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作为严重威胁生命的疾病之一,是人类第二大死因.目前治疗癌症的主要手段为手术、化疗和放疗等,均需要配合使用抗肿瘤药物,然而肿瘤细胞会对抗癌药物产生耐药性,从而使药物的治疗效果达不到理想状态.耐药性作为造成临床化疗失败的主要原因,一直以来受到广泛关注.因此,本研究综述了肿瘤多种耐药机制,包括肿瘤微环境、病毒因素、细胞物质转运、药物代谢酶等,以期为抗肿瘤药物的研发及癌症耐药性的研究提供参考.可以推测未来肿瘤的治疗方案将包括使用不同类型的药物,针对多药耐药性特定机制的特定弱点等联合疗法.通过逆转癌细胞耐药性的新药将提高化疗的效率,为目前无法治愈的肿瘤患者提供机会.

复合性血管内皮瘤（composite hemangioendothelioma, CHE）是一种少见的中间型血管肿瘤。形态学上，CHE有复杂的结构，由网状、巢状的网状血管内皮瘤样区域和实性片状的上皮样血管内皮瘤样区域组成，部分还出现梭形细胞血管瘤样、Dabska瘤样及高级别血管肉瘤样区域。免疫表达上，瘤细胞表达CD31、ERG、突触素、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D2-40灶状阳性，而CD34、嗜铬素粒A、CD56、TFE3、CAMTA1阴性。荧光原位杂交检测WWTR1-CAMTA1未见融合信号。随访时间49个月，复发1次，再次手术后辅以放疗，现无症状生存。伴神经内分泌标志物表达的CHE更易发生于深部软组织，形态学上需与其他中间型血管内皮瘤及神经内分泌肿瘤鉴别，生物学行为更具有侵袭性。

目的:探讨转移性肾癌原发灶联合转移灶切除术后的预后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北京大学第三医院2011年6月至2019年12月收治的12例肾癌伴远处转移患者的临床资料，男10例，女2例。平均年龄53.7(36~67)岁。平均体质指数(BMI)25.8(20.9~30.8)kg/m 2。右肾肿瘤6例，左肾肿瘤6例。原发肿瘤平均直径7.1(2.7~16.0)cm。肺转移2例，肝转移1例，骨转移9例。12例均先后完成肾原发灶和转移灶切除手术。原发灶切除术后出现转移灶的中位时间为2.5(1~84)个月。 结果:本研究12例原发灶切除术后病理结果：肾透明细胞癌10例，肾乳头状细胞癌2型1例，肾集合管癌1例；转移灶病理结果均与原发灶相同。原发灶切除术后行化疗3例，放疗6例，靶向药物治疗2例。12例中位随访时间34(2~96)个月，3例(25%)死亡。其中年龄( P=0.265)、性别( P=0.183)、BMI( P=0.152)、原发灶肿瘤大小( P=0.082)、是否行放化疗和靶向治疗( P=0.915)与总生存率之间无明显相关性，原发灶切除术后转移灶出现时间( P=0.046)与总生存率显著相关。 结论:原发灶切除术后至转移灶出现的时间是影响转移性肾癌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

患者63岁，因发现PSA升高就诊，查血tPSA 10.04 ng/ml。盆腔MRI检查考虑前列腺癌侵犯精囊腺。穿刺病理诊断为前列腺腺癌，Gleason评分4＋5＝9分。骨扫描检查阴性。患者先后接受根治性手术、辅助内分泌治疗、挽救性放疗，进展为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mCRPC)后又接受多西他赛化疗、阿比特龙、镭-223、肝转移灶局部射频消融、卡巴他赛化疗、白蛋白紫杉醇化疗等治疗，在多学科诊治与全程管理下获得了长达73个月的长期生存。

过去30余年，依托泊苷+铂类的双药化疗方案始终是广泛期小细胞肺癌（ES-SCLC）的标准治疗模式，而放疗在ES-SCLC中的应用始终未得到明确。近年来免疫治疗在ES-SCLC中取得重大突破，目前免疫治疗联合基础化疗的方案已经成为ES-SCLC的标准治疗。而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提出放疗与免疫治疗间存在不可忽视的协同抗肿瘤效应，在免疫治疗时代放疗对ES-SCLC的应用价值也被重新提起。如今胸部放疗和脑部放疗联合免疫治疗的早期临床研究已经对此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低剂量放疗在ES-SCLC中的引入也为研究者提出了新的探索方向，本文就放疗在广泛期小细胞肺癌的应用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吞咽困难是头颈部肿瘤放疗后常见的不良反应，在接受放化疗的头颈部肿瘤患者中，超过76%的患者会出现吞咽困难，轻者降低生活质量，重者可能危及生命。吞咽困难的形成与肿瘤分期、治疗方法和康复计划等相关，其预防和治疗是保障头颈部肿瘤患者生活质量的关键，但是目前临床防治措施明显不完善。笔者从吞咽系统的解剖及生理过程、放疗后头颈部肿瘤患者吞咽困难的形成原因、放疗对头颈部肿瘤患者吞咽困难发生发展过程的影响、吞咽困难的评估以及吞咽功能训练等方面进行综述，以期进一步为头颈部肿瘤患者放疗后出现吞咽困难的防治提供思路。

