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症医学的飞速发展，促使我们对重症产生了新的思考与认知。我们将重症理解为损伤或疾病发生发展为致命性多器官功能不全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桥梁是广泛的机体失调反应和血流动力学紊乱。机体反应是重症病理生理学的要点与重点，血流动力学是重症发生发展过程中的核心与重心，两者形影不离，相互关联。基于此，我们提出了“宿主/机体失调反应”和“重症单元”两个新概念，并强调制定血流动力学干预措施的新要求，从而突出了机体反应与血流动力学对于重症的关键作用，亦丰富了重症体系化认知的内涵。

脓毒症是感染导致机体宿主反应失调引起的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在全球有较高的发病率与病死率。脓毒症的重要特征是炎症反应，剧烈炎症反应产生的细胞因子会激活中性粒细胞，引起活性氧（ROS）的过量生成，从而造成组织器官损伤，并进一步发展为器官功能障碍和衰竭。铁死亡是近些年发现的一种铁依赖性的全新的细胞死亡方式，其主要机制为二价铁诱导的细胞内脂质过氧化与抗氧化体系〔谷胱甘肽（GSH）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4（GPX4）〕表达量降低。最近众多研究表明，Kelch样环氧氯丙烷相关蛋白1/核因子E2相关因子2/抗氧化反应元件（Keap1/Nrf2/ARE）信号通路可通过改善氧化应激来缓解脓毒症过程中的细胞铁死亡。本文对Nrf2抑制脓毒症过程中细胞铁死亡的有关分子机制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为干预脓毒症进展提供预防和治疗思路。

脓毒症是宿主对感染反应失调引起的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是临床上常见的危重症。尽管对脓毒症的发病机制有了深入理解，但国内外临床治疗中脓毒症的病死率仍未见明显改善。近年来，自噬在脓毒症发病中的作用成为新的医学研究热点。自噬在脓毒症中可能通过清除病原微生物、中和微生物毒素、调节细胞因子释放等机制对机体起到保护作用，并在脓毒症时心、肺等器官功能障碍及炎症免疫反应中发挥作用。硫化氢（H 2S）可通过多个信号通路激活自噬而发挥作用，如磷酸腺苷依赖性蛋白激酶/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AMPK/mTOR）、磷脂酰肌醇-3-激酶/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mTOR（PI3K/Akt/mTOR）、肝激酶B1/STE20相关衔接蛋白/小鼠蛋白25（LKB1/STRAD/MO25）和微小RNA-30c（miR-30c）等。本文就H 2S通过影响自噬相关基因酵母ATG6同源物（Beclin-1）、微管相关蛋白1轻链3（LC3）的表达对脓毒症肠功能的影响进行综述，以探讨H 2S介导自噬相关基因表达在脓毒症肠功能损伤中的保护作用，为脓毒症治疗提供新的策略。

脓毒症被定义为由于宿主对感染的反应失调而导致的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其发病机制较为复杂,目前尚未完全明确,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在全球各国仍处于较高水平,但相关指标变化与脓毒症预后具有相关性.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可能与机体炎症进展有关,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RDW)升高可能与炎性生物标志物及氧化应激相关.因此,为明确RDW和NLR与脓毒症患者预后的关联性,本文围绕当前研究与进展展开综述,为评估脓毒症患者预后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脓毒症是感染、烧/创伤、休克等急危重患者的严重并发症.根据最新定义,脓毒症是宿主对感染所导致的免疫反应失调而引起的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1].脓毒症患者病情重,发展快,病死率高.最近的一篇Meta分析指出住院治疗患者脓毒症发病率为437/100000例,病死率为17％;而严重脓毒症的发病率为270/100000例,病死率为26％[2].脓毒症是一个临床综合征,目前尚无治疗脓毒症的特效药物.NOD样受体家族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样受体 3 (NOD-like receptor family,pyrin domain containing 3,NLRP3)炎性小体为机体免疫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炎性小体家族研究中最热门的成员,参与多种疾病的病理生理过程.在炎症反应中,NLRP3炎性小体可促进天冬氨酸特异性半胱氨酸蛋白酶1(Caspase-1)依赖性的白细胞介素1β(interleukin-1 beta,IL-1β)和IL-18的成熟,从而在脓毒症中发挥作用.既往研究显示NLRP3炎性小体在脓毒症动物和细胞实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抑制NLRP3炎性小体可以显著改善脓毒症动物生存率和器官功能水平,但其在人体内的作用有待研究[3-4].本文将从NLRP3炎性小体的性质、体外细胞实验、动物实验以及临床研究等方面对NLRP3炎性小体在脓毒症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综述.

