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左心耳封堵术后发生延迟性心脏压塞发生与左心耳毗邻解剖结构及封堵器关系。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纳入13例2016年8月至2021年6月上海健康医学院附属周浦医院因左心耳封堵术导致的延迟性心脏压塞并行急诊心包穿刺引流患者，随访时间(16±12)个月，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包括术前，术中及延迟性心脏压塞恢复后通过左心房CTA，食道超声心动评估左心耳及左心耳封堵器周边解剖结构关系。结果:左心耳封堵后发生延迟性心脏压塞行心包穿刺引流患者13例，男性7例，年龄(72.1±8.3)岁，6例同时行冷冻消融治疗；患者左心耳菜花型8例，鸡翅型5例；盘式封堵器密封盘直径（29.5±2.8）mm；10例患者心脏压塞恢复后复查左心房CTA，8例锚钩贴靠肺动脉，1例锚钩贴靠左上肺静脉，1例锚钩同时贴靠肺动脉和左上肺静脉；除1例术后2 d死亡外其他患者预后良好。结论:左心耳封堵后发生延迟性心脏压塞与左心耳毗邻肺动脉，左上肺静脉位置关系密切，与较大的封堵器及其锚钩有关。

患儿女，5 d，因"发现先天性心脏病4 d"入院。出生时Apgar评分1 min、5 min、10 min均为9分，出生后不久出现呼吸急促，进行性加重，当地医院给予"改善循环、维持动脉导管开放、有创呼吸机辅助通气"治疗后转入我院。查体：心率136次/min，呼吸52次/min，上肢收缩压/舒张压56/41mmHg (1 mmHg＝0.133 kPa)，下肢收缩压/舒张压60/43 mmHg，体重3.8 kg，上、下肢血氧饱和度均为85%~90%，呼吸音粗，未及明显杂音。心电图未见异常。术前经胸超声心动图(transthoracic echocardiography，TTE)检查，应用GE Vivid iq超声心动图仪，采用12S探头，频率4.5~12 MHz。TTE检查显示：右心室明显增大，左心室偏小(图1A)，下腔静脉增宽为7 mm，吸气末塌陷率约50%；四支肺静脉(直径3.9~5.6 mm)于左房左上方汇合(直径9 mm)后经垂直静脉入无名静脉(直径9 mm)，垂直静脉于肺动脉分叉上方水平梗阻，直径3.5 mm，峰值流速2.0 m/s(图1B)；右冠状动脉(right coronary artery，RCA)异常起源于主动脉左冠状窦(left coronary sinus，LCS)，开口位于左冠状动脉(left coronary artery，LCA)开口前方约1 mm处，起始段走行于主、肺动脉间的主动脉壁内且狭窄，内径约0.5 mm，范围长约6 mm(图1C)，然后绕主动脉前方向右走行，直径1.5 mm(图1D)，狭窄段呈高速五彩血流束(图1E)，峰值流速2.7 m/s(图1F)；动脉导管未闭直径2.0 mm，右向左分流；房间隔缺损直径6.4 mm，右向左分流。TTE检查结果：完全性肺静脉异位引流(total anomalous pulmonary venous connection，TAPVC)心上型伴垂直静脉梗阻，RCA异常起源于LCS伴壁内走行、狭窄，动脉导管未闭，房间隔缺损，重度肺动脉高压。CT血管造影(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CTA)检查结果：TAPVC(心上型)，垂直静脉入无名静脉前梗阻(图2A)，动脉导管未闭，房间隔缺损，RCA异常脉起源于LCS，走行于主、肺动脉间(图2B)，肺动脉高压。术中所见：RCA发自LCS，与LCA开口相距1 mm，呈壁内走行；左、右肺静脉汇合后经垂直静脉入无名静脉，房间隔缺损直径7 mm，动脉导管未闭。术中行TAPVC矫治术、冠状动脉去顶术、动脉导管结扎术、房间隔缺损修补术。术中经食管超声心动图显示肺静脉汇入左房的吻合处峰值流速1.2 m/s，RCA起始处峰值流速1.1 m/s。术后第6 d撤机。术后多次TTE复查心脏功能及心内结构未见异常。术后第25 d顺利出院。

