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例62岁男性慢性髓细胞性白血病（慢性期）患者口服尼洛替尼400 mg、2次/d治疗。首次用药后5 h出现轻微乏力、心前区不适和胸闷，休息后缓解；当日第2次用药后1 h再次出现心前区不适、胸闷症状，休息后缓解；次日再次服用该药后1 h，前述症状复现且加重，休息后不能缓解。实验室检查示血清肌钙蛋白Ⅰ2.67 μg/L，肌红蛋白195.1 μg/L，肌酸激酶MB 37.7 μg/L；心电图检查示Ⅰ、Ⅱ、Ⅲ、aVL、aVF、V 1~V 6导联ST段压低>0.1 mV，T波倒置，QT/QTc 350/402 ms。诊断：急性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考虑与尼洛替尼有关。停用该药并予扩张血管、抗凝等治疗3周后，实验室检查示血清肌钙蛋白Ⅰ未检出，肌红蛋白21.7 μg/L，肌酸激酶MB 0.8 μg/L；心电图检查示Ⅰ、Ⅱ、Ⅲ、aVL、aVF、V 1~V 6导联ST段和T波恢复正常，QT/QTc 370/376 ms。

目的:回顾性分析国内初诊慢性髓性白血病（CML）患者接受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治疗现状。方法:回顾性收集来自中国27个省市自治区共77个中心自2006年1月至2022年12月期间确诊、年龄≥18岁、确诊后6个月内接受伊马替尼、尼洛替尼、达沙替尼或氟马替尼作为一线治疗且资料相对完整的CML慢性期（CP）和加速期（AP）病例。分析一线TKI选择、目前用药现状、药物转换及原因，接受TKI治疗反应、结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研究最终纳入6 893例接受伊马替尼（4 906例，71.2%）、尼洛替尼（1 157例，16.8%）、达沙替尼（298例，4.3%）或氟马替尼（532例，7.2%）作为一线治疗的成人CML-CP（6 453例，93.6%）和AP（440例，6.4%）患者。所有患者中位随访43（ IQR 22~75）个月，共1 581例（22.9%）患者由于耐药（1 055例，15.3%）、不耐受（248例，3.6%）、为追求更好疗效（168例，2.4%）、经济或其他原因（110例，1.6%）换药。AP患者换药比例显著高于CP患者（44.1%对21.5%， P<0.001），且因耐药而转换治疗的比例也显著更高（75.3%对66.1%， P=0.011）。多因素分析显示，男性、低HGB浓度及ELTS评分中/高危组与CP患者较低的细胞遗传学、分子学反应获得率及较差的结局均相关，高WBC、一线接受第二代TKI治疗与较高的治疗反应获得率相关，初诊时携带Ph +附加染色体异常（ACA）与较差的无进展生存（PFS）相关，而Sokal评分中/高危组仅与较低的完全细胞遗传学反应、主要分子学反应获得率和较差的PFS相关；较低的HGB浓度和较大的脾脏与AP患者较低的细胞遗传学和分子学反应获得率相关，一线接受第二代TKI治疗与较高的治疗反应获得率相关，较低的PLT、较高的原始细胞比例和初诊时携带Ph +ACA与较差的无转化生存相关，初诊时携带Ph + ACA与较差的总生存相关。 结论:目前，绝大多数的初诊CP或AP CML患者可长期获益于TKI治疗，获得较好的治疗反应及生存结局。

慢性髓系白血病(CML)是一类骨髓增殖性肿瘤，其发病机制与BCR/ABL融合基因相关。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可显著改善CML患者的生存及预后。尼洛替尼一线治疗CML患者疗效显著、治疗反应快、缓解程度深并且安全性高。在获得持续深层分子反应后，实现停止尼洛替尼用药并达到无治疗缓解是CML治疗的新目标。此外，由于疾病耐药及突变的产生，尼洛替尼治疗失败后如何开始新的治疗值得进一步研究。

目的:探讨影响初发慢性髓性白血病慢性期（CML-CP）治疗反应及结局的社会人口学因素及临床因素，并联合社会人口学因素及临床因素分别建立针对治疗反应及结局新的预测模型。方法:回顾性分析2006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确诊的≥18岁初诊接受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一线治疗、具有完整社会人口学及临床资料的CML-CP连续病例。应用Cox回归模型探索治疗反应和结局的独立影响因素，治疗反应包括完全细胞遗传学反应（CCyR）、主要分子学反应（MMR）、分子学反应4（MR 4）、分子学反应4.5（MR 4.5），结局包括无失败生存（FFS）、无进展生存（PFS）、总生存（OS）、CML相关生存（CML-OS）。 结果:研究共纳入1414例以伊马替尼（1176例）、尼洛替尼（170例）或达沙替尼（68例）为一线治疗的成人CML-CP患者，中位年龄40（18~83）岁，男性873例（61.7%）。多因素分析显示，受教育水平低（ P值<0.001 ~ 0.070）和ELTS评分中/高危（ P值<0.001~0.009）是较低的细胞遗传学、分子学反应获得率以及各种不良治疗结局的共同影响因素。此外，男性、农村户籍以及初诊时WBC≥120×10 9/L、HGB<115 g/L和一线伊马替尼治疗与较低的细胞遗传学反应和（或）分子学反应获得率均显著相关；单身、离异或丧偶、农村户籍以及初诊时WBC≥120×10 9/L、HGB<115 g/L和伴有合并症与较低的FFS、PFS、OS和（或）CML-OS率显著相关。联合社会人口学因素及临床因素分别建立针对治疗反应、治疗失败及疾病进展以及生存的预测模型，根据上述预测模型将整体患者分为各风险亚组，亚组间治疗反应及结局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01）。 结论:除临床因素外，社会人口学因素与CML-CP患者治疗反应及结局密切相关。联合社会人口学因素与临床特征可较好预测患者的治疗反应及结局。

