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统计分析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暴发前后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多重耐药菌检出情况和耐药率变化.方法 比较2017-2019年(疫情前)和2020-2022年(疫情后)两个阶段6种细菌的耐药性变化.使用WHONET 5.6软件统计细菌耐药监测数据.结果 较疫情前,疫情后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检出率升高(40.1％对27.9％,P＜0.01),耐碳青霉烯类大肠埃希菌检出率降低(1.9％对3.1％,P＜0.05),其他耐碳青霉烯类的鲍曼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耐万古霉素肠球菌检出率无显著差异.疫情暴发前后,多重耐药菌均主要分离自呼吸道样本(78.4％对78.5％).疫情后ICU多重耐药菌总检出率明显高于疫情前(53.1％对35.5％,P＜0.01).较疫情前,疫情后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对甲氧苄啶-磺胺甲唑的耐药率下降(3.5％对15.7％,P＜0.01),粪肠球菌对青霉素G、氨苄西林和左氧氟沙星的耐药率均降低,屎肠球菌对高浓度庆大霉素的耐药率降低(39.2％对50.1％,P＜0.01),大肠埃希菌对亚胺培南的耐药率降低(1.2％对2.7％,P＜0.01).铜绿假单胞菌和鲍曼不动杆菌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耐药率基本保持稳定,疫情暴发前后无显著差异(P＞0.05).结论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暴发后耐碳青霉烯类大肠埃希菌检出率明显下降,耐碳青霉烯类的鲍曼不动杆菌和铜绿假单胞菌、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有下降趋势,但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检出率和耐药率显著增加,仍需加强院感防控管理,控制多重耐药菌的传播.

目的:探讨食管癌根治术后病原菌分布情况及发生肺部感染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2021年1月至2022年12月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收治的555例行食管癌根治术患者的临床资料；男344例，女211例；年龄为（64±8）岁。观察指标：（1）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及病原菌分布情况。（2）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影响因素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单因素分析根据资料类型采用对应的统计学检验方法。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逐步回归模型前进法。 结果:（1）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及病原菌分布情况。555例患者中，91例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发生率为16.40%（91/555）。91例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患者中，共分离培养细菌59株，其中革兰氏阴性菌53株，革兰氏阳性菌 3株，真菌3株，包括多重耐药菌20株。53株革兰氏阴性菌中，鲍曼不动杆菌18株（12株多重耐药），肺炎克雷伯菌18株（3株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6株（2株多重耐药），大肠埃希菌、阴沟肠杆菌、流感嗜血杆菌各2株（2株大肠埃希菌和1株阴沟肠杆菌多重耐药），粘质沙雷菌、克氏柠檬酸杆菌、纹状棒杆菌、奇异变形菌、产酸克雷伯菌各1株。3株革兰氏阳性菌中，金黄色葡萄球菌2株，肺炎链球菌1株。3株真菌均为白色假丝酵母菌。18株鲍曼不动杆菌中，对亚胺培南、头孢曲松、头孢他啶、头孢哌酮或舒巴坦、环丙沙星、阿米卡星、左氧氟沙星的耐药情况分别为12、12、11、9、8、6、5株；18株肺炎克雷伯菌的上述指标分别为0、1、1、1、2、0、2株。（2）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影响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肿瘤病理学分期为Ⅱ期和Ⅲ期、术前住院时间≥6 d、手术时间≥240 min、手术方式为开胸手术、围手术期抗菌药物使用种类≥3种、术后抗菌药物使用时间≥5 d是患者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 结论:食管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病原菌主要为鲍曼不动杆菌和肺炎克雷伯菌。肿瘤病理学分期为Ⅱ期和Ⅲ期、术前住院时间≥6 d、手术时间≥240 min、手术方式为开胸手术、围手术期抗菌药物使用种类≥3种、术后抗菌药物使用时间≥5 d是患者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了解2018—2020年海南省儋州市某医院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MDRAB）的耐药性及其感染的危险因素。方法:选取2018—2020年儋州市某医院583例鲍曼不动杆菌（AB）感染者为研究对象，根据药敏结果分为MDRAB组（245例）和非MDRAB组（338例），分析MDRAB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性。应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MDRAB感染的危险因素。结果:药敏结果显示，MDRAB对多黏菌素（93.88%）的敏感率较高，对头孢曲松、头孢吡肟、亚胺培南、环丙沙星和呋喃妥因的耐药率均为100.00%。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糖尿病史（ OR=1.583，95% CI: 1.164~2.175）、使用切口引流管（ OR=2.158，95% CI: 1.372~3.806）、支气管镜检（ OR=2.638，95% CI: 1.575~4.117）及使用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 OR=3.416，95% CI: 2.635~6.903）是MDRAB感染的危险因素。 结论:该院MDRAB对多种抗菌药物耐药，且耐药率较高，糖尿病史、使用引流管、支气管镜检及使用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是其感染的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骨科创伤患者院内创面多重耐药菌（MDRO）感染的相关危险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分析2020年1月至2020年12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收治的95例骨科院内创面感染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71例，女24例；年龄14～70岁［（42.6 ± 13.8）岁］。发生MDRO感染38例（MDRO组），未发生MDRO感染57例（非MDRO组）。观察创面感染的病原学特征。采用单因素分析比较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性别、年龄、住院时间、慢性合并症）、受伤诊治情况（是否外院转入、是否急诊入院、受伤至首次处理时间、是否开放性损伤、是否合并骨折、创面是否污染、创面深度、是否入住ICU、手术次数、累计手术时间、切口类型、确诊感染前住院时间、使用抗生素种类、是否使用激素/免疫抑制剂、入院时血红蛋白、入院时血清白蛋白、入院时血糖）。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MDRO感染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创面共检出119株致病菌，其中革兰阳性球菌21株（18%），革兰阴性杆菌91株（76%），其他7株（6%）；菌株类型前五位依次为鲍曼不动杆菌、阴沟肠杆菌、大肠埃希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铜绿假单胞菌。单因素分析显示，两组间住院时间、创面是否污染、是否入住ICU、确认感染前住院时间、使用抗生素种类、入院时血红蛋白、入院时血清白蛋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性别、年龄、高血压、糖尿病、是否外院转入、是否急诊入院等因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住院时间长（ OR = 1.033， 95%CI 1.005～1.061， P < 0.05）、受伤至首次处理时间 > 6 h（ OR = 4.282， 95%CI 1.174～15.616， P < 0.05）、使用抗生素种类 ≥ 3种（ OR = 7.486， 95%CI 2.451～22. 863， P < 0.05）、入院时低血红蛋白值（ OR =0.973， 95%CI 0.962～0.985， P < 0.05）与MDRO感染显著相关。 结论:住院时间、受伤至首次处理时间、使用抗生素种类、入院时血红蛋白值均为骨科创伤患者院内创面MDRO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提示对于骨科创伤患者，控制住院时间、尽量缩短首次伤口处理时间、个体化合理使用抗生素并及时纠正贫血是防治创面MDRO感染的重要措施。

