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了解2019-2022年包头市市售肉及肉制品中弯曲菌(Campylobacter)带菌率,并对其分离菌株的抗生素敏感性、耐药基因及分子分型等病原学特征进行研究.方法 2019-2022年共采集市售肉及肉制品300份,分离培养获得弯曲菌,测定其抗生素敏感性、耐药基因及基因突变位点,并通过脉冲场凝胶电泳(PFGE)对菌株进行分子分型.结果 300份肉及肉制品中共检出弯曲菌142株,其中生禽肉中检出率为65.71％(138/210),结肠弯曲菌检出率显著高于空肠弯曲菌(x2=12.48,P＜0.01);仅有3株弯曲菌对全部11种抗生素敏感,有26株细菌耐受全部11种抗生素并有130株发生多重抗生素耐药,主要耐药性表现在喹诺酮(萘啶酸、环丙沙星)及四环素类药物;在喹诺酮耐药弯曲菌中均检测到gyrA基因发生C-243-T的位点突变,并在91.09％的四环素耐药弯曲菌中检测到tetO耐药基因;142株弯曲菌分为105个PFGE型别,相似度在35.1％～100％,无明显优势型别条带.结论 包头市肉及肉制品中存在弯曲菌污染,且在生禽肉中污染尤为严重;弯曲菌对喹诺酮及四环素类抗生素耐药程度高且多重耐药情况较为严重,PFGE型别呈多态性.

目的:分析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合并脑脓肿的临床特征和相关因素。方法:回顾性选取2010年1月至2023年1月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收治的化脓性脑膜炎合并脑脓肿的患儿，作为病例组；在未合并脑脓肿的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患儿中，通过倾向性评分匹配中的1∶3最邻近匹配法选出对照组，匹配因素包括发病日龄≤7 d或>7 d、胎龄、出生体重、性别。收集患儿临床资料，分析两组患儿的病原菌分布、临床症状体征、辅助检查及转归的差异。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合并脑脓肿的相关因素。结果:病例组21例，男9例，女12例，年龄4.0~35.0（18.5±7.5）d；对照组63例，男26例，女37例，年龄5.0~41.0（19.4±9.4）d。病例组和对照组患儿血液和脑脊液病原体阳性率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61.9%（13/21）比47.6%（30/63）， P=0.257］。病例组的治愈或好转的比例低于对照组［33.3%（7/21）比88.9%（56/63）， P<0.001］。病例组的多重耐药细菌感染［47.6%（10/21）比12.7%（8/63）， P<0.001］、惊厥［52.4%（11/21）比27.0%（17/63）， P=0.033］、呼吸衰竭［57.1%（12/21）比14.3%（9/63）， P<0.001］、感染性休克［52.4%（11/21）比3.2%（2/63）， P<0.001］的发生率均高于对照组；病例组C反应蛋白（CRP）、脑脊液白细胞计数［ M（ Q1， Q3）］分别为［70.4（52.1，86.4）］mg/L、［1 234（788，1 606）］×10 6/L，均高于对照组的［45.0（25.7，57.8）］mg/L、［688（256，1 089）］×10 6/L（均 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多重耐药细菌感染（ OR=7.094，95% CI：1.335~37.705， P=0.022）、感染性休克（ OR=30.102，95% CI：3.101~292.224， P=0.003）是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合并脑脓肿的相关因素。 结论: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合并脑脓肿患儿感染症状重，预后差，多重耐药细菌感染、合并感染性休克是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合并脑脓肿的相关因素。

1例86岁男性患者因肺炎、呼吸衰竭、痰细菌培养提示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感染，接受美罗培南（1 g静脉滴注、1次/12 h）联合乳酸环丙沙星氯化钠注射液（200 mg静脉滴注、1次/d）治疗。治疗第4天，患者突发血压下降，脉搏测不出，心电监护提示心室颤动（室颤）。给予电除颤及胺碘酮治疗后恢复窦性心律。次日再发3次室颤，急查电解质结果均正常，心电图检查示QT间期正常，停用环丙沙星，改为美罗培南联合磷霉素治疗，未再发生室颤。26 d后，患者肺炎加重，痰细菌培养回报仍为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对环丙沙星敏感，对左氧氟沙星中度敏感。遂给予美罗培南（剂量用法同前）联合左氧氟沙星注射液（200 mg静脉滴注、1次/d）。治疗第5天，患者再次发生室颤，经电除颤及胺碘酮治疗后心律恢复正常。停用左氧氟沙星，改为美罗培南联合磷霉素，患者未再出现室颤。考虑患者的室颤可能与环丙沙星和左氧氟沙星有关。

