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子宫腺肌病患者凝血功能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方法:（1）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21年12月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的25例健康妇女和25例子宫腺肌病患者，分析其经期和非经期凝血指标的变化情况。（2）分析同期在本院住院行子宫切除术的子宫腺肌病患者145例（非出血期观察组）和子宫颈上皮内瘤变Ⅲ级患者129例（非出血期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术前的凝血指标。（3）分析同期在子宫出血期于本院门诊行诊刮术的子宫腺肌病患者154例（出血期观察组）和经妇科超声检查子宫肌层无病变的妇女147例（出血期对照组），比较两组在子宫出血期的凝血指标。（4）分析子宫腺肌病患者凝血指标与癌相关抗原125（CA 125）、癌相关抗原19-9（CA 19-9）、子宫体积的相关性。 结果:（1）25例健康妇女的凝血指标在经期和非经期间无显著差异（ P均>0.05）；子宫腺肌病患者经期纤维蛋白原［FIB；2.61 g/L（2.50~3.10 g/L）］和D-二聚体［0.60 mg/L（0.40~1.00 mg/L）］均明显高于非经期［FIB为2.25 g/L（1.90~2.70 g/L）、D-二聚体为0.27 mg/L（0.20~0.40 mg/L）； P均<0.01］，经期凝血酶时间［TT；16.70 s（16.10~17.40 s）］明显低于非经期［17.95 s（17.20~18.40 s）； P<0.01）］。（2）与非出血期对照组相比，非出血期观察组子宫腺肌病患者的D-二聚体［0.26 mg/L（0.20~0.40 mg/L）］、血小板计数［257.0×10 9/L（212.0×10 9/L~308.5×10 9/L）］均增高（ P均<0.01）。其中，FIB（ r=0.237， P=0.004）和D-二聚体（ r=0.373， P<0.001）均与CA 125呈正相关，凝血酶原时间（PT； r=-0.208， P=0.012）和凝血酶原时间国际标准化比值（PT-INR； r=-0.201， P=0.015）均与CA 19-9呈负相关。（3）与出血期对照组相比，出血期观察组子宫腺肌病患者的PT［10.70 s（10.10~11.20 s）］、PT-INR［0.93（0.90~1.00）］均减小，D-二聚体［0.41 mg/L（0.20~0.80 mg/L）］升高（ P均<0.01）。其中，FIB（ r=0.252， P=0.038）、D-二聚体（ r=0.321， P=0.008）均与子宫体积呈正相关，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 r=-0.190， P=0.018）和TT（ r=-0.304， P=0.012）均与子宫体积呈负相关。（4）非出血期观察组和出血期观察组的子宫腺肌病患者，合并贫血者APTT和TT均显著低于非贫血者（ P均<0.05）。 结论:子宫腺肌病患者在子宫出血期和非出血期均存在着高凝倾向，高凝倾向可能与子宫体积增大、血CA 125水平升高、贫血相关。

回顾性分析两例胎盘植入孕妇术后盆腔迟发性出血的发生及诊治经过，结合文献探讨胎盘植入的术前评估及围手术期处理经验。两例孕妇均行胎盘植入术前超声评估，考虑为穿透性胎盘植入，术中二次评估后行胎盘在位子宫次全切除术，术后病理证实为胎盘植入。术后2~3 d出现腹痛或肉眼血尿，超声检查提示手术区域血肿形成，并伴有血肿内活动性出血。急诊行子宫动脉栓塞术，术后病灶逐渐缩小。胎盘植入于子宫前壁下段，子宫下段与膀胱及腹膜与子宫颈的间隙可能有复杂的新生血管及吻合系统，子宫切除术后，仍有可能出现迟发性出血。胎盘植入术前除了进行严重程度的评估之外，还应重视胎盘局部状态及植入部位解剖学的评估，术后迟发性出血时可应用介入血管栓塞术治疗。

