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革兰阴性杆菌血流感染率呈持续增加趋势，其中耐药菌所致感染病死率更高、住院时间更长，尤其是耐碳青霉烯类鲍曼不动杆菌（CRAB）血流感染。多黏菌素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用于临床，具有对多重耐药和广泛耐药革兰阴性杆菌抗菌活性，也可作为革兰阴性杆菌细胞包膜的有效通透剂。多黏菌素保留应用于微生物学明确的耐药革兰阴性杆菌感染，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分类为对人类感染具有重要临床意义的抗菌药物，可以用于治疗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感染。本文对多黏菌素治疗耐药鲍曼不动杆菌血流感染的临床治疗进行综述，以期对临床医生用药提供参考。

颅脑手术后患者易出现细菌感染，进而引发脑脓肿、脑炎及脑膜炎等疾病。神经外科中的颅内感染患者主要由手术或外伤引发，常见致病菌为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链球菌、鲍曼不动杆菌、肠杆菌科细菌、铜绿假单胞菌 [1]。鲍曼不动杆菌（ Acinetobacter Baumannii）属于革兰阴性杆菌，是一种严格需氧、非乳糖发酵的条件致病菌，是人体皮肤、黏膜等部位的正常菌群。此类细菌的繁殖和传播能力较强，临床上易产生多重耐药、广泛耐药和泛耐药现象，增加了感染后临床用药选择难度（筛选治疗鲍曼不动杆菌引发感染的敏感药物较难。）鲍曼不动杆菌颅内感染患者的比率逐年升高，且由于抗生素的滥用也使得鲍曼不动杆菌的耐药性日益增强，其治疗难度也相应增高，患者病死率较高 [1,2]。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multi-drug 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MDR-AB）所致的颅内感染治疗难度及致死率较一般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感染患者高，一旦出现此类感染，患者治愈率极低，且国内外成功治疗案例也较少 [3]。本研究选取神经外科ICU 2021年11月至2022年8月收治的48例颅内MDR-AB感染患者，按治疗方式的不同对这48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对比分析，探讨鞘内联合静脉应用多黏菌素E甲磺酸钠治疗MDR-AB临床疗效分析。

目的:探讨影响广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感染的重症肺炎患者临床预后的危险因素。方法:对2016年1月至2017年10月期间宝鸡市人民医院呼吸科重症监护病房(ICU)治疗的61例广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肺炎的危重症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患者ICU住院期间是否死亡对患者进行分组，比较存活组和死亡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并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判断影响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在ICU治疗期间，61例患者中34例存活，29例死亡。死亡组中年龄≥70岁、男性、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APACHE)Ⅱ评分≥26分和有创通气患者的比例均高于存活患者，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χ2值分别为4.416、7.050、14.722、10.938， P值均<0.05)；存活组患者的碳青霉烯类抗生素使用比例高于死亡组患者( χ2＝5.482，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年龄≥70岁( HR＝1.214，95% CI：1.067～1.463， P<0.05)、男性( HR＝1.565，95% CI：1.042～2.383， P<0.05)、有创通气( HR＝1.448，95% CI：1.154～1.974， P<0.05)、APACHE Ⅱ评分≥26分( HR＝2.879，95% CI：1.348～3.018， P<0.05)是影响重症肺炎患者ICU观察期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碳青霉烯类抗生素使用是改善患者预后的独立保护性因素( HR＝0.532，95% CI：0.335～0.763， P<0.05)。 结论:碳青霉烯类抗生素治疗是改善广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感染重症肺炎患者预后的有效治疗方式。

鲍曼不动杆菌（Ab）在环境中分布广泛，该菌具有膜孔蛋白、荚膜多糖、磷脂酶、外膜囊泡和铁摄取等多种毒力因子，且天然耐药及获得性耐药能力显著，产生耐药酶、作用靶点改变、外排泵系统、膜通透性改变、产生生物被膜等多种耐药机制，表现出对环境和抗菌药物的极强适应力。本文对Ab的致病因子、耐药机制进行概述。

