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Halo-Vest支架对颈椎原发恶性肿瘤不同放疗技术剂量分布的影响。方法:选择10例曾接受Halo-Vest支架手术后进行放射治疗的颈椎原发恶性肿瘤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使用Monaco计划系统，在勾画Halo-Vest支架结构外轮廓的CT序列图像上设计调强放疗(IMRT)和容积旋转调强放疗(VMAT)计划，然后复制相同射野参数的IMRT和VMAT计划到不勾画Halo-Vest支架结构外轮廓的CT序列图像上重新计算剂量分布，比较靶区、危及器官和正常组织的剂量分布差异。结果:对于VMAT计划，两组计划的计划靶区(PTV)和计划肿瘤靶区(PGTV)的剂量学参数除PGTV 107%外的各参数平均差异均< 1%。相比外轮廓勾画Halo-Vest支架，外轮廓不勾画支架的图像计算的脊髓和脊髓-PRV平均最大剂量分别增加0.38和0.42 Gy( Z＝-2.803、-2.803， P<0.05)，脊髓和脊髓PRV Dmean分别增加0.35和0.37 Gy( Z＝-2.703、-2.801， P<0.05)。黏膜、甲状腺、腮腺、下颌骨、下颌关节和正常组织的 V5、 V30和 Dmean最大差异为0.74%。对于IMRT计划，两组计划的PTV和PGTV间剂量学参数差异较VMAT技术的差异增大，大部分差异超过1%，最大差异为4.55%。相比外轮廓勾画Halo-Vest支架，外轮廓不勾画支架的图像计算的脊髓平均最大剂量和脊髓-PRV最大剂量分别增加0.48和0.59 Gy( P>0.05)，脊髓和脊髓PRV的平均 Dmean分别增加0.57和0.59 Gy( Z＝-2.293、-2.293， P<0.05)。其他危及器官的最大差异为1.98%。 结论:CT图像外轮廓勾画或不勾画Halo-Vest支架结构，VMAT计划间剂量差异很小，临床上可以忽略，但IMRT计划间剂量差异偏大，需要考虑忽略或部分勾画Halo-Vest支架结构的外轮廓时对剂量分布带来的影响。

目的:探讨难以行常规分割放疗的局部晚期/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45 Gy分15次大分割放疗的近期疗效和不良反应。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2018年间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64例无法手术的局部晚期/晚期NSCLC患者。使用Pinnacle 9计划系统设计计划，并采用调强放疗或容积旋转调强放疗行胸部大分割放疗(45 Gy分15次)。探讨其近期疗效、生存率和不良反应。结果:中位随访时间为26个月。在可评价的58例患者中2例(3%)完全缓解，22例(38%)部分缓解，28例(44%)疾病稳定，6例(9%)疾病进展，局部控制率为90%。中位复发时间、总生存期分别为8.2、21.0个月，1、2、3年复发率分别为37%、28%、14%，总生存率分别为66%、43%、27%。放疗期间11例(17%)急性食管炎，12例(19%)急性肺炎，13例(20%)骨髓抑制，未发现≥3级食管炎和肺炎。结论:45 Gy分15次大分割放疗在局部晚期/晚期NSCLC中安全有效，不良反应可控。

目的:比较非均整器（FFF）模式和均整器（FF）模式在左侧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深吸气屏气（DIBH）动态容积旋转调强放疗（VMAT）中的剂量学差异。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2月至2021年5月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DIBH放疗的16例左侧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女性患者的临床资料，年龄37~61 (43.5±5.7）岁。对同一患者分别设计FFF和FF模式的VMAT计划，给予计划靶区（PTV）相同的处方剂量50 Gy/25次，在达到相同的剂量归一条件下，比较靶区剂量学、危及器官受量及机器执行效率的差异。组间数据比较采用配对 t检验。 结果:2种模式下靶区PTV的D 2%、D 50%、D 98%（D x%表示x%靶体积的受照剂量）、适形指数、平均指数及梯度指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1.519~1.644，均 P>0.05）；FFF模式的心脏V 5 Gy、V 30 Gy（V x Gy表示≥x Gy体积占总体积的百分比）及平均剂量（D mean ），患侧肺V 5 Gy、V 10 Gy及D mean，全肺V 5 Gy、V 10 Gy、V 20 Gy及D mean，患者受照剂量的V 5 Gy均优于FF模式，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4.741~-2.156，均 P<0.05）；FFF模式机器跳数是FF模式的1.32倍[（1073.41±143.79）MU对（815.70±87.69） MU]，但执行时间却减少为FF模式的88.9%[（128.00± 11.64） s对（144.75±11.45） s]，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8.665、-4.373，均 P<0.05）。 结论:2种模式下靶区剂量相似，FFF模式危及器官受照剂量更低，并且可显著缩短DIBH治疗时间。