目的:探讨早期子宫颈神经内分泌癌（NECC）术后放疗的价值，并分析高危病理因素对预后的影响。方法: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收集2011年1月至2022年4月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收治的早期（Ⅰ~Ⅱa2期）NECC患者，均行子宫广泛性切除术±辅助治疗，根据术后是否放疗分为术后未放疗组和术后放疗组，对术后复发的相关因素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并比较两组患者的无进展生存（PFS）时间、总生存（OS）时间、复发率和死亡率。结果:（1）共62例早期NECC患者纳入本研究，其年龄为（43.6±11.7）岁；其中，术后未放疗组33例、术后放疗组29例。（2）术后中位随访时间为37个月（范围：12~116个月），随访期内23例（37%）复发，其中7例（11%）为盆腔内复发、20例（32%）为盆腔外复发［其中4例（6%）盆腔内、外均有复发］。与未放疗组相比，术后放疗组的盆腔内复发率（18%、3%， P=0.074）降低，盆腔外复发率（24%、41%， P=0.150）和总复发率（33%、41%， P=0.513）均升高，但两组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单因素分析显示，淋巴脉管间隙浸润、子宫颈间质浸润≥1/2均为显著影响早期NECC患者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 P均<0.05）；多因素分析显示，淋巴脉管间隙浸润为影响早期NECC患者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OR=23.03，95% CI为3.55~149.39， P=0.001）。（3）随访期内18例（29%，18/62）死亡，术后未放疗组10例（30%，10/33）、术后放疗组8例（28%，8/29），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814）。62例早期NECC患者的3年生存率为79.2%，5年生存率为60.8%。对不同高危病理因素进行亚组分析显示，与术后未放疗组相比，术后放疗组中子宫颈间质浸润≥1/2所占比例更高（27%、64%； P=0.011），此类患者术后放疗使PFS时间（32.3、53.9个月）和OS时间（39.4、73.4个月）有延长趋势，但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704， P=0.371）；有淋巴脉管间隙浸润患者中，与术后未放疗患者相比，术后放疗患者并未改善PFS时间（54.5、37.3个月， P=0.860）和OS时间（56.2、62.4个月， P=0.550）。 结论:早期NECC手术后放疗有减少盆腔内复发的趋势，但未能降低盆腔外复发率和总复发率，未能改善死亡率；对于子宫颈间质浸润≥1/2的患者，术后放疗有延长PFS时间和OS时间的趋势；淋巴脉管间隙浸润为术后肿瘤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但此类患者术后放疗并无生存获益。

目的:探讨在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中应用两种示踪剂通过子宫颈、子宫体联合注射（即两步法双示踪）进行前哨淋巴结（SLN）活检的可行性及临床价值。方法:选择2019年7月至2021年4月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因术前诊断为早期（Ⅰ~Ⅱ期）子宫内膜癌行手术治疗的患者共73例，其年龄为（54.2±3.3）岁；其中低危型56例，中高危型17例。按示踪剂注射部位不同随机（直接抽样法）分为3组：宫颈注射组（25例）：纳米炭1 ml于子宫颈3点和9点注射；宫体注射组（21例）：盆腔磁共振成像（MRI）检查确定病灶部位，亚甲蓝4 ml于病灶所在的子宫体部位分2点注射；联合注射组（27例）：子宫颈注射纳米炭（1 ml）联合子宫体注射亚甲蓝（4 ml）。所有患者均在腹腔镜下完成子宫内膜癌分期手术，若术后病理检查SLN为阴性则进一步行病理超分期检查。比较3组子宫内膜癌患者的SLN检出率、SLN分布部位及SLN病理超分期检查结果，并计算3组SLN诊断淋巴结转移的敏感度、阴性预测值。结果:（1）SLN检出率：73例子宫内膜癌患者中，SLN总检出率为88%（64/73），双侧盆腔SLN检出率为67%（49/73），腹主动脉旁SLN检出率为49%（36/73）。宫体注射组的SLN总检出率（71%，15/21）、双侧盆腔SLN检出率（43%，9/21）均显著低于宫颈注射组［分别为92%（23/25）、76%（19/25）］、联合注射组［分别为96%（26/27）、78%（21/27）； P均<0.05］；宫颈注射组的腹主动脉旁SLN检出率（28%，7/25）显著低于宫体注射组、联合注射组［分别为52%（11/21）、67%（18/27）； P均<0.05］。73例子宫内膜癌患者中，术后病理检查证实淋巴结转移者9例，其中8例SLN阳性、1例SLN未检测出淋巴结转移，SLN检测诊断子宫内膜癌患者淋巴结转移的总敏感度为89%、阴性预测值为98%；其中宫颈注射组和联合注射组的敏感度和阴性预测值均为100%，宫体注射组的敏感度为67%，阴性预测值95%。56例低危型患者中，仅1例SLN阳性患者术后病理证实淋巴结转移，转移率为2%（1/56），SLN检测诊断低危型患者淋巴结转移的敏感度和阴性预测值均为100%。17例中高危型患者中，8例（8/17）术后证实淋巴结转移，包括7例SLN阳性和1例SLN阴性患者，SLN检测诊断中高危型患者淋巴结转移的敏感度为88%、阴性预测值90%。（2）SLN分布部位：73例子宫内膜癌患者共检出SLN 459枚，显影比例最高的部位为髂外33.3%（153/459），其次为闭孔25.3%（116/459）、腹主动脉旁19.6%（90/459）、髂总12.0%（55/459）和骶前9.8%（45/459）。宫颈注射组腹主动脉旁SLN占12.4%（21/169），显著低于宫体注射组和联合注射组［分别为27.4%（26/95）、22.1%（43/195）； P均<0.05］。（3）病理超分期检查结果：64例SLN常规石蜡病理为阴性的患者中，检出4例淋巴结微小转移和1例孤立肿瘤细胞转移，SLN低体积转移（包括微小转移和孤立肿瘤细胞转移）率为8%（5/64），其中低危型患者2例，中高危型患者3例。 结论:SLN示踪对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具有较高的敏感度和阴性预测值，可作为低危型患者系统性淋巴结切除术的替代方案。两步法双示踪可以进一步提高SLN的检出率，尤其可以有效避免腹主动脉旁阳性SLN的漏检，对于中高危型或肿瘤累及宫底部的患者推荐使用。

