癫痫药物及止惊药物、生酮饮食治疗后改善不佳，起病3个月后死亡。3例患儿起病后早期头颅磁共振成像均提示颅内多发T1加权像低信号，T2加权像、液体衰减反转恢复序列、弥散加权像高信号灶，急性期后头颅磁共振成像可见弥漫性脑萎缩。血代谢、脑脊液免疫相关检查均无异常。遗传学检查提示DNM1L基因存在NM_012062.4：c.1207C>T，p.R403C新发、杂合、错义变异，结合临床表现，均明确诊断为EMPF1。文献检索未见国内报道，R403C位点变异国外文献8篇11例，总结包含本组3例的14例患儿临床表现，其中起病前有感染病史8例，轻、中度智力或运动发育落后8例。14例患儿均有癫痫发作，其发作形式主要包括局灶性癫痫持续状态（9例）、局灶性肌阵挛发作（6例）、全面强直阵挛发作（5例）以及局灶性阵挛发作（4例）。14例均为药物难治性癫痫，文献无推荐有效抗癫痫治疗药物。早期头颅磁共振成像见多发异常信号灶10例，以丘脑（7例）、海马（5例）、基底节区（4例）、额叶（3例）、顶叶（2例）多见，病程后期可见弥漫性进行性脑萎缩10例。14例患儿中5例死亡。 结论:DNM1L基因R403C位点变异常导致线粒体裂殖障碍，患儿可表现为轻微感染刺激后或无明显诱因突发的难治性癫痫持续状态，伴智力运动发育倒退、脑萎缩。

目的:探讨目标性监测联合集束化管理对呼吸道多重耐药菌感染患者的陪护人员隔离护具使用率及手卫生合格率的影响。方法: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从2019年7月开始对呼吸道多重耐药感染患者的陪护人员开展目标性监测联合集束化管理，实施管理前收治呼吸道多重耐药感染50例为实施前组，实施目标性监测联合集束化管理后收治呼吸道多重耐药感染为51例实施后组。将实施前后6个月患者陪护人员多重耐药菌感染情况、隔离用具使用率、环境消毒情况及手卫生合格率进行比较，分析目标性监测联合集束化管理对医院感染防控的价值。结果:实施后5例呼吸道多重耐药菌感染患者的陪护人员感染例数明显低于实施前13例（ P<0.05）；实施后组陪护人员戴口罩（94.11%）、穿隔离衣（80.39%）、戴手套率（98.03%）均高于实施前组（70.00%、62.00%、78.0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 2=10.027、4.911、9.683，均 P<0.05），实施后组陪护人员手卫生（82.35%）、物体表面（76.47%）、空气合格率（78.00%）均明显高于实施前组（64.00%、58.00%、64.0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 2=4.341、3.915、5.450，均 P<0.05）。 结论:目标性监测联合集束化管理可有效控制呼吸道多重耐药菌感染患者的陪护人员感染情况，提高隔离护具使用率及手卫生合格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