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比较在直肠癌新辅助放疗中容积旋转调强放疗(volume modulated arc therapy,VMAT)和调强放疗(intensity 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IMRT)对肛门括约肌(anal sphincter,AS)及其亚结构的剂量学影响,为患者选择放疗技术提供依据.方法:选取50例接受新辅助放疗的直肠癌患者,在患者的CT图像上分别设计共面双全弧VMAT和共面7野均分IMRT 2种放疗计划,在保证靶区和主要危及器官受照剂量都达标且满足临床要求的前提下,增加AS及其亚结构作为危及器官进行剂量学评估.通过剂量体积直方图统计AS及其亚结构的绝对剂量参数和相对剂量参数.采用IBM SPSS 22.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VMAT计划与IMRT计划比较,AS及其亚结构的相对剂量参数V20、V30、V40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V5和V1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VMAT计划的绝对剂量参数Dmean较低,其D2％比IMRT计划的D2％略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二者的D9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直肠癌放疗中,VMAT整体上较IMRT能更好地为AS及其亚结构提供保护,从剂量学方面减少AS及其亚结构损伤.

目的 分析容积弧形调强放疗计划执行时间与加速器参数的关系,探索改进加速器参数以缩短治疗时间的方法.方法 用简单随机方法选择2017年3月—2017年7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完成容积弧形调强放疗患者的25个治疗计划,通过软件对加速器参数进行建模.分别对常规分割和大分割计划,模拟独立提高机架旋转速度、剂量率、多叶准直器(MLC)叶片速度3个加速器参数时,治疗时间的相对变化,以确定哪个参数对治疗时间的限制最强;模拟只提高限制最强的参数的速度,得到在此过程中3个参数对治疗时间限制强弱的动态变化情况.对测得的数据进行统计描述.结果 对于单次剂量为2 Gy的常规分割计划,机架旋转速度是计划执行时间的主要限制因素,机架旋转速度提高超过15％时,叶片运动速度成为计划执行时间的最主要的限制因素.对于单次剂量为5 Gy的大分割计划,剂量率是计划执行时间的最主要的限制因素,剂量率提高12％以上时,机架旋转速度成为计划执行时间最主要的限制因素.结论 容积弧形调强放疗计划执行时间与加速器参数的关系依赖于计划本身的特点,通过改进加速器参数来缩短计划执行时间时,要综合考虑不同机器参数及计划特点之间的关系.

目的:量化前列腺癌容积旋转调强放疗中植入标志物的可探测性，寻找最佳植入位置。方法:（1）依次将标志物植入4种模式下盆腔假体内不同既定坐标组合处。（2）调取25例既往前列腺癌患者的容积旋转调强放疗计划，对每次按照实验设计植入了标志物的盆腔假体分别进行25次照射，单次剂量约为60 Gy，在每个控制点获取兆伏级电子射野影像平片。（3）利用兆伏级平片和自研算法计算每种坐标组合25次照射的可探测性分数的均值（ ），并寻找最佳植入位置。通过曲线拟合分析计算普适情况下最佳植入位置参数值a和b。 结果:组级结果：在所有组级坐标组合中，B模式下B10-Ⅰ组[（10,3,0）、（-10,3,0）、（10,-3,0）、（-10,-3,0），单位：mm]的 最高（0.2652分）。模式级结果：在所有模式中，D模式[（0,3b,0）、（a,b,a）、（-a,-b,-a）、（0,-3b,0），a、b均为参数，单位：mm]下的 的平均值最高（0.2489分）。系统化结果：当a=9.6 mm、b=4.6 mm时，4种模式下所有坐标组合的 均较为理想。 结论:成功量化了植入标志物的可探测性并获取了由组级到模式级再到系统化的最佳植入位置。

