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足弓指数与足部运动学参数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两者在下肢应力性骨折中的特点。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选取陆军某部2019年入伍新兵108人为研究对象。在训练之前，通过电容式足底压力测量系统采集新兵足印图像，以计算足弓指数。通过动态步态体态分析系统采集足部运动学参数。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足弓指数与足部运动学参数（着地仰角、离地仰角、拍地速度、着地内翻角、外翻幅度、着地外翻速度）的相关性。由骨科医师对新兵训练进行全程随访，剔除其他类型下肢损伤者（10人），最后对比分析发生下肢应力性骨折的骨折组（19例）和无任何下肢损伤的对照组（79例）的足弓指数及足部运动学参数。结果:（1）新兵足弓指数为0.21（0.12，0.25），着地仰角为（17.31±4.02）°，离地仰角为（63.90±5.63）°，拍地速度为（176.85±24.39）°/s，着地内翻角为（13.64±4.44）°，外翻幅度为（12.16±3.42）°，着地外翻速度为382.50（311.05，474.80）°/s。（2）着地内翻角（ r=0.25， P<0.01）及外翻幅度（ r=0.14， P<0.05）与足弓指数正相关。（3）骨折组的足弓指数为0.20（0.07，0.24），离地仰角为（61.59±5.51）°，着地外翻速度为336.00（251.02，428.67）°/s，显著小于对照组的0.23（0.17，0.26）、（64.79±4.79）°、381.20（313.63，470.92）°/s（ P<0.05或0.01）。两组着地仰角、拍地速度、着地内翻角、外翻幅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 结论:足弓指数的变化会影响足的着地内翻角及外翻幅度；发生下肢应力性骨折的新兵具有足弓较高、离地仰角较小、着地外翻速度较小的特点。

全身麻醉过程中多种因素可导致患者发生肺不张，如诱导前给氧去氮会加速气道内气体的吸收导致吸入性肺不张；肌松药使膈肌松弛向头部移动造成压迫性肺不张；术中一旦患者脱离呼吸机回路，肺泡因失去外界正压的支持也会迅速塌陷。据报道，接受全身麻醉的患者约有90%会发生不同程度的肺不张 [1]。肺不张邻近区域的过度扩张、肺不张区域的机械应力及组织缺氧等因素会促进炎症细胞因子及ROS大量释放、白细胞过度浸润，最终导致肺损伤 [2]。老年、术前贫血状态、手术时间较长等因素也是术后肺部并发症(PPC)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肺保护性通气(LPV)策略是降低PPC发生率的重要手段，肺复张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通过多种手段提高跨肺压使萎陷的肺泡打开 [3]。本文就围术期肺复张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目的:探讨全关节镜下改良Brostr?m术治疗慢性踝关节外侧不稳的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研究。纳入2016年1月—2018年6月徐州市中心医院慢性踝关节外侧不稳患者33例(33侧)，其中男20例、女13例，年龄16~55(30.3±5.7)岁；右侧22例，左侧11例。病程12~48(25.6±14.2)个月。受伤原因：扭伤28例，车祸伤5例。所有患者进行全关节镜下的改良Brostr?m手术。术后定期随访，观察患者伤口愈合情况，并发症发生情况，观察踝关节活动情况，踝关节内翻应力试验、踝关节前抽屉试验检查踝关节稳定情况及步态。术后12个月采用疼痛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价踝关节疼痛情况，采用美国足踝外科协会(AOFAS)踝与后足评分和Karlsson踝关节功能评分(KAFS)评价踝关节功能。