目的:量化前列腺癌容积旋转调强放疗中植入标志物的可探测性，寻找最佳植入位置。方法:（1）依次将标志物植入4种模式下盆腔假体内不同既定坐标组合处。（2）调取25例既往前列腺癌患者的容积旋转调强放疗计划，对每次按照实验设计植入了标志物的盆腔假体分别进行25次照射，单次剂量约为60 Gy，在每个控制点获取兆伏级电子射野影像平片。（3）利用兆伏级平片和自研算法计算每种坐标组合25次照射的可探测性分数的均值（ ），并寻找最佳植入位置。通过曲线拟合分析计算普适情况下最佳植入位置参数值a和b。 结果:组级结果：在所有组级坐标组合中，B模式下B10-Ⅰ组[（10,3,0）、（-10,3,0）、（10,-3,0）、（-10,-3,0），单位：mm]的 最高（0.2652分）。模式级结果：在所有模式中，D模式[（0,3b,0）、（a,b,a）、（-a,-b,-a）、（0,-3b,0），a、b均为参数，单位：mm]下的 的平均值最高（0.2489分）。系统化结果：当a=9.6 mm、b=4.6 mm时，4种模式下所有坐标组合的 均较为理想。 结论:成功量化了植入标志物的可探测性并获取了由组级到模式级再到系统化的最佳植入位置。

目的:介绍基于立体定向放疗(SBRT)技术的立体定向心脏放射消融术(SCRA)，并通过短期有效性和安全性对该新型治疗方法进行综合评估。方法:室性心律失常(VA)患者被评估并纳入临床试验，受试者均接受了真空垫体位固定和四维CT模拟定位，本研究以计划靶区体积(PTV)为目标，采用容积旋转调强(VMAT)技术设计立体定向放疗计划，使用R 50%、均匀性指数、适形性指数等参数评估治疗计划，并对比受试者治疗前后动态心电图和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 结果:3例室性心动过速(VT)和1例室性期前收缩(PVC)受试者接受了处方剂量25 Gy的单次SCRA，PTV平均值为71.3 cm 3(60.3~89.4 cm 3)，平均治疗时长12.0 min (4.5~21.0 min)。短期随访平均持续了18周(14~25周)，结果显示受试者未出现并发症，VT负荷和PVC负荷显著下降。 结论:SCRA术短期内有效和安全，但关键放疗技术的效果和使用规范仍需要继续探索。

目的:比较容积旋转调强放射治疗（VMAT）和调强适形放射治疗（IMRT）2种技术在儿童中枢神经系统（CNS）生殖细胞肿瘤（GCT）放疗中的海马保护和剂量学差异。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6月至2021年6月在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接受全CNS放疗的12例GCT患儿的影像学资料，其中男性患儿4例、女性患儿8例，年龄7~14岁，中位年龄11岁。对所有患儿进行靶区及周围危及器官的勾画，分别设计VMAT计划和IMRT计划，处方剂量30 Gy，每次3 Gy，共照射10次。通过剂量体积直方图获取各剂量学参数并进行配对 t检验，比较靶区及周围危及器官的剂量学差异，通过比较机器跳数和治疗时长评估计划实施效率。 结果:VMAT和IMRT 2种技术均能得到较好的靶区剂量学分布。VMAT技术的靶区均匀性略优于IMRT技术，均匀性指数分别为0.11±0.02和0.14±0.01，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5.392， P<0.001）。VMAT和IMRT2种技术的左海马最大照射剂量分别为（15.99±0.70）Gy和（21.21± 1.07）Gy、右海马最大照射剂量分别为（16.13±0.58）Gy和（21.35±0.69）Gy，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7.622、-21.628，均 P<0.001），VMAT技术在海马保护上达到了剂量限制要求。VMAT技术在周围危及器官保护方面较IMRT技术优势明显，除双肺外，在眼晶状体、甲状腺、肾脏保护方面VMAT技术全面优于IMRT技术，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8.198~-2.231，均 P< 0.05 ）。VMAT技术在治疗效率方面同样优于IMRT技术，VMAT的机器跳数为1 749±95、治疗时长为（354±31）s，均仅为IMRT技术的40%左右，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0.883、-22.790，均 P<0.001）。 结论:在儿童CNS GCT放疗中，VMAT技术能够在保护海马的情况下实现更好的靶区均匀性，同时在周围危及器官保护和治疗效率上具有明显优势。

