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老年女性(年龄≥65岁)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HPV)感染和宫颈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igh-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HSIL)以及手术治疗方式选择的关系.方法 选取2020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在北京妇产医院因阴道镜病理提示为高级别宫颈上皮内病变[含宫颈上皮内瘤变(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CIN)Ⅱ、CIN Ⅲ]住院治疗的老年女性病例共108例做回顾性分析.手术治疗包括宫颈锥切和全子宫切除.结果 108例病例中合并HPV 16/18感染者共56例(51.85％),新柏氏液基细胞学检测(Thinprep cytologic test,TCT)提示HSIL以上及非典型鳞状细胞不除外高级别病变(atypical squamous cells:cannot exclude high-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ASC-H)病例共47例,与术后病理的符合率为43.52％.宫颈管搔刮(endocervical canal curettage,ECC)提示HSIL44例.约50％ 的病例因宫颈萎缩明显,初次治疗方法选择全子宫切除.HPV 16/18感染和非HPV 16/18感染病例阴道镜活检提示HSIL的点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68).宫颈锥切术后病理情况切缘情况研究显示,合并HPV 16/18感染和非HPV16/18的其它高危型HPV感染病例切缘阳性可能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41).Logistic多因素分析显示,HPV 16/18感染仅与ECC提示为HSIL相关.手术方式初次选择锥切的病例65例,其中切缘阳性需进一步子宫切除的病例为36例,占56.25％.33例继续进行了腹腔镜全子宫切除术,术后病理未见HSIL病灶者为16例(48.48％).结论 绝经后老年女性高危型HPV 16/18感染仍然是造成宫颈HSIL的重要因素之一;ECC对于宫颈萎缩的老年女性的宫颈HSIL的诊断有非常重要的协助作用.对于老年女性HSIL治疗的选择仍然建议首选宫颈锥切,宫颈萎缩明显的患者应由有经验的手术医生施行手术.

目的:分析宫颈上皮内瘤变（CIN）患者宫颈锥切术后复发的相关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安溪县妇幼保健院2016年1月至2022年12月收治的高级别CIN患者（CIN ≥ Ⅱ级）205例的临床资料，均接受环形电外科切除术（LEEP）或冷刀锥切术（CKC）。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风险模型分析术后复发的相关危险因素。结果:205例CIN的患者单因素分析中足月出生次数（ HR=1.512，95% CI：1.191~1.920， P < 0.05）、早产史（ HR=7.255，95% CI：2.645~19.900， P < 0.05）、流产史（ HR=2.158，95% CI：1.273~3.660， P < 0.05）、切缘状态阳性（ HR=1.724，95% CI：1.092~2.720， P < 0.05）、锥切长度（ HR=0.953，95% CI：0.918~0.989， P < 0.05）、宽度（ HR=0.924，95% CI：0.800~0.975， P < 0.05）、深度（ HR=0.390，95% CI：0.285~0.535， P < 0.05）、吸烟史（ HR=2.143，95% CI：1.264~3.634， P < 0.05）、合并症史（ HR=3.392，95% CI：2.022~5.691， P <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ox多因素风险模型提示切缘阳性（ HR=2.144，95% CI：1.317~3.492， P < 0.05）、早产史（ HR=4.515，95% CI：1.598~12.754， P < 0.05）、并发症史（ HR=3.552，95% CI：1.952~6.462， P < 0.05）是宫颈锥切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宫颈锥切术后的高级别CIN患者，切缘阳性、早产史和合并症与复发风险增加相关，但锥切深度（> 0.5 cm）与复发风险较低相关。

