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CC趋化因子ligand-5(CCL5)促进在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早期巨噬细胞浸润的机制。方法:使用成年雄性C57BL/6野生型和CCL5缺陷小鼠进行实验，随机分为4组：假手术组(假手术组小鼠经历缺血灌注模型方案，但没有进行血管闭塞， n＝10)；缺血再灌注模型组(用异氟烷麻醉小鼠，进行中线剖腹手术，并将一个无创伤夹子放置在静脉门、肝动脉和胆管上，以中断左侧外侧叶和中叶的血液供应，在部分肝脏缺血60 min后，移除夹子以开始再灌注， n＝10)；CCL5拮抗剂＋模型组[在即将开始再灌注之前，CCL5拮抗剂＋模型组接受单次推注静脉注射趋化因子受体5(CCR5)受体拮抗剂马拉维诺， n＝10]；CCL5缺陷组(CCL5缺陷小鼠， n＝10)；通过收集小鼠血液用VTROS DT60 Ⅱ化学系统检测谷丙转氨酶(ALT)含量及髓过氧化物酶(MPO)活性；通过实时定量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qPCR)检测ALT mRNA及MPO mRNA的表达；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巨噬细胞的数量；通过组织学和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巨噬细胞对肺部的浸润情况；通过蛋白质免疫印迹检相关炎性因子的蛋白表达。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的统计学差异。 结果:与假手术组比较缺血再灌注模型组中ALT含量[(521.36±20.65)比( 4126.55±326.68)， F＝16.237， P<0.05]及MPO[(1.78±0.54)比(7.66±2.34)， F＝14.211， P<0.05]活性升高，CCL5拮抗剂＋模型组较缺血再灌注模型组降低(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前1～3 h缺血再灌注模型组与CCL5缺陷组中CD45 ＋数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在第24小时缺血再灌注模型组较CCL5缺陷组CD45 ＋的数量升高[(2.91±0.23)比(1.65±0.17)， F＝16.311， P<0.05]。再灌注后1、2、8和24h中，发现缺血再灌注模型组CD68 ＋细胞数量较假手术组高[(94.62±8.55)比(23.68±3.11)， F＝16.352，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在缺血再灌注早期CCL5缺陷组中较缺血再灌注模型组降低[(76.38±6.77)比(94.62±8.55)， F＝16.352，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与与假手术组比较，缺血再灌注模型肿瘤坏死因子(TNF)-α[(1.12±0.23)比(3.24±0.42)， F＝11.352， P<0.05] 、白细胞介素(IL)-1β[(1.03±0.08)比(2.87±0.35)， F＝12.452， P<0.05] 、IL-6[(0.95±0.02)比(2.58±0.21)， F＝15.652， P<0.05]的蛋白表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CCL5拮抗剂＋模型组较缺血再灌注模型组TNF-α[(3.24±0.42)比(1.35±0.14)， F＝14.252， P<0.05]、IL-1β[(2.87±0.35)比(1.22±0.15)， F＝13.723， P<0.05]、IL-6[(2.58±0.21)比(1.35±0.26)， F＝14.312， P<0.05]的蛋白表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CCL5促进早期肝脏缺血再灌注期间循环巨噬细胞对肝脏的浸润，并介导随后的促炎症损伤。

目的:探讨胃镜下食管内夹闭小儿食管气管瘘的可行性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3月至2022年3月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厦门医院收治的4例胃镜下食管内夹闭瘘口的食管气管瘘患儿的临床资料。患儿1，男，食道异物引起食管气管瘘，胃镜检查确诊并行瘘口夹闭，初次夹闭年龄为1岁9个月，初次瘘口直径为10 mm。患儿2，男，先天性食管闭锁（Ⅲ型）术后食管气管瘘复发，食管造影及胃镜检查确诊并行瘘口夹闭，初次夹闭年龄为3个月，初次瘘口直径为3 mm。患儿3，女，先天性食管闭锁（Ⅲ型）术后食管气管瘘复发，术中纤支镜结合胃镜检查确诊并行瘘口夹闭，初次夹闭年龄为7个月。患儿4，男，Ⅱ型食管闭锁误诊为Ⅰ型食管闭锁，胃镜检查确诊并行瘘口夹闭，初次夹闭年龄为2岁，初次瘘口直径为1 mm。所有患儿持续随访，记录患儿夹闭瘘口所用的时间、出血量及末次随访时的总夹闭次数。结果:所有患儿均在胃镜下食管内应用夹子装置夹闭食管气管瘘。平均夹闭瘘口的时间为18 min，范围在10~30 min；手术出血量均<1 ml。患儿1共夹闭6次，末次夹闭后随访4个月临床症状消失。患儿2共夹闭3次，末次夹闭后随访15个月临床症状消失。患儿3共夹闭2次，在本院夹闭为第2次夹闭，夹闭时瘘口直径为2 mm，夹闭后随访8个月仍间断呛咳、呼吸道感染症状反复发作。患儿4夹闭1次，随访1个月临床症状消失。结论:胃镜下食管内夹闭瘘口治疗小儿食管气管瘘是可行的，且创伤小，住院时间短，费用低，值得推广，但需要进一步改进器械及夹闭方法降低复发率。