对比患者手术前与术后12个月VAS、AOFAS、KAFS评分改善情况。结果:33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手术时间35~80(50.3±12.6)min。术后患者切口均一期愈合，未出现伤口感染、神经损伤、血管损伤、肌腱损伤等并发症。33例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12~40(25.0±10.7)个月。末次随访时，患者均无置入物排斥反应或线结反应；踝关节疼痛完全消失，关节活动度良好；踝关节内翻应力试验、踝关节前抽屉试验均阴性，未出现踝关节外侧不稳定，患者均恢复正常步态。术后12个月依据AOFAS评分标准，踝关节功能优27例、良6例；依据KAFS评分标准，踝关节功能优28例、良5例。术后12个月VAS评分由术前(6.02±1.93)分降低到(1.33±0.16)分，AOFAS评分由术前(61.75±13.08)分提高到(92.37±4.15)分，KAFS评分由术前(64.46±10.81)分提高到(93.19±5.58)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2.765, -13.303, -12.346, P值均<0.05)。 结论:全关节镜下改良Brostr?m术，手术创伤小，是一种治疗慢性踝关节外侧不稳的有效方法。

目的:探讨门静脉通畅情况对门静脉血流动力学和门静脉血管病理生理的影响。方法:选取18只4~5 kg雄性成年新西兰白兔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3组：一组采用开腹后游离门静脉主干的方法，为对照(normal control，NC)组；一组采用套管将门静脉主干部分缩窄的方法，为肝外门静脉梗阻(extra-hepatic portal venous obstruction，EHPVO)组；一组采用在EHPVO模型制备14 d后将套管去除的方法，为可恢复性肝外门静脉梗阻(reversible extra-hepatic portal venous obstruction，r-EHPVO)组。所有模型于制作第14天和第28天时，测量门静脉压力、门静脉血流速度和门静脉血管直径。计算门静脉血管剪切力τ＝4Q×η/π× r3[其中η为血黏度(Pa·s)、Q为血液流速(mL/s)、 r为血管内半径(cm)]和门静脉血管周向应力T＝ΔP×r/h[其中r为血管平均半径(cm)，ΔP为管壁内外压强差(kPa)， h为壁厚(cm)]。模型制作第28天时取门静脉主干血管制作病理切片，显微镜拍照，采用Image J测量内膜和中膜厚度、内膜和中膜面积。比较三组血管剪切力、周向应力、内膜和中膜厚度、内膜/中膜面积(I/M)和内膜/内膜中膜面积之和[I/(I+M)]的差异。分析剪切力与内膜厚度、周向应力与中膜厚度的相关性。 结果:模型制作第28天时，与NC组相比，EHPVO组和r-EHPVO组的剪切力显著降低[EHPVO组比NC组为(0.392±0.041)Pa比(0.772±0.039)Pa， P<0.001；r-EHPVO组比NC组为(0.690±0.042)Pa比(0.772±0.039)Pa， P＝0.009]、周向应力显著升高[EHPVO组比NC组为(34.002±3.128)kPa比(15.706±0.867)kPa， P<0.001；r-EHPVO组比NC组为(22.329±3.350)kPa比(15.706±0.867)kPa， P＝0.002]；但与EHPVO组相比，r-EHPVO组的剪切力明显升高[(0.690±0.042)Pa比(0.392±0.041)Pa， P<0.001]、周向应力明显降低[(22.329±3.350)kPa比(34.002±3.128)kPa， P<0.001]。与模型制作第14天去除套管前相比，模型制作第28天时r-EHPVO组的剪切力显著升高[(0.690±0.042)Pa比(0.430±0.072)Pa， t＝－8.079， P<0.001]、周向应力显著降低[(22.329±3.350)kPa比(37.640±2.774)kPa， t＝7.373， P＝0.001]，但均与模型制作第14天时去除套管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剪切力：(0.690±0.042)Pa比(0.650±0.058)Pa， t＝－1.112， P＝0.317；周向应力：(22.329±3.350)kPa比(26.988±2.139)kPa， t＝2.532， P＝0.052]。