目的:分析二代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尼洛替尼和达沙替尼作为二三线药物治疗慢性髓性白血病（CML）慢性期（CP）和加速期（AP）患者的治疗反应和预后，以及相关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08年1月至2018年11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收治的一二线TKI治疗失败并接受尼洛替尼或达沙替尼作为二三线治疗的CML-CP和AP患者资料。结果:共收集183例尼洛替尼和达沙替尼作为二线治疗和43例尼洛替尼和达沙替尼作为三线治疗的CML-CP或AP患者。二线TKI治疗患者中，中位随访21（1~135）个月，完全血液学反应（CHR）率为80.4%，完全细胞遗传学反应（CCyR）率为56.3%，主要分子学反应（MMR）率为38.3%，3年疾病无进展生存（PFS）和总生存(OS)率分别为78.7%和93.1%。二线TKI治疗中，Sokal积分为高危、女性、一线TKI治疗期间获得最佳反应

目的:探讨尼洛替尼一线治疗慢性髓性白血病（CML）的疗效及安全性，并分析影响实现主要分子学反应的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2014年1月至2017年6月收治的86例新诊断为CML的患者，均接受尼洛替尼300 mg每日两次作为一线治疗，其中男性49例，女性37例。结果:12个月时获主要分子学反应（MMR）、分子学反应4（MR4）、分子学反应4.5（MR4.5）的患者比例分别为59.3%、22.1%、15.1%；24个月时，获MMR、MR4、MR4.5的患者比例分别为76.2%、44.0%、27.4%。中位随访42（21~66）个月，中位无进展生存（PFS）时间为42（9~66）个月，PFS率为93%。BCR-ABL IS融合基因较诊断时下降一半所需要的时间定义为减半时间（HT），HT是CML患者12个月能否达到MMR（ OR=0.896， P<0.001）及MR4.5（ OR=0.377， P=0.003）的影响因素。非血液学不良反应中最常见的为皮疹（37.2%）和头痛（32.6%），大多数为1/2级，血液学不良反应主要为中性粒细胞减少（27.9%）和血小板减少（32.4%）。 结论:尼洛替尼一线治疗CML具有较优的有效性和安全性，HT≤13.68 d可能是长期无进展生存的保护因素。