目的:探讨肝移植术后多重耐药菌感染的分布特征及相关危险因素，以指导临床识别高危患者，减少多重耐药菌感染的发生。方法:收集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9年2月至2020年9月接受肝移植手术的187例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性150例，女性37例，年龄(50.6±9.6)岁。采集多重耐药菌感染相关数据，并通过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独立危险因素。结果:187例肝移植患者中发生多重耐药菌感染39例，其中9例死亡与其直接相关。肺部感染最多见，占82.1%(32/39)；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和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是最常见菌株，分别占46.8%(36/77)和41.7%(32/77)；术后呼吸机使用时间≥48h( OR＝3.430，95% CI: 1.124~10.467， P＝0.030)、重症监护室(ICU)住院时间≥7 d( OR＝9.013，95% CI：3.054~26.594， P<0.001)是发生多重耐药菌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肝移植患者术后早期拔除气管插管、尽量缩短ICU留置时间对于降低肝移植术后多重耐药菌感染风险非常重要。

近年来革兰阴性杆菌血流感染率呈持续增加趋势，其中耐药菌所致感染病死率更高、住院时间更长，尤其是耐碳青霉烯类鲍曼不动杆菌（CRAB）血流感染。多黏菌素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用于临床，具有对多重耐药和广泛耐药革兰阴性杆菌抗菌活性，也可作为革兰阴性杆菌细胞包膜的有效通透剂。多黏菌素保留应用于微生物学明确的耐药革兰阴性杆菌感染，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分类为对人类感染具有重要临床意义的抗菌药物，可以用于治疗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感染。本文对多黏菌素治疗耐药鲍曼不动杆菌血流感染的临床治疗进行综述，以期对临床医生用药提供参考。