目的:分析2018—2020年重症监护病房（ICU）医院感染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情况。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0年6月梅州市人民医院ICU住院治疗患者87例的临床资料，包括外科重症监护病房（SICU）16例、心脏重症监护室（CICU）4例、急诊重症监护室（EICU）4例、综合性重症监护室（GICU）53例、神经外科重症监护病房（NSICU）9例、呼吸内科重症监护病房（RICU）1例。分析医院感染率、标本来源及病原菌分布、耐药菌检出情况。结果:2018年、2019年、2020年ICU医院感染率分别为0.39%、0.44%、0.30%，总感染率为0.39%。87例ICU医院感染患者标本主要来源于痰标本（45.98%）、尿标本（24.14%）、血液标本（13.79%）。共检出87株病原菌，病原菌以大肠埃希菌比例最高（43.68%，38/87），其次为鲍曼不动杆菌（24.14%，21/87）；SICU、GICU检出病原菌均以大肠埃希菌为主。87株病原菌均为耐药菌株，以ESBL阳性菌株检出率最高，其次为XDR广泛耐药菌株。SICU、CICU、GICU、NSICU均以ESBL阳性菌株检出率最高。检出的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肺炎亚种菌株均为产ESBL阳性菌株，金黄色葡萄球菌均为MRSA阳性菌株；鲍曼不动杆菌中XDR广泛耐药菌株检出率最高，占71.43%（15/21），其次为MDR多重耐药菌株，占19.05%（4/21）。抗菌药物使用情况分析显示，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呋辛、哌拉西林舒巴坦分别在鲍曼不动杆菌、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肺炎亚种感染中使用率较高，头孢噻肟舒巴坦钠、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在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中使用率较高，哌拉西林他唑巴坦、亚胺培南西司他丁、替考拉宁在铜绿假单胞菌感染中使用率较高。结论:梅州市人民医院ICU医院感染病原菌总体以革兰阴性菌为主，耐药菌则以ESBL阳性菌株最常见。

近年来，随着抗生素广泛使用，鲍曼不动杆菌(AB)耐药性上升，增加了临床治疗难度 [1]。本研究旨在检测重症监护室获得性肺炎(HAP)患者AB的耐药性，探讨临床感染特点和易感因素、基因型对有效的预防和治疗。

目的:分析体外膜肺氧合(ECMO)支持的儿科患者院内感染的临床因素。方法:回顾分析2012年9月至2020年2月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八一儿童医院和河南省人民医院ECMO支持患儿的一般资料、感染情况及感染相关因素，并对引起院内感染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结果:163例ECMO支持患儿中，36例(22.1%)患儿在ECMO支持期间发生了感染，共检出72株病原微生物，其中细菌67株(主要有鲍曼不动杆菌33株、肺炎克雷伯菌21株和铜绿假单胞菌6株)，真菌5株。病原微生物来源于呼吸系统45例(62.5%)、血液系统25例(34.7%)、尿路1例(1.4%)、腹腔1例(1.4%)。鲍曼不动杆菌药敏结果显示为广泛耐药菌株。ECMO支持期间院内感染患儿ECMO支持时间[(10.0±6.7) d]、住院时间[(34.0±25.3) d]、住院治疗费用[(234 368±113 234)元]、术前氧合指数(52.8±23.0)和乳酸水平[(9.6±5.9) mmol/L]均较非感染患儿[(4.6±3.2) d、(24.3±19.8) d、(161 416±65 847)元、35.6±10.4、(5.6±5.4) mmol/L]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ECMO支持期间院内感染患儿与未感染患儿死亡率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ECMO支持期间院内感染死亡患儿和存活患儿相比，乳酸水平和氧和指数均较高[9.8 mmol/L比2.7 mmol/L，36.0±12.7比22.1±10.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患儿ECMO支持时间( OR＝7.054，95% CI：2.206~25.525)、术前乳酸水平( OR＝2.250，95% CI：1.378~4.611)是院内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纠正导致ECMO支持的基础疾病，缩短ECMO持续时间，可能降低ECMO支持患儿院内感染的发生率和病死率。

