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评估集合不足型间歇性外斜视(CI-IXT)行双眼外直肌倾斜后徙术(S-BLRc)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收集2020年1月至2023年1月在安阳市眼科医院治疗的CI-IXT患者64例(128眼)的临床资料。按不同的手术方式将患者分为S-BLRc组和双眼外直肌后徙术(BLRc)组，每组各32例(64眼)，术后随访观察6个月。比较术前、术后6个月两组患者的视远斜视度、视近斜视度、远近斜视度差(NDD)、NDD改善量、手术成功率和立体视、屈光状态、上转25°和下转25°斜视度差值、旋转斜视的变化。结果:术后6个月，S-BLRc组患者的视远斜视度(－2.84±3.32)三棱镜度(PD)、视近斜视度(－7.32±7.81)PD及NDD(5.07±5.91)PD较术前(－27.53±7.51)、(－38.84±8.85)及(11.37±3.82)PD均下降( t＝31.41、44.78、10.31，均 P<0.01)；BLRc组患者的视远斜视度(－2.62±3.43)PD、视近斜视度(－9.26±5.95)PD及NDD(6.81±7.33)PD较术前(－26.45±8.61)、(－37.75±7.80)及(11.12±3.94)均下降( t＝30.29、42.10、7.20，均 P<0.01)。术前两组患者的视远斜视度、视近斜视度、NDD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1.43、－1.58、－0.89， P＝0.157、0.112、0.376)。术后6个月，两组患者的视远斜视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30， P＝0.763)；S-BLRc组的视近斜视度和NDD值均小于BLRc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86、2.60， P＝0.006、0.011)。术后6个月，S-BLRc组的NDD改善量为(6.25±6.20)PD，BLRc组为(4.37±5.24)PD，S-BLRc组较BLRc组改善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42， P＝0.018)。术后6个月S-BLRc组的成功率为84.38%(27/32)，高于BLRc组53.13%(17/32)。两组患者的术后立体视均改善，未出现旋转斜视，屈光状态、上转25°和下转25°斜视度差值无明显变化。 结论:S-BLRc可有效降低CI-IXT患者NDD，其手术成功率、NDD的改善均优于BLRc。

近年来人工智能在图像识别、预测疾病预后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在眼科领域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圆锥角膜筛查是确定屈光手术适应证、避免术后角膜扩张的重要手段，而传统诊断方法准确率较低，亚临床期圆锥角膜更加难以发现。机器学习作为一种实现人工智能的重要方法，为较为准确地识别圆锥角膜带来可能，成为近几年屈光领域的研究热点。本综述从机器学习在角膜屈光手术术前圆锥角膜筛查中常用的算法、角膜特征参数提取、模型预测效率等方面进行阐述。 （中华眼科杂志，2021，57：796-800）