脓毒症(sepsis)是指机体对各种感染反应失调引起的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1],具有发病率高、发病机制复杂、病情严重的和病死率高的特点,进一步可发展为严重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心功能不全是严重脓毒症的一个临床特征,主要表现为心肌抑制,虽然往往是可逆的,但也是导致其高病死率的主要原因之一.脓毒症合并心血管功能障碍通常被称为脓毒症心肌病(sepsis-induced cardiomyopathy,SIC),临床上主要表现为心室扩张、舒张和收缩功能障碍、射血分数降低及心功能障碍可在7-10 d内恢复为特征的一种可逆的“功能性”改变[2],其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目前认为可能与炎性因子失调、细胞凋亡、线粒体功能障碍、钙调节异常、内皮功能障碍、组蛋白结构异常、自主神经系统紊乱,氧化应激、内毒素、免疫反应、能量代谢等有关[3-4].Toll样受体家族(Toll-like receptors,TLRs)是天然免疫的重要成员,是宿主抵御病原体入侵的第一道防线[5].

2019年12月,由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coronavirus-2,SARS-CoV-2)引起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暴发,对人类造成了巨大的威胁,截至2020年10月11日,WHO报道全球范围内确诊病例超过3 700万,死亡人数超过100万[1].SARS-CoV-2通过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ACE)2受体入侵宿主细胞,破坏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enin-angiotensin-aldo-sterone system,RAAS)中ACE/血管紧张素(angio-tensin,Ang)Ⅱ/AngⅡ 1 型受体(angiotensin Ⅱ type 1 re-ceptor,AT1R)通路与ACE2/Ang(l-7)/Mas 受体通路之间的生理平衡,引起Angll活性的升高,从而促进机体血管收缩、炎症激活或肺损伤[2-3].正常状态下,机体的促炎因子与抗炎因子在病毒感染的清除过程中保持相对平衡,然而老年患者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炎症状态的存在常会造成机体免疫功能失调而不能有效清除病毒,导致大量炎症因子过度升高,招募更多免疫细胞形成正反馈循环,当到达某一阈值时会引起细胞因子风暴[4-6].多项临床数据也显示,COVID-19的严重程度与促炎细胞因子水平和免疫细胞亚群失衡密切相关[5-7],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1β、IL-6、干扰素γ(interferon-γ,IFN-γ)、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onocyte chemotactic protein 1,MCP-1)、肿瘤坏死因子a(tumor necrosis factor-a,TNF-a)等多种高水平的促炎因子及趋化因子相互作用形成调控网络共同参与了COVID-19的发生发展[8-10],并且这些炎症因子的过度产生也与高血压密切相关[5,11].

脓毒症(sepsis)在1991年初次被定义为感染所致的机体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2016年脓毒症国际共识更新至Sepsis 3.0,即由感染所致宿主免疫反应失调引起的威胁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在脓毒症免疫抑制阶段,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1,PD-1)与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1 ligand 1,PD-L1)相结合能够抑制部分免疫细胞活化增殖从而达到负性调节免疫系统的作用.本综述主要围绕脓毒症中PD-1/PD-L1在T细胞、树突状细胞(DCs)、单核细胞、巨噬细胞等免疫细胞发挥免疫功能中的作用,以及对抗PD-1/PD-L1抗体疗法的应用前景进行阐述.

脓毒症是宿主对感染反应失调而引起的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是急诊科常见的急危重症之一,患者机体内白细胞介素-33/生长刺激表达基因2蛋白(IL-33/ST2)通路与炎症相关.无论从中医角度还是西医角度,都应及早应用大黄类药物.现主要从IL-33/ST2通路与脓毒症胃肠功能障碍关系的方向探讨其作用机制,并从中西医不同角度分析大黄类药物的应用.

随着对重症病理生理机制的不断深入探索,机体反应作为衔接不同病因与重症发生发展过程中的"桥梁"而备受关注.机体反应是重症病理生理学的热点与重点,血流动力学是重症发生发展过程中的核心与重心,二者关系极为密切:一方面,机体反应可从多个方面对血流动力学产生显著影响;另一方面,通过镇痛?镇静?抗交感治疗,炎症、免疫、凝血、代谢及生物能管理等方式干预机体反应,可稳定血流动力学,达到重症治疗的目的.加深对机体反应的认知和理解,不但丰富了重症血流动力学的内涵,而且有利于进一步研究和探索重症病理生理机制.鉴于此,本文从基于机体反应的重症新认识、机体反应对血流动力学的影响、基于机体反应的血流动力学治疗3个方面进行描述,详细阐明机体反应与血流动力学密不可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