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为分析云南省生食蔬菜中沙门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致泻性大肠埃希菌污染情况及菌株的耐药性和致病性,通过各污染菌的抗生素敏感性特征图谱及全基因组测序数据对菌株进行耐药和致病基因分析.方法 采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GB 4789.4-2016、GB 4789.30-2016、GB 4789.6-2016对180份生食蔬菜样品中的沙门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致泻大肠埃希菌进行检测和鉴定;采用肉汤稀释法对分离到的菌株进行药敏测定;同时对菌株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基因组序列经组装后通过相应的生物信息学流程进行数据分析.结果 180份生食蔬菜中共有12份样品检出了致病菌,包括生菜、香菜、折耳根等.共检出了致病菌13株,其中沙门菌7株,共7种血清型,4株存在多重耐药,耐药表型与耐药基因关联性良好,5株携带有与多重耐药相关的IncHI和IncF型质粒;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4株,1株存在多重耐药,2株携带毒力岛LIPI-3;肠聚集黏附性大肠埃希菌2株,1株存在多重耐药.结论 折耳根等具有地域特色的生食蔬菜种类致病菌检出率较高,应该持续关注,部分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菌株因含有更多的毒力基因,而具有更高的致病性;沙门菌和致泻大肠埃希氏菌多重耐药情况较为严重.

目的:总结在上尿路修复和重建中应用肠道的经验，探讨肠代输尿管术的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6月至2021年12月贵州省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收治的138例长段输尿管狭窄患者的病例资料，男66例，女72例。年龄(35.54±21.35)岁，其中儿童9例，年龄(10.78±4.41)岁。输尿管狭窄位于左侧65例，右侧38例，双侧34例。孤立肾12例。输尿管上段狭窄26例，中段狭窄2例，下段狭窄24例。输尿管全长狭窄14例，输尿管多发狭窄54例。术前留置肾造瘘管22例，留置双J管88例。术前行B超、增强CT、CTU、MRU、顺行和逆行造影检查测量输尿管狭窄长度为(15.93±4.67)cm。术前血肌酐(93.94±37.13)μmol/L，尿素氮(5.91±1.99)mmol/L，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83.53±25.18)ml/min。孤立肾患者术前血肌酐(104.83±69.14)mol/L，尿素氮(7.33±2.90)mmol/L，eGFR(64.53±14.46)ml/min。本研究138例，接受回肠代输尿管术(回肠组)123例，术中测量输尿管狭窄长度(14.48±6.28)cm，选取回肠段长度(20.67±11.20)cm，替代输尿管长度(22.97±8.09)cm；Yang-Monti回肠代输尿管术(Yang-Monti回肠组)7例，术中测量输尿管狭窄长度(15.43±4.35)cm，截取回肠段(3.00±0.58)段，每段回肠段长度2.5～3.0 cm，重建回肠段长度(16.83±3.97)cm，重建回肠替代输尿管长度(11.50±5.65)cm；Yang-Monti结肠代输尿管术(Yang-Monti结肠组)8例，术中测量输尿管狭窄长度(6.00±0.93)cm，截取结肠段(2.75±0.46)段，每段结肠段长度1.5～2.0 cm，重建结肠段长度(5.13±1.13)cm，重建结肠替代输尿管长度(4.88±1.46)cm。Yang-Monti回肠组与回肠组术中测量的输尿管狭窄长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6900)；Yang-Monti结肠组与回肠组术中测量的输尿管狭窄长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02)；Yang-Monti回肠组( P＝0.0001)和Yang-Monti结肠组( P＝0.0003)与回肠组替代的输尿管长度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3种术式术后留置术区引流管、尿管、输尿管内支架管，术前留置的肾造瘘管术后保留。 结果:所有手术均顺利完成，术中未发生并发症。