原发性子宫颈印戒细胞癌（PSRCCC）为一种罕见的子宫颈癌病理亚型，发病率极低，临床表现无特异性，易误诊。本文报道了1例2022年5月就诊于本院的PSRCCC患者，从其术前检查、病理诊断、术后治疗等方面阐述诊疗过程，并参考相关文献围绕PSRCCC的诊疗进行讨论。PSRCCC需通过影像学检查、术后组织病理学检查和免疫组化检测、人乳头状瘤病毒（HPV）E6/E7 mRNA分子检测进行诊断，并需与子宫颈转移性印戒细胞癌鉴别。PSRCCC的恶性程度较高，早期即易发生广泛浸润和转移，总体预后较差，子宫广泛性切除术联合术后放疗或化疗可有效预防早期PSRCCC的复发，而单纯姑息性化疗为晚期PSRCCC患者的治疗选择。

目的:探讨早期子宫颈癌行腹腔镜子宫颈广泛性切除术（LRT）的肿瘤结局。方法:收集2014年7月—2023年6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实施LRT的148例早期子宫颈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及随访资料，回顾性分析其肿瘤结局及术后妊娠情况。结果:（1）一般情况：148例实施LRT患者的中位年龄为33岁（范围：19~42岁）；病理类型：鳞癌111例，腺癌36例，腺鳞癌1例；国际妇产科联盟（2018年）分期：Ⅰa1期伴淋巴脉管间隙浸润17例，Ⅰa2期25例，Ⅰb1期102例，Ⅰb2期4例。（2）肿瘤结局：148例患者LRT术后定期随访，中位随访时间为59个月（范围：2~104个月）。随访期内复发5例（其中1例死亡），中位复发时间为10个月（范围：4~33个月）；其中盆腔转移3例，远处转移1例，盆腔和远处均有转移1例。148例患者的3年、5年无病生存率均为94.5%，5年总生存率为98.9%。（3）术后妊娠：148例LRT患者中，有妊娠需求且术后满1年的患者67例，其中20例妊娠，妊娠率为29.9%（20/67）。20例妊娠患者中，早孕期流产2例，中孕期流产1例，分娩17例（包括早产4例、足月产13例）。结论:在严格掌握手术指征、保证手术范围及术中无瘤操作的情况下，早期子宫颈癌患者行LRT的肿瘤结局良好。