目的:单侧开胸选择性肺静脉部分环缩建立改良肺静脉狭窄幼猪模型，探究肺静脉狭窄后血流动力学、上游肺静脉组织的病理学改变及氯沙坦干预效果。方法:将19头幼猪按随机数表法分3组，假手术组7只、环缩组6只、氯沙坦组6只。经左侧肋间开胸，以1倍于肺静脉周长的Goretex血管条环缩左上肺静脉及双侧下肺静脉共干，治疗组术后第2天予氯沙坦[1 mg/(kg·d)]。8周后，获取血流动力学数据及组织标本。组织行苏木精-伊红染色、马松染色及荧光染色。组间比较采用非配对 t检验。 结果:环缩组血流速度、平均肺动脉压、肺动脉压/主动脉压比值均高于假手术组[(209.33±17.44) cm/s比(54.13±13.22) cm/s、(29.0±4.7) mmHg比(14.0±1.3) mmHg、0.43±0.09比0.21±0.04， t＝10.030、8.143、5.859， P<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氯沙坦组三者均高于假手术组[(163.00±14.70) cm/s比(54.13±13.22) cm/s、(20.1±6.2) mmHg比(14.0±1.3) mmHg、0.30±0.07比0.21±0.04， t＝7.789、2.556、2.905， P<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而氯沙坦组三者均低于环缩组[(163.00±14.70) cm/s比(209.33±17.44) cm/s、(20.1±6.2) mmHg比(29.0±4.7) mmHg、0.30±0.07比0.48±0.09， t＝2.873、2.802、2.739， P<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环缩后肺静脉上游组织内膜增生、血小板-内皮细胞粘附分子表达低于假手术组，而α-平滑肌肌动蛋白表达高于假手术组；氯沙坦治疗后内膜增生程度及标志物表达改善，但仍高于正常水平。 结论:改良幼猪肺静脉狭窄模型可作为研究肺静脉狭窄相关分子机制的模型，氯沙坦能改善肺静脉狭窄病理变化，机制需进一步研究。

目的:研究单纯超声引导经股静脉途径封堵儿童继发孔型房间隔缺损(ASD)的方法及其临床效果。方法:选取2017年1月至2019年10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心脏内科进行经皮介入的继发孔型ASD患儿306例，其中男137例，女169例；年龄2.1～15.0岁[(6.18±2.45)岁]；体质量10～63 kg[(23.05±9.97) kg]。306例患儿中，单发中央型ASD患儿259例，缺损直径5～25 mm；筛孔型ASD患儿47例，心脏彩超测量分流范围为11～31 mm。患儿心功能正常，无合并其他心内畸形。18例患儿合并其他系统畸形，其中5例并漏斗胸，4例并鸡胸，4例并脊柱侧弯，3例并唐氏综合征，2例并癫痫。另有8例患儿并心律失常，其中并预激综合征3例，室性期前收缩3例，室上性心动过速2例。3例室性期前收缩，1例室上性心动过速及1例预激综合征患儿具有射频消融手术指征，与ASD封堵同期进行，所有手术在基础麻醉下经股静脉径路，在经胸或经食管超声心动图(经胸图像不满意的患儿)引导下行ASD封堵术。结果:306例封堵术中，单纯超声引导成功301例，余5例患儿术中超声缺损较大，尝试超声引导未成功，后改用射线下左上肺静脉法释放封堵器获得成功，手术时间(开始麻醉至鞘管拔除)17～45 min[(21.25±8.84) min]，封堵器型号10～30 mm，手术过程顺利，术中及术后无严重并发症。结论:单纯超声心动图引导下股静脉穿刺径路的ASD封堵术作为一种微创、零射线损伤的手术方式，在儿童ASD封堵中安全、可行。