目的:探究影响Ⅰa2~Ⅱa2期子宫颈癌腹腔镜根治性手术患者预后的相关因素，并比较不同阴道切开路径患者的预后及复发转移部位的差异。方法:收集2015年1月至2018年12月于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腹腔镜根治性手术的965例Ⅰa2~Ⅱa2期子宫颈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患者的中位年龄为47.0岁，所有患者均随访，中位随访时间为62个月（48~74个月）。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对可能影响子宫颈癌患者预后［包括无复发生存率（DFS）和总生存率（OS）］的临床病理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阴道切开路径分为两种：关闭气腹后经阴道钳夹子宫颈并下拉后切开阴道穹隆（经阴道组，475例），在腹腔镜气腹条件下经腹切开阴道穹隆（经腹腔镜组，490例）；进一步对不同阴道切开路径子宫颈癌患者的预后及复发转移部位进行比较。结果:（1）965例子宫颈癌患者中，随访期内复发137例（14.2%，137/965），死亡98例（10.2%，98/965）；患者的5年DFS和OS分别为85.8%和89.9%。单因素分析显示，临床分期、肿瘤最大径、病理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状态、肌层浸润深度、宫旁浸润、宫体浸润均是显著影响子宫颈癌患者5年DFS和OS的因素（ P均<0.05），阴道切缘状态是显著影响子宫颈癌患者5年OS的因素（ P=0.023）。多因素分析显示，临床分期（ HR=1.882，95% CI为1.305~2.716）、淋巴结转移状态（ HR=2.178，95% CI为1.483~3.200）、宫体浸润状态（ HR=3.650，95% CI为1.906~6.988）均是显著影响Ⅰa2~Ⅱa2期子宫颈癌患者5年DFS的独立因素（ P均<0.001）；临床分期（ HR=2.500，95% CI为1.580~3.956）、淋巴结转移状态（ HR=2.053，95% CI为1.309~3.218）、宫体浸润状态（ HR=3.984，95% CI为1.917~8.280）、阴道切缘状态（ HR=3.235，95% CI为1.021~10.244）均是显著影响Ⅰa2~Ⅱa2期子宫颈癌患者5年OS的独立因素（ P均<0.05）。（2）不同阴道切开路径不影响Ⅰa2~Ⅱa2期子宫颈癌患者的5年DFS和OS，经阴道组和经腹腔镜组患者的5年DFS分别为85.9%和85.6%，5年OS分别为90.8%和89.3%，两组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794、 P=0.966）。子宫颈癌患者的复发转移部位包括腹腔复发、盆腔复发、残端复发、淋巴结及远处转移，经阴道组患者的腹腔复发率显著低于经腹腔镜组［分别为0.6%（3/468）、2.3%（11/485）； P=0.037］；而两组患者的盆腔复发率、残端复发率、淋巴结及远处转移率、总复发转移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进一步对不同临床分期、有无淋巴结转移和有无宫体浸润的子宫颈癌患者进行亚组（即分别分为经阴道组和经腹腔镜组）分析，结果显示，仅在无淋巴结转移（分别为0.5%、2.3%； P=0.030）、无宫体浸润（分别为0.7%、2.3%； P=0.037）患者中，两组患者的腹腔复发率比较均有显著差异。 结论:临床分期、淋巴结转移、阴道切缘阳性和宫体浸润是显著影响Ⅰa2~Ⅱa2期子宫颈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对于无淋巴结转移、无宫体浸润的患者，经阴道切开路径虽可以降低术后的腹腔复发率，但不足以改善术后的5年DFS和OS，这可能与腹腔复发患者比例低以及由于阴道未封闭导致肿瘤的阴道和盆腔暴露有关。

目的:初步探讨经食管超声心动图(transesophageal echocardiography，TEE)引导经导管DragonFly?系统缘对缘修复治疗三尖瓣反流(tricuspid regurgitation，TR)的价值。方法:选取2020年12月至2021年1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就诊的5例外科手术高危、术前TEE确诊为重度以上功能性TR患者行经导管DragonFly缘对缘修复术。TEE详细评估三尖瓣解剖、反流的起源及病因；术中在TEE引导下应用DragonFly系统行三尖瓣缘对缘修复术，DragonFly夹释放后经TEE即刻评估手术效果并与术前TEE相比较。结果:5例患者共植入10枚DragonFly夹(2例患者3枚，1例患者2枚，2例患者1枚)，其中1例患者3枚夹子中的1枚释放瞬间隔瓣单侧脱落，另9枚夹子位置及固定良好。TEE即刻评估TR反流量，3例患者减为轻度，2例减为中度，三维彩色血流定量评估反流颈口面积较术前减低[(0.93±0.26)cm 2对(0.20±0.11)cm 2 ]。5例患者均未发生三尖瓣严重损伤、心包压塞、血栓栓塞等并发症。 结论:TEE在DragonFly?缘对缘修复治疗TR手术全程中起着重要的引导、监测作用。