目的:探讨角膜形态学和生物力学参数对近视眼人群角膜后表面高度异常的影响及其辅助诊断角膜后表面高度异常的可行性。方法:病例对照研究。选取2017年12月至2018年10月在青岛眼科医院拟行角膜屈光手术的屈光不正患者144例（227只眼），其中男性90例（139只眼），女性54例（88只眼）；年龄（22.8±5.6）岁。所有患者检查最佳矫正视力下的球镜和柱镜度数，并行Pentacam眼前节分析系统和Corvis ST角膜生物力学检查。根据Pentacam参数角膜后表面高度变化值（BD）进行分组，将BD<12 μm定为对照组（59例，118只眼）；将BD≥12 μm定为高BD组（85例，109只眼），其中BD≤16 μm者为可疑组（44例，53只眼），>16 μm者为异常组（41例，56只眼）。选取Pentacam眼前节分析系统中BD、前表面曲率（ASK）、后表面曲率（PSK）、前表面散光（AAstig）、后表面散光（PAstig）、中央角膜厚度（CCT）、角膜直径（W-W）7个参数及Corvis ST角膜生物力学检测系统中第1次压平时间（AT 1）、第1次压平长度（AL 1）、第1次压平速度（AV 1）、第2次压平时间（AT 2）、第2次压平长度（AL 2）、第2次压平速度（AV 2）、最大压陷时间（HCT）、最大压陷峰距（HC-PD）、最大压陷形变幅度（HC-DA）、最大压陷曲率半径（HC-R）、形变幅度比值（DA Ratio）、综合半径、最薄点厚度/厚度变化率（ARTH）、硬度参数（SPA1）、Corvis生物力学指数（CBI）15个参数纳入研究。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Kruskal-Wallis H检验及Bonferroni法进行组间差异性比较，利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探讨BD的相关影响因素，并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寻找影响BD的主要因素。 结果:对照组和高BD组在年龄、球镜度数、柱镜度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3.311，-1.808，-2.359； P=0.071，0.072，0.121）；Pentacam测量发现在对照组、可疑组和异常组中，ASK、PSK、PAstig、W-W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18.492，31.547，10.773，70.167； P<0.05），AAstig、CCT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2.204，1.108； P>0.05）。其中异常组[43.40（42.20，44.40）]较对照组[42.80（41.98，44.00）]ASK增大（ t=-4.292； P<0.05），可疑组[-6.50（-6.60，-6.35）]与异常组[-6.50（-6.70，-6.33）]较对照组[-6.30（-6.50，-6.20）]PSK均增大（ t=4.492，4.618； P<0.05）；可疑组[0.40（0.30，0.40）]与异常组[0.40（0.30，0.40]较对照组[0.40（0.30，0.50）] PAsting均增大（ t=2.796，2.515； P=0.016，0.036）；可疑组[11.40（11.00，11.60）]和异常组[11.10（10.90，11.30）]较对照组[11.50（11.40，11.80）]W-W减小，同时异常组较可疑组W-W也明显减小（ t=3.235，8.353，4.282； P<0.05）；Corvis ST参数在3个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将每组患者BD与Pentacam参数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在对照组、可疑组、异常组以及所有患者中，BD与W-W呈低至中度负相关（ r=-0.614，-0.304，-0.396，-0.661； P<0.05），BD与其他参数相关性较低或未见明显相关性；将患者BD与Corvis ST参数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仅在可疑组中，BD与AV 1、HCT、HC-DA间存在低度正相关（ r=0.332，0.361，0.382； P<0.05），BD与Corvis ST其他参数在各组中未见明显相关性。以BD为因变量，选取Pentacam参数与Corvis ST参数建立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变量W-W、ASK、PSK、HC-PD、SPA1、CCT间不存在共线性（容忍度<0.100），方程检验结果 F=37.221， P<0.001，调整 r2=0.504，拟合较好。 结论:角膜形态学参数中角膜直径、前表面曲率、后表面曲率是影响BD的主要因素，角膜生物力学参数中HC-PD和SPA1也可能对BD产生一定程度影响。角膜形态学和生物力学参数的联合评估有助于角膜后表面高度异常的鉴别诊断。 （中华眼科杂志，2020，56：110-117）

目的:探讨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后角膜生物力学特性变化量随残余基质厚度（RST）、组织去除厚度百分比（PTA）的变化规律，并分析SMILE后角膜生物力学特性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系列病例研究。选取2019年1月至2020年1月于天津市眼科医院屈光手术中心行SMILE者184例（184只右眼），其中男性83例，女性101例，年龄（24.6±5.8）岁。于术前和术后3个月用Corvis ST角膜生物力学分析仪测量术眼的角膜生物力学参数，包括形变幅度比值（DA ratio）、角膜硬度参数（SPA1）和综合半径（IR）。对RST、PAT与DA ratio、SPA1、IR的变化量的关系进行线性和非线性回归分析。纳入年龄、性别、角膜前表面平均曲率（Km）、术前等效球镜度数（SE）、术后角膜中央厚度（CCT）和术前角膜生物力学参数为自变量，采用步进法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术后DA ratio、SPA1和IR的影响因素。对手术前后数据比较采用配对 t检验；相关性检验采用Pearson或Spearman相关性分析。 结果:SMILE术后DA ratio、SPA1和IR的变化量（变化率）分别为1.33（30.0%）、28.05（26.0%）和2.56（34.0%），手术前后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t=35.52， -28.00， 36.95； P<0.01）。最优拟合曲线显示，随着RST减少或者PTA的增加，DA ratio、SPA1和IR的变化量逐渐升高。其中，当RST<280 μm或者PTA>28%时，DA ratio变化量曲线斜率明显增加。多因素回归模型显示，对SMILE术后DA ratio、SPA1和IR根据标准化回归系数（Sβ值）排序，影响权重前3位的因素分别为术前DA ratio（Sβ=0.489）、术前SPA1（Sβ=0.483）和术前IR（Sβ=0.471）；CCT是术后DA ratio和SPA1的第二大影响因素（Sβ=-0.238，0.326）。 结论:SMILE术后DA ratio、SPA1和IR的改变随RST的减少或者PTA的增加而增加，当RST<280 μm或PTA>28%时，DA ratio的改变速度明显加快；术前角膜生物力学特性和术后CCT是影响术后角膜生物力学稳定性的主要因素。 （中华眼科杂志，2021，57：104-112）

