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观察磁共振T2加权脂肪抑制序列(T2WI-FS)与表观扩散系数(ADC)技术评估宫颈癌(CC)患者淋巴结转移(LNM)与脉管间隙浸润(LVSI)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2023年9月本院收治经手术病理证实的CC患者120例临床资料,术前均行MRI及扩散加权成像(DWI)检查,收集横轴位T2WI-FS与ADC(b=700 s/mm2)图像,以术后病理检查为金标准,分析磁共振T2WI-FS与ADC技术对CC患者LNM与LVSI的评估价值.结果:病理结果显示,120例CC患者中40例存在LNM、无转移80例,T2WI-FS检出LNM 28例、无转移72例,ADC检出LNM 32例、无转移71例,T2WI-FS联合ADC检出LNM 38例,无转移79例,T2WI-FS联合ADC诊断CC患者LNM的准确率97.5％、敏感度95.0％、特异度98.8％、阳性预测值97.4％和阴性预测值97.5％,均高于单独诊断(P＜0.05).病理结果显示,120例CC患者共检出LVSI阳性49例、阴性71例,T2WI-FS检出LVSI阳性37例、阴性60例,ADC检出LVSI阳性39例、阴性61例,T2WI-FS联合ADC检出LVSI阳性46例、阴性69例,T2WI-FS联合ADC诊断CC患者LVSI的准确率95.8％、敏感度93.9％、特异度95.8％、阳性预测值95.8％和阴性预测值95.8％,均高于单独诊断(P＜0.05).结论:磁共振T2WI-FS联合ADC技术评估CC患者LNM与LVSI的价值较高,可为临床治疗方案制订和预后判断提供依据.

目的:分析热休克蛋白家族 H(Hsp110)成员 1[heat shock protein family H(Hsp110)member 1,HSPH1]在宫颈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与预后的相关性.方法:收集2018年2月至2021年1月首次确诊的60例宫颈癌患者的癌组织和相邻非癌组织.通过qRT-PCR检测HSPH1表达,分析其与肿瘤标志物、宫颈癌病理特征之间的关系,并通过Cox回归模型确定3年生存的独立预后因子.利用时间依赖性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HSPH1预测1年、2年和3年生存的临床价值,并通过外部数据库和细胞实验验证结果.结果:HSPH1在临床样本和GSE29570数据库宫颈癌组织中均呈高表达(P＜0.05),且与CA125、CA19-9、CEA和SCCA呈正相关(均r＞0,P＜0.05).高表达组(≥1.57)肿瘤大小≥4 cm、FIGOⅢ～Ⅳ期、淋巴结转移及淋巴血管空间侵犯比例均高于低表达组(P＜0.05).TCGA数据库和临床样本分析显示,高表达组患者生存率显著低于低表达组(P＜0.01).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HSPH1＜1.57(HR=0.299,P=0.039)和无淋巴结转移(HR=0.245,P=0.003)是独立预后因子.HSPH1预测1年、2年和3年生存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2、0.85和0.88.结论:HSPH1在宫颈癌组织中的高表达与患者较差的预后之间存在显著相关,HSPH1可作为宫颈癌预后评估和治疗靶点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目的探讨酰胺质子转移加权成像(amide proton transfer weighted imaging,APTw)的影像组学术前预测宫颈癌淋巴血管间隙侵犯(lymphovascular space invasion,LVSI)的价值.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宫颈癌患者病例及影像资料66例.所有患者均行盆腔3.0 T MRI检查,包括轴位T2WI、矢状位T2WI、动态对比增强磁共振成像(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DCE-MRI)和3D-APTw序列扫描.在APTw-T2WI融合图像上对肿瘤实质区域进行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ROI)勾画并记录APT值.在APT重建图像上进行肿瘤病灶分割并提取影像组学特征.采用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ICC)选取观察者内和观察者间复测信度好的影像组学特征(ICC>0.900).采用递归特征消除法(recursive feature elimination,RFE)及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LASSO)算法进行特征降维和筛选.基于logistic回归分类器构建临床模型、APTw影像组学模型和联合组学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和决策曲线分析(decision curve analysis,DCA)评估模型的诊断效能和临床价值,采用DeLong检验比较不同模型的预测效能.结果在训练集中,APTw影像组学模型预测宫颈癌LVSI的效能高于临床模型(AUC=0.826 vs.0.67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DeLong检验P<0.05).联合组学模型在训练集和测试集中的AUC值分别为0.838和0.825.DeLong检验结果显示,联合组学模型在训练集中术前评估LVSI的效能显著高于临床模型和APTw影像组学模型(P均<0.05).决策曲线显示APTw影像组学模型和联合组学模型在训练集和测试集中均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结论基于APTw的影像组学模型在术前预测宫颈癌LVSI方面具有较高的潜力,联合临床因素能进一步提高预测效能,有望为宫颈癌患者的个体化治疗和预后评估提供重要的支持.