患者女性，68岁。因反复心悸4个月入住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患者2018年1月出现阵发性心悸，稍感气促，持续4~5 min可自行缓解。2018年4月2日因晕厥1次就诊当地医院并诊断为心房颤动(房颤)，予以口服美托洛尔、华法林后未再出现晕厥，心悸较前好转，但房颤仍反复发作，为行近一步治疗遂来我院就诊。术前血清电解质、肝肾功能、心肌酶、胸片等均正常。凝血酶原时间为30.9 s，国际标准化比值为2.85，心电图提示房颤。心脏彩超示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为48 mm，左心房内径为33 mm，右心室内径为29 mm，右心房内径为29 mm，射血分数为59%。左、右心房及左、右心耳未见血栓影；左心房稍大，升主动脉增宽，二尖瓣、三尖瓣轻度反流，左心舒张功能减退。手术过程：患者取卧位，局部麻醉，静脉穿刺，引入导丝，沿导丝置入血管鞘，于右侧股静脉沿血管鞘行房间隔穿刺。在长导丝引导下将长鞘送入左心房，静脉使用肝素5 000 U，行左、右肺静脉造影，结合造影结果送入冷冻球囊与环状标测电极导管(Achieve，美国美敦力公司)，依次进行4根肺静脉消融。4根肺静脉消融参数分别为左上肺静脉，持续时间为180 s，最低温度－45℃，120 s巩固1次，最低温度－38℃，见图1；左下肺静脉持续180 s，最低温度－36℃，见图2；右上肺静脉持续180 s，最低温度－38℃，见图3；右下肺静脉持续180 s，最低温度－36℃，见图4。冷冻术中可见4根肺静脉电位消失，肺静脉隔离后反复出现房性心动过速发作(图5)，心内标测考虑右心房起源，经过电极在右心房腔内反复标测后确定为界嵴起源的房性心动过速，予以冷冻球囊消融150 s，冷冻过程中房性心动过速终止，参数为30 s、－14℃(图6)。手术成功，术后经异丙肾上腺素条件下心室、心房反复刺激均不能诱发房性心动过速(图7)。术后4个月电话随访患者，症状消失，无心悸不适。

患儿男，1岁2个月，因"发现心脏结构异常1年余"入院。平素体质较差，既往多次咳喘史及反复上呼吸道感染史，剧烈运动后略有气促，无发绀、胸闷。查体：体格发育落后，身高70 cm，体重7.0 kg，心率132次/min，呼吸28次/min，血压116/62 mmHg (1 mmHg＝0.133 kPa)，血氧饱和度94%，双肺呼吸音清，胸骨左缘2~3肋间闻及2/6级柔和吹风样杂音。心电图显示窦性心动过速。胸片显示心影饱满，肺血多，心胸比0.53。术前经胸超声心动图(transthoracic echocardiography，TTE)检查(应用Philips Epiq-7C心脏超声诊断仪，S8-3探头，频率3~8 MHz)显示：右心扩大，冠状静脉窦(coronary sinus，CS)扩大，窦口直径7.7 mm，冠状静脉窦间隔完全缺损，直径23.8 mm(图1A)，左房内血流通过冠状静脉窦口入右房(图1B)；左上腔静脉(left superior vena cava，LSVC)直径5.5 mm，直接入左房(图1C)，入左房后其前壁缺失；右下、左上、左下三支肺静脉入左房，直径正常；上腔静脉及右肺动脉之间偏右侧位置可见一支右侧肺静脉入左房，血管明显细小，血流暗淡(图1D)；一股静脉血流从右上腔静脉后方入右上腔静脉内(距离右上腔静脉右房入口约20 mm处)(图1E)。TTE检查结果：无顶冠状静脉窦综合征(unroofed coronary sinus syndrome，UCSS)Ⅰ型，左上腔静脉入左房(提示Raghib综合征)；右上肺静脉异位引流考虑。CT血管造影(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CTA)检查显示部分性肺静脉异位引流(partial anomalous pulmonary venous connection，PAPVC)：右上肺静脉入右上腔静脉(图2A)；右中及右下肺静脉入左房(图2B，C)；左上腔静脉残存，冠状静脉窦扩张，考虑UCSS(图2D)。术中所见：右上肺静脉在右房上方约20 mm处汇入右上腔静脉；冠状静脉窦间隔完全缺如，左上腔静脉汇入左心房后，前壁缺如，术中行无顶冠状静脉窦矫治，PAPVC矫治及房间隔重建术。术后17 h撤机，术后第16 d顺利出院。术后多次TTE复查心脏功能及心内结构未见异常。

目的:分析心房颤动(房颤)冷冻球囊消融术中影响肺静脉电位(PVP)实时记录的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6月至2020年12月在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首次使用2代冷冻球囊消融治疗房颤的病例，所有患者术前均已完善左心房CT血管造影检查，收集其肺静脉内径(长径、短径)、椭圆度、术中Achieve电极位置和形状等信息，根据是否记录到肺静脉电位分为记录组、未记录组，通过统计学方法分析影响肺静脉电位记录的因素。结果:共计对102例患者中的408根肺静脉进行了冷冻消融，年龄(64.9±7.3)岁，其中女58例(56.9%，58/102)。记录组共有262根(64%，262/408)肺静脉实时记录到PVP，不同的肺静脉PVP实时记录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1.477， P＝0.009)，其中记录率左上肺静脉(LSPV)最高为75%，右上肺静脉(RSPV)63%，左下肺静脉(LIPV)66%，右下肺静脉(RIPV)最低为53%。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Achieve电极位于肺静脉近段、呈环状更容易记录到肺静脉电位( χ2＝7.566， P＝0.006； χ2＝8.706， P＝0.003)；多元logistic分析结果显示，仅肺静脉分类对于PVP记录率有影响( P＝0.044)，与RSPV相比，LSPV更易记录到PVP( OR＝1.938，95% CI 1.028~3.654， P＝0.041)。根据肺静脉类型行亚组分析显示：LSPV、RSPV、RIPV组肺静脉内径(长径、短径)、椭圆度、Achieve电极形态及位置在记录组和未记录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仅LIPV两组间椭圆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9)。 结论:肺静脉电位记录率在不同肺静脉有明显差异，Achieve电极位置和形态对此均有影响。