目的:观察特发性黄斑裂孔（IMH）患眼玻璃体切割联合白内障超声乳化IOL植入手术（联合手术）后屈光状态的变化。方法:回顾性临床研究。2016年1月至2019年6月于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行联合手术的IMH患者51例56只眼纳入研究。其中，男性17例，女性34例；平均年龄（66.79±4.33）岁。所有患眼均行BCVA、检影验光以及眼轴长度（AL）测量。根据SRK-T公式计算IOL度数，预测屈光度（预测值）。患眼平均BCVA为0.20±0.13；平均前房深度为（2.89±0.28）mm；平均△角膜散光度（0.73±0.43）D；平均AL为（22.92±0.70）mm；平均屈光度预测值为（0.10±0.66）D。所有患眼均行标准经睫状体平坦部三通道25G联合手术。手术后6个月，采用与手术前相同的设备和方法测量手术后屈光度实际值（实际值）。预测值与实际值差异比较采用配对 t检验。 结果:手术后6个月，患眼平均屈光度实际值为（-0.19±0.64）D；与手术前屈光度预测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1.665， P=0.102 ）；实际值与预测值差值为（-0.33± 0.81 ）D。 结论:IMH患眼联合手术后屈光状态发生近视漂移；手术前IOL度数预算时可适当预留＋0.3 D左右远视。

中国的角膜屈光手术以激光手术为代表，历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30余年的发展历程，目前每年近百万人接受此类手术。新技术革新速度快，使手术效果不断提高，并发症不断减少，同时从业人员队伍不断壮大，学术实力不断接近国际水平。尤其近年来，各种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学术研究成果的增多以及相关规范的制定，均标志着我国角膜屈光手术步入了多元化、智能化和规范化阶段。回顾30余年的发展历程，面对成绩的同时，仍应认识到不足。让我们携手同行，继续为我国屈光不正患者提供更高质量和更趋于自然的视觉矫正效果。谨以此文祝贺《中华眼科杂志》创刊70周年。 （中华眼科杂志，2020，56：81-85）

目的:探讨不同角膜屈光手术对近视患者泪膜破裂时间、眼红指数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7月至2020年7月于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接受治疗的120例(240眼)近视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患者的手术类型进行分组，A组患者实施全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42例)，B组患者实施飞秒激光制瓣联合准分子激光角膜原位磨镶术(FS-LASIK)(33例)，C组患者实施前弹力层下激光角膜磨镶术(SBK)(45例)。比较三组患者术前、术后1周、术后1个月时泪膜破裂时间(BUT)、眼红指数、中央角膜知觉、裸眼视力(UCVA)差异。结果:术后1周时，三组患者BUT均较术前下降(均 P<0.05)，B组与C组BUT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但A组患者BUT高于B、C组患者(均 P<0.05)。术后1个月时，B、C两组患者BUT均较术前下降(均 P<0.05)，且B组与C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A组患者BUT与术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但高于B、C组患者(均 P<0.05)。术后1周、术后1个月时三组患者眼红指数均较术前下降(均 P<0.05)，但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术后1周、术后1个月时三组患者中央角膜知觉均较术前下降(均 P<0.05)，且A、B组患者中央角膜知觉均高于C组(均 P<0.05)，但A、B组患者中央角膜知觉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术后1周、术后1个月时三组患者UCVA均较术前上升(均 P<0.05)，但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SMILE、FS-LASIK、SBK三种手术中，SMILE对患者BUT影响最小，SBK对患者中央角膜知觉影响最大，三种手术对眼红指数、矫正视力影响效果相近。

屈光手术是以手术改变眼屈光状态，从而改善视觉功能。随着手术理念及相关技术设备不断更新迭代，屈光手术方法层出不穷，种类和名称众多。为便于屈光专科医师尤其初学者理解和掌握，规范开展相关临床和科研工作，本文基于团体标准《激光角膜屈光手术技术规范 第1部分：准分子激光角膜屈光手术》，对我国屈光手术方法的名称和分类进行梳理和归纳。