成纤维细胞激活蛋白（FAP）在恶性肿瘤间质中高表达。近年来， 68Ga标记的FAP抑制剂（FAPI）广泛应用于临床研究，特别是在消化系统恶性肿瘤的诊断、远处转移的评估、辅助勾画肿瘤放疗靶区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笔者就 68Ga-FAPI PET/CT在常见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中的应用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临床医师对消化系统恶性肿瘤的诊断和治疗提供参考。

乳头状甲状腺癌症(PTC)约占所有甲状腺癌(TC)的80％,由于其在所有癌症类型中的发病率增长最快,已引起全球广泛关注[1].大多数PTC患者在手术、放疗和化疗后具有良好的预后[2].然而,由于肿瘤转移,复发率大大增加,导致病人病情加重甚至死亡[3].基因诊断和治疗已经成为预防和治疗PTC的研究热点,因此,了解PTC进展的分子机制,寻找PTC的潜在靶点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探讨恶性肿瘤患者应用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抑制剂治疗后出现甲状腺损伤的临床特征及其相关因素。方法: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收集2019年10月至2021年10月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接受PD-1抑制剂治疗且符合纳入标准的198例恶性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治疗后甲状腺损伤的情况，将患者分为甲状腺正常组和甲状腺损伤组，分析甲状腺损伤的发生率、类型、发生时间及转归等，以logistic回归分析发生甲状腺损伤的危险因素。结果:PD-1抑制剂治疗后甲状腺损伤的发生率为29.8%（59/198）。甲状腺正常组与甲状腺损伤组间既往放疗史及靶向治疗史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而性别、年龄、肿瘤类型、既往手术或化疗史、肿瘤转移史以及PD-1抑制剂种类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59例甲状腺损伤患者中，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19例（32.2%）、甲状腺功能减退症16例（27.1%）、甲状腺毒症14例（23.7%）、亚临床甲状腺毒症6例（10.2%）、甲状腺功能正常的甲状腺炎4例（6.8%），其发生时间中位数分别为PD-1抑制剂治疗后3.00、3.00、1.50、1.50和0.80个月。20例初期以甲状腺毒症或亚临床甲状腺毒症为首发表现的患者中，有12例患者转归为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或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既往放疗史（ OR=3.737，95% CI 1.390~10.046）、靶向治疗史（ OR=3.763，95% CI 1.553~9.117）、基线甲状腺球蛋白抗体阳性（ OR=12.082，95% CI 1.199~121.775）及基线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阳性（ OR=10.874，95% CI 1.010~117.047）是PD-1抑制剂导致甲状腺损伤的危险因素。 结论:恶性肿瘤患者应用PD-1抑制剂治疗后发生甲状腺损伤的比例较高，尤其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和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部分患者存在甲状腺毒症向甲状腺功能减退转变。既往放疗史、靶向治疗史及基线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是应用PD-1抑制剂后发生甲状腺损伤的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髓母细胞瘤(medulloblastoma，MB)患儿的临床特征及辅助化疗效果。方法:收集2012年5月至2017年11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儿科收治的21例经病理确诊的MB患儿的临床资料，分析经多学科联合治疗后的临床疗效及预后。结果:入组的21例患儿(男15例，女6例；中位年龄6岁3个月)中，肿瘤主要来源于第四脑室(66.7%，14/21例)；病理组织分型以经典型最多见(61.9%，13/21例)；分子分型中4型居多(47.6%，10/21例)；高危组15例(71.4%)，余6例(28.6%)低危组患儿均未发生转移(M0期)；有16例(76.2%)进行了肿瘤全切除术。随访至2019年12月(中位随访时间29个月)，经综合治疗，死亡11例，复发6例，2年生存率为61.5%，5年生存率为51.1%。Cox回归多因素分析显示，肿瘤无播散、放疗与手术的时间间隔短的患儿生存率较高( P<0.05)。 结论:男童MB发病率高于女童，经典型是MB患儿主要组织病理学亚型。肿瘤有无播散、放疗与手术的时间间隔长短为影响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多学科联合治疗可有效改善远期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