EHPVO组的内膜厚度、I/M和I/(I+M)显著高于NC组和r-EHPVO组[EHPVO组内膜厚度比NC组内膜厚度为(11.35±1.47) μm比(6.19±1.34)μm， P<0.001；EHPVO组内膜厚度比r-EHPVO组内膜厚度为(11.35±1.47) μm比(7.88±1.72)μm， P＝0.001；EHPVO组I/M比NC组I/M为(0.156±0.019)比(0.100±0.020)， P<0.001；EHPVO组I/M比r-EHPVO组I/M为(0.156±0.019)比(0.117±0.011)， P＝0.002；EHPVO组I/(I+M)比NC组I/(I+M)为(0.135±0.014)比(0.091±0.016)， P<0.001；EHPVO组I/(I+M)比r-EHPVO组I/(I+M)为(0.135±0.014)比(0.105±0.009)， P＝0.002]，但NC组与r-EHPVO组的内膜厚度、I/M、I/(I+M)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内膜厚度：(6.19±1.34)μm比(7.88±1.72)μm， P＝0.071；I/M：(0.100±0.020)比(0.117±0.011)， P＝0.104；I/(I+M)：(0.091±0.016)比(0.105±0.009)， P＝0.089]。3组之间中膜厚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74.15±5.31) μm比(62.97±5.65)μm比(68.46±13.79)μm， P>0.05]。剪切力与内膜厚度呈负相关( r＝－0.799， P<0.001)。周向应力与中膜厚度呈正相关( r＝0.792， P<0.001)。 结论:肝外门静脉梗阻与门静脉血流动力学及血管内膜变化密切相关，门静脉梗阻导致门静脉血流剪切力减少、周向应力增大及血管内膜增厚，重建门静脉入肝血流可逆转该状态。

作为半刚性的、无血管和神经的结缔组织，软骨具有承重、应力缓冲和辅助运动等多种生理功能。软骨固有的修复能力差，损伤不易逆转且治疗难度大。近年来，大量研究结果显示适宜的电磁辐射对软骨细胞形态的维持及其细胞因子的分泌、软骨细胞外基质的稳态以及骨关节炎的治疗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笔者就电磁辐射对软骨的生物学效应及其可能的作用机制作一综述。

目的:探讨应用弹性髓内钉(elastic stable intramedullary nailing，ESIN)技术治疗儿童四肢长骨骨折后出现骨延迟愈合的原因及预后，为骨折延迟愈合的治疗提供临床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江西省萍乡市人民医院小儿外科2015年7月至2020年4月应用ESIN技术治疗四肢长骨骨折，且术后复查发现骨折延迟愈合的9例患儿临床资料，收集患儿年龄、受伤机制、骨折部位、手术方式、出院后管理及后期康复情况等资料，收集针对骨折延迟愈合的原因进行相应治疗后的结果。结果:9例患儿中，男6例，女3例；学龄前期(4~6岁)1例，学龄期(7~12岁)6例，青春期(13~18岁)2例；骨折部位：肱骨1例、尺桡骨2例、股骨2例、胫骨4例；高能量损伤(包括车祸伤、高处坠落伤和重物砸伤)7例，低能量损伤(摔伤、扭伤等)2例；开放性损伤3例，闭合性损伤6例；切开复位4例，闭合复位5例。9例患儿经处理后骨折均已完全愈合，愈合时间6~21个月，平均愈合时间10.5个月。2例尺桡骨双骨折延迟愈合患儿经延长石膏固定时间、制动后骨折愈合；2例胫骨骨折延迟愈合患儿经支具保护下适当负重后骨折愈合；1例股骨骨折延迟愈合患儿经取出ESIN改髋人字管型石膏外固定后骨折愈合；1例胫骨、1例肱骨及1例股骨延迟愈合患儿经抗感染、患肢制动后骨折愈合；1例胫骨延迟愈合患儿经断端自体骨植骨+石膏固定处理后骨折愈合。结论:不同部位不同类型骨折后骨延迟愈合的治疗方式不同，本组病例采用了加强固定、增加断端应力刺激、抗感染、植骨重建等方法，均达骨性愈合。去除引起延迟愈合的因素、稳定骨折端是治疗成功的关键。

