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感染是引起非淋菌性尿道炎的主要病原体之一，生殖支原体感染可引起男性尿道炎，女性宫颈炎、盆腔炎、不孕、异位妊娠、早产等疾病，其主要通过与感染者黏膜直接接触传播，诊断方法主要是PCR。支原体耐药形势严峻，阿奇霉素、莫西沙星是目前主要治疗用药。本文对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感染的流行、感染机制、诊断治疗等方面作一简述。

目的:分析安阳市宫颈病变患者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HPV）感染现状，并分析其基因型。方法:选取2018年6月至2020年12月在本院门诊就诊或住院治疗的宫颈病变患者372例，参照宫颈组织病理活检结果分为宫颈炎、宫颈上皮内瘤变（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CIN）Ⅰ级、CIN Ⅱ级、CIN Ⅲ级、宫颈原位癌；采用聚合酶链式反应-反向点杂交法检测HPV感染情况及HPV基因分型。结果:HPV阳性率77.15%（287/372）；未检出HPV 81型、HPV 82型，高危型HPV以HPV 16型、HPV 58型、HPV 52型最常见（30.31%、16.38%、12.20%），低危型HPV以HPV 11型、HPV 6型、HPV 43型最常见（13.59%、12.54%、11.15%）；CIN Ⅰ级、CIN Ⅱ级、CIN Ⅲ级、宫颈原位癌中HPV阳性率显著高于宫颈炎（ P<0.05），但CIN Ⅰ级、CIN Ⅱ级、CIN Ⅲ级、宫颈原位癌中HPV阳性率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Spearman相关性分析显示宫颈病变程度与HPV感染显著正相关（ r=0.280， P<0.01）；单一感染占80.84%（232/287），多重感染占19.16%（55/287），不同宫颈病变患者HPV多重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不同宫颈病变患者HPV 16型、HPV 31型、HPV 52型、HPV 53型、HPV 66型及HPV 6型、HPV 11型、HPV 42型、HPV 43型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安阳市宫颈病变患者HPV感染率较高，且宫颈病变程度与HPV感染显著正相关。高危型HPV以HPV 16型、HPV 58型、HPV 52型常见，多数为单一感染，但CIN Ⅰ级、CIN Ⅱ级、CIN Ⅲ级、宫颈原位癌与HPV阳性率、多重感染率的关系仍有待探究。

目的:观察多西环素-莫西沙星序贯疗法对生殖支原体尿道炎/宫颈炎的治疗结局和安全性。方法:2019年6月至2020年12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性病门诊连续招募经核酸检测确诊的生殖支原体尿道炎/宫颈炎患者，给予多西环素7 d继以莫西沙星7 d的序贯疗法，治疗结束后2 ~ 3周行病原学或临床判愈。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分析治疗结局相关影响因素。结果:纳入合格受试者36例，男30例，女6例。18例（50%）完成了治疗后的病原学复测，其中12例达病原学治愈，6例治疗失败；另18例获临床治愈。多西环素-莫西沙星序贯疗法治疗生殖支原体尿道炎/宫颈炎的总体有效率为83.3%（30/36，95% CI：70.5%，96.1%），治疗结局与患者年龄、性别、婚姻状态、近1个月性伴数、性病史、近1个月抗生素用药史及合并感染均无显著关联（均 P > 0.05）。 结论:多西环素-莫西沙星序贯疗法对南京地区生殖支原体感染的疗效有限，临床上应用该方案时应警惕治疗失败可能。