目的:探究绝经后女性子宫颈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igh-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HSIL）的临床病理特征。方法:选取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于江苏省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妇科住院治疗的HSIL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患者行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igh risk human papillomavirus，HR-HPV）检测、阴道镜检查、宫颈活检+子宫颈管搔刮术（endocervical curettage，ECC），病理诊断为HSIL，后行子宫颈冷刀锥切术（cold-knife conization，CKC），其中资料完整、诊疗过程符合宫颈癌诊疗规范、既往无宫颈手术史的患者594例，根据绝经情况将患者分为未绝经组（463例）和绝经组（131例），对两组患者的年龄、接触性出血、妇科检查、HR-HPV、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阴道镜检查及活检结果、子宫颈锥切术后病理结果等进行比较分析，有统计学差异的因素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识别出绝经后HSIL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 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绝经组接触性出血的阳性率［12.98%（17/131）］、HR-HPV阳性率［77.86%（102/131）］与未绝经组［11.45%（53/463）、80.56%（373/463）］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0.23、0.46； P值分别为0.632、0.496）。绝经组患者子宫颈表面柱状上皮移位的比例［43.51%（57/131）］、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异常的比例［87.79%（115/131）］均低于未绝经组［64.36%（298/463）、93.74%（434/463）］，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18.46、5.16； P值分别为<0.001、0.023）。绝经组ECC阳性率［62.60%（82/131）］、子宫颈Ⅲ型转化区［73.28%（96/131）］、锥切术后病理升级的比例［9.92%（13/131）］、锥切术后切缘阳性率［24.43%（32/131）］均高于未绝经期患者［46.22%（214/463）、26.78%（124/463）、1.73%（8/463）、5.40%（25/463）］，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10.95、94.68、20.11、42.62， P值分别为0.001、<0.001、<0.001、<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子宫颈Ⅲ型转化区的比例高（ OR=6.569，95% CI 4.130~10.446）、ECC阳性率高（ OR=1.978，95% CI 1.250~3.128）、锥切切缘阳性率高（ OR=4.581，95% CI 2.386~8.794）、锥切术后病理升级率高（ OR=4.612，95% CI 1.557~13.668）及宫颈外观光滑的比例高（ OR=0.464，95% CI 0.294~0.731），是绝经后HSIL的临床病理特征（ P值分别为<0.001、0.004、<0.001、0.006、0.001）。 结论:绝经后妇女HSIL与未绝经妇女存在差异，临床症状和筛查表现存在不典型性，并且病变易累及宫颈管、锥切术后切缘阳性率高、病理升级的比例高，所以对诊断为绝经后宫颈癌前病变女性应采取更积极的干预手段。

目的:探讨联合自动针道优化及3D打印技术研制腔道适形插植导板的方法，评价该技术对剂量及疗效的提升与改进作用。方法:回顾性分析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2020年9月—2022年9月收治的晚期宫颈癌患者15例。患者存在阴道残端复发、肿瘤偏心性生长、子宫锥切术后等特征，CT扫描获取三维影像，完成针道优化后，通过放射治疗3D打印系统软件（PMT 3D）对预计划数据进行解析，抓取驻留点的坐标而建立插植通道，并基于患者生理结构特征生成腔道适形插植导板的尺寸及形状，3D打印后实施插植放疗。评估适形指数等剂量学参数，对治疗前、后的肿瘤体积变化进行配对 t检验。 结果:15例患者采用腔道适形插植导板进行治疗，其治疗计划适形指数CI为0.74±0.26，放射治疗总剂量高危临床靶区（HR-CTV）D 90%（EQD 2，α/β=10）为（85.5±6.8）Gy，膀胱、直肠、小肠、结肠的D 2 cm3（EQD 2，α/β=3）分别为（72.2±4.2）、（65.8±6.1）、（65.2±4.4）、（69.8±3.7）Gy，符合临床要求。治疗后，肿瘤体积缩小明显。适形插植导板与阴道腔体贴合度较好，少体积的空气间隙并未影响剂量。非平行入针可以提高腔体空间及插植针的利用率。 结论:基于自动针道优化及3D打印技术的适形腔道插植导板研制方法兼顾效率和效果，符合现代精准放疗的要求，具有临床实用价值。