目的:评价前列腺癌图像引导放疗时锥形线束CT（CBCT）的使用频率和匹配策略对靶区和危及器官剂量学参数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北京大学第一医院2022年6月—2023年5月收治的21例前列腺癌根治性放疗患者的561套每日CBCT图像，患者均接受中等分割容积弧形调强放疗（VMAT），剂量为70 Gy分25次，2.8 Gy/次。根据不同图像引导方式和频率，校准摆位误差后将计划CT刚性配准到CBCT，CT值和结构通过形变配准算法传播到CBCT，根据形变矢量场将每日剂量映射到计划CT进行剂量累加。将每日在线CBCT验证的实际累积剂量与每周CBCT方案（第1-3、6、11、16、21天CBCT扫描）进行比较。比较基于骨匹配与基于软组织匹配（自动骨匹配后手动前列腺匹配并最终以直肠前壁为主做微调）两种匹配方式的摆位误差及剂量学参数。非正态分布的计划剂量和累积剂量之间的剂量学参数采用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进行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移床值和平均剂量参数采用配对 t检验进行分析。 结果:与每日CBCT图像引导相比，每周方案的CTV_D 98%［（69.08±1.58）∶（65.24±3.64）Gy， P<0.001］明显减少。采用骨匹配的CTV_D 98%为（69.27±2.14）Gy，但直肠高量较高：V 60 Gy为3.18%±3.10%、V 65 Gy为0.77%±1.23%。采用软组织匹配方案的靶区覆盖率足够，CTV_D 98%为（69.08±1.58）Gy；且直肠高量区剂量的百分体积明显减少，V 60 Gy为2.02%±2.42%，V 65 Gy为0.34%±0.68%。 结论:中等分割前列腺癌放疗，每日CBCT图像引导的靶区覆盖度优于每周方案。自动骨匹配后手动前列腺匹配并最终依据直肠前壁做微调的匹配策略，能在保证靶区覆盖率前提下较好地保护直肠。

目的:介绍基于立体定向放疗(SBRT)技术的立体定向心脏放射消融术(SCRA)，并通过短期有效性和安全性对该新型治疗方法进行综合评估。方法:室性心律失常(VA)患者被评估并纳入临床试验，受试者均接受了真空垫体位固定和四维CT模拟定位，本研究以计划靶区体积(PTV)为目标，采用容积旋转调强(VMAT)技术设计立体定向放疗计划，使用R 50%、均匀性指数、适形性指数等参数评估治疗计划，并对比受试者治疗前后动态心电图和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 结果:3例室性心动过速(VT)和1例室性期前收缩(PVC)受试者接受了处方剂量25 Gy的单次SCRA，PTV平均值为71.3 cm 3(60.3~89.4 cm 3)，平均治疗时长12.0 min (4.5~21.0 min)。短期随访平均持续了18周(14~25周)，结果显示受试者未出现并发症，VT负荷和PVC负荷显著下降。 结论:SCRA术短期内有效和安全，但关键放疗技术的效果和使用规范仍需要继续探索。

目的:研究基于联影直线加速器电子射野影像装置(EPID)在体剂量验证方法在临床中的应用。方法:选取河南省人民医院收治的68例行容积旋转调强放疗(VMAT)的肿瘤患者，其中，头颈部32例、胸部16例和腹盆部20例。每位患者均执行治疗前Arccheck剂量验证(Pre Arccheck)、治疗前EPID剂量验证(Pre EPID)，以及治疗中前3次和随后每周1次的扇形束计算机断层成像(FBCT)位置验证和在体EPID剂量验证(In vivo EPID)。当任一方向摆位误差(左右 x、头脚 y和垂直 z)均<3 mm时实施治疗，并根据 x、 y和 z计算三维摆位偏差 d；否则，执行位置校正。 结果:68例患者Pre EPID和In vivo EPID γ通过率分别为(99.97±0.1)%和(94.15±3.84)%，与Pre Arccheck的(98.86±1.48)%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6.12、9.43， P<0.05)。胸部、腹盆部和头颈部的In vivo EPID γ通过率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Pre EPID γ通过率和首次In vivo EPID γ通过率的差值(5.56±3.72)%与对应的三维摆位偏差 d(1.46±1.51)mm之间无相关( P>0.05)。随着治疗进行，In vivo EPID γ通过率由第1周的(94.15±3.84)%逐步减小到第5周的(92.15±3.24)%；从第3周开始至第5周，In vivo EPID γ通过率与第1周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48、2.75、3.09， P<0.05)。 结论:3 mm内摆位误差不影响在体剂量验证的γ通过率，在体剂量验证γ通过率临床可接受阈值的确定仍需进一步的研究，同时在体剂量验证可为自适应放疗的临床应用提供一定的支持。

