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是加强城市生态弹性力的重要手段之一.绿色基础设施多功能性是实现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综合效益最大化的前提,这一点已被众多学者认可.构建绿色基础设施规划(GISP,Green Infrastructure Spatial Planning)模型,基于绿色基础设施的雨洪管理、绿色空间可达性、净化空气、缓解热岛效应、景观连通性五大功能指标,开展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多功能性评估,明确合肥市绿色基础设施的高需求地区,探讨绿色基础设施不同功能之间的权衡和协同关系.结果表明:合肥市东北部对于绿色基础设施缓解城市热岛效应、净化空气的需求最强烈,城市一环区域对于绿色基础设施的雨洪管理需求最为强烈,城市东部、南部对于绿色基础设施的绿色空间可达性需求显著;总体而言,绿色基础设施选址的热点区域为城市一环内及东北区域;绿色基础设施的雨洪管理、缓解城市热岛和净化空气间存在着协同关系,与景观连通性之间存在着权衡关系;运用GISP模型评估合肥生态空间体系控制规划以及合肥市域空间绿道网络系统建设总体规划,规划中绿地选址不在绿色基础设施的高需求区域,也没有在战略上整合绿地多功能的生态系统服务、获得更大的生态弹性力.

市域绿色空间是市域尺度内连接城市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纽带,是维护市域整体生态系统稳定的基本保障.现阶段以中心城区为核心的城市绿地系统空间规划忽视了城市化过程中自然与城市之间发生的动态变化,忽视了市域绿色空间对城乡人居环境质量的决定作用.构建良好的市域尺度绿色空间体系,能够实现市域层面的生态环境稳定,协调城市化发展与自然资源保护之间的矛盾,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有着积极意义.以招远市域绿色空间为研究对象,借助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MSPA)方法,利用其研究尺度兼容性强、景观要素生态内涵明确、所得成果便于量化评估等优势特性,首先对招远市域绿色空间中的重要景观要素核心区、桥接区进行识别,并提取具有生态拓补潜力的景观要素孤岛作为未来绿色空间优化潜力节点的空间落点;其次选用可能联通性(PC)、斑块重要度等指数量化景观要素对绿色空间的重要度并进行评价分级;然后将核心区和潜力节点作为生态源,通过不同景观要素对物种流通的阻力构建消费阻力面,以最小路径方法得出场地内的潜力生态廊道;再次,通过通量分析定性不同生态斑块在生态过程中的功能角色,并借助核密度分析对潜力生态网络的发展趋势进行测度;最终以发展趋势较弱区域中对整体生态网络联通具有较高贡献度,并在生态过程中扮演踏脚石的一二级潜力节点斑块作为未来生态发展中的重要关键点进行生态质量提升,得出招远市域绿色空间发展结构,并提出科学的空间优化指引和发展建议.本研究可以为高度破碎化地区的绿色空间构建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对我国城市化发展中其他地区的市域绿色空间构建也具有一定的参考和示范意义.

乐山地区拥有突出的旅游资源禀赋,其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应遵循生态保护的原则.以国家园林城市乐山市为研究对象,基于自然生态和绿地规划数据,选取土地利用类型、坡度、高程、植被覆盖率、地质灾害和生态敏感因子共六种生态敏感因子,利用AHP法确定因子权重,结合GIS空间分析技术获取乐山市生态敏感性的空间分布图.结果表明,乐山市域生态敏感性总体中等偏低,区域差异明显,极敏感区、高敏感区、中敏感区、低敏感区和非敏感区分别占到研究区总面积的2.44％、15.51％、49.84％、30.25％和1.96％.在此基础上,根据不同生态敏感区划定生态服务区,并提出了相应的用地策略,为乐山城市规划及生态服务区保护及利用提供参考.

