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不同受孕方式的妊娠期糖尿病(GDM)患者不良妊娠结局并构建风险预测模型.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2018年1月至2022年8月在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产科产检且分娩的1453例GDM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的436例GDM患者作为观察组,同期自然受孕的1017例GDM患者作为对照组.采用t检验、x2检验比较两组间基本资料、体重变化、血糖合格率、母婴妊娠结局及相关并发症;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导致不良妊娠结局的危险因素;根据各危险因素的回归系数权重构建预测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及曲线下面积(AUC)评估各独立危险因素及联合预测模型的预测效能.结果 IVF-ET是GDM患者发生首次剖宫产(OR=1.809,95%CI:1.339～2.442)、早产(OR=1.622,95%CI:1.090～2.413)、产后出血(OR=2.377,95%CI:1.406～4.018)、胎盘粘连(OR=1.971,95%CI:1.211～3.209)、低出生体重儿(OR=2.232,95%CI:1.354～3.680)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应用产次、年龄、胎数、孕期总增重、IVF-ET和瘢痕子宫建立联合预测模型,联合预测概率P=eLogit(P)/(1+eLogit(P)),Logit(P)=β1X1+β2X2+…+βnXn.该模型对早产、剖宫产、低出生体重儿的联合预测效能较好,AUC约0.8,均大于各独立危险因素的AUC.结论 由产次、年龄、胎数、孕期总增重、IVF-ET和瘢痕子宫构成的联合预测模型对GDM患者剖宫产、早产及低出生体重儿发生风险有一定的预测价值.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是运用医学技术和方法对配子、合子、胚胎进行人工操作，以达到受孕目的的技术。为加强医疗质量安全管理，保障接受ART治疗患者助孕期间及妊娠期的安全，北京市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结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印发的孕产妇妊娠风险评估与管理工作规范（孕产妇妊娠风险评估五色球管理），拟定本标准及其使用建议。本评估方法通过对接受辅助生殖治疗的女性进行妊娠相关风险的筛查、评估和管理，及时发现并干预相关风险因素，防范不良妊娠结局，保障母婴安全。

过去的30年，高分辨力经阴道和经腹超声探头的发展、高敏感血流彩色多普勒技术的改进，以及早孕期超声检测胎儿颈后透明层厚度(nuchal translucency，NT)预测染色体异常的普及，使得早孕期超声检查技术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多年的早孕期超声应用研究证实其在妊娠风险评估和早期检测重大畸形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1,2]。30多年前Gembruch等 [3]首次报道了应用经阴道二维灰阶与多普勒超声诊断先天性心脏病(congenital heart disease，CHD)，此后文献证实了有明显结构改变的CHD可以在早孕期(11~13 +6周)的超声检查中被筛查出来，甚至获得正确诊断 [4,5,6]。一项对63个早孕期胎儿心脏超声检查研究的荟萃分析显示，即使是在低危人群，早孕期超声检出心脏结构畸形的敏感性也可达0.558，早孕期获得诊断的CHD占所有孕期可检出CHD的63.67%。而在高危人群中CHD的检出敏感性更高，达0.6774，早孕期获得诊断的CHD占所有孕期可检出CHD的79.86% [7]。早期发现的严重结构改变的心脏异常多数预后不良，及时诊断对妊娠管理有着重要意义。但是，早孕期胎儿心脏超声检查与在中晚期的检查有所不同，检出率因CHD的类型不同有很大的差异，检出率不但取决于检查人员学术水平和意识，还受超声设备预设、仪器调节、所采用的扫查切面和操作技巧等影响 [5]，CHD筛查和诊断的效果更具经验依赖性。笔者将简述早孕期胎儿心脏超声检查的安全性、检查途径和仪器调节，心脏扫查切面和步骤，早孕期可发现、难以发现和无法诊断的CHD的种类，早孕期CHD诊断线索、陷阱和对策，以及早孕期发现CHD的随访管理等，以便为早孕期胎儿心脏超声检查技术推广和临床管理策略提供参考。