目的:评估单纯经食管超声心动图引导经导管三尖瓣缘对缘修复手术的可行性和安全性。方法:前瞻性研究。2022年1月至2023年5月，在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就诊的重度三尖瓣关闭不全患者，经临床评估和超声心动图评估符合纳入标准，行经导管三尖瓣缘对缘修复手术。手术在全身麻醉气管插管和单纯经食管超声引导下进行。手术后1个月接受临床评估和心电图、经胸超声心动图等检查。结果:共纳入22例患者，男12例，女10例，年龄（71.3±6.7）岁。22例患者均成功完成三尖瓣经导管缘对缘修复手术，植入夹子（1.5±0.6）枚，术后即刻6例为无或微量反流，15例为轻度反流，1例为中度反流。22例患者均完成术后30 d随访，三尖瓣反流4例为微量，17例为轻度，1例为中度。三尖瓣反流超声心动图测量指标包括有效反流面积、反流容积、缩流颈宽度、近端等速表面积半径均较术前减小（均 P<0.05）。此外，下腔静脉宽度、右心房容积、三尖瓣环直径、右心室舒张末直径均较术前改善（均 P<0.05），但三尖瓣环收缩期位移、右心室面积变化分数与术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单纯经食管超声心动图引导经导管三尖瓣缘对缘修复手术初步证实具有可行性和安全性。

目的:探讨神经内镜在破裂后交通动脉（PCoA）动脉瘤锁孔入路手术中的应用价值与操作技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0年12月经锁孔入路显微手术治疗的52例破裂PCoA动脉瘤病例,其中41例采用神经内镜辅助观察。根据病灶的特点选择经眶上锁孔入路或经翼点锁孔入路手术,并根据手术中的具体情况在动脉瘤夹闭前和（或）夹闭后导入30°硬质内镜观察。出院后门诊随访,按改良Rankin评分进行评估（mRS）。结果:52例患者共52个破裂PCoA动脉瘤,其中经眶上锁孔入路18例,经翼点锁孔入路34例。12例在夹闭动脉瘤前后均置入内镜观察,29例在夹闭后置入内镜观察。3例经内镜观察发现动脉瘤颈残留而调整夹子,2例因误夹PCoA而调整夹子。所有病例均无与神经内镜使用相关的并发症。所有病例术后复查DSA,41例手术中使用内镜辅助观察的动脉瘤均夹闭满意无残留,颈内动脉及PCoA保留完好；未使用内镜观察的动脉瘤中有2个瘤颈残留。门诊随访11~45个月,所有病例都恢复良好（mRS 0~1分）。结论:在破裂PCoA动脉瘤锁孔入路显微手术使用内镜观察安全、有效,能有效弥补显微镜直视视角的不足,更充分地观察动脉瘤及其周围结构的解剖关系,降低动脉瘤颈残留和载瘤动脉及其分支损伤。

二尖瓣反流（mitral regurgitation，MR）是老年人发病率最高的心脏瓣膜病，其发病率随年龄增加而增高，65岁以上人群严重MR发病率高达19.1%，预计到2025年我国需干预治疗的MR患者达750万 [1]。MR急性发作时，左心房压力急剧升高，未扩张的左心室泵出的大部分血液因此向后进入左心房，导致心输出量急剧减少，严重者可并发急性心肌梗死、乳头肌断裂、心源性休克等不良结局，通常需要早期手术干预 [2]。外科手术是目前治疗重度MR的主要方式 [3]，但超过2/3的患者由于高龄、并发症等因素无法进行，5年内病死率高达50% [4]。经导管二尖瓣缘对缘修复术（transcatheter mitral edge-to-edge repair，TEER）通过夹合反流性二尖瓣的前瓣和后瓣，改善心力衰竭或手术风险过高患者二尖瓣反流的症状，为重度MR和MR急性发作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选择，其已获得广泛应用及指南推荐 [5,6,7]。截至2021年，全球应用超过15万例，其中股静脉入路为最常见的手术入路 [4]，但由于二尖瓣反流机制与解剖结构复杂，术中极易出现通路部位血肿、心包积液、夹子脱落、二尖瓣狭窄等意外事件，仍需多学科团队通力协作以确保患者安全。伴随TEER快速发展，目前已发布TEER医疗临床路径、超声心动图、心脏康复等多部共识，尚缺乏规范的TEER围术期管理相关的证据指导临床实践 [8,9,10]，为促进TEER围术期科学管理，现邀请相关学科专家基于目前的循证医学证据和管理经验，共同编写了《经导管二尖瓣缘对缘修复术围术期管理专家共识》。