目的:食道闭锁常伴发其他畸形。我们利用计算机断层扫描(CT)来检测这种情况下的胸内畸形发生情况。方法:对1996年至2013年出生的0～16岁食道闭锁患儿进行回顾性研究，并在里尔大学的法国罕见食道疾病中心进行随访。234例患儿中，有48例在随访期间接受了CT扫描，并由胸部放射科医生进行阅片。结果:超过三分之二的CT扫描是为了检查持续呼吸道症状的病因。我们发现6例患儿伴发肺畸形：4例肺叶发育不全，1例右肺发育不全，1例先天性囊性腺瘤样畸形。通过CT检查，我们偶然发现了16例胸部畸形：4例肺叶发育不全，6例动脉发育异常，5例永存左上腔静脉，1例部分肺静脉异位回流。另外，还确诊了5例疑似畸形：1例先天性囊性腺瘤样畸形，1例肺发育不全，2例右侧主动脉弓和1例交通性支气管肺前肠畸形。结论:食管闭锁常合并胸内畸形，对有持续呼吸道症状的患儿应行胸部CT增强扫描。

目的:探讨心房颤动（房颤）患者冷冻球囊（CB）消融术后复发的好发部位与术中因素。方法:入选2017年2月至2019年11月在福建省立医院心内科接受房颤再次手术的房颤患者39例（阵发房颤21例，持续房颤18例）。术中左心房行基质电压标测，记录肺静脉电位恢复部位（GAP）。回顾性分析患者首次手术肺静脉电位记录，肺静脉电位隔离时间（TTI），冷冻30 s时的温度（T 30 s）与术后复发的关系。 结果:①肺静脉电位恢复好发于右前三叉处，左上肺静脉顶部，左下、右下肺静脉的底部；②有记录到肺静脉电位，术后无GAP的敏感性为78%，阳性预测值为80%；③T 30 s<-25℃，TTI<60 s的敏感性为84%，阳性预测值为87%；④T 30 s<-25℃，术后无GAP的敏感性为87%，阳性预测值为80%。 结论:右前三叉、左上肺静脉顶部，左下、右下肺静脉的底部是肺静脉电位恢复的好发部位，可记录肺静脉电位、T 30 s<-25℃可以预测房颤冷冻消融术效果。

目的:观察国产脉冲消融系统治疗阵发性心房颤动(房颤)的可行性及安全性。方法:入选2021年3月至7月于宁波市第一医院心律失常中心(9例)和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心内科(8例)住院接受脉冲消融治疗的阵发性房颤患者，观察安全性、治疗效果、围术期并发症和随访结果。本研究为单组患者可行性及安全性观察，使用合适的统计学方法描述研究结果，无组间比较统计学结果。结果:共入选17例患者，其中男9例，女8例。年龄(60.6±6.8)岁，年龄范围49~76岁。入选患者均在X线透视引导下完成脉冲消融治疗，手术时间、消融导管停留时间及X线曝光时间分别为(118.1±26.3)min、(47.7±17.2)min及(21.4±5.0)min。累计脉冲消融时间为(124.6±5.8)s，其中左上、左下、右上及右下肺静脉消融时间分别为(32.5±3.0)s、(30.4±1.5)s、(32.8±3.7)s及(28.9±3.2)s。术中消融即刻成功率为100%(17/17)。术后3个月均完成门诊随访，1例(1/17，5.9%)动态心电图检查记录到房颤发作超过30 s，手术成功率为94.1%(16/17)。围术期及随访过程中均未出现死亡、脑卒中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膈神经损伤、肺静脉狭窄、食管损伤以及出血等事件。结论:国产脉冲消融系统治疗阵发性房颤是安全、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