脑瘫是最常见的发病于儿童期而机体功能受损影响终身的神经肌肉系统疾患，新生儿发病率约为1/500，目前全世界约有1 700万脑瘫患者。脑瘫并不特指某个具体疾病，而是指发育中的胎儿或婴幼儿遭受非进展性脑损伤引发运动发育和姿势控制的永久性异常而导致机体活动受限的一组临床症候群。脑瘫可引发诸多肢体畸形，其中髋关节移位是常见的畸形之一，发生比例仅次于马蹄足。本文回顾文献并总结归纳脑瘫髋关节移位的病理生理机制、临床症状、与大运动功能分级的关系及骨科相关治疗。脑瘫髋关节移位主要是由于早期缺乏正常应力刺激及髋关节周围持续的不对称性肌力牵拉所致。髋关节移位早期常无症状，但若不及时治疗会逐渐出现髋关节半脱位或脱位，导致髋关节疼痛和活动受限，从而影响患者活动能力和增加日常护理难度。脑瘫髋移位与大运动功能分级密切相关，大运动分级越高髋移位风险越大，而通过髋关节监控可明显减少髋关节脱位的发生率。因此，建立规范的脑瘫髋关节监控流程、及时干预、防止髋脱位和疼痛的出现是国内外学者的共识。目前脑瘫髋关节移位的手术治疗主要分为三类：预防性手术、重建性手术和姑息性手术。

目的:探讨 趾末节冠状面截骨的 甲骨皮瓣再造末节背侧甲根以远复合组织缺损拇指的临床疗效。 方法:2016年1月至2018年1月,收治拇指末节背侧甲根以远复合组织缺损19例,男13例,女6例；年龄20~49岁；其中末节指骨中远段缺损,甲床缺损,伴少许指端或（和）甲床侧方软组织缺损,骨缺损长度0.6~1.7 cm。采用游离 趾末节中远段冠状面截骨的 甲骨皮瓣再造拇指末节背侧甲根以远复合组织缺损, 趾皮瓣供区直接缝合,人工真皮修复 趾甲床供区。术后每隔1个月随访1次,骨折愈合后每隔2~4个月随访1次,随访内容包括：再造拇指、供区 趾外形及甲板外观,再造拇指功能；X线片评价再造拇指指骨愈合情况,观察有无感染、骨吸收及骨不连情况；再造拇指及供区 趾有无应力性骨折,患足跑步、行走功能有无影响。 结果:本组19例再造指体全部成活。随访时间10个月~3年,平均26个月。再造拇指外形与健侧拇指外形相似,再造拇指甲板与健侧拇指甲板外形接近；所有患者X线片示指骨骨性愈合,平均愈合时间2个月,无骨质吸收、感染和骨不连。手功能按中华医学会手外科学会上肢功能评定试用标准评定,19例均为优；供区 趾甲板与健侧 甲板外形接近,供区 趾及再造拇指无应力性骨折发生。 结论:趾末节冠状面截骨的 甲骨皮瓣再造末节背侧甲根以远复合组织缺损拇指,既能恢复再造拇指的外形及功能,又能保留供区 趾的外形及功能,是一种修复该类损伤的有效治疗方法。

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进程的加剧，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不断上升，目前已达到2.6亿，伴随而来的老年骨科疾患的影响及危害也在加剧，其中骨质疏松症及骨质疏松性骨折人群在逐年攀升。髋部骨折是骨质疏松性骨折中危害最大、治疗最复杂、并发症最多、致死致残率最高的骨折，也最值得我们关注 [1]。老年髋部骨折患者的围手术期管理既繁琐又复杂，是骨折治疗的重要一环，只有做好了围手术期的科学评估、有效管理，才能避免治疗的盲目性，选择合理的手术干预时机和手术方式，降低手术风险 [2]。不论是股骨转子间骨折、还是股骨颈骨折，手术治疗始终是首选。股骨转子间骨折无论简单或复杂，常规选择闭合复位内固定，满意的骨折复位和固定是治疗效果的基础和保障，但临床中经常遇到骨折复杂、复位和固定均较困难的情况，所以股骨转子间骨折内固定治疗的并发症也相对较多。内固定术后发生并发症的原因分析往往也指向手术的某一个环节不到位，如复位不精准或不满意、内固定位置不良等。其实严重骨质疏松也是造成相关并发症的内在原因之一。临床上难复性股骨转子间骨折占比约为17%，若严格按复位标准判断，则该比例会更高。如何判断难复性股骨转子间骨折的类型，既要考虑术前的骨折影像特点，也要分析术中复位过程中骨折块的动态变化。针对难复性股骨转子间骨折衍生出了多种骨折分型方法。