目的:探讨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术后不同时间角膜形态欠规则但尚不能诊断圆锥角膜的患眼与角膜形态正常眼的生物力学变化特点，评估综合角膜地形图检查结果与角膜生物力学参数进行诊断对于筛查角膜屈光手术前的早期圆锥角膜的意义。方法:选取2018年1至5月在北京同仁医院屈光中心接受SMILE手术者57例（104只眼）其中男性27例，女性30例，年龄（29.2±4.7）岁。根据Tomey角膜地形图中圆锥角膜严重程度指数（KSI）分为正常组（KSI<15%）35例（65只眼）与欠规则组（KSI≥15%）22例（39只眼）。收集患者的年龄、等效球镜度数、术前最佳矫正视力（BCVA）、术后裸眼视力。使用Pentacam三维眼前节分析系统测量的角膜最薄点中心3 mm区域前后表面曲率半径（ARC和PRC）、角膜最薄点厚度（THP）、角膜扩张综合偏差分析指数（BADD）。使用Corvis ST生物力学分析仪测量角膜生物力学参数（CBI）、角膜中央厚度（CCT）、非接触生物力学校正眼压（bIOP）、最大形变幅度（DA）、最大反向半径（M）、顶点和1 mm间形变幅度比值（DR）、硬度参数（SPA1）。运用Pentacam与Corvis ST联合诊断系统分析得出断层扫描生物力学指数（TBI）。对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1周、1个月、3个月、1年各参数及各组1周、1个月、3个月、1年与术前的DA、M、DR、SPA1差值（Δ）进行两组间比较。均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术前两组间年龄（ t=0.20）、CCT（ t=1.64）、DA（ t=-1.85）、BIOP（ t=0.73）、M（ t=-0.24）、DR（ t=-1.00）、屈光度SE（ t=-0.97）与BCVA（ t=0.21）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欠规则组TBI为0.28±0.20、CBI为0.09±0.21、BADD为1.33±0.47，明显高于正常组（ t=-2.17，-6.78，-4.37； P<0.05），SPA1明显低于正常组（ t=2.58， P=0.011）。正常组TBI为0.05±0.08、CBI为0.01±0.03、BADD为0.92±0.46；术后1周、1个月、3个月、1年两组裸眼视力（ t=-0.31，0.36，0.24，0.63）、屈光度数（ t=0.00，-0.22，0.90，0.73）及M（ t=-1.80，-1.90，-0.78，-1.70）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欠规则组DA术后1和3个月均高于正常组（ t=-3.13，-3.09； P<0.01），DR术后1周、1个月、1年均高于正常组（ t=-2.72，-3.39，-2.51； P<0.05），SPA1术后1周、1个月、3个月均低于正常组（ t=2.11，2.73，3.70； P<0.05）。术后1个月ΔDR欠规则组高于正常组（ t=-3.01， P=0.003）；术后1周、3个月、1年ΔDR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1.61，-1.40，-0.61； P>0.05）；术后1周、1个月、3个月、1年两组ΔDA（ t=0.50，-1.10，-0.73，2.12）、ΔM（ t=-1.52，-1.41，0.01，-0.79）、ΔSPA1（ t=0.89，0.90，1.12，0.90）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角膜地形图形态欠规则眼与角膜形态正常眼在SMILE术后1年内角膜生物力学的变化均稳定且无明显差异。综合角膜地形图检查结果与角膜生物力学参数进行分析，对于角膜屈光手术前筛查早期圆锥角膜具有一定的意义。 （中华眼科杂志，2020，56：103-109）

老视指因年龄增长，眼部的调节力不足以胜任日常近距离视物需求的一种现象。现代社会40岁以上想摆脱老视和屈光不正带来视觉困扰的患者越来越多，这为临床开展激光角膜屈光手术提出了新的挑战，涌现出多种可联合的老视矫正技术和方案。然而，联合各种老视矫正方案的激光角膜屈光手术能否治疗老视，值得临床加以关注。本文基于激光角膜屈光手术及各种老视矫正方案的机制，深入分析联合老视矫正方案激光角膜屈光手术的目的和效果，提出目前该手术仅可发挥矫正老视的作用，并应以此正确开展手术，希望与眼科同道共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