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高度微卫星不稳定（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high，MSI-H）胃癌的组织学特征及其PD-L1表达对预后的预测价值。方法:收集2014年3月至2018年12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行根治性胃癌手术切除和进行4种主要错配修复蛋白（MLH1、PMS2、MSH2、MSH6）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的2 472例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对171例表现为错配修复缺陷（mismatch repair-deficient，dMMR）的患者采用聚合酶链反应（PCR）进行微卫星不稳定性检测。以PCR检测结果为标准，对MSI-H胃癌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进行PD-L1染色。结果:MSI-H胃癌与老年、女性、胃窦、肠型、肿瘤大于5 cm、缺乏淋巴结转移及PD-L1表达阳性有关（均 P<0.05）。PD-L1表达水平联合阳性评分可作为独立的预后危险因素（ P=0.026， HR=8.385，95% CI=1.293~54.367）。虽然未观察到PD-L1表达模式与预后的关系，但PD-L1表达模式“弥漫”与脉管癌栓侵犯（ P=0.007）、浸润深度（ P=0.040）有关，并且MSI-H+PD-L1阳性胃癌中所有发生复发或死亡的患者，PD-L1表达模式均为“弥漫”。此外，胃癌原发灶和淋巴结转移灶的PD-L1表达水平和表达模式有高度的一致性（ P=0.450）。 结论:MSI-H胃癌具有独特的组织学特征。PD-L1表达水平联合阳性评分为MSI-H胃癌患者一个重要的预后预测指标。PD-L1表达模式“弥漫”或为一个预后预测指标。晚期胃癌患者可以通过转移灶活检来获取其PD-L1表达的水平和模式。

目的:探讨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在结直肠癌中分析错配修复（mismatch repair，MMR）蛋白表达的意义及注意事项。方法:收集2014年7月至2018年10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具有MMR检测结果的、术前未经新辅助治疗的手术切除结直肠癌3 428例，复读MMR免疫组织化学切片，对判读有问题的病例重新染色、评估，并检测微卫星不稳定性（MSI），分析MMR表达与MSI状态及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结果:（1）3 428例结直肠癌中，28例（0.8%）因当初免疫组织化学染色不佳进行重新染色，119例（3.5%）的复诊MMR结果与原判断不一致，主要集中在PMS2和MLH1。最终，261例（7.6%）为错配修复缺陷（dMMR），以MLH1、PMS2联合缺失（43.3%，113/261）为主。（2）在当初诊断时进行MSI检测的14例中，MSI与MMR结果一致的有13例；在29例进行二代测序的dMMR病例中，高度微卫星不稳定（MSI-H）与dMMR的一致率为93.1%（27/29）。其中，MSI与MMR结果不一致的病例为MSH6或PMS2单独缺失。（3）21例结直肠癌呈MLH1或MSH2单独阴性，而PMS2或MSH6呈少部分或部分（弱）阳性。其中能进行MSI检测的19例中，16例为MSI-H，2例为低度微卫星不稳定，1例为微卫星稳定。（4）与错配修复完整（pMMR）的病例相比，dMMR组女性、<50岁、具有肿瘤家族史、早期患者更多见，肿瘤更好发于右半结肠，病理类型以低分化腺癌、黏液腺癌和印戒细胞癌多见（均 P<0.05）。 结论:免疫组织化学检测MMR蛋白表达是一种比较有效、方便的方法，但是操作流程及结果评估需要标准化，对于特殊病例需要进行MSI检测，进而指导临床治疗和评估预后。

目的:探讨病理组织学生长方式对肝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肝转移瘤切除术后3年无进展生存期（PFS）的预测作用。方法:收集2007年1月至2017年1月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收治的经病理确诊并进行手术完整切除的肝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111例的临床病理资料，排除不符合入组标准的病例，最后入组患者共80例。根据组织学生长方式国际专家共识标准，评估其肝转移瘤的组织学生长方式类型。通过χ 2或Fisher确切检验分析组织学生长方式与其他临床病理因素的相关性。通过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不同组织学生长方式的肝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3年PFS的差异，并通过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确定影响其3年PFS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共入组80例患者，其中促纤维组织增生型43例（54%）、替代型32例（40%）、推挤型3例（4%）、混合型2例（2%）。组织学生长方式与患者年龄、性别、转移瘤发生时间、肿瘤负荷、组织学分级、是否伴有黏液分化及微卫星不稳定性等临床病理特征无相关性（ P>0.05）。促纤维组织增生型患者的3年PFS明显优于替代型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107， P=0.013）。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均显示组织学生长方式为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结直肠癌肝转移瘤组织学生长方式主要表现为促纤维组织增生型和替代型。组织学生长方式为肝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术后独立的预后因素，故组织学生长方式需要在病理报告中明确指出，以提示临床合理选择治疗策略。

