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T细胞表面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表达水平与脓毒症患者 28d预后的关系.方法 将 2020 年 1 月—2023 年 4 月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的脓毒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患者根据入院28d后预后情况分为死亡组(41 例)和生存组(78 例).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PSM)按 1∶1 的比例对死亡患者进行匹配,每组 41 例,比较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影响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分析PD-1 表达水平与脓毒症患者预后的剂量反应关系及诊断价值.构建列线图模型,并对模型效能进行验证.结果 匹配后两组患者除PD-1 水平外,其余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合并慢性肝病、APACHE Ⅱ评分、SOFA评分、CRP、乳酸、PCT、PD-1 水平均是影响脓毒症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剂量反应关系分析结果显示,当 PD-1≤22 ng/mL 时,脓毒症患者死亡的风险几乎不随PD-1 水平升高而升高(HR=1.002,95%CI:1.000～1.005,P=0.623);但当 PD-1>22 ng/mL时,脓毒症患者死亡的风险随 PD-1 水平升高而明显升高(HR=1.006,95%CI:1.003～1.008,P<0.001).PD-1 表达水平对脓毒症患者预后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AUC=0.803).线图模型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817,C-index 为0.806,校准曲线拟合度良好,临床决策曲线阈值概率在 0.04～0.95 范围内有较高的净获益值,表明列线图模型的区分度较高、准确度良好、有效性较好.结论 T细胞表面PD-1 表达水平是影响脓毒症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对患者预后评估具有积极意义.

目的:观察前列腺癌（PCa）患者CD8 + T细胞中Notch受体的表达，分析Notch信号通路对PCa患者CD8 + T细胞功能的影响。 方法:收集2017年11月至2018年6月在山西省人民医院就诊的PCa患者45例、无菌性前列腺炎患者41例和健康对照者30名。分选外周血CD8 +T细胞，反转录实时定量PCR法检测CD8 + T细胞中Notch1~4 mRNA相对表达量。使用Notch信号通路抑制剂γ-分泌素抑制剂（GSI）刺激CD8 + T细胞，反转录实时定量PCR法检测穿孔素、颗粒酶B和FasL mRNA相对表达量变化，流式细胞术检测抗程序性死亡分子（PD）-1和CTLA-4阳性细胞比例变化。建立CD8 + T细胞与PCa细胞系LAPC4细胞的直接接触和间接接触培养体系，通过检测靶细胞的死亡比例和细胞因子分泌评估抑制Notch信号通路对CD8 +T细胞的杀伤功能的影响。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LSD- t检验或配对 t检验。 结果:PCa患者CD8 +T细胞中Notch1~4 mRNA相对表达量（5.22±1.04、2.79±0.91、9.74±3.38、1.63±0.82）显著高于健康对照者（0.87±0.17、1.03±0.17、1.24±0.21、1.26±0.08）和无菌性前列腺炎患者（0.87±0.15、1.05±0.14、1.27±0.19、1.26±0.16）（均 P<0.05）。PCa患者CD8 +T细胞存在功能衰竭，主要表现为穿孔素、颗粒酶B和FasL mRNA相对表达量降低（均 P<0.000 1），PD-1：19.3%±5.4%和CTLA-4：11.7%±3.9%阳性细胞比例升高，直接接触共培养体系中PCa患者CD8 +T细胞诱导LAPC4细胞死亡比例下降（28.8%±6.4%比37.2%±2.6%， P=0.015），γ干扰素（IFN）-γ分泌水平降低[（61.7±10.6）ng/L比（88.6±20.2）ng/L， P=0.003 2]。使用GSI抑制Notch信号通路可增强PCa患者CD8 +T细胞中穿孔素、颗粒酶B和FasL mRNA相对表达量（均 P<0.01），PD-1 +CD8 +T细胞和CTLA-4 +CD8 +T细胞的比例降低。抑制Notch信号通路可增强直接接触共培养体系中PCa患者CD8 +T细胞诱导LAPC4细胞死亡比例（34.3%±7.2%， P=0.000 2），IFN-γ分泌水平亦升高[（88.4±33.6）ng/L， P=0.008 3]。 结论:PCa患者Notch受体表达升高诱导CD8 +T细胞功能衰竭。