目的:比较3种调强放疗技术在早期左侧乳腺癌保乳术后全乳腺放疗中的剂量学差异。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3月至8月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的12例早期左侧乳腺癌保乳术后女性患者，年龄32~50(42.4±6.8）岁。分别设计基于固定角度适形调强放疗的混合调强（3DCRT+IMRT）、容积旋转调强放疗的混合调强（3DCRT+VMAT）和切线弧容积旋转调强放疗计划（t-VMAT），并比较3种放疗计划的计划靶区、危及器官剂量参数以及治疗效率的差异。组间数据比较采用配对 t检验。 结果:3种调强放疗计划的靶区剂量分布和危及器官受量均能满足临床要求。3DCRT+IMRT和t-VMAT两种计划相比，3DCRT+VMAT的靶区剂量学指标适形性指数（0.84±0.05对0.74±0.06对0.79±0.06）和均匀性指数（0.10±0.03对0.14±0.03对0.13±0.03）最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9.01~6.47，均 P<0.05）；3DCRT+IMRT对患侧（左）肺的V 5[（35.92±8.01）%对（49.33±12.05）%对（60.58±12.94）%]、V 10[（25.50±6.91）%对(26.92±7.23）%对（41.25±10.37）%]、D mean[（10.14±2.43）Gy对（11.07±2.88）Gy对（14.52±3.32) Gy]和健侧（右）肺的V 5[（0.50±1.45）%对（2.17±3.76）%对（3.00±4.94）%]、D mean[（0.55±0.21）Gy对（1.79±0.58）Gy对1.75±0.70）Gy]及健侧（右）乳腺的V 5[（0.17±0.58）%对（1.92±4.10）%对（8.25±8.61）%]、D mean[（0.86±0.38）%对（1.65±0.45）%对（2.46±0.86）%]的保护最好。3DCRT+ VMAT的心脏V 30[（4.50±2.88）%对（5.00±3.25）%对（8.42±2.78）%]、V 40[（2.50±2.11）%对（3.25±2.53）%对（4.58±2.07）%]明显优于3DCRT+IMRT和t-VMAT，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7.11~3.45，均 P<0.05 ）。3DCRT+IMRT的平均机器跳数最小（280.90±52.18），t-VMAT的治疗时间最短。 结论:3DCRT+IMRT在低剂量区（<20 Gy）对健侧肺、患侧肺，健侧乳腺等危及器官的保护比较好，3DCRT+VMAT在提高靶区的均匀性和适形性方面有明显优势，且在高剂量区（>20 Gy）对患侧肺及心脏保护更好，t-VMAT缩短了治疗时间，提高了治疗效率和患者舒适度。

目的:探讨难以行常规分割放疗的局部晚期/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45 Gy分15次大分割放疗的近期疗效和不良反应。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2018年间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64例无法手术的局部晚期/晚期NSCLC患者。使用Pinnacle 9计划系统设计计划，并采用调强放疗或容积旋转调强放疗行胸部大分割放疗(45 Gy分15次)。探讨其近期疗效、生存率和不良反应。结果:中位随访时间为26个月。在可评价的58例患者中2例(3%)完全缓解，22例(38%)部分缓解，28例(44%)疾病稳定，6例(9%)疾病进展，局部控制率为90%。中位复发时间、总生存期分别为8.2、21.0个月，1、2、3年复发率分别为37%、28%、14%，总生存率分别为66%、43%、27%。放疗期间11例(17%)急性食管炎，12例(19%)急性肺炎，13例(20%)骨髓抑制，未发现≥3级食管炎和肺炎。结论:45 Gy分15次大分割放疗在局部晚期/晚期NSCLC中安全有效，不良反应可控。