目的:探讨微卫星不稳定(MSI)及Ki-67表达水平与结直肠癌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及对预后的影响，为结直肠癌的预后判断提供参考。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2019年12月在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普外科行结直肠癌根治术并经病理确诊的183例结直肠癌患者的病例资料，其中男性101例(55.2%)，女性82例(44.8%)，年龄20~86岁，平均年龄(60.27±13.13)岁。根据错配修复蛋白免疫组化染色结果，将患者分为MSI-H组( n＝32)和MSI-L/MSS组( n＝151)；根据Ki-67抗原免疫组化染色结果，将患者分为Ki-67低表达组(<82.5%， n＝136)和高表达组(≥82.5%， n＝47)，其中Ⅲ+Ⅳ期患者中Ki-67低表达62例(78.5%)、高表达17例(21.5%)。收集分析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无病生存期和总生存期等数据。计数资料以例(%)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进行比较，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微卫星不稳定及Ki-67表达水平与结直肠癌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及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微卫星不稳定及Ki-67表达水平与无病生存期和总生存期的相关性。 结果:单因素分析显示，MSI-H组和MSI-L/MSS组患者在性别( χ2＝4.37， P＝0.037)、肿瘤部位( χ2＝26.40， P<0.001)、肿瘤最大径( χ2＝11.12， P＝0.001)、神经侵犯( χ2＝5.53， P＝0.019)等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显示，只有性别( OR＝3.013，95% CI：1.183~7.672， P＝0.021)、肿瘤部位( OR＝0.167，95% CI：0.067~0.419， P<0.001)、神经侵犯( OR＝0.202，95% CI：0.042~0.968， P＝0.045)为MSI状态的独立相关因素。在Ⅲ+Ⅳ期结直肠癌中，Ki-67低表达组与高表达组在肿瘤部位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3.91， P＝0.048)。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显示Ki-67高表达( HR＝0.301，95% CI：0.118~0.768， P＝0.012； HR＝0.275，95% CI：0.083~0.912， P＝0.035)、MSI-H( HR＝0.072，95% CI：0.010~0.525， P＝0.009； HR＝0.122，95% CI：0.017~0.900， P＝0.039)为影响结直肠癌患者术后无病生存期、总生存期的独立保护因素。 结论:MSI-H型结直肠癌常见于男性、右半结肠癌、神经侵犯阴性的患者；在Ⅲ+Ⅳ期结直肠癌中，右半结肠癌Ki-67表达水平较左半结直肠癌低；MSI-H型、Ki-67高表达的结直肠癌患者无病生存期、总生存期较长，预后较好。

患者女性，56岁，因"上腹痛2个月"于2022年8月23日至西湖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于当地医院检查示糖类抗原19-9>12 000 kU/L。入院后胰腺增强CT示胰腺钩突占位，考虑胰腺癌。超声内镜穿刺活检病理示：胰腺中分化腺癌。基因检测：程序性死亡蛋白配体1阳性表达肿瘤细胞比例为5%，低度微卫星不稳定性，MSH6基因突变，肿瘤突变负荷高。行新辅助化疗，方案为氟尿嘧啶、亚叶酸钙、伊立替康和奥沙利铂，同时联合派安普利单抗治疗。完成第8次化疗后行开腹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术后病理：胰腺组织内无肿瘤残留。术后4周开始辅助治疗，仍为术前新辅助化疗方案，完成4个周期，同时联合派安普利单抗维持治疗。至今随访11个月未见肿瘤复发。