目的:了解心脏外科术后患者多重耐药菌(multidrug-resistant organism, MDRO)感染的病原学特征以及耐药模式，指导临床医生合理应用指南推荐的抗菌药物，提高经验性抗菌治疗的成功率、改善住院患者预后。方法:收集2018年1月—2021年10月心脏外科术后409例确诊为医院感染患者的完整病历资料，根据合格的临床标本阳性培养结果分为多重耐药细菌感染组(MDR＝176例)和非多重耐药细菌感染组(non-MDR＝233例)，分析MDRO感染的病原学特征以及对临床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模式，同时对不同的外科手术类型和临床感染类型相对应的病原学分布、耐药情况以及临床结局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合格的临床标本检出多重耐药细菌306株，97例(97/176, 55.1%)患者同时存在两种及两种以上多重耐药细菌感染，主要表现为肺炎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和(或)铜绿假单胞菌混合感染，其中包括碳青霉烯类耐药细菌213株(213/306, 69.6%)。无论外科手术类型和临床感染类型如何，病原学分布均以鲍曼不动杆菌(114/306，37.3%)最常见，其次是肺炎克雷伯菌(72/306, 23.5%)和铜绿假单胞菌(55/306，18.0%)，而且大部分的临床标本来源于痰液(528/601, 87.9%)，通常表现为碳青霉烯类耐药、多重耐药和泛耐药，尤以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手术和主动脉大血管手术最严重，多重耐药细菌分离率分别高达53.7%和53.1%，全耐药细菌的分离率相对较低。体外药敏结果显示多重耐药细菌对左氧氟沙星(64.4%)、头孢吡肟(61.4%)耐药率最高，其次是环丙沙星(54.6%)、头孢他啶(53.9%)、复方新诺明(52.4%)；而多黏菌素(5.5%)和阿米卡星(7.2%)耐药性较低。与非多重耐药细菌感染相比较，感染多重耐药细菌对头孢他啶(χ 2＝156.663， P<0.001)、头孢曲松(χ 2＝27.844， P<0.001)、头孢吡肟(χ 2＝210.181， P<0.001)、亚胺培南(χ 2＝173.242， P<0.001)、左氧氟沙星(χ 2＝201.521， P<0.001)、环丙沙星(χ 2＝180.187， P<0.001)、阿米卡星(χ 2＝16.661， P<0.001)、庆大霉素(χ 2＝46.047， P<0.001)、妥布霉素(χ 2＝106.546， P<0.001)、哌拉西林(χ 2＝7.325， P＝0.007)、氨苄西林/舒巴坦(χ 2＝5.415， P＝0.020)、哌拉西林/他唑巴坦(χ 2＝139.506， P<0.001)、头孢哌酮/舒巴坦(χ 2＝102.832， P<0.001)、复方新诺明(χ 2＝121.217， P<0.001)、氨曲南(χ 2＝6.977， P＝0.008)和米诺环素(χ 2＝53.107， P<0.001)等具有更高的耐药性，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虽然不同的外科手术类型和临床感染类型在致病菌检出率比较上无明显差异，但心脏手术后并发感染尤其是多重耐药细菌感染导致高达30.0%的死亡率，而且死亡与临床感染类型密切相关，普通肺部感染和血流感染的全因死亡率在10.0%~20.0%，一旦患者病情难以控制进展为重症感染甚至感染性休克将导致全因死亡率成倍增加。 结论:心脏外科手术后患者多重耐药细菌感染面临巨大挑战，以肺炎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和铜绿假单胞菌等革兰阴性杆菌最常见，而且超过一半的患者表现为上述细菌的混合感染，常常表现为碳青霉烯类耐药、泛耐药甚至全耐药，导致抗感染治疗药物选择有限，严重影响住院患者的预后。

颅脑手术后患者易出现细菌感染，进而引发脑脓肿、脑炎及脑膜炎等疾病。神经外科中的颅内感染患者主要由手术或外伤引发，常见致病菌为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链球菌、鲍曼不动杆菌、肠杆菌科细菌、铜绿假单胞菌 [1]。鲍曼不动杆菌（ Acinetobacter Baumannii）属于革兰阴性杆菌，是一种严格需氧、非乳糖发酵的条件致病菌，是人体皮肤、黏膜等部位的正常菌群。此类细菌的繁殖和传播能力较强，临床上易产生多重耐药、广泛耐药和泛耐药现象，增加了感染后临床用药选择难度（筛选治疗鲍曼不动杆菌引发感染的敏感药物较难。）鲍曼不动杆菌颅内感染患者的比率逐年升高，且由于抗生素的滥用也使得鲍曼不动杆菌的耐药性日益增强，其治疗难度也相应增高，患者病死率较高 [1,2]。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multi-drug 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MDR-AB）所致的颅内感染治疗难度及致死率较一般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感染患者高，一旦出现此类感染，患者治愈率极低，且国内外成功治疗案例也较少 [3]。本研究选取神经外科ICU 2021年11月至2022年8月收治的48例颅内MDR-AB感染患者，按治疗方式的不同对这48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对比分析，探讨鞘内联合静脉应用多黏菌素E甲磺酸钠治疗MDR-AB临床疗效分析。