目的:探究影响Ⅰa2~Ⅱa2期子宫颈癌腹腔镜根治性手术患者预后的相关因素，并比较不同阴道切开路径患者的预后及复发转移部位的差异。方法:收集2015年1月至2018年12月于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腹腔镜根治性手术的965例Ⅰa2~Ⅱa2期子宫颈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患者的中位年龄为47.0岁，所有患者均随访，中位随访时间为62个月（48~74个月）。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对可能影响子宫颈癌患者预后［包括无复发生存率（DFS）和总生存率（OS）］的临床病理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阴道切开路径分为两种：关闭气腹后经阴道钳夹子宫颈并下拉后切开阴道穹隆（经阴道组，475例），在腹腔镜气腹条件下经腹切开阴道穹隆（经腹腔镜组，490例）；进一步对不同阴道切开路径子宫颈癌患者的预后及复发转移部位进行比较。结果:（1）965例子宫颈癌患者中，随访期内复发137例（14.2%，137/965），死亡98例（10.2%，98/965）；患者的5年DFS和OS分别为85.8%和89.9%。单因素分析显示，临床分期、肿瘤最大径、病理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状态、肌层浸润深度、宫旁浸润、宫体浸润均是显著影响子宫颈癌患者5年DFS和OS的因素（ P均<0.05），阴道切缘状态是显著影响子宫颈癌患者5年OS的因素（ P=0.023）。多因素分析显示，临床分期（ HR=1.882，95% CI为1.305~2.716）、淋巴结转移状态（ HR=2.178，95% CI为1.483~3.200）、宫体浸润状态（ HR=3.650，95% CI为1.906~6.988）均是显著影响Ⅰa2~Ⅱa2期子宫颈癌患者5年DFS的独立因素（ P均<0.001）；临床分期（ HR=2.500，95% CI为1.580~3.956）、淋巴结转移状态（ HR=2.053，95% CI为1.309~3.218）、宫体浸润状态（ HR=3.984，95% CI为1.917~8.280）、阴道切缘状态（ HR=3.235，95% CI为1.021~10.244）均是显著影响Ⅰa2~Ⅱa2期子宫颈癌患者5年OS的独立因素（ P均<0.05）。（2）不同阴道切开路径不影响Ⅰa2~Ⅱa2期子宫颈癌患者的5年DFS和OS，经阴道组和经腹腔镜组患者的5年DFS分别为85.9%和85.6%，5年OS分别为90.8%和89.3%，两组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794、 P=0.966）。子宫颈癌患者的复发转移部位包括腹腔复发、盆腔复发、残端复发、淋巴结及远处转移，经阴道组患者的腹腔复发率显著低于经腹腔镜组［分别为0.6%（3/468）、2.3%（11/485）； P=0.037］；而两组患者的盆腔复发率、残端复发率、淋巴结及远处转移率、总复发转移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进一步对不同临床分期、有无淋巴结转移和有无宫体浸润的子宫颈癌患者进行亚组（即分别分为经阴道组和经腹腔镜组）分析，结果显示，仅在无淋巴结转移（分别为0.5%、2.3%； P=0.030）、无宫体浸润（分别为0.7%、2.3%； P=0.037）患者中，两组患者的腹腔复发率比较均有显著差异。 结论:临床分期、淋巴结转移、阴道切缘阳性和宫体浸润是显著影响Ⅰa2~Ⅱa2期子宫颈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对于无淋巴结转移、无宫体浸润的患者，经阴道切开路径虽可以降低术后的腹腔复发率，但不足以改善术后的5年DFS和OS，这可能与腹腔复发患者比例低以及由于阴道未封闭导致肿瘤的阴道和盆腔暴露有关。

目的:分析宫颈上皮内瘤变（CIN）患者宫颈锥切术后复发的相关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安溪县妇幼保健院2016年1月至2022年12月收治的高级别CIN患者（CIN ≥ Ⅱ级）205例的临床资料，均接受环形电外科切除术（LEEP）或冷刀锥切术（CKC）。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风险模型分析术后复发的相关危险因素。结果:205例CIN的患者单因素分析中足月出生次数（ HR=1.512，95% CI：1.191~1.920， P < 0.05）、早产史（ HR=7.255，95% CI：2.645~19.900， P < 0.05）、流产史（ HR=2.158，95% CI：1.273~3.660， P < 0.05）、切缘状态阳性（ HR=1.724，95% CI：1.092~2.720， P < 0.05）、锥切长度（ HR=0.953，95% CI：0.918~0.989， P < 0.05）、宽度（ HR=0.924，95% CI：0.800~0.975， P < 0.05）、深度（ HR=0.390，95% CI：0.285~0.535， P < 0.05）、吸烟史（ HR=2.143，95% CI：1.264~3.634， P < 0.05）、合并症史（ HR=3.392，95% CI：2.022~5.691， P <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ox多因素风险模型提示切缘阳性（ HR=2.144，95% CI：1.317~3.492， P < 0.05）、早产史（ HR=4.515，95% CI：1.598~12.754， P < 0.05）、并发症史（ HR=3.552，95% CI：1.952~6.462， P < 0.05）是宫颈锥切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宫颈锥切术后的高级别CIN患者，切缘阳性、早产史和合并症与复发风险增加相关，但锥切深度（> 0.5 cm）与复发风险较低相关。