目的:探讨食管胃结合部腺癌(AEG) Siewert分型、微卫星不稳定(MSI)、HER2表达的特点。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5月—2020年11月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连续的胃腺癌临床病理资料，将之分为AEG组和非AEG组。统计AEG的Siewert分型各型构成比、并且分析癌肿大小与Siewert分型的关系。统计分析AEG的MSI状态、HER2表达状态及其与非AEG的差别。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Mean± SD)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 结果:共收集到328例连续的胃腺癌手术切除的病例资料，其中AEG242例，非AEG86例。AEG的Siewert分型以Ⅱ型为主(151例，62.40%)，其次为Ⅲ型(86例，35.54%)，Ⅰ型最少(5例，2.07%)。对AEG癌肿长径的大小与Siewert分型的例数分布关系的分析显示，随着癌肿的增大，Siewert Ⅱ型例数逐渐减少，Siewert Ⅲ型例数逐渐增加。非选择性地对192例胃腺癌(AEG140例，非AEG52例)进行了MSI状态检测。其中MSI共12例(6.25%)，其中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为2例(1.04%)，微卫星低度不稳定(MSI-L)为10例(5.21%)。AEG的MSI比例与非AEG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MSI病例均存在PMS2的阴性或弱阳性。除15例pTis/T 1a期病例之外，313例胃腺癌均采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了HER2表达状态。其中HER2表达3+者共30例(9.58%)。HER2表达2+者共32例(10.22%)，其中7例进行了荧光原位杂交(FISH)检测，阳性者3例。AEG的HER2(3+)比例显著高于非AEG( P<0.05)。 结论:AEG以SiewertⅡ型为主；AEG可能大多原发于发生于食管胃结合部以上1 cm至以下2 cm之间，对于早期AEG的内镜筛查，应多注意该区域；SiewertⅢ型可能多来源于Siewert Ⅱ型的进展。微卫星不稳定在本地区胃癌中发病率低；与其他部位胃腺癌相比，AEG在MSI方面不具有特殊性；AEG的MSI以PMS2的表达缺陷为主；AEG比其他部位胃腺癌的HER2过表达者多。

目的:探讨INHBA在结直肠癌中的表达及其与微卫星状态、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系。方法:基于基因表达综合（GEO）数据库及基因表达谱交互分析（GEPIA）数据库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选定结直肠癌差异表达预后相关目标基因。收集2016年1月至2022年6月于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行手术治疗的107例结直肠癌患者蜡块组织，制备组织芯片，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结直肠癌组织中微卫星状态[错配修复（MMR）蛋白MLH1、MSH2、MSH6、PMS2均为阳性表达为错配修复完整（pMMR），代表微卫星低度不稳定或微卫星稳定；若其中任何一个指标为阴性，则判定为错配修复缺陷（dMMR），代表微卫星高度不稳定]和INHBA的表达情况。回顾性分析患者临床病理资料，分析INHBA与微卫星状态及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系。结果:从GEO数据库筛选出结直肠癌3个数据集：GSE110223（13个癌组织、13个癌旁组织）、GSE110224（17个癌组织、17个癌旁组织）、GSE113513（14个癌组织、14个癌旁组织），筛选出癌组织和癌旁组织间差异表达上调和下调的前50个基因，经韦恩图分析3个数据集的交集基因，筛选出上调基因12个，下调基因17个；根据GEPIA数据库，共有的上调和下调差异基因中AQP8、ZG16、INHBA基因与结直肠癌预后相关，INHBA在结直肠癌组织中表达水平较癌旁（距肿瘤边缘≥5 cm）组织高（ P<0.05），选定INHBA基因进行分析。对收集的结直肠癌蜡块组织进行免疫组织化学检测显示，结直肠癌组织INHBA高表达患者比例高于癌旁组织INHBA高表达患者比例[85.05%（91/107）比67.29%（72/107）， P<0.05]。癌组织INHBA高表达与病灶部位[右半结肠比左半结直肠：94.00%（47/50）比77.19%（44/57）]、肿瘤长径[>5 cm比≤5 cm：92.73%（51/55）比76.92%（40/52）]、浸润深度[T 3~4期比T 1~2期：96.43%（54/56）比72.55%（37/51）]、分化程度[低、中分化比高分化：91.04%（61/67）比75.00%（30/40）]、淋巴结转移[是比否：93.02%（40/43）比78.13%（50/64）]均有关（均 P<0.05），与年龄、性别、脉管癌栓、神经侵犯情况均不相关（均 P>0.05）。pMMR组结直肠癌组织INHBA高表达患者比例高于dMMR组患者[93.22%（55/59）比75.00%（36/48）， χ2＝6.91， P＝0.008]。 结论:INHBA在结直肠癌组织中高表达，并且高表达的INHBA与结直肠癌的临床病理特征以及微卫星状态密切相关；INBHA可能为结直肠癌诊断、治疗及预后的新标靶。