目的:基于网络药理学分析黄柏通过铁死亡途径治疗类风湿关节炎（RA）的可能作用机制。方法:通过TCMSP数据库、Herb数据库筛选黄柏的主要活性成分及其对应的靶点蛋白，并使用Uniprot数据库将靶点蛋白名称转化为基因ID。在GenCards、OMIM、DrugBank、DisGeNET数据库中获取RA疾病靶点。利用FerrDb数据库收集铁死亡在激动物、抑制物和标志物3方面的基因。然后，利用Venny平台获取黄柏活性成分靶点基因、RA靶点基因和铁死亡相关基因的交集基因，并使用Cytoscape 3.9.1软件绘制"活性成分-靶点-RA-铁死亡"网络图。使用String和DAVID数据库进行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PPI）、基因本体论（GO）功能和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通路富集分析。使用PyMOL、AutoDock Vina软件和RCSB PDB数据库对活性成分与关键基因进行分子对接。结果:共筛选出11个黄柏活性成分（槲皮素、β-谷固醇、苦楝酮、烛毒素A、黄柏呈、掌叶大黄二蒽酮A、黄连宁、鬃毛酮、Kihadalactone A、尼洛替星、豆甾醇）和34个交集基因（PTGS2、AR、JUN、PRKCA、TGFB1、EGFR、CDKN1A、MAPK1、RB1、IL6、TP53、HIF1A、HSPA5、HMOX1、CAV1、IFNG、ALOX5、PTEN、NFE2L2、PARP1、PPARA、GSTM1、MTOR、PIK3CA、MDM2、MAPK8、GSK3B、SIRT1、DHODH、EZH2、AKR1C2、AKR1C1、STAT3、MAPK3）。预测得到TP53、JUN、STAT3、HIF1A、PTEN、SIRT1、EGFR、MTOR、MAPK3、AR 10个黄柏调控铁死亡抗RA的可能作用靶标，介导细胞对氧化应激的反应、对药物的反应、HIF-1、FoxO和ErbB等信号通路调控铁死亡途径，从而对抗RA的发生及进展。对接结果显示，关键基因与其对应的黄柏活性成分间存在分子结合位点。结论:黄柏可能通过铁死亡效应以多成分、多靶点、多通路、多种作用机制治疗RA。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TKI)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hronic myeloid leukemia，CML)的一线治疗药物，可使CML患者获得长期生存。TKI在儿童CML中的应用，除需考虑与成人相同的不良反应外，还应注意其对儿童身高、性腺的影响。目前，国外有多项研究发现应用伊马替尼会延缓CML患儿的生长发育。然而，达沙替尼、尼洛替尼在CML患儿中应用的经验尚缺，相关研究报道较少，其对患儿生长发育的影响尚不明确。该文就TKI对CML患儿生长发育影响的机制、临床研究数据、治疗措施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目的:观察真实世界中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治疗慢性髓性白血病（CML）停药患者的无治疗缓解（treatment free remission, TFR）情况，及二代TKI在TFR方面是否优于伊马替尼（IM）。方法:对来自国内8家血液病治疗中心的自2013年6月至2021年3月期间停用TKI且有明确停药结局和相对完整临床资料的274例CML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使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评估影响CML患者停药后TFR结局的危险因素。结果:274例患者，女性140例（51.1%），停药时中位年龄48（9~84）岁。停药前，172例（62.8%）患者应用IM治疗，102例（37.2%）接受过二代TKI治疗，包括73例IM转换二代TKI者和29例一线二代TKI治疗者。转换二代TKI的原因包括：37例因追求TFR在IM治疗获得深层分子学反应（DMR）期间转换二代TKI、7例因IM不良反应不耐受、29例因TKI治疗未达最佳治疗反应。接受过二代TKI者末次应用TKI类型包括：尼洛替尼96例（94.1%），达沙替尼3例（2.9%），氟马替尼2例（2.0%），1例为二代TKI不耐受再次更换为IM治疗。IM治疗组和二代TKI治疗组在确诊时中位年龄、停药时中位年龄、性别、Sokal评分、TKI治疗前是否应用干扰素、TKI治疗至获得DMR中位时间、停药原因等基线特征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停药前TKI中位累积治疗时间（71.5个月对88个月， P<0.001）、末次TKI中位治疗时间（60个月对88个月， P<0.001）、DMR中位持续时间（58个月对66个月， P=0.002），二代TKI治疗组均较IM治疗组显著缩短。停药后中位随访22（6~118）个月，88例（32.1%）患者在中位6（1~91）个月失去主要分子学反应（MMR），其中53例（60.2%）患者在≤6个月内失去MMR，总体的TFR率67.9%，12个月和24个月的累积TFR率分别为70.5%和67.5%。26例（9.5%）患者发生停药综合征。72例（83.7%）重启TKI治疗患者在中位治疗4（1~18）个月再次获得DMR。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停药前应用二代TKI治疗组患者的TFR率显著高于IM治疗组（77.5%对62.2%， P=0.041）。进一步亚组分析发现，IM转换二代TKI治疗组患者的TFR率显著高于IM治疗组（80.8%对62.2%， P=0.026），二代TKI一线治疗组和IM治疗组TFR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69.0%对62.2%， P=0.599）。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应用二代TKI治疗是影响停药患者TFR的独立预后因素（ RR=1.827，95% CI 1.015~3.288， P=0.044）。 结论:真实世界中，二代TKI治疗较IM治疗使更多的CML患者更早获得更好的TFR。

慢性髓性白血病（CML）是一种（9;22）（q34;q11.2）染色体异常造成的克隆性骨髓增殖性疾病 [1]。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的出现显著改善了CML慢性期（CP）的预后，CML-CP患者的年死亡率从2000年的10%~20%下降到1%~2%。CML的患病率逐步上升，并预计在未来几年继续增加，因此CML患者群体将越来越大 [2]。目前已有5种TKI（伊马替尼、尼洛替尼、达沙替尼、博苏替尼和普纳替尼）被FDA批准作为CML-CP患者的治疗用药 [3]，此外还有在韩国获批上市的拉多替尼和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氟马替尼 [4,5]。使用TKI的患者可以获得与正常人相似的预期寿命 [6]，但长期使用TKI伴随较多持续的药物不良事件，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而影响患者的依从性、治疗疗效 [7,8,9]。相比一代TKI，二、三代TKI还会产生一些较为严重甚至有致死可能性的不良事件 [10]，如达沙替尼相关的胸腔积液、肺动脉高压，尼洛替尼引起的心血管事件，博苏替尼引起的腹泻和肝功能障碍，普纳替尼引起的高血压、外周动脉闭塞和胰腺功能障碍等。除此之外，长期TKI治疗还会增加患者与社会的经济负担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