生殖支原体可导致非淋菌性尿道炎、宫颈炎等泌尿生殖道感染甚至附睾炎、盆腔炎、早产等并发症。由于近年来生殖支原体感染率的升高以及多种常用治疗药物耐药的普遍出现，2016年欧洲、2017年澳大利亚性健康联盟、2018年英国性健康与HIV协会分别颁布了生殖支原体感染的诊疗指南，就其感染的临床表现、诊断、患者与性伴的治疗、随访等方面给出了建议，对我国生殖支原体感染的诊治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宫颈炎是常见的女性生殖系统感染性疾病。子宫颈管作为门户对子宫及盆腔有一定保护作用，当炎症上行蔓延，严重时可影响正常受孕和妊娠过程，导致不孕、流产、早产、胎膜早破等不良妊娠结局以及辅助生殖的失败，还可致使新生儿感染，甚至死亡。临床治疗宫颈炎可改善妊娠情况，主要为物理治疗和药物治疗，但各种干预方式对女性宫颈感染的预后及潜在影响不尽相同，故采取积极、合适的治疗显得尤为关键。本文就宫颈炎及不同治疗方式对妊娠结局、辅助生殖的影响作一讨论，以期为临床进行相关疾病的治疗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反复子宫脱垂患者子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的发生情况及其相关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17年1月至2019年6月江苏大学附属金坛医院收治的200例接受手术治疗的Ⅲ、Ⅳ度反复子宫脱垂患者，接受阴式子宫切除术治疗。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及术后病理结果，观察子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的发生情况，并分析子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的相关影响因素。结果:200例Ⅲ、Ⅳ度反复子宫脱垂患者中合并子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20例（10.0%），其中低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17例，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3例。合并子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的子宫脱垂患者年龄、子宫脱垂病程、产次、肿瘤家族史、子宫颈炎、高危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子宫脱垂分级、丈夫性生活前进行冲洗比例与无子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者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logistic分析结果显示，子宫脱垂病程（ OR=2.381，95% CI 1.337~9.050， P=0.002）、子宫颈炎（ OR=1.242，95% CI 1.113~3.015， P=0.032）、高危HPV感染（ OR=1.425，95% CI 1.124~6.234， P=0.020）、子宫脱垂分级（ OR=1.632，95% CI 1.204~7.624， P=0.015）是反复子宫脱垂患者发生子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反复子宫脱垂患者子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的发生率较高，且子宫脱垂病程>10年或Ⅳ度子宫脱垂患者发生子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的风险增加。

目的:观察情绪调节法对妇科感染性疾病患者自我效能感及疗效的影响。方法:选取台州市中心医院（台州学院附属医院）2017年1月至2019年1月收治的妇科感染性疾病患者72例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对照组各36例。对照组采取常规的心理干预；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取以增强情绪调节为主的情绪调节法进行心理干预。比较两组干预前后医学应对问卷（MCMQ）、自我效能量表（GSES）评分及疗效。结果:干预后，观察组MCMQ评分中的回避、屈服评分分别为（12.25±2.15）分、（13.07±1.46）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的（15.24±2.18）分、（15.57±1.84）分，面对评分为（17.69±2.41）分，高于对照组的（15.34±2.27）分，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5.859、6.386、4.259，均 P<0.001）。干预后，观察组GSES评分为（32.36±3.97）分，高于对照组的（27.21±3.71）分（ t=13.763， P<0.001）。观察组有效率为94.44%（34/36），显著高于对照组的75.00%（27/3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14.359， P<0.001）。 结论:在妇科感染性疾病患者的治疗过程中，增强患者的情绪调节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应对方式，提升其自我效能感，对提高疗效具有积极作用。

目的:探讨T细胞激活抑制物免疫球蛋白可变区结构域(VISTA)的表达与宫颈鳞状细胞癌(CSCC)发生发展的关系，及对CSCC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收集2014年3月至2019年4月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116例CSCC、23例宫颈上皮内瘤变(CIN)Ⅰ级、23例CINⅡ~Ⅲ级和23例慢性宫颈炎患者的宫颈组织标本，采用免疫组化SP法检测VISTA的表达。通过随访获取CSCC患者的生存资料，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组间生存率比较采用Log rank检验。预后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结果:CSCC组VISTA表达阳性率为32.8%(38/116)，CINⅡ~Ⅲ级组阳性率为17.4%(4/23)，CINⅠ级组和慢性宫颈炎组VISTA表达均为阴性。CSCC组与CINⅡ~Ⅲ级组、CINⅠ级组及慢性宫颈炎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在116例CSCC患者中，VISTA表达与CSCC患者的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分期、淋巴结转移有关(均 P<0.01)。VISTA阳性表达组患者平均生存时间为30.7个月，3年生存率为44.7%(17/38)；而VISTA阴性表达组患者平均生存时间为49.1个月，3年生存率为87.2%(68/78)。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VISTA表达( P＝0.001)和FIGO分期( P＝0.047)为CSCC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VISTA阳性表达患者的死亡风险是VISTA阴性表达患者的4.130倍。 结论:VISTA蛋白在CSCC组织中高表达，其表达水平与CSCC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VISTA表达可作为CSCC预后的独立预测因子，为CSCC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提供有力依据。