目的:探讨子宫内膜癌不同技术方法分子分型的差异以探索符合国情的分子分型方案。方法:收集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病理科2021年4月至2022年3月诊断的子宫内膜癌254例，采用二代测序和免疫组织化学检测综合方案进行分子分型，并以POLE和TP53突变频率≥20%设定为Sanger测序检测极限值模拟其结果，比较不同组合方案下分子分型结果。结果:254例子宫内膜癌患者，年龄24~89岁，平均年龄51岁。包含有POLE的第9~14号外显子、TP53全外显子和微卫星不稳定（MSI）检测的二代测序panel为较好的独立解决方案，结合MSI片段分析检测和常规免疫组织化学初筛为最佳的综合解决方案，和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数据及近期文献比对有最佳符合率，POLE超突变型、错配修复缺陷型、TP53突变型及非特异分子特征型占比分别为11.4%（29/254）、31.5%（80/254）、22.4%（57/254）和34.6%（88/254）；如改用Sanger测序进行POLE和TP53突变检测，则分别为9.1%（23/254）、31.5%（80/254）、12.9%（33/254）和46.6%（118/254），大幅度增加了非特异分子特征型的数量；如采用Sanger测序检测POLE，其余分型均用免疫组织化学检测替代，则分别为9.1%（23/254）、42.2%（92/218）、13.8%（35/254）和40.9%（105/254），将增加错配修复缺陷组的假阳性判断。结论:包含MSI检测的中小型二代测序panel为分子分型的较好解决方案，Sanger测序对POLE突变检测目前可满足基本要求，但对TP53突变检测灵敏度不够，和p53免疫组织化学判断TP53突变效率相当。进一步优化含MSI检测和POLE 、TP53全外显子的中小型二代测序方案是未来符合国情的最优选择。

免疫治疗尤其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彻底改变了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模式。程序性死亡配体-1、肿瘤突变负荷对治疗反应的预测作用已得到充分证明，但其无法避免肿瘤异质性、检测方法及判读标准不一致等问题。研究发现一些新型生物标志物与免疫治疗疗效相关，如基因错配修复缺陷、微卫星不稳定性、驱动基因突变、外周血常规生物标志物、循环肿瘤细胞、循环肿瘤DNA等。进一步研究肿瘤组织和外周血的生物标志物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治疗中的预测价值，可为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子宫内膜癌（EC）患者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分子分型与淋巴结转移及其他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方法:收集2016年4月至2022年5月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住院行手术治疗且采用二代测序技术进行TCGA分子分型的295例初治EC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EC的TCGA分子分型分为4种，即POLE超突变型（15例）、微卫星不稳定性（MSI-H）型（50例）、低拷贝（CNL）型（175例）和高拷贝（CNH）型（55例）。回顾性分析不同分子分型EC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的差异以及淋巴结转移的相关影响因素。结果:295例EC患者的年龄为（56.9±0.6）岁。（1）POLE超突变型、MSI-H型、CNL型和CNH型4种分子分型患者的淋巴结转移率（分别为0、8.0%、10.3%和25.5%）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2.524， P=0.006）。4种分子分型EC患者的年龄、手术病理分期、病理类型、子宫内膜样癌病理分级、肌层浸润深度、淋巴脉管间隙浸润比例、雌激素受体表达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其中，CNH型患者的子宫内膜样癌病理分级为G 3、病理类型为非子宫内膜样癌、肌层浸润深度≥1/2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3种分子分型（ P均<0.05）。（2）单因素分析显示，病理类型、子宫内膜样癌病理分级、肌层浸润深度、子宫颈间质浸润、淋巴脉管间隙浸润、孕激素受体表达均为显著影响EC患者淋巴结转移的因素（ P均<0.01）；多因素分析显示，淋巴脉管间隙浸润是影响EC患者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 OR=5.884，95% CI为1.633~21.211； P=0.007）。（3）不同分子分型EC患者淋巴结转移的相关影响因素不同。MSI-H型患者中，病理类型为非子宫内膜样癌是影响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 OR=29.010，95% CI为2.067~407.173； P=0.012）；CNL型患者中，肌层浸润深度≥1/2（ OR=4.995，95% CI为1.225~20.376； P=0.025）、有淋巴脉管间隙浸润（ OR=14.577，95% CI为3.603~58.968； P<0.001）均是影响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CNH型患者中，病理类型为非子宫内膜样癌（ OR=7.451，95% CI为1.127~49.281； P=0.037）、有子宫颈间质浸润（ OR=22.938，95% CI为1.207~436.012； P=0.037）和淋巴脉管间隙浸润（ OR=9.404，95% CI为1.609~54.969； P=0.013）均是影响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分子分型为POLE超突变型的EC患者的淋巴结转移率最低，CNH型患者的淋巴结转移率最高。不同分子分型EC患者的淋巴结转移危险因素不尽相同，根据术前病理检查及影像学检查资料，MSI-H型及CNH型患者中非子宫内膜样癌患者易出现淋巴结转移，CNL患者中肌层浸润深度≥1/2者易出现淋巴结转移。