Yang-Monti回肠组手术时间(376.40±202.80)min、Yang-Monti结肠组手术时间(626.30±224.20)min，与回肠组手术时间(286.80±97.24)min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294， P＝0.0001)；Yang-Monti回肠组术中出血量(314.30±213.50)ml、Yang-Monti结肠组术中出血量(210.00±96.07)ml，与回肠组术中出血量(183.90±199.70)ml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971， P＝0.7157)。所有患者出院前肌酐(84.45±28.51)μmol/L，与术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39)；尿素氮(5.79±2.61)mmol/L( P＝0.6684)，eGFR(89.11±25.17)ml/min( P＝0.1506)，与术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孤立肾患者出院前肾功能与术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Yang-Monti回肠组和回肠组的引流管留置时间分别为(10.00±5.35)d和(9.24±6.45)d( P＝0.7599)，尿管留置时间分别为(13.17±4.79)d和(17.61±10.29)d( P＝0.2973)，术后住院时间分别为(19.86±9.34)d和(16.02±10.70)d( P＝0.3553)，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Yang-Monti结肠组和回肠组的引流管留置时间分别为(14.88±7.81)d和(9.24±6.45)d( P＝0.0202)，尿管留置时间分别为(8.88±2.80)d和(17.61±10.29)d( P＝0.0188)，术后住院时间分别为(34.88±17.04)d和(16.02±10.70)d( P＝0.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Yang-Monti回肠组1例术后第2天发生低钾血症，予静脉滴注氯化钾纠正。回肠组5例术后第2天发生代谢性酸中毒，予纠正。回肠组6例、Yang-Monti回肠组1例术后尿管中发现黏液样分泌物，Yang-Monti结肠组8例术后尿管中发现白色絮状物，予保持尿管通畅。回肠组5例、Yang-Monti回肠组1例、Yang-Monti结肠组1例术后出现尿瘘，其中回肠组1例再次手术调整双J管后治愈，其余均保守治疗并延长留置输尿管内支架管后治愈。13例术后发热，予敏感抗生素后治愈。33例发生尿路感染，26例使用抗生素治疗，10例尿培养阳性，予敏感抗生素治疗；7例未使用抗生素治疗，6例术后尿常规提示白细胞异常，尿培养阴性。8例失访。130例术后随访2～36个月。肌酐(93.00±31.14)μmol/L( P＝0.8279)，eGFR(83.10±24.32)ml/min( P＝0.9138)，与术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尿素氮(6.82±2.46)mmol/L，与术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22)。孤立肾患者手术前后肾功能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均未发生电解质异常。1例出院后7 d因黏液堵塞尿管发生尿潴留，导致输尿管膀胱吻合口3 cm尿囊肿，更换尿管后消失。并发输尿管结石、肾结石各1例，再次行输尿管镜治疗。13例影像学检查提示同侧肾轻度积水。16例尿常规检查白细胞升高，其中8例尿培养提示细菌感染，7例予敏感抗生素治疗。 结论:对于上尿路修复重建手术，回肠代输尿管术是较理想的手术方法，安全有效；Yang-Monti回肠或结肠代输尿管术也是可选择的手术方式。

碳青霉烯类耐药已经逐渐成为中国新生儿重症监护室面临的严峻问题。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CRE)通过产生碳青霉烯酶，水解包括碳青霉烯类在内的绝大部分β-内酰胺类抗生素，具有高度的耐药性。碳青霉烯酶根据Amber分类可分为A、B、D三类，不同碳青霉烯酶对特定β-内酰胺类抗生素的水解活性不同。目前，CRE在中国NICU住院新生儿中检出率高、病死率高、具有高度的传播性。CRE在新生儿的治疗非常困难，可选药物极其有限、药代/药效动力学数据匮乏、最佳剂量/用药间隔不确定、缺少联合用药研究等因素均给有效抗菌药物治疗带来巨大挑战。成人和儿童中针对CRE主要的抗菌药物包括碳青霉烯类、头孢他定/阿维巴坦、磷霉素、多黏菌素类、氨曲南等，但在新生儿中的使用鲜有研究。CRE一旦定植和感染，清除和治疗极其困难，因此在新生儿病房严格执行医院感染防控措施和抗菌药物使用管理，减少CRE产生、遏制传播、降低感染率是应对CRE流行的最重要措施。