目的:比较深部持续冲洗联合负压封闭引流（VSD）与日常规换药治疗主干血管损伤术后创面多重耐药菌感染的疗效。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2015年3月至2021年12月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28例主干血管损伤术后创面多重耐药菌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15例，女13例；年龄15~65岁［（41.8±12.9）岁］。所有患者主干血管损伤后行血管移植手术，术后微生物培养提示创面发生耐碳青霉烯革兰阴性杆菌（CRO）或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RE）感染，无敏感抗生素。所有患者每5 d给予手术清创，14例后续治疗采用常规换药（常规换药组），14例后续治疗采用深部持续冲洗联合VSD（冲洗联合VSD组）。清创术后第1天及之后每3 d行炎症指标［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C-反应蛋白（CRP）、红细胞沉降率（ESR）、降钙素原］检测，若患者病情有变化，随时复测。每5 d留取患者标本行微生物培养。观察两组创面及感染控制情况。比较两组炎症指标降至正常时间、治疗后创面CRO或VRE培养转阴时间、换冲洗液（换药）前及换冲洗液（换药）后1，2，3 h视觉模拟评分（VAS）、创面植皮或皮瓣修复情况、吻合口瘘发生率。结果:患者均获随访12~24个月［（14.3±2.4个月）］。两组创面均无红肿、破溃及脓性分泌物，感染未复发。冲洗联合VSD组白细胞计数降至正常时间为（9.4±2.4）d，中性粒细胞为（9.6±2.8）d，CRP为（9.8±3.1）d，ESR为（12.2±3.6）d，降钙素原为（7.6±1.9）d，短于常规换药组的（15.2±3.1）d、（13.6±3.4）d、（14.2±3.9）d、（19.9±3.3）d和（12.9±4.1）d（ P均<0.01）。冲洗联合VSD组创面CRO或VRE培养转阴时间为（13.9±3.1）d，低于常规换药组的（19.2±6.9）d（ P<0.05）。冲洗联合VSD组换冲洗液前及换冲洗液后1，2，3 h VAS为（4.2±0.7）分、（4.1±0.9）分、（4.2±0.9）分、（4.1±0.8）分，常规换药组分别为（4.3±0.6）分、（6.9±0.7）分、（5.4±0.9）分、（4.5±0.9）分。冲洗联合VSD组换冲洗液后1，2 h VAS低于常规换药组（ P均<0.01），换冲洗液前及换冲洗液后3 h VAS与常规换药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冲洗联合VSD组感染控制后5例（35.7%）创面需要植皮或皮瓣修复，少于常规换药组的11例（78.6%）（ P<0.01）。冲洗联合VSD组吻合口瘘发生率为7.1%（1/14），低于常规换药组的42.9%（6/14）（ P<0.05）。 结论:主干血管损伤术后创面发生多重耐药菌感染时，与常规换药相比，在不依赖抗生素的情况下，深部持续冲洗联合VSD具有感染控制快、治疗过程疼痛减轻、创面植皮或皮瓣修复率低、吻合口瘘发生率低等优点。

目的:探讨骨科创伤患者院内创面多重耐药菌（MDRO）感染的相关危险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分析2020年1月至2020年12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收治的95例骨科院内创面感染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71例，女24例；年龄14～70岁［（42.6 ± 13.8）岁］。发生MDRO感染38例（MDRO组），未发生MDRO感染57例（非MDRO组）。观察创面感染的病原学特征。采用单因素分析比较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性别、年龄、住院时间、慢性合并症）、受伤诊治情况（是否外院转入、是否急诊入院、受伤至首次处理时间、是否开放性损伤、是否合并骨折、创面是否污染、创面深度、是否入住ICU、手术次数、累计手术时间、切口类型、确诊感染前住院时间、使用抗生素种类、是否使用激素/免疫抑制剂、入院时血红蛋白、入院时血清白蛋白、入院时血糖）。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MDRO感染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创面共检出119株致病菌，其中革兰阳性球菌21株（18%），革兰阴性杆菌91株（76%），其他7株（6%）；菌株类型前五位依次为鲍曼不动杆菌、阴沟肠杆菌、大肠埃希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铜绿假单胞菌。单因素分析显示，两组间住院时间、创面是否污染、是否入住ICU、确认感染前住院时间、使用抗生素种类、入院时血红蛋白、入院时血清白蛋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性别、年龄、高血压、糖尿病、是否外院转入、是否急诊入院等因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住院时间长（ OR = 1.033， 95%CI 1.005～1.061， P < 0.05）、受伤至首次处理时间 > 6 h（ OR = 4.282， 95%CI 1.174～15.616， P < 0.05）、使用抗生素种类 ≥ 3种（ OR = 7.486， 95%CI 2.451～22. 863， P < 0.05）、入院时低血红蛋白值（ OR =0.973， 95%CI 0.962～0.985， P < 0.05）与MDRO感染显著相关。 结论:住院时间、受伤至首次处理时间、使用抗生素种类、入院时血红蛋白值均为骨科创伤患者院内创面MDRO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提示对于骨科创伤患者，控制住院时间、尽量缩短首次伤口处理时间、个体化合理使用抗生素并及时纠正贫血是防治创面MDRO感染的重要措施。

