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共病对立违抗障碍(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ODD)儿童的脑灰质体积变化及静息状态下部分脑区功能连接的改变。方法:选取ADHD-200样本数据库中22例ADHD伴ODD(ADHD-ODD组)和年龄、性别与之相匹配的不伴ODD的ADHD儿童(ADHD组， n＝22)及正常健康儿童(正常对照组， n＝22)，进行结构及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扫描，运用基于体素的形态学测量(voxel-based morphometry，VBM)方法对脑灰质体积进行分析，并选择体积变化脑区为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ROI)进行全脑功能连接的分析。脑灰质体积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及双样本 t检验分析方法，功能连接比较采用双样本 t检验分析方法。 结果:与正常对照组相比，ADHD-ODD组的左侧小脑前叶(MNI：x，y，z＝－19.5，－42，－18)及右侧小脑前叶(MNI：x，y，z＝19.5，－39，－21)体积减小。左侧小脑前叶与左侧额上回、额中回(MNI：x，y，z＝－24，19，43)、右侧额上回、额中回(MNI：x，y，z＝30，9，45)、双侧楔前叶、后扣带回(MNI：x，y，z＝－6，－35，24)功能连接增强。与ADHD组相比，ADHD-ODD组的右侧小脑前叶(MNI：x，y，z＝19.5，－37.5，－22.5)体积缩小。右侧小脑前叶与双侧额上回、额中回、额内侧回、前扣带回、后扣带回(MNI：x，y，z＝18，－12，42)、双侧楔叶(MNI：x，y，z＝9，－87，27)、舌回功能连接增强。结论:ADHD共病ODD儿童的小脑体积减小，与大脑多个脑区存在过度功能连接，这可能是其认知、情感及行为障碍的神经病理基础之一。

目的 了解初中新生对立违抗性障碍(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ODD)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为制定ODD的干预方案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以武汉市2所初级中学670名新生为调查对象,使用ODD量表、父母教养方式量表、受欺凌量表、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和心理亚健康量表进行问卷调查;应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父母教养方式、校园受欺凌、心理韧性和心理亚健康对ODD的影响.结果 受调查的初中新生中,ODD检出率为9.55％.农业户口、父亲无固定工作、父母关系紧张是ODD的潜在危险因素.ODD与消极教养方式、受欺凌和心理亚健康呈正相关,与积极教养方式和心理韧性呈负相关.父亲、母亲教养方式模型拟合效果均良好,各指标均达到拟合标准.父亲教养方式模型中各因素对ODD影响的总效应值分别为0.191(父亲惩罚严厉)、0.171(心理亚健康)、-0.097(心理韧性)、0.071(受欺凌)、0.010(父亲拒绝否认);母亲教养方式模型中各因素对ODD影响的总效应值分别为0.215(母亲惩罚严厉)、0.163(心理亚健康)、-0.092(心理韧性)、0.067(受欺凌)、0.012(母亲情感温暖理解)、0.010(母亲拒绝否认).结论 父母教养方式可直接影响ODD,也可通过心理韧性、校园受欺凌和心理亚健康对ODD产生间接影响.可通过改善父母教养方式、防治校园欺凌和提高个人心理素质等途径预防ODD.

目的 探讨父母教养方式对伴与不伴对立违抗性障碍(ODD)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患儿的影响.方法选择2015年1月至2016年12月安徽省精神卫生防治中心就诊的ADHD患儿124例,根据有无ODD症状,分为单纯ADHD患儿82例,合并ODD的ADHD患儿42例,按照分层抽样的方法选取合肥某小学同时期110例健康儿童作为对照组;使用父母教养方式调查问卷(EMBU)对3组儿童目前的父母教养方式进行调查评分,比较3组对象的父亲因子、母亲因子差异.结果3组儿童父亲因子Ⅱ、Ⅲ、Ⅴ和母亲因子Ⅱ、Ⅲ、Ⅳ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2.096,11.195,10.467,13.957,7.343,29.081,P均<0.001);单纯ADHD组患儿的父亲因子Ⅱ、Ⅲ、Ⅴ和母亲因子Ⅱ、Ⅲ、Ⅳ得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7.481,4.479,4.406,5.252,3.847,7.292,P均<0.001);合并ADD的ADHD组患儿的父亲因子Ⅱ、Ⅲ和母亲因子Ⅱ、Ⅳ得分高于单纯ADH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221,P=0.028;t=2.553,P=0.012;t=2.921,P=0.004;t=3.737,P<0.001).结论父母教养方式的极端化对ADHD患儿有着重要影响,惩罚严厉、过分干涉的教养方式是ADHD患儿出现ODD的危险教养方式.