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及其配体PD-L1和PD-L2在多种免疫细胞中表达，在机体响应结核分枝杆菌（MTB）感染的免疫反应中发挥着多重调控作用。机体响应MTB感染时，PD-1/PD-L1，PD-L2信号通路调控多种适应性免疫反应，操纵巨噬细胞对MTB的天然免疫应答、调节T细胞与巨噬细胞的相互作用。此外，PD-1/PD-L1，PD-L2信号通路在宿主对抗MTB感染时的炎症反应中发挥关键作用，本文也总结了PD-1/PD-L1，PD-L2信号通路在结核病的治疗和诊断中的潜能。

目的:探讨急性嗜碱性粒细胞白血病（ABL）的临床特点、治疗及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2021年7月甘肃省人民医院收治的1例采用bcl-2抑制剂联合阿扎胞苷及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抑制剂治疗的ABL患者临床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患者因头晕、乏力加重伴发热于2021年7月就诊，经过骨髓细胞形态学、免疫分型、融合基因及染色体等检查确诊为ABL。初始使用阿扎胞苷联合bcl-2抑制剂维奈克拉进行治疗，第1个疗程未缓解；第2个疗程加用PD-1抑制剂，治疗后达完全缓解，微小残留病（MRD）阴性。后继续使用以上3药联合方案治疗2个疗程，骨髓持续完全缓解，MRD阴性。结论:ABL为急性髓系白血病中的罕见类型，诊断需依靠骨髓细胞形态学、免疫分型，目前尚无标准治疗方案。患者预后较差，bcl-2抑制剂联合阿扎胞苷及PD-1抑制剂具有较好疗效，但其疗效仍需大规模临床研究证实。

目的:探讨恶性肿瘤患者应用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抑制剂治疗后出现甲状腺损伤的临床特征及其相关因素。方法: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收集2019年10月至2021年10月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接受PD-1抑制剂治疗且符合纳入标准的198例恶性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治疗后甲状腺损伤的情况，将患者分为甲状腺正常组和甲状腺损伤组，分析甲状腺损伤的发生率、类型、发生时间及转归等，以logistic回归分析发生甲状腺损伤的危险因素。结果:PD-1抑制剂治疗后甲状腺损伤的发生率为29.8%（59/198）。甲状腺正常组与甲状腺损伤组间既往放疗史及靶向治疗史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而性别、年龄、肿瘤类型、既往手术或化疗史、肿瘤转移史以及PD-1抑制剂种类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59例甲状腺损伤患者中，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19例（32.2%）、甲状腺功能减退症16例（27.1%）、甲状腺毒症14例（23.7%）、亚临床甲状腺毒症6例（10.2%）、甲状腺功能正常的甲状腺炎4例（6.8%），其发生时间中位数分别为PD-1抑制剂治疗后3.00、3.00、1.50、1.50和0.80个月。20例初期以甲状腺毒症或亚临床甲状腺毒症为首发表现的患者中，有12例患者转归为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或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既往放疗史（ OR=3.737，95% CI 1.390~10.046）、靶向治疗史（ OR=3.763，95% CI 1.553~9.117）、基线甲状腺球蛋白抗体阳性（ OR=12.082，95% CI 1.199~121.775）及基线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阳性（ OR=10.874，95% CI 1.010~117.047）是PD-1抑制剂导致甲状腺损伤的危险因素。 结论:恶性肿瘤患者应用PD-1抑制剂治疗后发生甲状腺损伤的比例较高，尤其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和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部分患者存在甲状腺毒症向甲状腺功能减退转变。既往放疗史、靶向治疗史及基线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是应用PD-1抑制剂后发生甲状腺损伤的危险因素。