目的:探讨绝经后妇女子宫颈癌前病变的特点。方法:收集2017年6月至2018年11月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阴道镜下活检诊断为子宫颈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并行子宫颈锥切术的2 013例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其中绝经组439例，未绝经组1 574例，对两组患者的临床特点、高危型HPV检测、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TCT）、阴道镜检查及活检结果、子宫颈锥切术后病理结果等进行对比分析。结果:（1）临床特点：绝经组接触性出血的发生率与未绝经组比较无显著差异［分别为4.3%（19/439）、6.4%（101/1 574）； χ2=2.672， P=0.102］。绝经组有接触性出血症状的患者中锥切术后病理结果为子宫颈癌的比例明显高于未绝经组［分别为10/19、22.8%（23/101）； χ2=7.157， P=0.007］；绝经组无症状的患者中锥切术后病理结果为子宫颈癌的比例也明显高于未绝经组［分别为9.0%（38/420）、4.3%（63/1 473）； χ2=14.726， P<0.01］。绝经组子宫颈表面光滑患者的比例明显高于未绝经组［分别为63.6%（279/439）、35.5%（558/1 574）； χ2=111.601， P<0.01］。（2）高危型HPV检测：绝经组患者高危型HPV阳性率与未绝经组比较无显著差异［分别为92.0%（404/439）、94.4%（1 486/1 574）； χ2=3.394， P=0.065］；两组均以HPV 16型阳性率最高［分别为65.8%（289/439）和68.0%（1 070/1 574）］，但两组比较无显著差异（ χ2=0.722， P=0.395）。（3）TCT检查：TCT检查结果包括未见上皮内病变或恶性病变（NILM）、未明确诊断意义的不典型鳞状上皮细胞（ASCUS）、不除外高度病变的不典型鳞状上皮细胞（ASC-H）、低级别鳞状上内病变（LSIL）、HSIL，两组TCT检查结果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4）阴道镜检查：与未绝经组比较，绝经组阴道镜检查不充分的比例［分别为32.5%（511/1 574）、87.5%（384/439）］、子宫颈Ⅲ型转化区的比例［分别为21.9%（344/1 574）、80.0%（351/439）］、行子宫颈管刮取术（ECC）的比例［分别为20.5%（322/1 574）、35.3%（155/439）］、ECC阳性率［分别为53.1%（171/322）、67.7%（105/155）］均显著增高（ P<0.01）；子宫颈病变累及阴道壁的比例也显著增高［分别为1.0%（16/1 574）、5.9%（26/439）； χ2=40.443， P<0.01］，且绝经组患者累及阴道壁的病变的程度与子宫颈病变的程度呈显著正相关（ r=0.660， P<0.01）。（5）锥切术后病理升级情况：与未绝经组比较，绝经组患者锥切术后切缘阳性率［分别为4.8%（75/1 574）、14.6%（64/439）］、病理升级的比例［分别为5.5%（86/1 574）、10.9%（48/439）］均显著增高（ P<0.01）。 结论:绝经后妇女阴道镜检查常不充分，多为Ⅲ型转化区，病变更易累及子宫颈管及阴道壁，临床上应重视子宫颈管的搔刮及阴道壁的全面检查。绝经后妇女的锥切术后切缘阳性率高，锥切术后病理升级的比例高，常需进一步干预。

目的:探讨绝经后女性子宫颈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术后病理诊断升级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21年12月在山西白求恩医院接受子宫颈锥切或全子宫切除术治疗的387例绝经后女性HSIL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根据术后病理诊断是否升级为癌分为升级组和未升级组，比较两组临床病理特征，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术后病理升级的影响因素。结果:387例患者中，术后病理升级为癌者28例（7.2%）。与未升级组相比，升级组子宫颈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TCT）为HSIL的比例[57.1%（16/28）比44.6%（160/359）]、阴道镜印象为HSIL的比例[89.3%（25/28）比59.3%（213/359）]、病变累及腺体的比例[46.4%（13/28）比24.0%（86/359）]、病变累及点数≥2个的比例[82.1%（23/28）比59.6%（214/359）]、子宫颈管搔刮术（ECC）阳性的比例[64.3%（18/28）比46.0%（165/359）]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间按绝经期持续时间、阴道出血、孕次、产次、人乳头瘤病毒（HPV）16/18感染、多重HPV感染分层患者比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阴道镜印象为HSIL（ OR＝6.195，95% CI 1.432~26.804）、病变累及腺体（ OR＝2.468，95% CI 1.050~5.801）、ECC阳性（ OR＝3.477，95% CI 1.028~11.764）是绝经后女性HSIL患者术后病理升级为癌的独立危险因素（均 P<0.05）。 结论:对于绝经后女性，当患者阴道镜印象为HSIL、病变累及腺体及ECC阳性者需警惕术后病理升级的风险。