目的:评价开腹保留盆腔自主神经平面的子宫广泛性切除术（NPSRH）治疗局部晚期（Ⅰb2和Ⅱa2期）子宫颈癌的安全性及有效性。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08年1月至2014年12月于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行开腹子宫颈癌根治性手术的局部晚期患者共389例，其中接受NPSRH 69例（NPSRH组），接受常规子宫广泛性切除术（CRH）320例（CRH组）。两组患者的基线临床病理指标分别比较均无显著差异（ P>0.05）。中位随访时间为82个月（2~123个月），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相关指标、术后膀胱功能及预后，并分析预后影响因素。 结果:（1）手术相关指标：NPSRH组与CRH组比较，手术时间显著延长［分别为（262±51）、（245±52） min； t=2.621， P=0.009］，术中出血量显著减少［分别为（366±302）、（457±301） ml； t=2.305， P=0.022］；而两组患者的输血率、手术并发症发生率、住院时间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2）术后膀胱功能：NPSRH组与CRH组比较，术后导尿时间显著缩短［分别为（11±9）、（16±7） d； t=3.906， P<0.01］，远期膀胱功能障碍的发生率显著降低（分别为6.1%、16.0%； χ2 =4.418， P=0.036）。（3）预后及其影响因素：389例局部晚期子宫颈癌患者的5年无病生存（DFS）率为89.6%，5年总生存（OS）率为89.9%；是否保留盆腔自主神经的局部晚期子宫颈癌患者的5年DFS率（分别为90.9%和89.4%， P=0.714）和5年OS率（分别为90.0%和89.9%， P=0.910）分别比较均无显著差异。单因素分析显示，淋巴脉管间隙浸润（LVSI）、盆腔淋巴结转移与局部晚期子宫颈癌患者的5年DFS率显著相关（ P<0.05）；子宫颈间质浸润深度、LVSI、盆腔淋巴结转移与局部晚期子宫颈癌患者的5年OS率显著相关（ 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盆腔淋巴结转移是影响局部晚期子宫颈癌患者5年DFS率（ HR=1.31，95% CI为1.01~1.68， P=0.040）和5年OS率（ HR=1.30，95% CI为1.01~1.67， P=0.046）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开腹NPSRH治疗局部晚期子宫颈癌具有可行性，能改善患者近期及远期膀胱功能，且NPSRH并非影响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

目的:观察子宫腺肌病（AM）子宫内膜和子宫肌层中CXC型趋化因子配体12（CXCL12）及CXC型趋化因子受体4（CXCR4）的表达、相关性和意义。方法:选取2017年10月至2018年12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因AM行子宫切除术的患者38例作为AM组，选择同期因子宫颈上皮内瘤变Ⅲ级或子宫颈癌行子宫切除术的患者31例作为对照组，通过免疫组化二步法和实时荧光定量PCR技术检测两组患者子宫内膜和子宫肌层组织中CXCL12、CXCR4 mRNA和蛋白的表达水平，并分析CXCL12与CXCR4表达的相关性。结果:（1）CXCL12和CXCR4蛋白在AM组子宫内膜组织中的表达水平分别为0.229±0.025、0.226±0.016，显著高于对照组的0.153±0.018、0.178±0.026，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CXCL12和CXCR4蛋白在AM组子宫肌层组织中的表达水平分别为0.222±0.045、0.126±0.058，显著高于对照组的0.091±0.029、0.099±0.020，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2）CXCL12和CXCR4 mRNA在AM组子宫内膜组织中的表达水平分别为6.31±0.12、8.49±0.21，显著高于对照组的1.23±0.10、1.36±0.13，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CXCL12和CXCR4 mRNA在AM组子宫肌层组织中的表达水平分别为9.11±0.12、8.45±0.16，显著高于对照组的1.18±0.08、1.46±0.13，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3）AM组中CXCL12与CXCR4 mRNA在子宫内膜和子宫肌层组织中的表达呈线性正相关关系（ r=0.478、0.542， P均<0.05）。 结论:AM子宫内膜和子宫肌层组织中CXCL12、CXCR4的表达增加且呈正相关，两种因子可能协同作用参与AM的发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