目的基于治疗前多参数磁共振成像(multi-parametric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pMRI)影像组学特征,结合临床变量构建模型,预测局部晚期宫颈鳞癌(locally advanced cervic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LACSCC)患者新辅助化疗(neoadjuvant chemotherapy,NACT)后淋巴结转移状况.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两个中心2013年1月至2022年2月的265例接受NACT并行根治性子宫切除术的LACSCC患者病例及影像,中心1的数据用于模型训练,中心2的数据用于模型验证.所有患者NACT治疗前行盆腔MRI检查.于矢状位T2加权成像(sagittal T2-weighted imaging,Sag_T2WI)、轴位弥散加权成像(axial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Ax_DWI)和延迟期矢状位对比增强T1加权成像(sagittal T1-weighted contrast-enhanced imaging,Sag_T1C)勾画肿瘤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ROI)并提取影像组学特征.通过K最佳(K-Best)及最小绝对值收缩与选择算法(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LASSO)降维并筛选出与淋巴结转移强相关影像组学特征.基于每个序列筛选后的组学特征构建三个单序列模型,在所有特征间作相关性分析,排除高度相关的组学特征,并对临床变量进行多变量回归分析,融合临床变量及筛选后的影像组学特征构建临床-影像组学的组合模型,比较模型间性能差异.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及决策曲线(decision curve analysis,DCA)评估模型的诊断性能及临床效能.结果Sag_T2WI、Ax_DWI、Sag_T1C三个序列分别筛选出6、3、7个与淋巴结转移高度相关的组学特征,其中2个形状特征和10个纹理特征被纳入组合模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MRI评估的淋巴结状态是淋巴结转移的预测因素(P<0.05).与单序列模型相比,组合模型具有更好的预测能力,在训练集和验证集的诊断能力最高,ROC曲线下面积、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0.848[95％(confidence interval,CI):0.785～0.912]、78.2％、74.4％和0.827(95％CI:0.737～0.917)、80.8％、69.4％.DCA显示如果风险阈值超过60％,则用组合模型预测LACSCC患者NACT后淋巴结状态可获得较大的临床效益.结论基于治疗前MRI,联合Sag_T2WI、Ax_DWI、Sag_T1C三个序列的组学特征及临床信息对LACSCC患者NACT后淋巴结转移具有较好的预测效能.

目的:比较调强放疗（IMRT）和三维适形放疗（3D-CRT）在宫颈癌根治性放疗中的疗效和不良反应。方法:回顾性分析浙江省肿瘤医院2013年9月至2016年12月收治的1002例根治性放疗的宫颈癌患者资料，根据不同的体外放疗方式，分为IMRT组和3D-CRT组，通过1∶1倾向评分匹配后，分析两组的临床结局差异。连续变量用 xˉ±s或 M表示，分类变量用例数（百分比）表示。定量资料比较采用 t检验，定性资料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采用Kaplan-Meier法和log-rank检验计算不同组别的生存率。 结果:IMRT组比3D-CRT组有更多的患者接受了腹主动脉旁延伸野放疗（14.9%∶1.2%， P<0.001），IMRT组淋巴结放疗剂量≥55 Gy的患者比例显著高于3D-CRT组（26.6%∶15.5%， P=0.002）。IMRT组的5年无瘤生存（DFS）率（74.6%∶68.9%， P=0.084）和总生存（OS）率（79.4%∶74.9%， P=0.270）均略高于3D-CRT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IMRT组局部复发率和远处淋巴结转移率显著低于3D-CRT组，分别为3.0%∶6.9%（ P=0.020）和4.2%∶9.0%（ P=0.013）。IMRT组比3D-CRT组发生3-4级白细胞减少（46.3%∶37.9%， P=0.028）和贫血（18.8%∶14.0%， P<0.001）等不良反应的情况更严重。 结论:IMRT和3D-CRT两种放疗方式在宫颈癌根治性放疗中均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而IMRT可以对转移淋巴结实现更高的放疗剂量，在降低宫颈癌局部复发和远处淋巴结转移方面有显著的优势。

目的:探究宫颈癌患者血清中血管生成素-1/-2(sAng-1/-2)的表达及其比值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关系。方法:选取2015年9月至2017年12月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科就诊的87例宫颈癌患者(FIGOⅠa1-Ⅳ期)为研究对象。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87例患者入院时血清中的sAng-1、sAng-2浓度，统计分析其表达及sAng-2/sAng-1的比值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相关性。结果:Ⅰa1-Ⅱa2期的宫颈癌患者血清sAng-1表达高于Ⅱb-Ⅳ期者( P<0.05)，Ⅱb-Ⅳ期、宫颈腺癌的患者血清中sAng-2的表达明显高于Ⅰa1-Ⅱa2期、宫颈鳞癌患者( P<0.05)，有淋巴结转移或Ⅱb-Ⅳ期患者sAng-2/sAng-1的比值高于无淋巴结转移或Ⅰa1-Ⅱa2期的患者( P<0.05)。sAng-2在宫颈癌患者中的表达水平及sAng-2/sAng-1比值均与患者3年的总生存期(OS)和无进展生存时间(PFS)有关( P均<0.05)。 结论:宫颈癌患者sAng-1和sAng-2的表达可能与肿瘤病理类型或疾病进展或预后有关。sAng-2的表达或sAng-2/sAng-1的比值有可能成为评估宫颈癌患者预后的肿瘤标记因子。