目的:分析子宫颈腺样基底细胞癌（CABC）的临床病理特征，探讨其诊治方法及预后。方法:收集2010年3月31日至2023年3月31日13年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收治的CABC患者，分析其临床病理特征、诊治方法及预后。结果:（1）近13年本院收治的子宫颈癌患者共4 055例，其中CABC患者11例，占0.3%（11/4 055）。11例CABC患者的中位发病年龄为65岁（范围：55~74岁），均已绝经；仅1例患者以阴道流血为首发症状就诊，其余10例患者无明显症状。（2）11例CABC患者中，8例行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其中5例为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11例均行高危型人乳头状瘤病毒检测，其中2例阴性，9例阳性；8例行血清肿瘤标志物检测均无异常；6例术后行免疫组化法检测，p16、细胞角蛋白、细胞增殖相关核抗原和黏附分子5.2均阳性，CD 117阴性。确诊方式：11例CABC患者中，2例子宫颈活检诊断，5例子宫颈锥切术后诊断，4例子宫全切除术后诊断。11例CABC患者均合并子宫颈上皮内瘤变（CIN）Ⅱ~Ⅲ，其中2例同时合并子宫颈鳞癌。（3）临床分期：11例CABC患者中，Ⅰa期1例、Ⅰa1期4例、Ⅰa2期4例、Ⅰb1期2例，均根据不同分期行相应范围的子宫切除+双侧附件切除术，其中6例行盆腔淋巴清扫术，均未发现淋巴结转移。11例患者均随访，截至2023年5月，中位随访时间为43个月（范围：21~85个月）；随访期内11例患者均无复发，中位生存时间为43个月（范围：21~85个月），其中1例患者为非原发病死亡，存活72个月，其余10例患者预后良好，均无瘤生存。 结论:CABC好发于绝经期后妇女，常伴CINⅡ~Ⅲ或者子宫颈鳞癌，预后良好。

目的:探讨子宫颈原位腺癌（AIS）基于切缘状态的分层管理方案。方法:收集2010年1月至2015年12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行子宫颈环形电切（LEEP）术，术后病理诊断为AIS的患者249例，回顾性分析其临床病理资料，探讨LEEP术后切缘状态与病灶残留的关系，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法分析影响子宫颈AIS患者LEEP术后病灶残留的相关因素。结果:（1）249例子宫颈AIS患者的诊断年龄为（40±8）岁（范围：23~71岁）。249例子宫颈AIS患者中，19例有病灶残留，病灶残留率为7.6%（19/249）。其中，LEEP术后病理诊断为单纯AIS者69例，其病灶残留率为13.0%（9/69），LEEP术后病理诊断为AIS+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者180例，其病灶残留率为5.6%（10/180），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3.968， P=0.046）；多灶性病变者33例，其病灶残留率为21.2%（7/33），单灶性病变者216例，其病灶残留率为5.6%（12/216），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7.858， P=0.005）。181例术前行子宫颈管搔刮术（ECC）患者中，ECC阳性患者的病灶残留率为14.0%（14/100），显著高于ECC阴性者［4.9%（4/81）； χ2=4.103， P=0.043］。（2）249例子宫颈AIS患者中，LEEP术后切缘阳性者88例，切缘阳性率为35.3%（88/249）；切缘阳性患者的病灶残留率（14.8%，13/88）显著高于切缘阴性者［3.8%（6/156）； χ2=9.355， P=0.002］。249例子宫颈AIS患者中，LEEP术后152例行子宫全切除术、97例未行子宫切除术；LEEP术后行子宫全切除术患者的年龄为（43±7）岁，显著高于97例未行子宫切除术者［（37±8）岁； t=6.518， P<0.01］；LEEP术后行子宫全切除术患者中有生育要求者3例，占2.0%（3/152），显著低于未行子宫全切除术者［38例，占39.2%（38/97）； χ2=59.579， P<0.01］。152例LEEP术后行子宫全切除术的患者中，18例有病灶残留，病灶残留率为11.8%（18/152），其中切缘阳性患者的病灶残留率显著高于切缘阴性者［分别为18.8%（12/64）、7.0%（6/86）； χ2=4.861， P=0.028］。