TORCH是指一系列可能导致流产、早产、畸胎、死胎、宫内发育迟缓、新生儿多脏器损害等不良妊娠结局的病原体，以弓形虫、风疹病毒、巨细胞病毒、单纯疱疹病毒、人细小病毒B19等为主要代表。血清学检测病原特异性免疫球蛋白M（IgM）抗体、免疫球蛋白G（IgG）抗体是目前的主要筛查手段，IgM抗体阳性通常提示患者可能处于急性感染期，是临床非常关注的问题。IgM抗体阳性并不等同于急性感染期，需要结合免疫学检测方法特点、病原体感染后的机体免疫反应规律、临床表现等进行综合评估，否则可能会给临床处置造成困扰。规范性的TORCH血清学筛查及系统性实验室检测可协助孕前指导以及孕期胎儿风险评估，有助于防范妊娠风险、降低出生缺陷。

抗磷脂综合征是一种以反复血管性血栓事件、复发性自然流产、血小板减少等为主要临床表现，伴抗磷脂抗体持续中、高滴度阳性的自身免疫病，其临床表现复杂多样，全身各个系统均可受累。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对抗磷脂综合征的认识与诊治理念已发生显著改变。现结合临床中的常见问题，借鉴国内外诊治经验和指南的基础上，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制定了本规范，旨在规范抗磷脂综合征的诊断方法、风险评估及治疗方案，提高临床医师的认识与理解，从而实现早期诊断、早期干预，最终改善患者预后。

目的:分析妊娠期糖尿病风险评分表对妊娠期糖尿病产妇分娩的新生儿低血糖监测的价值。方法:选取2018年2月—2020年6月同济大学附属第一妇婴保健院收治的240名妊娠期糖尿病（GDM）产妇分娩的新生儿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妊娠期糖尿病风险评分表以及孕12~20周妊娠糖尿病风险补充评分表分别对产妇进行评估和分组，以妊娠期糖尿病风险评分表得分≤20分且孕12~20周妊娠糖尿病风险补充评分表得分<33分为低风险组（ n=63），以妊娠期糖尿病风险评分表得分>20分且孕12~20周妊娠糖尿病风险补充评分表得分<33分为中风险组（ n=49），以妊娠期糖尿病风险评分表得分>20分且孕12~20周妊娠糖尿病风险补充评分表得分>33分为高风险组（ n=128）。检测三组产妇空腹血糖（FPG）水平；新生儿出生后1 h内采用葡萄糖氧化酶血糖仪检测血糖值，并予早吸吮；出生后72 h内采用连续动态血糖监测方法对新生儿进行血糖水平，并比较三组出生后1 h内及6、12、24、48、72 h的新生儿血糖水平和产后72 h内低血糖发生率。 结果:240名风险组新生儿中，197名出现低血糖，低血糖发生率为82.08%。三组新生儿治疗前低血糖、72 h内出现低血糖1次、反复出现低血糖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三组新生儿出生后1 h内、6、12、24 h血糖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出生后48、72 h三组新生儿血糖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妊娠期糖尿病新生儿会出现反复低血糖现象，风险分级级别越高新生儿低血糖发生率越高。故对妊娠期糖尿病新生儿进行风险评估，对其血糖实时监控以及进行相应的治疗具有重要作用。

目的:在不同孕前体重指数（BMI）分层的妊娠妇女中，通过孕中期的糖脂代谢指标建立巨大儿的风险评估模型，并探讨该模型的价值。方法:为单中心、大样本的回顾性研究。收集2016年9月至2018年12月在北京协和医院产科门诊孕24~28周进行常规口服75 g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的孕妇共1 781例，排除孕前糖尿病合并妊娠、高血压、甲状腺功能异常、肝肾功能疾病及多胎妊娠后，最终入组1 114例，按照孕前BMI分为体重正常组（940例，BMI<24.0 kg/m 2）和肥胖或超重组（174例，BMI≥24.0 kg/m 2）。记录不同体重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孕期糖代谢状态资料，记录妊娠结局。采用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寻找巨大儿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采用二元logistic逐步回归建立巨大儿预测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性（ROC）曲线评估预测模型价值并寻找相应预测切点。用PROCESS 3.4进行中介分析。 结果:与孕前体重正常组相比，孕前超重或肥胖组发生巨大儿风险更高（OR值为2.72，95%CI 1.75~4.23）。调整混杂因素（包括妊娠年龄、糖尿病家族史、不良孕产史）后，孕中期的空腹血糖（FPG）、餐后1 h血糖（1hPBG）、妊娠期糖尿病（GDM）、甘油三酯（TG）、载脂蛋白B（ApoB）、孕重增加（GWG）均是巨大儿发生的危险因素，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是保护因素（均 P<0.05）。二元logistic逐步回归法建立巨大儿预测模型，孕前体重正常组共940例，最终纳入预测指标为孕中期的GWG、ApoB及TG/HDL-C；孕前超重和肥胖组174例，最终纳入预测指标为ApoB和TG/HDL-C。孕前体重正常组预测巨大儿ROC曲线下面积为0.841，灵敏度为82.3%，特异度为75.2%；超重或肥胖组ROC曲线下面积0.727，灵敏度仅为50.0%，特异度为97.3%。在2组中，TG/HDL-C作为中介变量，在血糖和巨大儿的关系里中介效应显著。 结论:孕中期ApoB、TG/HDL-C联合GWG建立的巨大儿预测模型有较好的区分度和准确性，尤其在孕前体重正常的妊娠妇女中，提示血脂代谢紊乱对巨大儿的发生可能起着决定性作用。