目的:探讨目标性监测联合集束化管理对呼吸道多重耐药菌感染患者的陪护人员隔离护具使用率及手卫生合格率的影响。方法: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从2019年7月开始对呼吸道多重耐药感染患者的陪护人员开展目标性监测联合集束化管理，实施管理前收治呼吸道多重耐药感染50例为实施前组，实施目标性监测联合集束化管理后收治呼吸道多重耐药感染为51例实施后组。将实施前后6个月患者陪护人员多重耐药菌感染情况、隔离用具使用率、环境消毒情况及手卫生合格率进行比较，分析目标性监测联合集束化管理对医院感染防控的价值。结果:实施后5例呼吸道多重耐药菌感染患者的陪护人员感染例数明显低于实施前13例（ P<0.05）；实施后组陪护人员戴口罩（94.11%）、穿隔离衣（80.39%）、戴手套率（98.03%）均高于实施前组（70.00%、62.00%、78.0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 2=10.027、4.911、9.683，均 P<0.05），实施后组陪护人员手卫生（82.35%）、物体表面（76.47%）、空气合格率（78.00%）均明显高于实施前组（64.00%、58.00%、64.0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 2=4.341、3.915、5.450，均 P<0.05）。 结论:目标性监测联合集束化管理可有效控制呼吸道多重耐药菌感染患者的陪护人员感染情况，提高隔离护具使用率及手卫生合格率。

目的:调查浙江省永康市中医院多重耐药菌(MDRO)感染种类及分布特点，以便采取针对性的防控措施，控制MDRO感染的院内传播。方法:采用"医院感染实时监控系统"获取MDRO阳性结果，对浙江省永康市中医院2016-2018年住院患者MDRO感染的分布及病原菌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该院2016-2018年住院患者共39 481例，发生MDRO感染193例，感染率为4.89%；检出MDRO构成比最高为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s)＋肺炎克雷伯菌54株(27.98%)，其次为ESBLs＋大肠埃希菌39株(20.21%)；感染部位以下呼吸道最多74例(38.34%)，其次为泌尿道36例(18.65%)；科室分布居前三位的依次为ICU 47例(24.35%)、呼吸内科26例(13.47%)和肿瘤科23例(11.92%)。结论:该院2016-2018年MDRO感染率逐年下降，MDRO感染的分布特征无明显改变；应采取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以有效减低感染率。

目的:探讨肝移植术后多重耐药菌感染的分布特征及相关危险因素，以指导临床识别高危患者，减少多重耐药菌感染的发生。方法:收集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9年2月至2020年9月接受肝移植手术的187例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性150例，女性37例，年龄(50.6±9.6)岁。采集多重耐药菌感染相关数据，并通过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独立危险因素。结果:187例肝移植患者中发生多重耐药菌感染39例，其中9例死亡与其直接相关。肺部感染最多见，占82.1%(32/39)；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和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是最常见菌株，分别占46.8%(36/77)和41.7%(32/77)；术后呼吸机使用时间≥48h( OR＝3.430，95% CI: 1.124~10.467， P＝0.030)、重症监护室(ICU)住院时间≥7 d( OR＝9.013，95% CI：3.054~26.594， P<0.001)是发生多重耐药菌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肝移植患者术后早期拔除气管插管、尽量缩短ICU留置时间对于降低肝移植术后多重耐药菌感染风险非常重要。

目的:分析自身免疫性大疱病（AIBD）创面感染患者多重耐药细菌（MDRO）的现况并分析其危险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收集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2020年1月至2022年12月AIBD创面感染住院患者。描述性分析患者的基本特征及MDRO的病原学特点，通过单因素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AIBD患者感染MDRO的独立危险因素。单因素分析采用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和卡方检验比较感染MDRO组和普通细菌组间的差异。 结果:纳入AIBD创面感染患者271例，男159例（58.7%），女112例（41.3%），> 60岁142例（52.4%），AIBD诊断多为寻常型天疱疮（131例，48.3%）和大疱性类天疱疮（99例，36.5%）。所有患者细菌培养均阳性，MDRO感染74例（27.3%）；共检出108株MDRO，葡萄球菌属（82株，75.9%）和肠杆菌属（15株，13.9%）的检出率较高。感染MDRO组和普通细菌组间在住院时长、累及体表面积、是否自行增减药量、是否外用抗生素药膏、是否使用免疫抑制剂、使用激素时间、激素最大量、入院首次白蛋白值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而在性别、年龄、是否首次住院、疾病诊断、受教育年限、体重指数、疾病病程、吸烟、饮酒、合并慢性病、手术史、低蛋白血症、累及黏膜、外用糖皮质激素、使用生物制剂、抗生素使用时间、入院首次总蛋白值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logistic回归分析示，外用抗生素药膏、使用免疫抑制剂、糖皮质激素最大量、自行增减药量是MDRO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均 P < 0.05）。 结论:AIBD患者创面易发生MDRO感染，其中葡萄球菌最常见，外用抗生素药膏、使用免疫抑制剂、糖皮质激素使用量大、自行增减药量均会增加感染风险。