目的:系统评价程序性细胞死亡1受体（PD-1）/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抑制剂的心脏毒性。方法:检索国内外有关数据库（截至2019年3月2日），收集PD-1/PD-L1抑制剂单药或联合其他方案治疗肿瘤的临床试验，采用国际通用的Cochrane协作网偏倚风险评估工具进行方法学质量评价，采用RevMan 5.3软件进行meta分析，比较PD-1/PD-L1抑制剂（试验组）与安慰剂或其他抗肿瘤药物（对照组）心脏毒性的发生率。结果:共纳入了10项随机对照试验（RCT），9项为PD-1抑制剂单药或联合其他抗肿瘤药物的研究，1项为PD-L1抑制剂单药治疗的研究，共包括5 291例患者，其中试验组3 022例，对照组2 269例患者。质量评价结果显示，10项RCT中4项为高偏倚风险，6项为低偏倚风险。meta分析结果表明，试验组心脏毒性发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1.13%（34/3 022）比0.22%（5/2 269），相对危险度=2.38，95%置信区间：1.19~4.78， 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PD-1/PD-L1抑制剂有导致心脏相关不良事件的风险，临床应用中应警惕。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是现今肿瘤治疗的一项重要的方法，包括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PD-1）、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PD-L1）和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抗原4（cytotoxic T-lymphocyte-associated protein 4，CTLA-4）抑制剂，在多种恶性肿瘤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益处，但是其不良反应值得关注。这些药物引发的免疫应答增强会导致免疫相关不良事件（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irAEs），对药物使用和患者预后很有影响。其可以发生在全身任何系统，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急性肾损伤（ICI associated acute kidney injury，ICI-AKI）是其中一种。其机制包括对自身抗原的耐受性丧失、药物特异性效应T细胞的再激活以及肾脏特异性自身抗体的产生。最常见的病理表现为急性肾小管间质性肾炎，只有少数ICIs相关性肾小球肾炎病例被报道。ICI-AKI通常对早期应用皮质类固醇治疗反应良好，大多数患者可达到完全或部分缓解。我们对ICI-AKI的流行病学、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方式以及管理策略的相关研究和进展进行综述，特别对其危险因素、ICIs的再启动及预后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有助于采取管理措施来降低ICI-AKI发生，改善肿瘤患者预后。

目的:探讨乙型肝炎病毒(HBV)相关性肝癌人群接受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抑制剂联合靶向治疗后的HBV再激活发生率，及该治疗中HBV再激活和非再激活人群的预后差别。方法:收集2019年1月至2021年6月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接受PD-1抑制剂联合靶向药物治疗的原发性肝癌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收集患者年龄、性别、肝功能状态、肝硬化情况、HBV DNA水平、甲胎蛋白、肿瘤分期、抗肿瘤方案及抗HBV方案、肿瘤治疗反应、无进展生存期(PFS)、总生存期(OS)等临床资料进行 t检验、χ 2检验和Kaplan-Meier生存分析。 结果:共66例入组患者，其中17例发生HBV再激活，发生率为25.76%；其中3个月、6个月、1年、2年、3年的HBV再激活发生率分别为6.06%(4/66)、12.12%(8/66)、19.70%(13/66)、22.73%(15/66)、25.76%(17/66)。HBV再激活组和非HBV再激活组在年龄、性别、肝功能状态、肝硬化情况、HBV DNA水平、甲胎蛋白、肿瘤分期、抗肿瘤方案及抗HBV方案、客观缓解率(ORR)和疾病控制率(DCR)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但HBV再激活组的PFS和OS明显低于非HBV再激活组，分别为4.00个月vs 8.50个月( P＝0.002)和12.90个月vs 19.77个月( P＝0.014)。 结论:接受PD-1抑制剂联合靶向治疗的原发性肝癌患者有HBV再激活风险，且发生HBV再激活后的患者肿瘤进展和生存预后明显差于非HBV再激活者。