随着产科医疗质量的提高，居于孕产妇死亡首位的产后出血已经得到高度的重视，而妊娠相关静脉血栓栓塞征（PA-VTE）则逐渐成为导致孕产妇死亡的首要原因之一。PA-VTE的临床特点及治疗的特殊性决定了早期评估和预防工作的重要性。本文就妊娠相关静脉血栓栓塞征的风险因素及评估现状进行综述，以期为临床孕产妇VTE风险评估及预防提供参考。

目的:系统评价妊娠中晚期服用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TDF）预防乙型肝炎病毒（HBV）母婴传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检索国内外有关数据库（截至2019年7月20日），收集妊娠中晚期服用TDF预防HBV母婴传播疗效和安全性的随机对照试验（RCT）和队列研究，以Cochrane协作网的偏倚风险评估工具对RCT、纽卡斯尔-渥太华量表对队列研究进行质量评价，采用RevMan 5.3软件进行meta分析。连续性变量分析的效应值以标准化均数差（ SMD）及其95%置信区间（ CI）表示，二分类变量分析的效应值以比值比（ OR）或危险度（ RR）及其95 %CI表示。 结果:共12项研究纳入分析，2项为RCT，10项为队列研究，共包括HBV感染母亲1 326例及其婴儿1 281例，妊娠中晚期服用TDF者729例（TDF组），未干预或应用安慰剂者597例（对照组）。质量评价结果显示，2项RCT中1项为"低偏倚风险"，1项为"高偏倚风险"；10项队列研究中9项为高质量，1项为中等质量。有效性结局的meta分析结果显示，TDF组母亲基线HBV DNA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 SMD=0.15，95 %CI：0.04~0.26， P=0.008），产前HBV DNA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 SMD= -5.41，95 %CI： -7.26~ -3.56， P<0.001），产前HBV DNA未检出者占比明显高于对照组[20.3%（41/202）比2.0%（4/203）， OR=27.55，95 %CI：7.32~103.85， P<0.001]；TDF组母亲所生婴儿HBV感染率明显低于对照组[0.8%（5/618）比9.1%（47/516）， RR=0.13，95 %CI：0.07~0.27， P<0.001]。安全性结局的meta分析结果显示，TDF组与对照组母亲所生婴儿出生缺陷发生率、死亡率、出生体重、身高和头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TDF组与对照组母亲产后丙氨酸转氨酶水平升高发生率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 P>0.05）；1项研究结果显示TDF组母亲中1~2级无症状性血清肌酸激酶水平升高者占比高于对照组[7.2%（7/97）比0（0/100）， P=0.006]，其他妊娠不良事件、并发症发生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妊娠中晚期服用TDF可有效预防HBV母婴传播，对胎儿生长发育无明显影响。

全球范围内恶性肿瘤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发病年龄呈年轻化趋势，肿瘤患者的生育力保护和保存日益受到重视。2020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uropean Society for Medical Oncology，ESMO）发布了最新的青春期后恶性肿瘤患者生育力保存和治疗后妊娠的临床实践指南，对生育力保护和保存策略的实施，抗肿瘤治疗性腺毒性的风险评估，遗传性肿瘤综合征患者生育力保存，抗肿瘤治疗后妊娠等给出了基于循证医学证据的指导意见。指南提出在临床实践过程中应遵循个体化原则，在不影响抗肿瘤治疗的情况下，对青春期后肿瘤患者选择合适的生育力保存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