目的:比较3种调强放疗技术在早期左侧乳腺癌保乳术后全乳腺放疗中的剂量学差异。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3月至8月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的12例早期左侧乳腺癌保乳术后女性患者，年龄32~50(42.4±6.8）岁。分别设计基于固定角度适形调强放疗的混合调强（3DCRT+IMRT）、容积旋转调强放疗的混合调强（3DCRT+VMAT）和切线弧容积旋转调强放疗计划（t-VMAT），并比较3种放疗计划的计划靶区、危及器官剂量参数以及治疗效率的差异。组间数据比较采用配对 t检验。 结果:3种调强放疗计划的靶区剂量分布和危及器官受量均能满足临床要求。3DCRT+IMRT和t-VMAT两种计划相比，3DCRT+VMAT的靶区剂量学指标适形性指数（0.84±0.05对0.74±0.06对0.79±0.06）和均匀性指数（0.10±0.03对0.14±0.03对0.13±0.03）最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9.01~6.47，均 P<0.05）；3DCRT+IMRT对患侧（左）肺的V 5[（35.92±8.01）%对（49.33±12.05）%对（60.58±12.94）%]、V 10[（25.50±6.91）%对(26.92±7.23）%对（41.25±10.37）%]、D mean[（10.14±2.43）Gy对（11.07±2.88）Gy对（14.52±3.32) Gy]和健侧（右）肺的V 5[（0.50±1.45）%对（2.17±3.76）%对（3.00±4.94）%]、D mean[（0.55±0.21）Gy对（1.79±0.58）Gy对1.75±0.70）Gy]及健侧（右）乳腺的V 5[（0.17±0.58）%对（1.92±4.10）%对（8.25±8.61）%]、D mean[（0.86±0.38）%对（1.65±0.45）%对（2.46±0.86）%]的保护最好。3DCRT+ VMAT的心脏V 30[（4.50±2.88）%对（5.00±3.25）%对（8.42±2.78）%]、V 40[（2.50±2.11）%对（3.25±2.53）%对（4.58±2.07）%]明显优于3DCRT+IMRT和t-VMAT，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7.11~3.45，均 P<0.05 ）。3DCRT+IMRT的平均机器跳数最小（280.90±52.18），t-VMAT的治疗时间最短。 结论:3DCRT+IMRT在低剂量区（<20 Gy）对健侧肺、患侧肺，健侧乳腺等危及器官的保护比较好，3DCRT+VMAT在提高靶区的均匀性和适形性方面有明显优势，且在高剂量区（>20 Gy）对患侧肺及心脏保护更好，t-VMAT缩短了治疗时间，提高了治疗效率和患者舒适度。