目的:探讨人乳头瘤病毒（HPV）DNA联合外周血细胞周期蛋白A（cyclin A）、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激酶2（CDK2）mRNA检测对子宫颈鳞状细胞癌的诊断价值。方法:选取江阴市中医院2018年1月至2021年10月收治的80例子宫颈鳞状细胞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另选同期治疗的80例子宫颈炎等子宫颈良性病变患者作为对照。采用基因芯片检测2组患者子宫颈石蜡包埋组织的HPV-DNA水平，采用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检测外周血单核细胞cyclin A、CDK2 mRNA水平。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子宫颈鳞状细胞癌发病的相关因素。以病理活组织检查结果为金标准，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判定HPV-DNA和外周血cyclin A、CDK2 mRNA单独及联合检测对子宫颈鳞状细胞癌的诊断效能。结果:子宫颈鳞状细胞癌患者HPV-DNA阳性率高于对照组[75.00%（60/80）比13.75%（11/80）， P<0.05]；子宫颈鳞状细胞癌患者cyclin A、CDK2 mRNA相对表达量分别为0.26±0.08、1.49±0.07，均高于对照组（0.11±0.03、1.14±0.0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人工流产>1次（ OR=3.093，95% CI 1.386~6.899， P=0.021）、初产年龄≤18岁（ OR=3.684，95% CI 1.651~8.219， P=0.013）、HPV-DNA阳性（ OR=4.125，95% CI 1.849~9.202， P=0.001）及外周血cyclin A mRNA相对表达量升高（ OR=3.800，95% CI 1.703~8.478， P=0.006）、CDK2 mRNA相对表达量升高（ OR=4.821，95% CI 2.161~10.756， P=0.008）为子宫颈鳞状细胞癌发病的危险因素。ROC曲线分析显示，HPV-DNA和外周血cyclin A、CDK2 mRNA单独及三者联合诊断子宫颈鳞状细胞癌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769（95% CI 0.700~0.838）、0.756（95% CI 0.688~0.823）、0.755（95% CI 0.689~0.820）、0.827（95% CI 0.766~0.888）。 结论:HPV-DNA和外周血cyclin A、CDK2 mRNA相对表达量可用于辅助诊断子宫颈鳞状细胞癌，且三者联合的诊断效能更高。

目的:依据宫颈细胞学筛查分析非典型腺细胞（AGC）和高危人乳头状瘤病毒（HR-HPV）及组织学特征，探讨AGC诊断的临床价值和处理方法。方法:我们对2017年1月至2020年12月诊断为AGC的140位患者的宫颈组织学、子宫内膜组织学及HR-HPV检测结果进行了回顾性分析。通过宫颈活检、宫颈管搔刮、宫颈锥切、分段诊断刮宫和子宫切除标本等几种途径，我们获得了组织学标本，并采用卡方检验分析各年龄组患有鳞状上皮病变与腺上皮病变患者的HPV检出率。结果:AGC的检出率为0.05%（140/268 614）。在140位AGC患者中有99例获得有效随访，其中包括慢性宫颈炎15例、子宫内膜良性病变4例、低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LSIL）12例、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21例、宫颈腺癌19例、子宫内膜癌22例、转移癌2例、鳞状细胞癌（SCC）4例。在99例患者中，年龄>40岁患者为89例，其HSIL阳性检出率为（19.1%），低于年龄≤40岁患者（40.0%）的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并且其HSIL阳性的检出率明显高于子宫内膜病变的检出率。此外，年龄>40岁组的重度宫颈病变（HSIL和宫颈癌）检出率与子宫内膜病变检出率相似（ P>0.05）。在140例AGC患者中，HR-HPV检测结果共48例，其中HR-HPV阳性20例（41.7%）。并且宫颈上皮内病变的HR-HPV阳性率明显高于子宫内膜病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然而，在21例HSIL阳性患者中，仅有6例HR-HPV阳性（28.6%）患者。 结论:虽然AGC检出率较低，但其仍与多种癌症及癌前病变密切相关。年龄因素在AGC的判读中起一定的相关作用，AGC结合HR-HPV检测对临床诊断和治疗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