目的:为避免手术后被服压迫伤口以及特殊部位伤口护理的需要，设计一种简洁实用、可调节大小高低、使用安全舒适的可调式外科支被架，运用于临床，并分析其在小儿泌尿外科手术后患者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①设计与制作：材料为聚氯乙烯树脂，整架设计融入卡通元素，由顶架、支脚架、侧架和挂件组成；顶架包括：顶板、观察窗、侧杆、收缩杆、调节套和端杆，顶板设有观察窗，顶板的前后两侧分别对称设有侧杆，侧杆的两端与收缩杆连接，前后两端收缩杆与端杆连接；支脚架包括：铰接座、支杆、伸缩杆和端头，铰接座设于端杆两端的底部，支杆的顶端铰接在铰接座中，支杆的底端与伸缩杆连接，端头连接在伸缩杆的底端。观察窗的设计便于伤口观察，支架板和支脚均采用螺旋式可伸缩设计，使支被架大小高低可随意调节，侧架上部为三角形，下部为圆弧形，以保持整架的稳定和避免支架下端压迫引流管道；另在支架脚上设计可摘取固定夹2个，用于固定手术后引流管；通过在每个支架脚上设置一个夹子，方便将床单四角固定，支脚设计为可折叠，便于收纳；②采取随机抽样法选取本院2019年8月至2020年8月120例泌尿外科男性隐匿型阴茎手术后或先天性尿道下裂手术后患儿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三组，即可调式外科支被架组(手术后放置可调式外科支被架)、常规盖被组(手术后常规用无菌纱布覆盖伤口后盖被)和不锈钢支被架组(手术后放置不锈钢支被架)，每组40例。比较三组患儿手术后至康复期间的舒适度、伤口或皮肤压伤、摩擦出血、管道脱落、受压或切割等不良事件的发生率、额外更换被服次数、额外伤口换药次数以及家属医疗用具使用满意度。结果:可调式外科支被架组患儿术后舒适度显著高于常规盖被组和不锈钢支被架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伤口或皮肤及管道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常规盖被组和不锈钢支被架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患儿家属医疗用具使用满意度高于不锈钢支被架组和常规盖被组( P<0.05)。可调式外科支被架组与不锈钢支被架组的额外更换被服次数、额外伤口换药次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但两组与常规盖被组比较，额外更换被服次数、额外伤口换药次数均明显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可调式外科支被架应用于小儿泌尿外科手术后，安全便利，一人一用，可提高患儿舒适度及家属医疗用具使用满意度，可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减轻医护工作量，值得临床推广。

目的:研究新型牵引装置在结直肠侧向发育型肿瘤(laterally spreading tumor，LST)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ESD)中的有效性。方法:收集2018年8月—2020年4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内镜中心经ESD治疗的结直肠LST患者资料，根据手术过程中是否使用牵引，分为传统ESD组(不使用牵引)及牵引辅助ESD组(利用3个夹子和1个橡皮圈组成弹性三角形牵引装置进行牵引)。分析两组总切除时间、黏膜下剥离时间、黏膜下剥离速率以及安全性等相关指标。结果:共纳入54例结直肠LST患者，其中29例为传统ESD组，25例为牵引辅助ESD组。两组年龄、性别构成、病变位置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牵引辅助ESD组的病变面积为13.30(7.55，15.91)cm 2，较传统ESD组的6.90(5.50，13.50)cm 2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U＝503.50， P＝0.014)。传统ESD组与牵引辅助ESD组总切除时间[48.00(35.50，58.00)min比34.00(29.00，35.00)min， U＝109.00， P<0.001]和黏膜下剥离时间[(39.52±12.37) min比(25.68±7.37)min， t＝4.89， P<0.001]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牵引辅助ESD组黏膜下剥离速率快于传统ESD组[0.17(0.13，0.30)cm 2/min比0.52(0.30，0.62)cm 2/min， U＝604.00， P<0.001]。传统ESD组有2例(6.9%)穿孔，牵引辅助ESD无穿孔发生，但穿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493)。 结论:利用夹子及橡皮圈进行牵引辅助的ESD相对于传统ESD治疗结直肠LST更加安全、有效。

留置导尿患者在更换导尿袋时，需在连接处进行消毒，以防止逆行性尿路感染。但导尿管的夹子经常无法完全将导尿管封闭，出现漏尿的情况；且导尿管末端为空腔，消毒不方便甚至不充分，存在感染风险。为此，笔者设计了一款一次性密闭式导尿套件，现介绍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