目的:通过体外药物代谢动力学(PK)/药物效应动力学(PD)研究，比较国产和原研替加环素对细菌的抗菌与杀菌效果。方法:利用体外PK自动模拟系统PASS400模拟不同剂量替加环素给药方案(100 mg，1次/d；50 mg，12 h/d；100 mg，12 h/d)，观察国产与原研替加环素对大肠埃希菌标准株(ATCC25922)、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标准株(ATCC BAA-1706)和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临床菌株(AB-16703)时间杀菌曲线以及相关PD参数。应用GraphPad Prism 7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在模拟不同给药剂量PK条件下，国产与原研替加环素具有相似的抗菌效果，但均表现较弱的抗菌效果。两者的时间杀菌曲线几乎重叠，最大杀菌量均<2 log，在24 h内，细菌都恢复生长到细菌的生长平台期。在PD参数比较中，原研与国产替加环素(100 mg，1次/12 h)对大肠埃希菌ATCC25922最大杀菌量分别为(-1.101±0.147)lg CFU/mL和(-1.105±0.208)lg CFU/mL；对肺炎克雷伯菌ATCC BAA-1706最大杀菌量分别为(-1.999±0.187)lg CFU/mL和(-1.865±0.066)lg CFU/mL；对鲍曼不动杆菌AB-16703最大杀菌量分别为(-0.240±0.209)lg CFU/mL和(-0.230±0.187)lg CFU/mL。不同给药方案下，两种药物对三种菌的最大杀菌量、细菌再生至初始菌量时间、24 h杀菌量和杀菌与恢复生长曲线与空白对照曲线面积差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替加环素在体外模拟人体药物代谢过程条件下不能表现出良好的抗菌活性；原研与国产替加环素体外PK/PD效果相似。

目的:探讨儿童重症监护病房（PICU）血液病/恶性肿瘤合并脓毒症患儿病原分布特点及耐药情况。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3年8月中国医科大学深圳市儿童医院PICU住院有明确病原的血液病/恶性肿瘤合并脓毒症患儿的病历资料。根据脓毒症28 d结局分为存活组及死亡组。结果:纳入176例患儿，发生脓毒症202次，血流感染144例次（71.3%），肺部感染59例次（29.2%），腹部感染21例次（10.4%），软组织感染9例次（4.5%），神经系统感染9例次（4.5%），泌尿系统感染3例次（1.5%）。共确定病原菌244株，革兰阳性菌74株（30.3%）：前3位分别是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21株）、金黄色葡萄球菌（19株）、肺炎链球菌（13株）；革兰阴性菌122株（50.0%）：前3位分别是肺炎克雷伯菌（33株）、大肠埃希菌（25株）、铜绿假单胞菌（23株）；真菌48株（19.7%）：前3位分别是热带念珠菌（14株）、白色念珠菌（10株）、曲霉菌属及耶氏肺孢子菌（均为7株）。死亡组患儿的鲍曼不动杆菌、嗜麦芽窄食假单胞菌及铜绿假单胞菌检出比例均高于存活组[9.0%（6/67）比2.3%（4/177）， χ2＝3.971 ，P＝0.046；9.0%（6/67）比1.1%（2/177）， χ2＝7.080 ，P＝0.008；16.4%（11/67）比6.8%（12/177）， χ2＝5.288 ，P＝0.021]。57例患儿标本同时送检培养及宏基因组学二代测序（mNGS）技术测定：25例培养和mNGS均检测出病原；30例mNGS检测阳性但培养阴性；2例培养阳性但mNGS检测阴性。多重耐药菌感染79株（46.8%）：革兰阳性菌27株（34.2%）、革兰阴性菌52株（65.8%）。174例次（86.1%）脓毒症患儿在发热24 h内接受了经验性抗感染药物治疗。124例次（61.4%）初始经验性抗生素治疗正确覆盖了感染病原菌种类，40例次（19.8%）未覆盖，10例次（5.0%）覆盖不全。22例次（10.9%）尽管覆盖了病原菌种类，但药敏显示对初始抗生素耐药。51例患儿死亡。 结论:入住PICU的血液病/恶性肿瘤合并脓毒症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其次为革兰阳性菌和真菌。多重耐药菌感染比例高。早期识别并结合本地区的病原学分布及耐药情况，经验性选择合理抗感染治疗策略，有助于提高救治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