目的:研究基于联影直线加速器电子射野影像装置(EPID)在体剂量验证方法在临床中的应用。方法:选取河南省人民医院收治的68例行容积旋转调强放疗(VMAT)的肿瘤患者，其中，头颈部32例、胸部16例和腹盆部20例。每位患者均执行治疗前Arccheck剂量验证(Pre Arccheck)、治疗前EPID剂量验证(Pre EPID)，以及治疗中前3次和随后每周1次的扇形束计算机断层成像(FBCT)位置验证和在体EPID剂量验证(In vivo EPID)。当任一方向摆位误差(左右 x、头脚 y和垂直 z)均<3 mm时实施治疗，并根据 x、 y和 z计算三维摆位偏差 d；否则，执行位置校正。 结果:68例患者Pre EPID和In vivo EPID γ通过率分别为(99.97±0.1)%和(94.15±3.84)%，与Pre Arccheck的(98.86±1.48)%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6.12、9.43， P<0.05)。胸部、腹盆部和头颈部的In vivo EPID γ通过率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Pre EPID γ通过率和首次In vivo EPID γ通过率的差值(5.56±3.72)%与对应的三维摆位偏差 d(1.46±1.51)mm之间无相关( P>0.05)。随着治疗进行，In vivo EPID γ通过率由第1周的(94.15±3.84)%逐步减小到第5周的(92.15±3.24)%；从第3周开始至第5周，In vivo EPID γ通过率与第1周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48、2.75、3.09， P<0.05)。 结论:3 mm内摆位误差不影响在体剂量验证的γ通过率，在体剂量验证γ通过率临床可接受阈值的确定仍需进一步的研究，同时在体剂量验证可为自适应放疗的临床应用提供一定的支持。

目的:探讨瘤床同步推量（SIB）技术应用于早期乳腺癌保乳术后大分割容积调强放疗（VMAT）的可行性及患者不良反应。方法:选取中山市人民医院2019年9月至2021年5月收治的67例早期乳腺癌保乳术后患者，均采用VMAT-SIB技术照射整个乳房和瘤床，全乳剂量和瘤床剂量分别为每3周40.5 Gy/15次和48 Gy/15次，评估危及器官的受照剂量，评价放疗急性不良反应。结果:全乳计划靶区（PTV WB）和瘤床计划靶区（PTV BOOST）剂量分别为（42.0±2.1）Gy和（49.9±0.8）Gy，PTV WB的V 95%和V 105%分别为（98.8±1.2）%和（31.4±11.3）%；PTV BOOST的V 95%和V 105%分别为（99.8±0.6）%和（22.9±10.2）%，V 5Gy、V 20Gy、V 30Gy及平均剂量（D mean）分别为（52.4±12.0）%、（15.3±4.5）%、（6.7±2.2）%及（11.0±2.4）Gy；心脏的V 18Gy、V 40Gy分别为3.80%（0.48%，9.60%）、0（0，0.16%），D mean为（6.7±2.1）Gy。放疗结束时，19例（29%）患者的急性皮肤不良反应为0级，41例（61%）患者出现放射性红斑，5例（7%）患者出现放射性干性脱皮，2例（3%）患者出现湿性脱皮，主要位于乳头、乳晕区及乳房皱褶处。未出现3、4级皮肤不良反应，乳房肿胀及乳房疼痛患者分别为9例（13%）和7例（10%）。随访期间未发现患者发生局部区域复发及远处转移，2年无病生存率为100%。 结论:VMAT-SIB技术治疗早期乳腺癌是可行的，且早期不良反应轻，耐受性良好。

目的:应用深度学习神经网络高精度预测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容积旋转调强放疗(VMAT)计划的剂量分布。方法:基于Res-Unet基础网络引入大核空洞卷积模块和多头注意力(MHA)机制构建了MHA-resunet网络。在此基础上，以随机数表法从上千例接受VMAT放疗NSCLC患者中选取151例患者，以CT图像、计划靶区(PTV)与危及器官(OARs)轮廓作为输入，以剂量分布图作为输出训练神经网络。然后将该网络的性能与常用的几种网络的性能进行比较，通过PTV与OARs内的体素级平均绝对误差(MAE)和临床剂量体积指标误差对网络性能进行评估。结果:基于MHA-resunet网络的预测剂量与真实计划剂量的平均绝对误差在靶区内为1.51 Gy，靶区的 D98、 D95误差均<1 Gy。与Res－Unet、Atten-Unet、DCNN 3种常用网络比较，MHA-resunet在靶区与除心脏外的OARs内的剂量误差均为最小。 结论:MHA-resunet网络通过提高感受野来学习靶区与危及器官的相对位置关系，能够准确地预测接受VMAT放疗的NSCLC患者的剂量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