目的:探讨不同术前胆道引流方式对恶性梗阻性黄疸胆汁细菌培养及耐药性的影响。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15年1月至2018年12月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收治的317例恶性梗阻性黄疸病人的临床资料；男216例，女101例；年龄为（62±10）岁。317例病人中，158例术前无胆道引流，115例术前胆道引流方式为经皮经肝穿刺胆道引流（PTCD），44例术前胆道引流方式为经内镜逆行胆道引流（ERBD）。观察指标：（1）不同术前胆道引流方式胆汁细菌培养情况。（2）胆汁细菌培养阳性病人临床病理特征。（3）不同术前胆道引流方式胆汁细菌耐药性情况。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两两比较进行Bonferroni校正，多重比较中检验水准为0.016 7。 结果:（1）不同术前胆道引流方式胆汁细菌培养情况：317例病人中，116例细菌培养阳性，包括43个菌种共168株菌株，其中术前无胆道引流36例（46株），行PTCD 39例（49株），行ERBD 41例（73株）。①317例病人细菌培养阳性率为36.59%（116/317），术前无胆道引流、行PTCD、行ERBD病人细菌培养阳性率分别为22.78%（36/158）、33.91%（39/115）、93.18%（41/44），3者细菌培养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74.066， P<0.05），其中术前行PTCD与术前无胆道引流病人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4.137， P>0.016 7），术前行ERBD与术前无胆道引流和行PTCD病人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72.305，44.718， P<0.016 7）。②多重细菌感染占比为36.21%（42/116），术前无胆道引流、行PTCD、行ERBD病人多重细菌感染占比分别为19.44%（7/36）、23.08%（9/39）、63.41%（26/41），3者多重细菌感染占比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20.431， P<0.05），其中术前行PTCD与术前无胆道引流病人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147， P>0.016 7），术前行ERBD与术前无胆道引流和行PTCD病人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5.133，13.215， P<0.016 7）。③多重耐药菌占比为30.95%（52/168），术前无胆道引流、行PTCD、行ERBD病人多重耐药菌占比分别为15.22%（7/46）、26.53%（13/49）、43.84%（32/73），3者多重耐药菌占比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1.447， P<0.05），其中术前行PTCD与术前无胆道引流病人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1.827， P>0.016 7），术前行ERBD与术前无胆道引流病人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0.490， P<0.016 7），术前行ERBD与术前行PTCD病人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3.772， P>0.016 7）。（2）胆汁细菌培养阳性病人临床病理特征：病人年龄、腹部手术史、黄疸程度、胆道梗阻位置均与细菌培养阳性无关（ χ2=4.865，1.423，4.922，0.030， P>0.05）。（3）不同术前胆道引流方式胆汁细菌耐药性情况：术前无胆道引流病人中革兰氏阳性菌对呋喃妥因、利奈唑烷、替加环素耐药率均为0，革兰氏阴性菌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庆大霉素、妥布霉素、阿米卡星、亚胺培南耐药率均为0。行PTCD病人中革兰氏阳性菌对利奈唑烷、替加环素耐药率均为0。行ERBD病人中革兰氏阳性菌对利奈唑烷、替加环素耐药率均为0。革兰氏阳性菌耐药率最低的前4种抗菌药物分别为利奈唑烷、替加环素、万古霉素和呋喃妥因。革兰氏阴性菌耐药率最低的前4种抗菌药物分别为亚胺培南、哌拉西林他唑巴坦、阿米卡星和妥布霉素。7株真菌菌株对抗真菌药物耐药率为0。 结论:术前行ERBD的病人更易发生感染性并发症，且耐药菌及多重耐药菌比例高。革兰氏阳性菌感染可选用利奈唑胺、替加环素、万古霉素。革兰氏阴性菌感染可选用亚胺培南、哌拉西林他唑巴坦、阿米卡星、妥布霉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