目的:以微量肉汤稀释法为金标准，评价4种不同药敏方法检测多黏菌素敏感性的性能，为实验室选择可常规开展的药敏方法及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方法:收集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19年1—12月临床标本分离的88株非重复肠杆菌科细菌（其中6株携带mcr-1基因），分别用微量肉汤稀释法、黏菌素肉汤纸片洗脱法（CBDE）、Vitek-2?药敏分析系统、BD Phoenix TM药敏分析系统、商品化微量肉汤稀释法检测多黏菌素的MIC值。以微量肉汤稀释法为金标准，分析不同方法的基本一致性、分类一致性、极重大错误和重大错误；采用Kappa一致性检验、配对χ2检验及Spearman秩相关法对4种药敏方法与金标准之间的一致性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与金标准相比，CBDE、Vitek-2?药敏分析系统、BD Phoenix TM药敏分析系统和商品化微量肉汤稀释法的基本一致性分别为94.32%（83/88）、92.05%（81/88）、90.90%（80/88）和96.59%（85/88），分类一致性均为100%（88/88），未出现极重大错误和重大错误；4种药敏方法与金标准的检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McNemer检验 P=1），检测多黏菌素敏感性的一致性较强（Kappa=1， P<0.001）；4种药敏方法测定的MIC值与微量肉汤稀释法均呈正相关，一致性较好（ r均>0.5， P均<0.05）。 结论:多黏菌素4种药敏方法在本实验室均达到了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及欧洲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委员会联合推荐的性能标准，其中商品化微量肉汤稀释法、CBDE检测性能表现最佳，目前可应用于本院临床微生物实验室日常工作中。

目的:掌握上海市腹泻病例致泻性大肠埃希菌（DEC）的感染情况、流行病学特征及耐药情况，为后续监测和防控提供数据支撑。方法:基于上海市腹泻病综合监测系统收集2016-2022年肠道腹泻门诊病例的流行病学资料，采集粪便标本，开展DEC检测。基于国家致病菌识别网系统收集2016-2022年药敏监测数据。统计学分析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 结果:在24 883例感染性腹泻患者中，DEC阳性率为9.13%（2 271/24 883），其中单一致病型DEC阳性率为8.83%（2 197/24 883），混合致病型DEC阳性率为0.30%（74/24 883）。DEC阳性主要型别为肠产毒性大肠埃希菌［4.33%（1 077/24 883）］，以≤5岁组人群的DEC阳性率最高［18.48%（22/119）］。2016-2022年DEC阳性率最高月份为7-9月［5.91%（1 470/24 883）］。2016-2022年市区和郊区的DEC阳性率分别为9.47%（554/5 847）和9.02%（1 717/19 036），市区和郊区的DEC主要型别分别为肠黏附性大肠埃希菌［3.98%（233/5 847）］和肠产毒性大肠埃希菌［4.56%（868/19 036）］。2016-2019和2020-2022年DEC阳性率分别为9.42%（1 821/19 330）和8.10%（450/5 553），主要型别分别为肠产毒性大肠埃希菌（4.87%，941/19 330）和肠黏附性大肠埃希菌（4.70%，261/5 553）。耐药菌株的多重耐药率为40.21%（618/1 537）。耐药率较高的前三位药物依次为氨苄西林［64.74%（995/1 537）］、萘啶酸［58.49%（899/1 537）］和四环素［45.09%（693/1 537）］。结论:相比于2016-2019年，2020-2022年DEC阳性率下降，主要型别由肠产毒性大肠埃希菌转变为肠黏附性大肠埃希菌。多重耐药现象较严重，建议应加强DEC的耐药性持续监测，同时规范临床抗生素的使用。