宫颈癌是女性常见的生殖系统恶性肿瘤之一，尽管早期筛查率大幅度提升，宫颈癌疫苗的上市也起到了较好的预防作用，但其发病率仍居女性恶性肿瘤第二位，且逐渐倾向于年轻女性。宫颈癌的病因主要是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持续感染，肿瘤的浸润和转移仍然是有效治疗宫颈癌的巨大障碍。研究宫颈癌浸润转移的分子机制，可以为宫颈癌治疗提供新的靶点。本研究就miR-378与宫颈癌浸润和转移的关系进行综述，以期为预防和治疗宫颈癌提供更有效的方法。

目的:研究宫颈癌(CC)癌组织中畸胎瘤衍生生长因子1(Cripto-1)与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方法:应用荧光实时定量PCR(qRT-PCR)检测2012年1月至2017年5月成都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收治的152例CC组织及40例正常宫颈组织中Cripto-1与mTOR表达，统计学分析组间表达差异及两者与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关系。结果:CC组织中Cripto-1与mTOR的相对表达量明显高于正常宫颈组织( P<0.05)。CC组织中Cripto-1与mTOR表达呈正相关( r＝0.634， P<0.05)。CC组织中Cripto-1、mTOR蛋白与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分期、病理分级有关( P均<0.05)，与患者年龄、肿瘤的病理类型、浸润深度、是否伴有淋巴结转移无关( P均>0.05)。高Cripto-1表达患者的3年总体生存率(OS)与低Cripto-1表达患者的3年O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而高mTOR表达组3年OS明显低于低mTOR表达组患者(χ 2＝5.808， P＝0.016)。 结论:CC组织中Cripto-1与mTOR均表达增加，两者均与FIGO分期、病理分级有关，有可能成为CC诊断、治疗及评估的新分子标志物。

淋巴细胞亚群、肿瘤相关巨噬细胞等作为肿瘤微环境中主要的免疫细胞，与其分泌的细胞因子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免疫微环境，已成为宫颈癌复发转移的重要参与者，亦可影响宫颈癌同步放化疗的敏感性，进而影响患者的疗效和预后。近年来以免疫微环境为基础的宫颈癌免疫和靶向治疗已成为宫颈癌领域的研究热点。

目的:分析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复发转移性宫颈癌的疗效、安全性及其预后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2年6月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87例复发转移性宫颈癌患者，根据复发转移后是否应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将患者分为非免疫治疗组（ n=32）及免疫治疗组（ n=55）。比较两组患者的疾病控制率（DCR）、无进展生存期（PFS）、总生存期1（OS1，病理确诊日期至随访截止时间或患者死亡时间）、总生存期2（OS2，首次免疫治疗/非免疫治疗时间至随访截止时间或患者死亡时间）、安全性及影响预后的因素。 结果:非免疫治疗组与免疫治疗组的DCR分别为53.1%（17/32）和72.7%（40/5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3.44， P=0.064）。非免疫治疗组中位OS1为51.0个月，免疫治疗组未达到中位OS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7.50， P=0.006）；非免疫治疗组中位OS2为28.0个月，免疫治疗组未达到中位OS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7.07， P=0.008）。非免疫治疗组与免疫治疗组的中位PFS分别为18.0个月和23.0个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01， P=0.915）。在免疫治疗组中，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作为一线治疗的患者占70.9%（39/55），作为二线及以上治疗的患者占29.1%（16/55），患者均未达到中位OS2，中位PFS分别为23.0个月和17.0个月，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0.94， P=0.333； χ2=2.00， P=0.158）；38.2%（21/55）的患者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局部放疗，61.8%（34/55）的患者未行放疗，患者均未达到中位OS2，中位PFS分别为19.0个月和25.0个月，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0.62， P=0.432； χ2=0.01， P=0.906）。非免疫治疗组与免疫治疗组用药期间1~2级血尿及甲状腺功能减退发生率分别为53.1%（17/32）比27.3%（15/55）、3.1%（1/32）比21.8%（12/5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5.82， P=0.016； χ2=4.19， P=0.041）；非免疫治疗组骨髓抑制的发生率[1~2级为59.4%（19/32），3~4级为34.4%（11/32）]与免疫治疗组[1~2级为80.0%（44/55），3~4级为3.6%（2/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3.50， P<0.001）；肌酐升高、谷草转氨酶及谷丙转氨酶升高、淋巴细胞降低、低蛋白血症、蛋白尿、皮疹、乏力发生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单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应用是患者预后的独立保护因素（ HR=0.31，95% CI为0.12~0.77， P=0.012）。 结论:无论作为一线或二线及以上治疗，复发转移性宫颈癌患者应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延长了患者的OS1、OS2，并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应用是患者预后的独立保护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