目的:探讨肝衰竭患者肝移植后细菌感染的病原菌分布、耐药性及危险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2020年7月至2023年6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88例肝衰竭行肝移植患者的临床资料；男57例，女31例；年龄为（44±9）岁。观察指标：（1）肝衰竭患者肝移植后细菌感染及病原菌分布情况。（2）细菌耐药性情况。（3）肝衰竭患者肝移植后细菌感染的危险因素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和百分比表示。单因素分析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 结果:（1）肝衰竭患者肝移植后细菌感染及病原菌分布情况。88例患者中，40例肝移植后发生细菌感染，发生率为45.45%，发生时间为术后18（1~57）d。40例肝移植后细菌感染患者中，9例为单一菌种感染，31例为混合细菌感染。40例患者共检出135株非重复病原菌，其中革兰氏阴性菌106株、革兰氏阳性菌29株。革兰氏阴性菌排名前4位分别为鲍曼不动杆菌37株、肺炎克雷伯菌35株、铜绿假单胞菌11株及嗜麦芽窄食单胞菌9株。革兰氏阳性菌包括屎肠球菌22株、金黄色葡萄球菌3株、表皮葡萄球菌3株及溶血葡萄球菌1株。135株病原菌中，64株来源于呼吸道、26株来源于腹腔、23株来源于胆道、16株来源于外周血液、6株来源于其他部位。（2）细菌耐药性情况。主要革兰氏阴性菌中，鲍曼不动杆菌对粘菌素、替加环素、米诺环素耐药率均<30.0%，对阿米卡星、妥布霉素耐药率为30.0%~50.0%，对头孢替坦、头孢他啶、头孢吡肟、头孢哌酮/舒巴坦、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美罗培南、亚胺培南、环丙沙星、复方新诺明及左氧氟沙星耐药率均>70.0%。肺炎克雷伯菌对头孢他啶/阿维巴坦、粘菌素、替加环素耐药率均<30.0%，对其他受检抗菌药物耐药率均>70.0%。铜绿假单胞菌对美罗培南、亚胺培南、左氧氟沙星耐药率均>50.0%，对其他受检抗菌药物耐药率均<50.0%。嗜麦芽窄食单胞菌对复方新诺明、左氧氟沙星及米诺环素耐药率均<30.0%。产酸克雷伯菌对头孢哌酮/舒巴坦、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的耐药率均>50.0%，对其他受检抗菌药物耐药率均<50.0%。大肠埃希菌对阿米卡星、妥布霉素、头孢他啶/阿维巴坦、粘菌素及替加环素耐药率均<30.0%，对其他受检抗菌药物耐药率均>50.0%。革兰氏阳性菌中，屎肠球菌对替加环素、替考拉宁、万古霉素及利奈唑胺耐药率为0，对庆大霉素和环丙沙星耐药率均<50.0%，对红霉素、青霉素G、氨苄西林、四环素、左氧氟沙星耐药率均>50.0%。葡萄球菌对红霉素、青霉素G及苯唑西林的耐药率均>50.0%，对其他受检抗菌药物耐药率均为0。（3）肝衰竭患者肝移植后细菌感染的危险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前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30分是肝衰竭患者肝移植后细菌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6.440，95%可信区间为2.155~19.248， P<0.05）。 结论:肝衰竭患者肝移植后细菌感染发生率高，最常见部位为呼吸道和腹腔；病原菌以革兰氏阴性菌为主，具有广泛且高度耐药性。术前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30分是肝衰竭患者肝移植后细菌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近年来，随着碳青霉烯类药物的广泛使用，在抗菌药物选择压力下，碳青霉烯耐药菌(carbapenem-resistant organism，CRO)已构成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问题的重大威胁，其中耐碳青霉烯肠杆菌目细菌和耐碳青霉烯鲍曼不动杆菌感染形势依然严峻。尽管全球新型抗菌药物不断涌现，但我国可供选择的抗CRO感染药物有限。因此，及时诊断CRO感染并基于现有药物制订合理的治疗方案对于精准防控尤为重要。

目的:通过对1例重症肺炎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和总结，对不明原因的复杂性感染所致重症肺炎的诊断思路及治疗进行探讨。方法:以安徽省肿瘤医院重症医学科2018年治疗成功的重症肺炎患者1例为研究对象，采用描述性方法对该病例资料进行分析，同时结合诊疗过程中的各项检查资料进行文献复习。结果:该患者系34岁男性，2017年12月出现胸闷气喘，辗转就诊省外多家三级甲等医院呼吸科及重症医学科，胸部CT提示右肺不张、实变，双侧胸腔积液，实验室检查提示广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曲霉菌、念珠菌等感染，心脏彩超提示肺动脉高压，反复出现呼吸衰竭，行机械通气，并出现感染性休克，符合重症肺炎诊断。后因呼吸衰竭及休克难以纠正，遂经120护送由广州转至安徽省肿瘤医院重症医学科。患者在住院期间，发现其存在误吸，予以鼻饲。同时经积极抗感染、营养支持、气道管理等处理后，患者病情好转，但呼吸衰竭仍不能完全缓解，予以试验性抗痨治疗后患者好转出院。该患者抢救治疗102 d。结论:青壮年患者，社区获得性重症肺炎可能非单一致病菌或单一致病因素。在重症患者的诊疗过程中，实验室检查对患者的判断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不能完全依赖于实验室检查结果，尤其是结核等非特异性病原体，需紧密结合临床，详细询问病史，仔细观察病情变化，重视细节，寻找病因，对因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