实现有效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在于提升生物多样性丰富的人口密集区的保护效率.北京人口密集且生物多样性丰富,存在3类具有生态保护功能的区划——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和限制建设线.上述区域可视为生态保护潜力区.本文以在北京有分布的30种受胁鸟类为主要对象,探讨现有生态保护潜力区对这些物种栖息地的覆盖程度,并对如何改善上述受胁鸟类栖息地的保护状况进行了建议.根据物种对栖息地的选择,基于高分辨率卫星解译的土地利用类型图,利用最大熵模型(MaxEnt)掩膜栖息地分布图,得到各受胁鸟类的预测空间分布.叠加这些分布获得北京受胁鸟类丰富度分布格局并进行验证.依据物种丰富度高低,将受胁鸟类栖息地划分为一至四级(最重要的栖息地是一级栖息地,以此类推).同时,依据地表覆盖类型和人类活动强度高低将北京市域划分为城市建成区、乡村生境区和自然生境区.分别计算3类保护潜力区对上述3类区域以及四级栖息地的覆盖面积比例.结果 表明:(1)95.64％的一级关键栖息地和86.32％的二级关键栖息地分布在乡村生境区,但仅有0.69％和15.15％的乡村生境区分别被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覆盖;(2)未受到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覆盖的一、二级关键栖息地主要为水域和沼泽地等湿地、高覆盖度草地和部分耕地,以及含有较高比例水体的大型城市绿地.基于以上结果,我们建议至少在一定区域内试行如下保护措施:(1)严格保护湿地及其周边的高覆盖度草地,确保面积不减少;(2)维持基本农田规模和粮食种植模式;(3)将乡村生境区位于河道附近的水域、沼泽地、高覆盖草地和灌木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4)在公园绿地中划定生物多样性保护区;(5)优化平原地区林地结构.以上措施将使北京的受胁鸟类栖息地得到更好保护,为中国东部人口密集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示范.

绿地可达性与公平性是衡量城市居民接触和使用绿地便捷程度与机会的重要指标,也是评价和反映城市绿地资源空间配置科学性与合理性的重要体现,并与城市环境、生态、健康、社会和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已有研究较少从多个尺度、多种出行模式测度绿地可达性与公平性.以广州为研究区域,结合出行O-D点智能查询系统(Travel O-D Point Intelligent Query System,TIQS)构建了多出行模式两步移动搜索法模型(Multi-mode Two-step Floating Catchment Area Method,M2SFCA)和绿地公平性模型,对广州绿地可达性和公平性空间格局与差异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1)广州多尺度绿地可达性水平存在明显的"城郊两极化"空间差异,低绿地可达性区域集聚于人口密度较高的中心城区,而人口较少的外围城市区域绿地可达性值普遍较高.(2)广州市域绿地资源空间分布处于严重不公平状态(绿地公平性指数为0.58),且各行政区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南沙区、天河区和花都区绿地公平性相对较好,其他区域绿地资源空间分配均有待提高与优化.(3)在镇街层面,有73.29％的镇街绿地资源空间分配处于高度平均水平(绿地公平性指数≤0.2);在社区层面,低可达性-公平类型的社区数量最多(占社区总量的39.85％),高可达性类型的社区分布最少:有15.91％的社区属于高可达性-公平类型,有12.94％的社区属于高可达性-不公平类型.研究结论将为优化城市区域绿地空间结构、保障绿地空间公平提供科学依据.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对维持地区生态平衡、建立可持续的土地利用模式具有重要意义.以郑州市域空间尺度为研究区域,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利用GIS格网尺度法、Moran's I、Getis-Ord Gi*热点分析空间统计分析方法,对郑州市生态服务价值空间格局进行定量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1)郑州市生态服务总价值为104.07×108元.(2)各生态系统类型生态服务价值相比:森林>农田>河流(湖泊)>城市绿地>草地>建设用地;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贡献顺序为:水文调节>保持土壤>维持生物多样性>废物处理>气候调节>气体调节>原材料生产>食物生产>提供美学景观;各行政区的生态服务价值相比较,得到登封市、巩义市、新密市高于其他各区.(3)郑州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集聚现象,热点区域集中在郑州西南部中山、低山区,沿黄河区域及南部自然植被资源丰富的区域,冷点区域集中在平原区的东北部建成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