目的:通过体内外模型观察牙周炎局部组织内皮细胞在炎症环境下是否发生焦亡，为探究牙周炎发病机制提供实验依据。方法:根据牙周病2018年新分类标准收集无全身疾病、牙周健康者及Ⅲ~Ⅳ期C级牙周炎患者的牙龈组织，免疫组化染色检测牙龈组织中焦亡标志性蛋白消皮素D（GSDMD）的表达水平及分布情况；每组通过结扎3只小鼠上颌第二磨牙2周建立牙周炎模型（结扎组），使用显微CT（micro-CT）检测小鼠牙槽骨吸收情况（以不做结扎处理的小鼠作为对照组）；使用免疫荧光染色对健康及炎症小鼠牙龈组织中血管内皮细胞血小板内皮细胞黏附分子（CD31）与GSDMD共定位进行定量分析；体外培养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s），分别以质量浓度为0.5、1.0、2.5、5.0、10.0 mg/L牙龈卟啉单胞菌（Pg）脂多糖（LPS）联合腺苷三磷酸（ATP）处理HUVECs，同期设置0 mg/L Pg-LPS组为对照组。使用扫描电镜观察 HUVECs形态，蛋白质印迹法检测GSDMD的N端结构域（GSDMD-N）蛋白表达，细胞免疫荧光染色检测GSDMD蛋白表达及分布，细胞计数试剂盒（CCK-8）检测HUVECs的增殖能力，碘化丙啶（PI）染色检测HUVECs细胞膜的完整性。结果:免疫组化结果显示，牙周炎患者牙龈组织中GSDMD主要分布于血管周围，且表达水平较健康组织显著升高；micro-CT结果显示，结扎组小鼠上颌第二磨牙周围牙槽骨吸收较对照组小鼠显著增多（ t=8.88， P<0.001）；免疫荧光染色结果显示，结扎组小鼠牙龈组织中血管内皮细胞GSDMD与CD31存在明显的共定位；扫描电镜结果显示，在不同浓度Pg-LPS联合ATP模拟的炎症环境中，HUVECs细胞膜上出现不同大小的孔洞，呈现典型的细胞焦亡形态，其中2.5 mg/L Pg-LPS+ATP组细胞膜上孔洞最多且扩张融合，细胞有裂解死亡的趋势。蛋白质印迹法结果显示，2.5和5.0 mg/L Pg-LPS+ATP组焦亡标志性蛋白GSDMD-N表达显著高于对照组（ F=3.86， P<0.01）；细胞免疫荧光结果显示，2.5 mg/L Pg-LPS+ATP组较对照组GSDMD平均荧光强度升高最显著（ F=35.25， P<0.001）。CCK-8结果显示，0.5、1.0、2.5、5.0和10.0 mg/L Pg-LPS+ATP组细胞增殖相对值（分别为0.52±0.07、0.57±0.10、0.58±0.04、0.55±0.04和0.61±0.03）均显著低于对照组（1.00±0.02）（ F=39.95， P<0.001）。PI染色结果显示，PI阳性细胞数占比在2.5 mg/L Pg-LPS+ATP组最高［（56.07±3.22）%］（ F=88.24， P<0.001）。 结论:牙周炎症环境中内皮细胞发生明显的焦亡现象，提示内皮细胞焦亡可能是造成牙周炎发生的重要致病因素。

目的:了解胎儿弯曲菌龟亚种( Campylobacter fetus subsp. testudinum， Cft)的分子流行病学特征。 方法:对本实验室2010—2022年收集的15株胎儿弯曲菌龟亚种进行全基因组测序，结合GenBank公布的全球 Cft基因组数据进行流行病学分析；MLST-GrapeTree分析 Cft的群体遗传结构；核心基因组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cgSNP)构建 Cft的系统发育树，rhierBAPS确定其种群结构；CARD、ResFinder及VFDB注释 Cft的耐药及毒力基因； E-test法进行药敏试验，并参考CLSI-M45空肠/大肠弯曲菌药敏标准进行结果解释。 结果:基于基因组平均核苷酸一致性(ANI)分析，共纳入全球41株 Cft基因组信息，其中人类来源24株，动物来源13株，未知来源4株。流行病学资料显示，24株人类来源菌株中，20株感染对象为黄种人，1例为白种人(配偶是亚裔)，其余未知，差异分布具有统计学意义。13株动物来源菌株均分离自爬行动物，包括龟类6株、蛇类4株、蜥蜴类3株。MLST分型显示，中国分离株以ST46为主要序列型，美国则以ST15为主要序列型；Grapetree显示，中国分离株的遗传多态性高于美国分离株；通过cgSNP及BAPS重建的系统发育发现全球 Cft构成6个种群，中国分离株呈散在分布且与动物源菌株亲缘关系密切；美国分离株相对较集中(SC3)，且以ST15克隆传播为主；毒力基因分析显示，与鞭毛、糖基化系统及黏附素相关的毒力基因在 Cft中携带率为100.00%，而与侵袭性相关的Ⅳ型分泌系统 virB4、 virB9、 virD4因子及 tetO外排泵基因均存在于新发现的ST74中；15株中国分离株的体外药物敏感性试验结果表明， Cft对环丙沙星耐药率为46.67%，对红霉素敏感性为100.00%。 结论:全球 Cft的群体结构呈现出较高的遗传多态性且感染人群多伴有基础免疫性疾病，其感染可能与食入或接触爬行类动物有关；本次研究发现的中国临床分离株主要流行型为ST46及新发现ST74型别，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目的:研究耐药铜绿假单胞菌临床分离株β-内酰胺酶基因的携带状况，及其对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耐药性的作用。方法:收集2018年3月至2019年5月浙江省杭州市和宁波市两个地区6所医院住院患者首次发现感染时临床分离的98株耐药铜绿假单胞菌，其中宁波地区39株，杭州地区59株。