越是高龄、骨折复杂难复，越应力争闭合、精准复位，以有效控制损伤程度。股骨颈骨折治疗方式的选择似乎简单、明确，75岁以上老年人基本选择关节置换术，60岁以下的中青年患者选择内固定治疗。但对于60~75岁年龄段患者治疗方式的选择仍存在较大争议，对选择内固定或关节置换存在很多困惑，各家掌握尺度也不尽相同。髋部骨折患者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术后康复和再骨折的预防，老年髋部骨折的根本原因是严重骨质疏松和跌倒。在髋部骨折治疗的同时有效地评估患者的骨质量和骨代谢状况，及时同步对患者进行科学的管理和规范的抗骨质疏松治疗，能有效减少再骨折的发生 [3]。骨折治疗时必须重视这项工作，骨质疏松性骨折的治疗与普通骨折不同，除了骨折治疗本身外，还需将再骨折的预防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在临床中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点，仅将手术治疗作为骨质疏松性骨折治疗的全部。针对髋部骨折治疗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我们归纳如下：

目的:比较关节镜下内侧副韧带（MCL）锚钉缝合固定与不修复联合前后交叉韧带重建治疗KD-ⅢM型（Schenck分型）膝关节脱位的临床疗效。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分析2015年9月至2017年9月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红会医院收治的41例KD-ⅢM型膝关节脱位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26例，女15例；年龄15~62岁［（37.7±13.9）岁］。21例关节镜下前后交叉韧带重建加MCL锚钉缝合固定（修复组）；20例关节镜下前后交叉韧带重建，MCL不予修复（未修复组）。观察围术期并发症。比较两组术前、术后4个月及末次随访时Lysholm评分、国际膝关节文献委员会（IKDC）评分、视觉模拟评分（VAS）及关节屈伸活动度，以及末次随访时双下肢应力X线片的内侧开口距离。结果:患者均获随访48~66个月［（54.4±5.1）个月］。均未见围术期并发症。两组间术前Lysholm评分、IKDC评分、VAS及关节屈伸活动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内术后4个月及末次随访时以上相关指标均较术前明显改善（ P<0.05）。修复组术后4个月和末次随访时Lysholm评分为（69.7±5.1）分和（83.8±4.9）分，较未修复组的（61.0±5.5）分和（74.6±6.0）分显著提高（ P<0.05）。修复组术后4个月IKDC评分为（71.8±4.0）分，较未修复组的（71.1±3.9）分显著提高（ P<0.05）；末次随访时IKDC评分为（82.3±5.1）分，与未修复组的（83.2±4.0）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修复组术后4个月VAS为（2.5±0.6）分，较未修复组的（3.2±1.2）分显著降低（ P<0.05）；末次随访时VAS为（2.0±1.4）分，与未修复组的（2.2±1.3）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修复组术后个4个月和末次随访时关节屈伸活动度为（107.6±6.9）°和（125.9±7.8）°，较未修复组的（89.6±4.0）°和（120.9±5.2）°显著增加（ P<0.05）。修复组末次随访时内侧开口距离为（2.3±0.2）mm，较未修复组的（3.1±0.2）mm显著降低（ P<0.05）。 结论:关节镜下MCL锚钉缝合固定或不修复联合前后交叉韧带重建治疗KD-ⅢM型膝关节脱位均可获得较为满意功能恢复，但MCL修复的患者功能恢复、疼痛缓解更快，关节稳定性更加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