目的：分析不同性别对立违抗性障碍（ODD）患儿的心理行为特征。方法对济南市市区某小学1～5年级在校学生进行调查，按照 ODD 诊断标准筛查并诊断出 ODD 患儿42例作为研究组，556例健康儿童为健康对照组。用 Achenbach 儿童行为量表（CBCL）进行测量，将各因子的平均得分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24例 ODD 男童的抑郁、强迫症、多动、攻击、交往不良性因子分[（5．00±3．73）分、（4．88±3．65）分、（5．21±3．49）分、（10．10±6．85）分、（2．88±1．99）分]均高于274例健康男童[（1．65±2．61）分、（1．91±2．65）分、（2．46±2．63）分、（3．95±4．52）分、（1．34±1．61）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 ＝4．31、3．90、4．76、4．33、4．40， P ＝0．000、0．000、0．001、0．000、0．000）；体诉、违纪、分裂样因子分[（2．38±2．50）分、（2．63±2．70）分、（3．17±2．35）分]均高于健康男童[（0．85±1．63）分、（0．13±1．76）分、（1．51±1．72）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 ＝2．94、2．85、3．37，P ＝0．007、0．009、0．002）；18例 ODD 组女童的抑郁、社交退缩因子分[（5．44±4．12）分、（3．11±2．93）分]均高于282例健康女童[（2．50±3．34）分、（1．36±2．08）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 ＝3．57、3．38，P ＝0．000、0．001）；多动、攻击性、残忍因子分[（4．67±4．41）分、（9．33±7．82）分、（1．17±1．79）分]均高于健康女童[（1．87±2．38）分、（3．19±4．08）分、（0．24±0．66）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 ＝2．67、3．30、2．18，P ＝0．016、0．004、0．043）。结论ODD 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发生明显高于健康儿童。不同性别ODD 儿童心理行为表现有所不同。

目的 探讨温州市学龄期儿童孤独症谱系障碍(ASD)的患病情况,为孤独症的三级预防工作提供现实参考依据.方法 采用随机整群收样的方法,抽取温州市2个城区内户籍所在的6～12岁儿童共13 987名,使用社会行为和沟通能力筛查量表(ASRS)问卷筛查出可疑ASD患儿,再运用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SM-V)、孤独症诊断观察量表(ADOS)、孤独症诊断访谈量表(ADI-R)及韦氏儿童智力量表(WiSC-R)对被试儿童进行诊断和评估,统计分析得出患病情况.结果 (1)本样本患病率为178‰,确诊男21例,女4例,男女比例为5.25:1;(2)多动症、智力发育障碍、癫痫及胃肠道功能障碍是ASD的主要共患病;其次,社交恐怖、恶劣心境、躁狂发作、广场恐怖、特定恐怖症、对立违抗障碍、睡眠障碍、离别性焦虑障碍、品行障碍及精神病性障碍等也是ASD的常见共患病;(3)困难抚养型气质、父母亲生育年龄大、孕期接触杀虫剂、儿童排便控制时间晚等是ASD患病的高危因素.结论 温州市6～12岁学龄期儿童ASD患病率与国内外报道相当,应关注具有ASD发病高危因素的儿童,分析出的ASD患病相关因素可以为孕期保健工作和特殊教育工作者提供建设性意见.

对立违抗性障碍是儿童常见的一种心理障碍.童年早期出现,青春期达到高峰.以不服从、对抗、消极抵抗、易激惹或挑衅等行为特征为主要的临床表现.虽然对立违抗性障碍没有严重的违法或冒犯他人的攻击行为,然而对于患儿的家庭、学校,以及社会生活仍会带来较大的麻烦.家长和学校往往对于对立违抗性障碍缺乏认识,因而导致就诊率低,缺乏早期有效的干预.现就对立违抗性障碍的发病机制、临床特征、诊断及治疗方面做全面综述.

目的 探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儿童共患对立违抗性障碍(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ODD)与父母养育方式的相关关系.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纳入482例ADHD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其中未共患ODD(单纯ADHD组)322例,ADHD共患ODD(ADHD共患ODD组)160例,收集两组患儿一般人口学资料和父母养育方式量表评估得分情况.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法探究父母养育方式与ADHD患儿共患ODD的关系.结果 单纯ADHD组和ADHD共患ODD组父母养育方式得分(含拒绝因子、情感温暖因子、过度保护因子和偏爱因子)和一般人口学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ADHD注意缺陷型患儿中,患儿年龄越大,父亲文化程度越低,共患ODD风险越大(P＜0.05),而父母养育方式与共患ODD无显著关联(P＞0.05).结论 ADHD患儿是否共患ODD与父母养育方式无明显相关性,临床工作中,应减少对ADHD共患ODD患儿父母都有养育方式不良的刻板印象,从多角度寻找共患ODD的原因,以提供合理的干预建议.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ADHD)发生于儿童时期,表现为与年龄、发育水平不相称的注意力不集中、不分场合的活动过度、冲动,且显著影响患儿的生活、学业、社交和家庭等功能[1].研究表明,学龄前 ADHD 儿童共患对立违抗性障碍、品行障碍及焦虑抑郁问题的风险更高[ 2,3] ,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更有可能出现破坏性行为和物质滥用,导致严重后果[4].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简称多动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据《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的标准,患儿会表现出与同龄儿童相比不相称的,有持续6个月以上,超过两个不同场合的注意力不集中或多动和冲动行为.目前调查发现,学龄儿童的多动症发生率是8％～12％左右[1],多动症通常与其他精神障碍并存,如对立违抗性障碍、品行障碍、情绪障碍等[2].30％～50％多动症行为可以发展至成人[3].同时大量研究发现,多动症患者在简单二项选择的决策认知任务中,如Stop Signal Task,Go-Nogo任务,Flanker任务会有低准确率、反应时变异性大等特点的表现[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