所有菌株采用琼脂稀释法对14种抗菌药物进行敏感性试验，采用聚合酶链反应(PCR)及序列分析的方法分析A、B、C、D四类共39种β-内酰胺酶基因携带情况，阳性基因测序后作BLAST比对。采用SPSS 24.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98株耐药铜绿假单胞菌中，多重耐药(MDR)菌占81.63%，广泛耐药(XDR)菌占12.25%。所有菌株对多黏菌素B敏感，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的耐药率分别为94.90%和82.65%，宁波地区分离株对阿米卡星、妥布霉素和庆大霉素的耐药率高于杭州地区分离株( χ2＝31.962、22.440和29.671， P<0.01)，杭州地区分离株对氨曲南和亚胺培南的耐药率均高于宁波地区分离株( χ2＝4.181和5.543， P<0.05)。共检出7种β-内酰胺酶基因，其中 PDC和 OXA-50群的检出率最高，均为100.00%， TEM、GES和 OXA-10群只在宁波地区分离株中检出， KPC只在杭州地区分离株中检出。β-内酰胺酶基因阳性模式有7种，所有菌株均携带 PDC和 OXA-50群，55株(56.12%)只检出 PDC和 OXA-50群。检出 PDC、OXA-50群基因为国内首次报道。 结论:携带 PDC和 OXA-50群基因是导致铜绿假单胞菌对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耐药的重要原因。

目的:了解儿童神经外科术后细菌性脑膜炎特征。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选取2016年1月至2022年12月就诊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外科术后脑脊液细菌培养阳性的64例脑膜炎患儿为研究对象，分析患儿的临床特征、发病时间、抗感染治疗前脑脊液常规生化指标、脑脊液培养细菌学特征、对抗菌药物的敏感性。根据脑脊液结果将患儿分为革兰阳性菌感染组和革兰阴性菌感染组，采用 t检验或Wilcoxon秩和检验及 χ2检验比较两组患儿的临床特征。 结果:64例患儿中男42例、女22例，起病年龄0.83（0.50，1.75）岁。64例患儿共发生70次术后细菌性脑膜炎。春季15例次（21%）、夏季23例次（33%）、秋季19例次（27%）、冬季13例次（19%）。发病时间为术后3.5（1.0，10.0）个月。患儿于术后≤1个月发病15例次（21%），患儿于术后>1个月发病55例次（79%）。38例（59%）患儿出现明显异常临床表现，发热36例（56%），呕吐11例（17%）。48例次（69%）术后细菌性脑膜炎系革兰阳性菌感染引起（革兰阳性菌感染组），其中表皮葡萄球菌24例次；22例次（31%）系革兰阴性菌感染引起（革兰阴性菌感染组），其中鲍曼不动杆菌7例次。革兰阳性菌感染组夏季发生率高于革兰阴性菌感染组［20例次（42%）比3例次（14%）， χ 2=5.37， P=0.020］，革兰阴性菌感染组秋季及术后1个月内的发生率明显高于革兰阳性菌感染组［11例次（50%）比8例次（17%），15例次（67%）比5例次（33%）， χ 2=8.48、9.02，均 P<0.05］。未培养出对万古霉素耐药的革兰阳性细菌及对多黏菌素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鲍曼不动杆菌对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敏感率为45%（10/22）。 结论:儿童神经外科手术后脑膜炎临床表现不典型，革兰阳性菌是引起神经外科术后细菌性脑膜炎的主要病原菌，革兰阴性菌脑膜炎更易发生在秋季及术后1个月内。鲍曼不动杆菌对碳青霉烯类耐药率较高，需引起警惕。

近年来革兰阴性杆菌血流感染率呈持续增加趋势，其中耐药菌所致感染病死率更高、住院时间更长，尤其是耐碳青霉烯类鲍曼不动杆菌（CRAB）血流感染。多黏菌素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用于临床，具有对多重耐药和广泛耐药革兰阴性杆菌抗菌活性，也可作为革兰阴性杆菌细胞包膜的有效通透剂。多黏菌素保留应用于微生物学明确的耐药革兰阴性杆菌感染，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分类为对人类感染具有重要临床意义的抗菌药物，可以用于治疗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感染。本文对多黏菌素治疗耐药鲍曼不动杆菌血流感染的临床治疗进行综述，以期对临床医生用药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