97例LEEP术后未行子宫全切除术患者的中位随访时间为32个月（范围：4~70个月），随访期内子宫颈AIS复发3例（3.1%，3/97），进一步行子宫全切除术，未发现浸润性腺癌。（3）多因素logistic回归法分析显示，切缘阳性（ OR=4.098，95% CI为1.235~13.595， P=0.021）、多灶性病变（ OR=5.464，95% CI为1.494~19.981， P=0.010）为影响子宫颈AIS患者LEEP术后病灶残留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子宫颈AIS患者LEEP术后的管理，建议以切缘状态作为一级分层管理指标，以年龄、生育需求作为二级分层管理指标，结合病灶残留的高危因素综合评估，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目的:系统梳理与总结全球子宫颈癌前病变及宫颈癌治疗指南的制订现状和推荐意见。方法:以“uterine cervical neoplasms”“cervix cancer”“cervical neoplasm”“cervical precancerous lesions”“treat*”“guideline*”“practice guideline*”“consensus”“recommendation*”“guidebook*”“子宫颈癌前病变”“宫颈癌”“治疗”“指南”“规范”“共识”为关键词，检索PubMed、Embase、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截至2021年7月8日收录的文章，辅以检索世界各国的卫生网站最新的与子宫颈癌前病变和宫颈癌治疗相关的指南，语种限定为中文和英文。共纳入文献38篇，对指南的基本信息、针对不同人群的推荐意见等进行摘录和整理分析。结果:共纳入国内外24部子宫颈癌前病变治疗指南和14部宫颈癌治疗指南，覆盖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大多数指南对宫颈上皮内瘤变1级（CIN1）人群推荐随访观察；针对宫颈上皮内瘤变2/3级（CIN2/CIN3）人群，视患者具体情况推荐消融治疗或切除治疗，其中发达国家指南优先推荐采用切除治疗。在中低资源国家，鉴于医疗资源的可及性，推荐在阴道镜检查满意时消融治疗可作为切除治疗的替代疗法；针对原位腺癌（AIS）人群，视患者有无生育需求推荐宫颈锥切术或全子宫切除术；针对宫颈癌患者，大多数指南推荐采用手术治疗早期疾病和较小病变，同步放化疗通常是中晚期宫颈癌的主要治疗方法。在治疗后的人群管理方面，所有指南均推荐治疗后应进行长期随访监测疾病复发情况，随访方法包括人乳头瘤病毒（HPV）检测和（或）细胞学检查或阴道镜检查。针对子宫颈癌前病变，大多数指南推荐治疗后的6或12个月进行随访，针对宫颈癌推荐治疗后的3~4个月进行随访。结论: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布的子宫颈癌前病变及宫颈癌的治疗推荐具有一定差异。需在充分借鉴全球治疗指南的基础上，考虑不同地区医疗资源配置现状，构建适合我国的子宫颈癌前病变及宫颈癌治疗和管理指南，提高治疗效果。

目的:探讨宫颈管内镜下宫颈锥切术应用于高级别宫颈上皮内瘤变(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CIN)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2017年6月至2019年6月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收治的CINⅡ、Ⅲ级患者100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各50例。对照组采用传统的宫颈冷刀锥切术，观察组采用宫颈管内镜下宫颈锥切术。比较两种手术方式的治疗效果。结果:观察组的标本切缘阳性率明显低于对照组[8%(4/50)与18%(9/50)]，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4.98， P<0.05)。随访1年，观察组的治愈率高于对照组[96%(48/50)与84%(40/50)]，残留率和复发率均低于对照组[6%(3/50)与14%(7/50)，2%(1/50)与8%(4/5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 2值分别为10.56、3.98、13.96， P均<0.05)。观察组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6%(3/50)与18%(9/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11.25， P<0.05)。而两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伤口愈合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1.46、1.26、0.98， P均>0.05)。 结论:宫颈管内镜下宫颈锥切术治疗高级别CIN，可准确定位病灶，切除有效率高，复发率低，手术并发症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