目的:建立基于预测可行性剂量体积直方图(DVH)的肝癌容积调强弧形治疗(VMAT)自动计划方法，并评价其性能。方法:回顾性随机选取10例放疗肝癌病例。采用Pinnacle Auto-Planning设计VMAT自动计划，通过PlanIQ剂量预测得到可行性DVH曲线，并根据其显示的可行性目标区间设置自动计划的初始优化目标。评价计划靶体积、正常肝和其他危及器官的剂量参数以及机器跳数，并与临床手工计划行配对 t检验。 结果:自动计划和手工计划的计划靶体积D 2%、D 98%、D mean和均匀度指数相近[(58.55±2.81) Gy∶(57.98±4.17) Gy、(47.15±1.58) Gy∶(47.82±1.38) Gy、(53.14±0.95) Gy∶(53.44±1.67) Gy和1.15±0.05∶1.14±0.07， P均>0.05]，手工计划的计划靶体积适形指数略高于自动计划(0.77±0.08∶0.69±0.06， P<0.05)。自动计划的肝V 30Gy、V 20Gy、V 10Gy、V 5Gy和V <5Gy显著优于手工计划[(26.68±11.13)%∶(28.00±10.95)%、(29.96±11.50)%∶(31.89±11.51)%、(34.88±11.51)%∶(38.66±11.67)%、(45.38±12.40)%∶(50.74±13.56)%和(628.52±191.80) cm 3∶(563.15±188.39) cm 3， P均<0.05]，自动计划的小肠、十二指肠、心脏D mean以及全肺V 10Gy低于手工计划[(1.83±2.17) Gy∶(2.37±2.81) Gy、(9.15±9.36) Gy：(11.18±10.49) Gy、(5.44±3.10) Gy∶(6.25±3.26) Gy以及(12.70±7.08)%∶(14.47±8.11)%， P均<0.05]。两种计划的机器跳数相近[(710.67±163.72) MU∶(707.53±155.89) MU， P>0.05]。 结论:基于预测可行性DVH的肝癌VMAT自动计划方法能提高计划质量，更好保护正常肝，对小肠、十二指肠、全肺和心脏的保护也有优势。

目的:比较头颈部肿瘤容积调强旋转放疗(VMAT)和适形调强放疗(IMRT)的剂量学差异。方法:选取2019年1月至2019年12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经病理证实的46例头颈部肿瘤患者，所有患者采取仰卧位做CT模拟。勾画两个处方剂量水平的计划靶区(PTV)，PTV70和PTV54，35次分割。使用同步加量计划。每例患者分别制定VMAT和IMRT计划，比较两者的剂量学差异。结果:VMAT计划PTV70的适形性指数(CI)95%高于IMRT计划(0.91±0.02 vs. 0.86±0.0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4.933， P＝0.004)。VMAT计划PTV54的均质性指数(HI)95%优于IMRT(0.09±0.04 vs. 0.26±0.0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4.548， P＝0.038)。VMAT的脊髓D 1%低于IMRT(37.62±4.34 vs. 40.93±7.4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615， P＝0.045)。VMAT的左腮腺剂量为(21.28±8.13)Gy，右腮腺剂量为(22.39±7.42)Gy，比IMRT[(22.73±11.42)Gy和(24.25±7.91)Gy]略低，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703， P＝0.322； t＝1.134， P＝0.315)。与IMRT相比，VMAT可大幅降低机器跳数(521±112 vs. 2 129±564)，明显缩短患者治疗时间[(2.12±0.39)min vs.(9.18±2.62)min]，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8.957， P<0.001； t＝18.213， P<0.001)。 结论:VMAT技术的剂量分布优于IMRT，危及器官受量降低，并且可减少机器跳数，缩短治疗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