目的:初步观察信迪利单抗在晚期胰腺癌多线治疗中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4月至2021年4月于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二医院接受信迪利单抗治疗的8例晚期胰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病理类型均为腺癌。治疗方案为信迪利单抗单药或联合其他药物三线及以上治疗。按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RECIST）1.1评价临床疗效，统计客观缓解、疾病控制情况，采用Kaplan-Meier法分析无进展生存（PFS）、总生存（OS），采用常用不良事件术语标准（CTCAE）5.0评估不良反应并分级。结果:8例患者中男性5例，女性3例。8例患者中，1例部分缓解（PR），1例疾病稳定（SD），6例疾病进展（PD）；客观缓解1例，疾病控制2例。中位PFS时间为2.0个月（95% CI 0.6~3.4个月），中位OS时间为3.5个月（95% CI 2.2~4.8个月）。主要不良反应为乏力（3例），皮疹、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功能减退、尿路感染、高尿酸、高血糖、肾功能不全各1例。患者的不良反应主要为1~2级，未发生3~4级不良反应，经对症治疗好转。 结论:多线治疗后进展的晚期胰腺癌患者有可能从信迪利单抗治疗中获益，且不良反应多可耐受。

目的:研究肝细胞癌组织中M2型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的分布情况、与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以及表达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D-L1)的意义。方法:纳入2012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在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接受手术切除的320例肝细胞癌患者的病理组织标本。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检测肝细胞癌组织中CD163标记和PD-L1 CD163双标记的M2型TAM分布情况，计算细胞密度，>平均细胞密度(112个/mm 2)判定为高密度，≤平均细胞密度判定为低密度。分析CD163阳性和PD-L1 CD163双阳性M2型TAM细胞密度与肝细胞癌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及其对预后的影响。应用卡方检验分析M2型TAM表达与肝细胞癌临床病理特征间的相关性；采用Kaplan-Meier方法绘制生存曲线，并用log-rank检验进行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影响肝细胞癌预后的相关因素。 结果:TAM主要分布于肿瘤边缘间质、肿瘤血窦中，CD163阳性M2型TAM是主要巨噬细胞类型，肝细胞癌组织中CD163阳性M2型TAM存在PD-L1表达，PD-L1阳性M2型TAM主要分布于肿瘤边缘间质区域。CD163阳性M2型TAM的高密度率为44.4%(142/320)。肝细胞癌组织中高密度CD163阳性M2型TAM与组织学分级、TNM分期和肿瘤浸润免疫细胞PD-L1表达均相关( χ2＝4.65、6.72、42.19， P＝0.031、＝0.011、<0.001)；肝细胞癌组织中高密度PD-L1 CD163双阳性M2型TAM与微血管侵犯、TNM分期均相关( χ2＝11.96、8.74， P＝0.001、0.004)。高密度CD163阳性M2型TAM患者的中位无病生存期、中位总生存期分别为21、36个月，分别短于低密度CD163阳性M2型TAM患者的50、103个月；高密度PD-L1 CD163双阳性M2型TAM患者中位无病生存期、中位总生存期分别为12、15个月，分别短于低密度PD-L1 CD163双阳性M2型TAM患者的28、45个月，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log-rank检验，均 P<0.001)。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显示，高密度CD163阳性M2型TAM、有微血管侵犯和高TNM分期均是影响肝细胞癌无病生存期和总生存期的独立危险因素[无病生存期： HR＝2.408(95%置信区间1.778~3.261)、2.603(95%置信区间1.860~3.641)、4.032(95%置信区间2.833~5.747)，均 P<0.001。总生存期： HR＝2.007(95%置信区间1.457~2.764)、4.144(95%置信区间2.881~5.960)、4.292(95%置信区间2.915~6.329)，均 P<0.001]。 结论:肝细胞癌组织中高密度CD163阳性M2型TAM提示肿瘤恶性程度高、患者预后差，并且是影响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M2型TAM表达PD-L1提示肿瘤侵袭性更强、患者预后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